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成功经验一致告诉我们，率先垂范、以上率下是党风建设的必由之路，这一路径的要求是必然的、鲜明的：以上率下的第一要求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内在要求是位德一致，职位越高，思想道德要求就越高；以上率下的根本是“正心”，是坚持思想建党；目标是建功立业、兴国兴民；以上率下的社会要求是“正俗”，是以优良的党风带动政风民风；底线是严明纪律、严惩腐败，永远保持黨的肌体的健康。
关键词：党风建设；传统路径；必然要求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6-0093-05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四风”问题为切入点，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促进了政治生态的持续改善，党风政风得到明显好转。将党的建设投射到历史的长镜头中去，深刻总结党风建设的基本路径与规律，与时俱进地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无论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对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都有着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率先垂范、以上率下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精华
我国传统文化主张以德治国。尽管诸子百家的政治立场不同，文化倾向各异，具体观点不一，但主张德治的思想却是共同的。
（一）德治关乎社会道德的养成
德治实际就是一个上行下效、以上率下的社会道德养成过程，其成效取决于执政者的品德。《汉书》讲：“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孟子·滕文公上》讲：“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由此可见，教化实质就是一个上行下效、以上率下的养成教育的过程。
同时，在上者、在下者之间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是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地方怎么样、社会风尚如何，主要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执政者的品德。
（二）关键在于身教
关于身教的效果，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管子就讲得很明了。他认为，即使最刚性的国家法律，当政者如果不先遵守、不以身作则，也是无法实施到全社会的。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范晔所讲的“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就是说用自己的模范行为教导百姓，百姓就接受你的教导；如果以言论教导百姓，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百姓就不接受你的教导，反而会生出许多是非的。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所讲的“行之以躬，不言而信”“以令率人，不若身先”，其大意是事事带头去做，用行为做出榜样与证明，即使不说什么，人们也会信任你的；在战场上，用命令督率别人前进，不如自己首先走在前边。
（三）职位越高，道德要求就越高
这一论点，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用一个“正”字做了概括。孔子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说，政就是端正的意思。您本人带头走的端、行的正，那么还有谁敢不端正、不走正道呢？他在《论语·子路》中还讲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说当政者自身行为端正的话，无须下命令，百姓也会按他的意旨去做的；如果自身行为不端，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服从的。由此可见，所谓“政治”，就是使人端正之治，就是当政者以自身的端正品行，去为社会树立榜样，教化社会，使社会也人人品行端正的意思。
出于自上而下的社会教化的需要，先贤也倡导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百姓而言，就是要加强道德修养，把自身做好，把家庭治理好；对君臣而言，就是要以此为基础，进而把地方治理好，把国家治理好。显然，这一倡导，也是地位越高，责任要求、修养要求就越高的。
（四）修身必先正心，修身的目标是建立功勋
值得注意的是，先贤强调，修身须先正心。《礼记·大学》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二程语录》讲：“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就是说，一种心可以导致亡国，一种心可以使国家兴盛，这两种心只是公与私之间的一念之差而已。由此可见，就治国、平天下而言，正心是极为重要的；对君臣官吏而言，最根本的就是要正以民为本之心、仁政之心。
正心、修身的目标，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并由此取得一定的功业。对百姓而言，就是要耕读传家、诗书传家、子承父业，以此兴旺家业；对君臣官吏而言，就是要文官讲治世、武官讲立功，治理一方，建立功勋，实现国家繁荣强大的。这种传统功业观，对个人、社会与国家都相当有益，是极富社会感召力的。
（五）治国必先正俗
宋代苏辙所说的“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就是说，管理国家一定要先正风俗，风俗正了，中等道德觉悟以下的人都自我勉励做好事，社会就很容易治理；风俗一坏，中等道德觉悟以上的人都自暴自弃做坏事，下级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就很容易出问题。
那么，如何正风俗呢？古人讲：“风成于上、俗行于下”“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所以要正风俗，就必须通过执政者的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过程去进行，通过以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去进行。在正风俗上，曾子明确主张“絜矩之道”，即执政者的一言一行都要起示范作用。
