金代太子师保制度探析

时间:2023-10-26 16:24:03 来源:网友投稿

陈秀梅

摘 要:有金一代是中国古代太子师保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金代太子师保选拔以道德品质、学识水平、仕途履历为主要标准。人员组成以女真为主,汉人次之,渤海、契丹亦与其列。其中,汉人师保以良好的文化素养及政治能力逐渐成为金代太子师保群体的中坚力量。其职官数量承唐仿宋而略有更易,仕途迁转或限于东宫内部或出掌中央、地方要职。金代太子师保制度既保证了太子能够受到文化、德行、政治等全方位的良好教育,又在金代政局变化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关键词:金代;
师保;
三师三少;
太子教育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3)02-0062-04

太子师保又称太子保傅,即太子三师三少,分别为太师、太保、太傅和少师、少保、少傅。“太子是国家之本”[1]2400,太子素质关乎国家存亡,因此太子教育问题一直受到历朝历代的关注。金代太子师保制度在《金史》中略有记载,目前学界在太子教育以及东宫制度探究的相关论著中有所涉及[2],但对太子师保群体未有专门研究。通过梳理相关资料,将从太子师保选任标准、太子师保制度具体内容及太子师保制度的价值三个方面阐述金代师保制度的发展。

一、金代太子师保的选任标准

1.以儒家规范为核心的道德品质。太子师保身为太子之师,与太子朝夕相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对太子思想以及性格产生影响,因此,在选拔太子师保时,当择德高望重之士。世宗曾诏太子詹事曰:“东宫官属尤当选用正人,如行检不修及不称职者,具以名闻。”[1]158宣宗时延州刺史温撒可喜也曾上疏言:“皇太子宜选正人为师保。”[1]317这两处史料中提到的“正人”可理解为正直之人,可见,良好的道德品行是选任太子师保的首要条件。金代虽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但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仁义礼智信”成为金代信奉的核心价值观,也成为金代选拔师保的重要条件。

“仁”以爱人为核心,指人与人在相处中和谐友爱,血缘亲情之孝是“仁”的根本所在。世宗时期被任命为太子少师的任熊祥就以孝闻名,“熊祥事母以孝闻,母没时,熊祥年已七十,不食三日,人皆称之”[1]2311。母亲去世时,已年过七十的任熊祥停食三日为母守孝,时人都称赞他。“义”指忠义。耶律恕是熙宗时期官员,海陵为平章政事时,曾试探耶律恕说:“君亦有党乎?”恕正色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以其道得之,非恕之志也。何朋党之有。”[1]1841后入为太子太保,耶律恕为人忠正,不树朋党并坚持自己的操守。“礼”指恭敬尊重,遵守礼节、礼法。高桢是太子光英的太保,辽阳人,曾中进士。“桢性方严,家居无声伎之奉。虽甚暑,未尝解衣缓带。对妻孥危坐终日,不一谈笑,其简默如此。”[1]1890高桢在炎炎夏日,在自己的妻子儿女面前也终日正襟危坐,没有丝毫懈怠,一直恪守礼节。“智”指知识和智慧。高桢刚正不阿,不惧权贵。“海陵至中京,桢警夜严肃。有近侍冯僧家奴李街喜等皆得幸海陵,尝夜饮干禁,桢杖之濒死,由是权贵皆震慑。”[1]1890高桢任中京留守时,因为执法严峻,极大地震慑了中京权贵,将中京治理得井井有条,高桢在任期间还举荐了很多人才并一直被海陵信任和倚重。“信”指诚实守信。完颜爽本名阿邻,是卫王完颜宗强子。世宗在东京即位时,完颜爽积极响应,世宗大悦,后被升任為太子太保。显宗长女邺国公主下嫁乌古论谊,世宗在庆和殿赐宴,爽向西而坐,迎夕照,面发赤似醉。上问曰:“卿醉邪?”对曰:“未也,臣面迎日色,非酒红也。”上悦,顾群臣曰:“此弟出言,未尝不实,自小如此。”因谓显宗兄弟曰:“汝等可以为法。”[1]1605-1606人无信则不立,完颜爽以率真的品行,深受世宗喜欢并要求显宗兄弟学习其忠厚诚实的品行。

