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引以为自豪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举世闻名的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我曾在大西北柴达木盆地、戈壁沙漠、拉萨河谷，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大穿越。
—— 杨景煊
一
我们的文学挚友杨景煊，在他1978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反映参加青藏铁路建设的文学专著《昆仑雪峰》前言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在柴达木盆地、在昆仑山上、在藏北草原、在拉萨河谷的火热的斗争生活。我更怀念那些与我共同投身于青藏高原铁路建设的尖兵们！他们终年生活在艰苦的雪域高原，餐风宿露，栉风沐雨，为党、为人民寻找着既经济又合理的铁路线！他们无怨无悔，值得尊重。对他们那个时代，对那种精神境界，人生态度，我们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们将给后人留下什么？
中国铁路自清末以来，从慈禧太后始，我国仅有一条唐山至胥各庄19公里铁路，可仍被昏聩的老佛爷一道圣旨，让骡马驮行。辛亥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设想在江西九江建一座大桥，作为连接广东的一条中原大通道。可孙中山复兴中国铁路的梦想并没有实现。
建国前的西藏，称为不毛之地，交通闭塞，物流不畅，西藏人民只有长期固守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最底线的生活中。全藏仅有1公里便道可通汽车，水上交通只能靠溜索桥，在急湍的河流中攀援滑行。再有，就是少有的皮筏子和独木舟。
建设青藏铁路摆在了新中国最高决策者面前，开发青海、西藏两省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促进两省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造福两省区人民生活和巩固国防的动力源。故有铁路专家称：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有之系之。
1956年，中央下达命令，一纸盖着鲜红大印的公文标明：要把火车通到西藏。
从1956年始，青藏铁路便分段破土动工。1973年，毛泽东在接待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又重申强调，要加紧建青藏铁路。
但是修建青藏铁路，可谓是难于上青天，亘古素有“进藏难”、“出藏难”之说。青藏铁路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段占全线的85%以上，最高处可达5000米以上。大部分地区空气含氧量不到内地的50%，高寒缺氧，风沙肆虐，紫外线强，堪称为人类生命禁区。
美国现代火车旅行家保罗·泰鲁在《旅游中国》一书中写道：“有昆仑山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
保罗·泰鲁这位美国现代火车旅行家，按西方哲学理论加到中国人身上，他认为是四海皆准的真理。他忘记了，中国大作家鲁迅有句格言：“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自成了路。”
鲁迅的理论，粉碎了保罗·泰鲁的观点，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用最原始的工具及非凡的毅力和智慧，在大西北雪域高原千里冰封的大地上奏响了拨动绵亘千里雪山的天籁之音。