（六）治国尤重政风，尤重典治吏、重刑惩腐
正因为治国必先正俗，而风俗又是由执政者的品行决定的，所以传统政治文化特别重视端正政风，特别要求要重典治吏、重刑惩腐。早在商初，我国就有专用于警戒公卿的“三风十衍”的官刑。“三风”即存在于官僚阶层的三种不良风气（巫风、淫风、乱风）；“十衍”是“三风”的具体表现，即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殉于货色，恒于游畋，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等[1]。此后，“三风十衍”的罪名即以各种刑名，散见于历代法律，其整顿吏治、端正政风的精神，承传至今，始终生生不息。同时，历代思想家大都主张重刑治腐，历代法律也常重典治吏、重刑惩腐、量刑酷烈，对贪官污吏的惩罚也都重于常人。比如其大赦不赦贪官，终身禁止犯罪官吏及亲友为官，以及防止上下勾结、官官相护、好人主义的“职务连坐”等制度，都起到了很好地遏制职务犯罪的效用，时至今日，仍很有鉴意义。
总之，德治是以上化下的，我国古代先贤强调“内圣”而“外王”，形成了道德生活与政治生活有机统一的理论原则。所以，追根溯源，率先垂范、以上率下是根源于我国传统德治思想，根源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
二、率先垂范、以上率下是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
从正心、思想信念的根源看，我们党最早就是由一批深忧民族存亡、摸索到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的精英与脊梁式的人物发起成立的。当时，我们党成立的发起人，其家境都是較好的，如果只为个人与家庭，不为救国救民的话，是根本无需付出巨大牺牲的。所以，本源性地讲，党的一切为了人民的宗旨，首先就是由救国救民的情怀，由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生发的，由那些脊梁式的党的种子遗传下来的。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急于从水深火热之中，去救国救民的艰苦奋斗的革命党、行动党，一个不惜牺牲一切，去实现理想信念的政治组织。党刚刚成立，党的缔造者、早期党员，就迫切而普遍地投入了革命，组织、领导了一系列工农运动、武装起义斗争，不少党员也因此付出了生命而壮烈牺牲。这种奋斗与牺牲，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探索与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正是我们从革命党发展为执政党，领导人民持续奋斗，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单，是党的奋斗精神、身教品质的历史鉴定书。
（一）始终坚持严于律己、以上率下、艰苦奋斗
1934年为节约开支支援革命战争，中央号召开展“节省运动”，毛泽东将自己的粮食定量规定为前线战士的3/4。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党政军领导，也以身作则、纷纷响应中央号召。中央机关的博古、陈云、邓颖超等23位同志，响应节省运动，给《红色中华》写信说，我们是从白区来的，在苏区没分地，我们为了革命战争能在持久战中取得彻底胜利，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二、今年公家不发给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我们要求其他从白区来的同志和在苏区分了地的同志，都同我们一起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由此，毛主席发出的“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的口号，就成为苏区军民尤其是各级干部带头实行的自觉行动了。在延安时期，从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记载中可知，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课堂笔记本。
就像开展“节省运动”一样，当时，党的一切方针、政策和号召，首先要求各级干部带头做到，然后才能要求群众做到。党的伟大领导力，就是通过这样的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的率先垂范中形成的。从井冈山时期朱德的扁担，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的菜地、周恩来的纺车，到1970年代周总理赔给刘秀新的那件珍贵的衬衫，这一传统始终生生不息。
（二）着力纯洁党性，坚持思想建党，大规模地培训革命的种子和先锋队
井冈山时期，针对党内存在的“前途渺茫”论，家族观念、“土客籍矛盾”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结合多数党员出身农民、文化水平低的实际，中央积极开展党内思想教育，不断克服和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此，毛泽东相继撰写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坚持用革命真理统一思想认识，排除错误干扰，坚定理想信念，纯洁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与此同时，党又结合工作需要，以培养为群众办事意识、优良工作作风为主，大量兴办学校去培训干部，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等，经常让党政领导去讲课，让学员下基层去实习锻炼。并以开办短训班的方式，去大量培训县、区、乡级基层干部。在延安时期，党又按照符合战时要求、适应战争需求的方针，培养政治觉悟高、责任心强的干部骨干，大规模地培养革命的种子和先锋队，并以灵活的方法，开展全民教育，宣传教育群众。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十几所“窑洞大学”，即使在抗战最艰难时期，也不断从前线和各根据地抽调中高级领导干部来延安学习、轮训，用延安窑洞的真理，培育了成千上万的种子式的党员、干部和战士。