2.渊博的学识背景。有金一代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因此在选择太子师保时,定然要选择饱学之士。海陵曾对侍臣说:“上智不学而能,中性未有不由学而成者。太子宜择硕德宿学之士,使辅导之,庶知古今,防过失。”[1]1853因此除了德行外,渊博的学识同样是选任太子师保的重要条件,而进士群体因才华出众而成为师保职位的重要候选者。金代汉人太子师保群体中以进士出身且履历可考者,有石琚、刘仲诲、孙铎、张行简、张行信五人。石琚字子美,定州人,是太子允恭的师保。天眷二年(1139年),中进士第一。累迁平章政事,封莘国公,拜右丞相。石琚为吏部长官时奉敕领衔修纂《正隆官制》与《大定官制》[1]1960。刘仲诲字子忠,大兴宛平人。皇统九年(1149年),赐进士及第。刘仲诲在海陵时就崭露头角,海陵曾以时政咨询在朝官员,刘仲诲每次都从容应答,面无惧色,受到海陵的赏识。金世宗时,任太子詹事、太子少师,先后为东宫官属近十五年,尽职尽责教导规劝太子,受到太子的敬重[1]1773。孙铎字振之,恩州人。铎聪敏好学,登大定十三年(1173年)进士第,宣宗时为太子太师。章宗对孙铎非常认可,孙铎和户部侍郎张复亨曾就交钞问题产生争论。张复亨认为三合同钞可行,孙铎请求废弃,最终章宗采纳了孙铎的建议,并对侍臣说:“孙铎刚正人也,虽古魏征何加焉!”[1]2194同时孙铎还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中州集》中记载其“作诗甚多,其赋玉簪有「披拂秋风如有待,裴回凉月更多情」之句,甚为诗家所称。”[3]581张行简字敬甫,莒州人。大定十九年(1179年)进士第一,章宗时始任太子师保。张行简出身官宦世家,为人性情纯厚,做事周密谨慎,章宗很信任他。张行简在文学和礼学方面都颇有建树,“所著文章十五卷,礼例纂一百二十卷,会同、朝献、、丧葬,皆有记录,及清台、皇华、戒严、为善、自公等记,藏于家。”[1]2333行简历经累朝,荣宠不衰。《滏水集》记载:“其家风醇谨,则似万石君,通达典故似虞秘书,经学论议似陆宣公,诏诰典册似李赞皇。人得其一,已独厌余,不几于全乎。”[4]266张行信字信甫,行简弟,登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进士第,宣宗贞四年二月为太子少保[1]2363。为官多载,不惧权贵敢于直言,故皇帝对其青睐有加。张行信深谙礼制,恪守礼法,其“父兄世为礼官,世习礼学,诸礼制皆有记录。金代儒臣,推张氏父子。行简、行信又前后同领国史云。”[5]827

女真人以科举入仕成为太子师保的,有奥屯忠孝、蒲察思忠二人。奥屯忠孝字全道,本名牙哥,懿州胡土虎猛安人。中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进士,在卫绍王时期任太子少傅[1]2298;
蒲察思忠本名畏也,隆安路合懒合兀主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是宣宗时期的太子太保[1]2299。金源一代以进士出身的渤海族太子师保仅见张汝霖一人。张汝霖字仲泽,辽阳人。太师张浩之子,贞元二年(1154年)赐进士第,世宗朝任太子少师,明昌元年(1190年)十二月卒。张汝霖聪慧好学,其才华受到其父张浩与金世宗的认可。张浩曾说张汝霖是自家的千里驹,世宗也曾对朝臣说礼官当选像张汝霖般的饱学之士[1]1865。

3.主政一方的仕途履历。金代尤为注重太子的政治素养,因此为官经历是太子三师三少选任的重要标准。世宗曾说:“朕尝历外任,稔知民间之事,想前代之君,虽享富贵,不知稼穑艰难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1]192女真人往往处于显要地位,尤其身在皇室更是生来富贵,导致许多君主不知民间疾苦,就需要有地方官经历的师保为太子传授社会经验。世宗即位后,召宗宪为太子太师,并对宗宪说:“卿年老旧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尚少,谨训导之。”[1]1616太子师保经历外任时的所见所闻往往是太子了解民间的一个途径,太子师保丰富的阅历能够帮助太子更好地体察民情、知晓民意,成为一名合格的储君。金代的许多太子师保都有地方官的经历。刘仲诲是太子允恭的师保,上文中已有提及。刘仲诲曾任棣州防御使,其所辖的厌次县捕获数十名强盗,当地官员想以全获强盗求得赏赐。看到这些强盗中有许多是老人和孩子,刘仲诲怀疑其中有冤情,暂缓审理案件。同僚认为厌次县境内盗贼很多,请求依法处置,以达到惩戒他人的目的。但仲诲决定先释放老人和小孩。不久后,果然抓获了真正的盗贼[1]1773。由此可以看出,刘仲诲为地方官时恪尽职守,体恤百姓,不会为了自身的政绩而滥杀无辜。李石,辽阳人,是金世宗生母贞懿皇后之弟。李石敦厚少言,才识过人。海陵朝时任地方官吏,“天眷元年,置行台省于汴,石为汴京都巡检使,历大名少尹、汴京马军副都指挥使,累官景州刺史。”[1]1911-1912后世宗谋取皇位时,李石大力拥护,以定策之功在世宗朝受到极高的礼遇。不仅娶了他的女儿(元妃李氏),还命其为显宗允恭之师。奥屯忠孝被任命为河平军节度使兼都水监时,疏浚七祖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鸡爪、孙家港,又开通东明、南阳岗、马蹄、孙村诸河道。忠孝常说:“河之为患,不免劳民。复垒石为岸十余里,民不胜其病矣。”[1]2298奥屯忠孝深知水患带给民众的损失,又切实地帮助百姓解决了问题。