建设青藏铁路序幕刚拉开，铁道部就抽调一批干部充实到新成立的兰州铁道部第一设计院。一个年仅24岁的《人民铁道报》记者——杨景煊，这个在东北黑土地上长大的汉子，从小就养成了心胸开阔、粗犷豪放的性格，这时，他在北京舒适的铁道部所属《人民铁道报》机关大楼坐不住了。作为中国铁路作家的杨景煊，被赵树理、柳青两位大作家的行动感召得热血沸腾。两位大作家主动不要工资，辞去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背着行李卷，奔向了黄土高坡的艰苦农村，扎下根去当农民，两位作家无声的壮举，成了杨景煊的学习榜样。千里之外的昆仑雪山，响起了建设大西北青藏铁路的隆隆炮声，更使杨景煊就像收到了奔赴前线的一张战表一样。他义无反顾，辞去了《人民铁道报》记者职务，参加到了大西北的建设中来。
1956年的7月，杨景煊离开了在北京热恋中的未婚妻，赶赴兰州铁道部第一设计院。调令，写的是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政治部宣传部。报到伊始，他得知青藏铁路尚未开工，兰新铁路勘测工程已近尾声，并已分段开始施工铺路建设，这对杨景煊又是一个激励，他无论如何不想在机关坐下来，在他的要求下，刚到兰州的第三天，他就放下行李卷，从兰州出发，横跨戈壁大沙漠，考察兰新铁路的环境，搜集第一手资料。这对他来说，无疑是自找苦吃，为自己加码，压担子;也是青藏铁路勘测前的一次大练兵！
杨景煊这次极地大穿越是顺路搭乘比野牦牛、骆驼、马快不了多少的汽车。
从兰州搭汽车一路晃晃悠悠走了七天七夜到了嘉峪关，这是万里长城的终点。杨景煊早就听说嘉峪关有鬼门关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嘉峪关外就是万里无人烟的戈壁滩，什么植物在这里都不生长。历代封建王朝把这不毛之地当做惩治无辜平民百姓或者是对有所谓叛逆之罪的大小官吏实施发配革职的无人看守的天然牢狱。有无数人被官府逼得没有了活路而出嘉峪关谋生路，当官兵把贫苦百姓推出嘉峪关马上就关闭城门，再回来就不可能了。往前走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凄惨的景像撕心裂肺。所以古代民谣有：“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的说法。
杨景煊此次世纪大穿越平生第一次目睹了嘉峪关塞北关隘的难以想像的悲凉。他真正尝到了风库的滋味，真是一年一场风，年头到年终的真实感受。
他油然产生出一种对大戈壁的恐怖心理，当他穿越到甘肃境内最西的玉门关时，他发现了修建铁路的工人。这些工人在搭帐篷、挖土方、打夯，修筑路基时工人们还时时伫立在道旁向乘坐汽车来到这里援疆筑路的技术人员、工人及来探亲的家属频频招手致意，表示出了由衷的喜悦。杨景煊被感动了，他像被卸去了压在肩上的千斤担子，忘掉了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心里说谁说西出阳关无故人，谁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呢？西出阳光不都是故人吗？修铁路的工人，同行的客人、工程技术人员等，不都是很熟悉吗！
杨景煊后来逢人便讲，这古诗词大都是陈词老调过时了，不是好诗！
二
西藏是沉睡了亿万年未曾被开发的处女地。
杨景煊做为援藏的青藏铁路一名建设者他成为拉开西藏神秘面纱的一个成员。
杨景煊完成了兰新铁路的极地大穿越的地质调查，没喘口气，于1959年初又带领12综合勘测队队员进入藏北勘测青藏铁路。可是，严峻的历史现实却与他带领的这支勘测队打了个面对面擦边球。杨景煊做为这支勘测队支部书记，1959年进入青藏线，正值西藏上层农奴主反动集团于1959年3月发动了西藏叛乱，7000人叛匪进入佛教圣地罗布林卡进行洗劫破坏。武装叛乱从3月20日起造成西藏拉萨市一度白色恐怖与混乱。值得杨景煊荣耀的是作为青藏铁路勘测队也同样全副武装，携带手枪、冲锋枪，一边在大山里进行铁路勘测，一边与流窜的叛匪进行围追堵截的斗争。
杨景煊与他的12综合青藏勘测队自进入青藏线，第一站就是要攀登4800米的高寒缺氧的昆仑雪山，他们首先要在山垭下建立大本营安营扎寨，然后再行登山进行勘测选线。在这里能驮着勘测设备、机械、行李、仪器、食品等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牦牛。
杨景煊在这人烟罕至的环境里与这里的生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看到西藏大幕下的最生动的故事是藏族人民与大自然的以及人与动物生死相谐的“天人合一”的崇高精神境界。