此外，针对党内先后发生的左右倾教条主义思想错误，以及根据地不断壮大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相继出现，党性不纯、作风不良的现象，从1942年到1945年，我们党开展了由高级干部带头和以高级干部为重点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三）严明纪律，严惩腐败，始终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
为了保障好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贯彻执行好党的路线方针，维护好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的坚强战斗力，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的思想，坚持严明纪律，严惩腐败，有力地保持了党的肌体的健康。
毛泽东在我们党建军之初，就亲自为红军制定纪律[2]。从1927年到1947年，根据实际需要，毛泽东先后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规定了多项纪律与注意，从而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9年党中央进京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为各级领导干部、同时也为自己定下了“六不”规矩（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对破坏纪律、贪污腐败，毛泽东则一生不容，始终严惩不殆。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及时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并严格执行，1928年，红四军28团司务长在宁冈葛田乡买猪，谎称没带钱，就把猪赶走了，查实后，红四军军委即作出枪决决定。延安时期的1941年，一位作战英勇、身上有80多处枪伤的老红军肖玉壁，因贪污公款3050元，被判处死刑后，写信托人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接信后对求情人说：“你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于革命有功，而又贪污巨大的刘青山、张子善，毛泽东依然以“死刑”严惩，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1983年严打，已故朱德元帅的孙子朱国华因流氓罪被判处死刑，康克清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朱德同志生前有过嘱咐：如果孩子不争气，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你也不用生气，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这就是一代共产党人用行动表达出来的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容腐败、永远不容腐败！
三、以上率下、逐层推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新特点
（一）坚持以上率下，发扬钉钉子精神，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与韧性，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促进了党风政风的持续好转
作风就体现在一件件小事、一个个细节中，作风决定着党和群众的距离。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就紧扣难于破冰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财产公开等制度，率先通过新华社，公开了家庭生活、工作经历，连续三天新华社还相继公开了七位党的十八届中央常委的家庭生活与工作经历。八项规定公布的第三天，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离京考察深圳，一位市民就在微博里讲，巧遇总书记车队了！整个考察轻车简行，不封路、不清场、不安排群众迎送，住的是普通套房、吃的是自助餐。到阜平调研，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不许安排，不能导演，原汁原味，进到老陶家，就盘腿上了炕。种种细节，习近平总书记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带头为执行八项规定做出了生动示范。
不正之风是腐败产生的温床。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紧扣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问题，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集中力量，专门治理楼堂馆所建设、豪华装修、公款送礼、公款吃喝旅游等不正之风，着力整饬党风；紧扣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歪风，持之以恒，着力扭转会所歪风、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着力治理天价月饼、天价粽子与大闸蟹等等，着力倡导清风正气。通过驰而不息的真抓实干，不良现象一点一点在减少，新风正气也一点一点地生长了。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面对作风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与顽固性，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3]他还强调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在中央领导的率先垂范下，各级领导，一级做给一级看，各级党委纪委和政府，一事一事地治，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抓，节奏越来越紧，力度越来越大。为补足监督短板，中央又密集亮出巡视利剑，以各地党政一把手为重点对象，以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为重点内容，通过曝光“关键少数”的腐败行为，产生了更大震慑与影响。中纪委更明确要求，2016年以后违反八项规定的，不管级别高低，都要点名道姓、通报曝光。仅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即查办职务犯罪47650人，其中县处级干部2882人，厅局级干部446人，公诉省部级干部48人，立案侦查省部级干部21人。这一举措形成了反腐惩贪的压倒性态势，促进了党风政风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明显改善，赢得了国内国际的普遍赞誉与好评。