二、金代太子师保制度的具体内容

1.职官设置。曾震宇在探析辽与金初的东宫官时提道,“就官制的发展而言,金朝可说是辽、宋官制的汇合点,亦是辽、宋官制的源头——唐朝官制的再延续。”[6]诚如此言,金代的师保制度是基于唐宋辽的师保制度变化发展而来。《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各一人,从一品。掌辅导皇太子。……自太师以下唯其人,不必备。”[7]1291-1292唐代太子三师属从一品,太子三少从二品,执掌辅导太子并且要求选拔德才兼备之人,应注重人选品质,数量不必完备。

宋代东宫在官员配置上绝大多数沿袭了唐[8]。《宋史·职官志二》记载:“国初,师傅不常设。仁宗升储,置三少各一人。参政李……师、太傅、太保,以待宰相官未景定元年,度宗升储,以贾似道为少师。”[9]3822-3823通过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宋代太子师保的官员设置和数量都不完备,其授予以三少为主。这一时期的太子师保全部都是虚职加衔,并多为宰相以及致仕官兼任,三少中少师地位高于少傅和少保。

《金史》记载:“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正二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三品。”[1]1299其品级较唐宋两代有所下降,其职官设置同唐宋两代一样并非时时完备,金世宗时期为有金一代太子师保设置最为齐备的时期。据《金史》《金文最》所记,金代前后共有33位太子师保。

海陵时期共9位师保:乌延蒲鲁浑、高桢、仆散师恭、赵兴祥、满讹里也、徒单贞、完颜昂、耶律恕、徒单永年;
世宗时期共15位师保:宗宪、李石、完颜爽、完颜宗尹、唐括德温、徒单克宁、按答海、完颜守道、刘仲诲、张汝霖、任熊祥、石琚、孟浩、高思廉、武明甫;
卫绍王时期共3位师保:永德、张行简、奥屯忠孝;
宣宗时期共7位师保:张行简、孙铎、蒲察思忠、阿不罕德刚、阿鲁罕、刘、张行信,其中张行简在卫绍王和宣宗时期都担任过太子师保的职位。

金代的太子师保中,女真族18人,汉族10人,渤海族3人,契丹族1人,1人族属不详。这与金朝实行的“女真本位”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绝大部分的太子师保都兼任着其他朝廷官职,其兼任的职官多为文官,武官仅3例。金代太子师保中太子太保数量最多并多授予女真人,这一点在田晓雷的《金代“太子太保”述论》中有相关讨论[10]。金代初期太子师保还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出现:赠官。纵观金源一代,仅完颜娄室和完颜谋演获此殊荣[11],此后太子师保不再作为赠官存在。

2.太子师保的俸禄情况。官员俸禄是为保障官员及家人正常生活,金代对官员的经济待遇有明确规定。笔者将太子师保的俸禄分为正俸和兼职官俸给两部分,其正俸为:金代东宫三师,钱粟一百五十贯石,曲米麦各二十二稱石,春罗秋绫各二十二匹,绢各八十匹,绵三百五十两。金代东宫三少属于正三品,钱粟七十贯石,曲米麦各十六称石,春罗秋绫各十二匹,绢各五十五匹,绵二百两[1]1340。