杨景煊就身临其境耳濡目染这样的现实。在他进入荒漠困苦四海之行混乱不堪的日子里，就在戈壁荒滩，两个筑路工人，为了摆脱饥饿的煎熬，不得不进行用猎枪子弹射杀一头野牛而求得生存的打斗。但这两个工人遇到了巨大无比的强大的野牛，一个工人一枪打下去野牛没被击中要害，反冲过来，转向那个工人，很难想象在这个庞然大物的蹄下，还能有人生还，就在生死这一瞬间，野牛听到了远处母牛的一声长哞后野牛不再发疯，不再去理会一蹄下去就可以踩碎的倒在地下的敌手，而撩开巨蹄离开了。
很难说人与野牛的争斗谁是谁非，相互都为了生存，在拼死拼活的打斗中给人的感受并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的概念。
这是一次动物对人的让步！
在采访杨景煊的日子里，我们的话题始终没有离开野牦牛驮着勘测青藏铁路线的工具而奔赴昆仑雪峰的感人肺腑的故事。
杨景煊对我们重复述说的是：在西藏没有这些不通人类概念的野牦牛，昆仑雪山的勘测就寸步难行！他说西藏牦牛动物群体为青藏铁路开通。
三
1959年春，杨景煊一行七八十人的勘测队进入青藏铁路距格尔木30公里的昆仑山垭口地带，首站就是纳赤台。
纳赤台据说是唐朝文成公主下嫁藏王松赞干布中途休息的驿站，这里除了远望昆仑山皑皑白雪外，周围的一切是寸草不生的东大滩、西大滩，这里高寒缺氧更加严重。初到这里因为空气稀薄，气压过低，往昆仑山宿营地每走一步都是很难的跋涉。头昏、气喘，行者的腿似灌铅般的沉重！据说文成公主途径这里时，哭得连河都变了流向。可见，为了换取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和平共处，唐朝皇帝不得不割爱的程度。松赞干布自娶了文成公主，虽10年吐蕃未对唐朝用兵，但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守寡29年，其在世时，吐蕃还是不断进攻唐朝，以后百年期间，中国几无宁日。
按唐朝的国力来看，吐蕃是敌不过唐朝的。关键是路途艰险，交通极闭塞，进兵时进藏无路，故唐朝有力用不上。看来，其地兵权、商权、矿权、交通权，惟开辟操纵铁道两轨，莫敢谁何！
做为一支勘测队的支部书记，杨景煊白天和队员们一块出工勘探，晚上和队员们一块住帐篷。常年在野外工作的日子里，他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左肩膀痛得就像掉下了自己的躯体，他忍着疼口中还默默念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句。这既是给自己鼓劲，又是给队友打气，一步也不能停下来，并且气喘吁吁地跟队员说：“咱们还要上到最高峰，不上到海拔4800米高峰怎么能看到昆仑山全貌，比较哪个山是最合理的垭口呢！”
这里说明一下，国家规定能登上5000米以上自然就属于3级登山运动员。不久杨景煊的12综合勘测队又最终登上了5100米唐古拉山，自然就是国家三级登山队员了。
在高寒缺氧地带，有的勘测队员患了严重的肺气肿。因这里交通闭塞，抢救不及时就有生命危险，有的勘测队员就把生命留在了这里。有一次一个年轻的测量工，在风火山上测量时发现有肺气肿现象出现，就赶快用汽车往山下格尔木医疗点送，可没到不冻泉距离格尔木还有二三十公里就死了。于是就有队员们留下了这样的话：“风火山上得了病，不冻泉边要了命。”
前面我们写过在修建青藏铁路时杨景煊这支勘测队与西藏人民建立了血肉相依的感情，建立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天人合一的崇高精神！在杨景煊记忆里永远留下了西藏人民对青藏铁路的无私援助，他们当中有父女为支援青藏铁路的建设不顾西藏叛匪的威胁、迫害而给勘测队员带路，甚至把自己家里仅有的牦牛献给了勘测队。所以杨景煊跟我们说：“由于有了西藏人民与物种的相互和谐相助，青藏铁路才得以顺利通车！”
行进在雪域高原，每当勘测队员从牦牛驮着的袋子上取下一块块晒干的牦牛粪把它点燃烤化冰块烤热冰溜般硬馒头时，杨景煊望着燃烧的牦牛粪他就感到有一种神圣的灵气涌入了自己的胸膛。这每一块比巴掌还大的牦牛粪燃起的火在寂寞的大山里如同给勘测队员带来了生命的原动力！杨景煊说：“这些从牦牛身上掉下的粪便就是青藏铁路勘测队的生命补给线。”
四