（二）坚持逐层推进，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不断推进党风建设成果化、制度化
制度建设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稳定性。为了以制度建设保障好八项规定的执行，不断巩固和扩大作风建设的成果，推动作风建设向源头治理、防患未然的更深层次挺近，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两办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1+20”制度建设框架。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将相关禁令、规定具体化、系统化，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以上制度建设和要求，使党风建设的举措不断走向了成果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
在着力制度治党的同时，党中央又紧扣“正心”这一根本与前提，坚持以上率下，大力开展党内教育，着力从思想上建党，从思想上为党风建设、反腐倡廉锻造坚强基础和强大内因保障。2013年到2016年，相继在在全党范围内，全面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层层递进地推动了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的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的延伸，实现了党员意识、宗旨观念的普遍唤醒，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全面改善，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与好评。
四、率先垂范、以上率下的路径要求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成功经验一致告诉我们，率先垂范、以上率下，是党风建设的必由之路，这一路径的要求是必然的、鲜明的：
（一）以上率下的第一要求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简明地讲，就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人不率则不从，社会没人引领，就没有方向，无法前行。只有领导干部首先身体力行，率先为社会作出榜样，对规则作出示范，社会才能有所跟从，知道该如何跟从的。而身教为重、身教为先，引领社会最有效、第一位的手段就是身体力行。
（二）以上率下的内在要求是位德一致，职位越高，思想道德要求就越高。以上率下就是要求上级始终走在下级前面，表率下级，做下级的楷模与榜样，这就必然要求上级比下级更先进，比下级思想道德觉悟更高。所谓“内圣外王”“圣上”“明君清官”，就是要求国家领导人要成为圣人，成为人民群众中思想道德水平最高的人，最开明的人的。
（三）以上率下的根本是“正心”，是坚持思想建党。重要的是要正好“可以兴邦”之“一心”，对我们党而言，就是要坚持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从党的工作需要、目标任务出发，坚持用马列主義真理、用正确认识，去排除各种错误思想与干扰，坚定理想信念，纯洁党的队伍，坚定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个自信”，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我们党建设成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党。
（四）以上率下的目标就是建功立业、兴国兴民。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手段，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于兴旺家业，在于治理一方，造福百姓，治理国家，富民强国。党风建设的目标，就是要领导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五）以上率下的社会要求是“正俗”，就是要以优良的党风带动政风民风。从总体看，就是要以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为主线，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为核心，以人民群众热切期望、反映强烈、深恶痛绝的问题为导向，去严明党的纪律、整顿党的作风。从先后看，就是要首先按照“上行下效”的规律、“以上率下”的必然要求，紧扣领导干部这个“上”，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要“率先”、要“身体力行”这个关键，以简明、具体、好操作的严格纪律，去从严要求全党，优良党的作风，进而以党风优良过程，去带动政风民风，以清风正气滋养社会。
（六）以上率下的底线是严明纪律、严惩腐败。“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没有严明的纪律，就没有党的团结统一、步调一致、强大领导，就无法形成领导人民、排山倒海的强大发展潮流，就会贻误民族的发展与前进。底线要求的关键是严惩腐败。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是由最短的那块板子决定的，解决不了短板问题、腐败问题，党的领导力就可能大量流失，甚至丧失殆尽。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容腐败，是由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基因所决定的，永远不可撼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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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n/ 2014/1225/c391839-2627516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