由于年代久远,难以评价金代师保俸禄的厚薄,但武明甫的一段自述或可帮助我们窥其一斑。武明甫曾官至太子太保,“公生平不置宫室所居湫隘。仅足以蔽风雨。尝谓孙蟾枝君曰。吾一生为清白吏。家无余赀。止堪度日。”[12]1275太子师保虽地位很高,但武明甫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没有多余的钱财。可见,金代太子师保俸禄对于当时的金代社会来说并不丰厚。由于金代统治需要,加之太子师保群体素质较高,因此太子师保多身兼他职,可见兼官俸给是太子师保俸禄情况的重要一环。但金代各时期对于兼职官俸给的规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天德二年,以三师、宰臣以下有以一官而兼数职者,及有亲王食其禄而复领他事者,前此并给以俸,今宜从一高,其兼职之俸并不重给。至大定二十六年,诏有一官而兼数职,其兼职得罪亦不能免,而无廪给可乎。遂以职务繁简定为分数,给兼职之俸[1]1340。

这则史料是海陵和世宗时期关于兼职官俸给的规定,由于不同官员兼任的职位不同,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这里对此问题不再详述。此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赏赐,“主要是金银和绢帛,其次为米粮、土地、马牛,及其他实物,所赐数额往往很大。”[13]海陵曾赐给按答海“诏给平州官田三百顷,屋三百间,宗州官田一百顷。”[1]1683-1684按答海致仕后,大定八年世宗又赐其“钱万贯,甲第一区,留京师,使预巡幸球猎宴会。”[1]1683-1684

3.太子师保的官职迁转。太子师保迁转的主要标准是太子师保自身的能力、对太子教育起到的作用以及当权者的个人好恶。太子师保迁转的主要途径分为东宫内部迁转和出任中央或地方官员[14]。

东宫内部迁转的有乌延蒲鲁浑、完颜爽等,此类官员因自身素质良好,在任期间的表现亦可圈可点,因此得到了皇帝和太子的信任。部分太子师保出任中央官员,甚至有些人官至一品,位极人臣,如完颜守道、李石、徒单克宁。“世宗在位几三十年,尚书令凡四人:张浩以旧官,完颜守道以功,徒单克宁以顾命,石以定策,他无及者。”[1]1911-1912这类官员多出身世家大族,自身又不断努力进取,终得以建功立业,逐渐成为朝廷的中流砥柱。极少数人由于统治者的需要或者自身问题,发生太子师保调动到地方或者品级下降的情况,如宣宗时期的奥屯忠孝以及蒲察思忠。胡沙虎主张废卫绍王为庶人,受到举朝上下的一致反对,仅奥屯忠孝与蒲察思忠二人是非不分,阿附于逆贼胡沙虎。蒲察思忠还曾在醉酒后殴打礼部值守官员,遭到御史台弹劾,降为秘书监兼同修国史[1]2298-2299。

通过对太子师保俸禄情况和迁转情况两方面的考察,可以窥见其在任时的政绩与生活。总体而言,担任过太子师保的官员多仕途平坦,尤其在太子即位之后能够凭借东宫官的经历在政治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待。除此之外,太子师保有时还会获得一些额外的优待。例如,致仕后起而复用。刘在金章宗时期任太子师保,贞三年致仕,章宗认为朝廷正值多事之秋,太子薨后思虑不周。不久,即起为知开封府。贞四年正月元日,摄左宣徽使。再次请老,未到半年又复起为御史中丞[1]1775。又如,恩荫子弟。世宗非常看重完颜爽,因完颜爽身体抱恙,故令其子迁官,此举的意图是希望完颜爽因喜而愈[1]1605。此外,还有可能受到在位者的格外礼遇。显宗允恭感念师恩,曾于石琚生日赐诗一首:“黄阁今姚宋,青宫旧绮园。绣归里社,冠盖尽都门。善训怀师席,深仁寄寿尊。所期河润溥,余福被元元。”[15]275-276

三、金代太子师保制度的价值

1.师保的职能。《金史》记载:“金代太子三师三少掌保护东宫,导以德义。”[1]1300太子师保统领东宫官属,共同教育和保护太子,致力于将太子培养成文治武功、良好品德、政治素养全方位发展的人才。金代作为女真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比较注重对女真旧俗的传承。海陵曾对侍臣说“诗文小技,何必作耶。至于骑射之事,亦不可不习,恐其懦柔也。”[1]1853从这一观点出发,海陵非常注重军事能力的培养。乌延蒲卢浑和完颜昂通过军功入仕,有勇有谋,战功显著,后成为太子光英的师保。身为太子,理当修身养性。良好的文化素养和端正的品行缺一不可,因此在选择太子师保时,统治者会格外注重其道德品行。世宗令郑松为左谕德辅导太子读书,就是因为听闻郑松贤德。世宗曾让郑松取服带,郑松对曰:“臣忝谕德,不敢奉命。”[1]410-411郑松不曲意顺从,坚守气节的举动得到世宗的称赞。太子师保不仅要对太子进行道德教育,还希望通过身体力行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太子。太子为国之根本,其素质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未来的发展。石琚曾请求令太子学习政事:“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备位执政,兼师保之任。臣愚以为太子天下之本,当使知民事,遂言及之。”[1]1960由此可见,太子师保身为太子之师,应负责教导太子学习政务。此外,光英和显宗为皇太子时都曾监国代理朝政,这也是对太子执政能力的训练。

