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人口转型经常被形容为“全面的、精练的、有步骤的”社会变革。
朝鲜战争后，饱经战祸的韩国经济百废待兴，政治前景未可预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0美元，全国72％的国民居住在农村，城市失业率高达近30％，首都汉城(现名首尔)内满是棚户贫民区。虽然生活极度贫困，但由于战争期间，西方军队向韩国引入了抗生素药品和医疗保健体系，大大降低了婴幼儿的死亡率，致使韩国人口死亡率相对较低，并呈现下降趋势。
不断下降的死亡率，加上韩国固有的高人口出生率带来了1955—1960年间的人口增长高峰，年人口增长率达2.9％，创造了韩国人口史上的最高增长纪录。
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某种转变突然间席卷韩国社会各个领域。经济工业化开始起飞，农村居民开始大批地涌入城市，通过选举程序产生的国民政府稳固了国内政治局面。这场转型持续进行了近四十年，改变了韩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
现在，韩国的人口增长率在1％以下，已经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城市人口比重大幅增加，约占到总人口的80％，老龄化问题开始凸现。
从接近3％到不足1％，韩国人口增长率的华丽转身有着太多的独特之处。由于发生之突然、影响社会领域之广泛、发展速度之惊人和政府干预力度之大，这场转型经常被形容为“全面的，精练的、有步骤的”社会变革。
韩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韩国人口出生率的扭转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与政府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步。这个事实经常被认为是韩国政府是促成人口出生率转化的决定性因素。
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受到韩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整体人口出生率下降到低于人口更替的水平。在当时处于专制统治下的韩国，总统的支持被认为是人口出生率得以控制并持续下降的最重要推力，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了从1961年至1987年执政总统的全力支持。
众所周知，人口出生率转变的方式和速度取决于夫妻之间对于组成小家庭的理解和需求，以及有效的节育方法。韩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这种途径，因此毫无疑问地被视为降低韩人口出生率的重要举措。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这项政策为韩国制造了渴望组建较小家庭的需求，并最终引导全社会实现了出生率的下降。
韩国计划生育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历时约10年。20世纪60年代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建立计划生育项目的基本结构：清除法律上的障碍，建立全国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招募计生工作者，确立目标体系等基础工作。
该项工作由全国卫生系统负责，重点工作围绕高人口出生率地区的农村育龄妇女而展开，试图将每个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由5个减少到3个。为避免触怒村子里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长者，他们只能采取私下劝说作为主要方法来推动该政策的实行。但这很快被人们接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
上世纪70年代初，社会科学家们就实施超越计生政策范围的人口控制措施进行了探讨，政府将这些新的探讨成果加入了计生政策。政府同时也颁布计生奖励制度，鼓励韩国国民最多只生育两个孩子，而不去过分在乎孩子的性别，这包括对养育一或两个孩子的家庭进行税收减免和优先申请入住政府廉价房的优惠政策。
为了顺应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政府将人口指标的范围延伸到城市低收入者和工厂工人。同时政府认为，韩国重视男丁的传统思想是进一步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最大阻碍，于是便组织发起了一项运动，大量宣传抨击重男轻女的思想。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科学家们和决策者开始分析并批判这项运动对政府的完全依赖，并对这项运动将来是否能继续起到有效作用表示怀疑。此类批判促使一些国家决策者开始反思，并逐渐退出对计划生育项目的干预。
不过，到了上世纪80年代，韩国全斗焕军政府加强了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支持，其主要目的是控制韩国出现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因为当时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已经进入生育适龄期。为此，韩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长的综合性政策，并将之纳入到第五个五年经济计划中。
背后推手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人口出生率情况明显不同于60年代。早年的人口出生率减少是迫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沉重的人口压力。对很多家庭夫妇来说限制育儿数量是为了生存而作出的必要牺牲，这是推动韩国进入低人口出生率转变程序最重要的力量。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实施五年经济计划，韩国经济已经好转。尽管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还处于低谷，但人民已经看到了经济成长的成果，对国家的未来也恢复了信心。农村人口向城市进军的热潮仍然持续，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支配比例的时代终结，农村人口出现绝对下降。
这时，生存已经不是促使人口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因素，父母对孩子未来的专注和关心成为了这一时期控制家庭孩子数量的主因。
这种诱因的变化体现在年轻的育龄女性身上。上一代女性是在婚后或已经生育了两三个子女后，才获知有关计划生育和避孕的信息，而新一代女性则因很早就接受大众传媒的宣传，在婚前就已经明确了她们的生育观念。
随着韩国生活水平的改善，父母投入到孩子身上的功利价值观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感情价值更深。韩国父母恨不能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给自己的子女。包括尽一切可能供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这种观念深植于传统的韩国价值体系内，因此子女数量的减少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父母肩上的经济负担。
不仅如此，韩国政府制定了各种福利政策，新的生活方式渐渐形成。各种社会调查显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韩国人才愿意加班以赚取更多的薪酬。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一种渴望放松安逸的心态开始产生，不再只专注于努力工作、赚取高薪。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拥有一辆汽车，可以全家外出旅游逐渐变成一种广受欢迎的生活模式，“有车家庭”成为了与“独生子女或两个孩子家庭”不可拆分的双生观念。
人口转型、经济变革和政府干预
韩国的人口出生率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降至了人口更替水平以下，转变过程同西方国家的经历有少许相似，它发生在社会发展的高速时期，与很多社会经济变革，如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城市化以及教育改革等同步进行。
出生率转变的过程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项事实论证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推动了韩国人口转型的观点。不可否认，过去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大环境有利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但这个已被广泛认定的观点的有效性还存有疑问。
例如，朝鲜是在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条件没有任何改善的情况下，经过至少15年的时间完成了其人口出生率的转变。而中国的朝鲜族也同样在上世纪70年代晚期，没有依靠任何重大的经济发展条件而实现了人口出生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两个事例表明了政府在人口控制方面实施干预的重要性，但是政府干预在许多国家的特定社会文化下起到的最终作用是不一样的。
人口出生率首次降低恰好是在政府实施人口出生控制政策的时期内发生的。因此，很多观察家认为，韩国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坚实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低人口出生率的必要条件。韩国的计生项目涵盖了整个国家，最初主要针对农村地区居住者，后来范围扩大到城市低收入者。项目推进方法多样，均获得了很大的支持。
出乎政策制定者和绝大多数人口学家意料的是，人口结构转换会进行得如此迅速和畅行无阻，这表明在这项政策实施之前韩国就已经有了相当有利的社会环境。家庭夫妇们感受的经济压力无疑是他们能够接受避孕的主要原因之一，无论是出于无力抚养更多子女，还是对子女期望不断增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