2.太子师保和继位皇帝的关系。太子师保身为太子之师,与太子的亲厚关系不言而喻。然而金代宫廷政变频繁,又因子嗣问题,师保制度随太子的设立情况进行调整。自海陵王完颜亮设立东宫官属以后,顺利继承皇位的皇太子只有完颜守绪,也就是哀宗。因此,在分析太子师保与继位皇帝的关系时分三种情况。第一种为通过发动政变得到皇位的情况——世宗时期;
第二种为皇太孫身份继任皇位——章宗时期;
第三种为太子顺利继承王位——哀宗时期。世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求贤若渴,对海陵王时期的优秀官员不计前嫌委以重任。完颜昂在海陵时期曾担任过太子少保一职,纵酒无度。海陵听说后,常告诫其不许饮酒,却没作用。大定初,从扬州回来,妻子为其置办酒宴,只饮了几杯。他的妻子,感到非常奇怪。完颜昂说:“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时不以酒自晦,则汝弟杀我久矣。今遇遭明时,正当自爱,是以不。”[1]1888完颜昂认为世宗是圣明的君主,世宗进封其为汉国公,拜授都元帅,太保依旧。后完颜昂因病去世时,世宗停止视朝,亲临祭奠,并赐钱物。

显宗驾崩后太子之位悬而未决,徒单克宁极力拥护显宗之子也就是当时的章宗,下文中也会提到。章宗即位后,“甲辰,幸太傅徒单克宁第视疾。以克宁为太师、尚书令,封淄王,赐银千五百两,绢两千匹。”[1]216-217张行信为宣宗时期设立的太子师保,“时哀宗为皇太子,春宫所设师保赞谕之官多非其人。[1]2400独张行信品格端方,深得朝野敬重。后“哀宗即位,首命召之,迁尚书左丞。”[3]586《元好问全集》记载:“盖自承安迄至宁之弑,前后二十年,朝臣非无刚棱疾恶、不畏强御之士,然敢与此贼角者,唯先生与尚书左丞张公行中二人而已。”[16]357这里提到的左丞张公行中即张行信。纵观有金一代的太子师保群体,不论是仕途发展方面还是与继位皇帝的关系方面都比较顺畅,当然这也与太子师保本人的能力和当权者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3.太子师保在政局中发挥的作用。太子师保承担太子辅佐训导之责,同时太子师保也是皇帝亲信之人。因此这一职位还承担着调节皇帝与东宫关系,稳定国家大局的责任。由于皇帝好恶并非一成不变,党派之争此起彼伏,诸位皇子对皇位虎视眈眈,再加上太子自身的变化,故太子师保身为朝廷重臣,面对政权更迭时其选择至关重要。完颜光英是完颜亮最宠爱的儿子,海陵伐宋时,太子完颜光英留守汴京,当时的太子少师满讹里也奉命守卫太子。采石矶之役失败,民众对海陵发动战争怨声载道,完颜元宜趁此发动军变,海陵遇害,都督府移文讹里也,杀光英于汴京,死时年十二[1]1854。徒单克宁是显宗允恭的老师,世宗前往上京巡视,令徒单克宁留在中都辅佐太子。完颜允恭驾崩时,朝野上下乱作一团,徒单克宁对东宫官属说:“主上巡幸,未还宫阙,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时能以死报国乎?吾亦不敢爱吾生也。”[1]2048徒单克宁力挽狂澜稳定局势,并多次主张立完颜(章宗)为皇太孙,从而稳定了政局。

在上述两次关键抉择中,太子师保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影响了当时的政局,甚至可以说是改写了整个金王朝的命运。和平时期太子与其师保的关系可以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来表达,但是非常时期选择站在太子的立场还是国家的立场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太子师保的自身情感、太子的综合素质以及当时的政局等都会影响其选择和判断。

四、结语

金代太子师保制度既是太子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金代教育体制中的重要分支。金代政局变动较为频繁,太子师保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太子师保方面来讲,为人师表需以身作则,应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就太子而言,太子师保既要教导太子,又是东宫官属的统领承担者。从皇帝的角度,太子师保多为皇帝亲信之人,能够加强和调节以太子为首的东宫和皇权之间的关系,对金政权的稳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金代太子师保制度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后代太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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