杨景煊生命最值得记忆与荣耀的是参加了为世界瞩目的青藏铁路建设，但在历史的回音壁上也给他生命留下了值得记忆的遗憾，就是1960年他被撤销了勘测队的党支部书记职务，下放劳动一年，罪名是“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好在还没有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原来当支部书记的勘测队是一支综合性的勘测队，下放劳动的勘测队，则是一支专业的给水队，就是专门为青藏铁路寻找水源测量汇水面积的专业勘测队。
杨景煊从不把职务看得过重，他虽被撤了支部书记职务，所幸与欣慰的没有被剥夺劳动权力，也就是说他仍然是青藏铁路的一名建设者，反而比在综合勘探队队更能灵活机动地跑遍了青藏线全线。
一年期的劳动改造，使杨景煊反而有了动力，他为了青藏铁路沿途机车用水，他用一年时间从格尔木至拉萨走遍了青藏全程2000公里寻找到几十处水源基地，为青藏铁路的生活用水和生产运输机车用水做出了又一个贡献。
杨景煊在1960年被打成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劳动改造一年的日子里，他不断反思自己的人生之路，他总结一条：人要仇恨自己，不要仇恨别人，一个人要是追求完完美美的一生，这个人肯定就是糊涂人。
杨景煊他没有充分的活力单独生存，他说自己是根藤蔓需要有个依傍，把整个身心施舍给人家的时候才是他生命最丰满的时候。
杨景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说起来这个精神苦难，又成了他人格成熟的添加剂。1958年的大跃进，党内滋生的浮夸风导致了全国农业生产巨大损失。甘肃省的武威、张掖地区，本来还算河西走廊比较富裕的地区，人称“银武威，金张掖”。可1958年大跃进年代，由于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浮夸风日趋严重，甘肃农业受灾很严重，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杨景煊做为党支部书记，实事求是，传达了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可是，这也被无限上纲，加重了他的右倾主义错误的严重性。
杨景煊做为一个主动要求到最苦最累的大西北青藏铁路的参与者，他既是一个普通的青藏铁路建设的尖兵，又是一个作家。他在2000公里青藏铁路建设勘测工作中，努力做好本职工作，通过火热的青藏铁路建设生活实践，积累了不少创作素材，创作了一些比较有影响小说，如《卡娜》、《昆仑雪峰》、《探亲》等。他的小说《苦水井》就是在被撤消了党支部书记职务后，下去找水源时发现了有水源的一个绿洲，于是杨景煊就带人打出了一口苦涩的深井。正是这口井又加重了杨景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
在寒冷干燥的西北高原上时常出现怪天气现象。风停而住，晴空万里，灼热的阳光像箭似地射下来，照得沙石生烟，石头冒油。
这本是大西北高原真实的地质自然现象，在青藏铁路勘测中遇到的严重自然环境不利因素就是人畜的用水极大馈乏现象，日常用水只能从几百公里以外的水源地去拉，这就给勘测队带来巨大的考验。既要勘测青藏铁路，还要为生存寻找水源，勘测队员神圣的责任感是不能因缺水而影响了勘测，更不能因缺水被困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
有一天杨景煊与队友终于发现在一个叫尕海子地方有芨芨草、白刺等等。于是以杨景煊为首的勘测队员在翰海中发现了一片绿洲，他们判断这绿洲覆盖下的深处一定会有地下水的存在。
杨景煊便带几名勘测队员连夜掘开地表土层打起了井，幸运的是刚刚打出几米深就有汩汩滚动的地下水冒出来。队员们在惊喜中尝一口，是苦涩苦涩的水。这使队员们有些伤感与失望，可杨景煊却异常兴奋地说这水虽然苦涩，但毕竟是水啊。它不能喝但用做他用，比如洗菜、刷碗、洗衣服等。于是杨景煊把这口井起名为《苦水井》（发表作品时为《胜利井》）。便向上级有关领导汇报。可杨景煊万万没有想到从杨景煊从寻找水源，阳光像箭般直射下来到打出了一口苦涩的水井，便成了杨景煊的一系列罪名。在批斗他的大小会上，人们说他攻击了毛主席，怎么把红太阳毛泽东比喻成像箭一样射下来，使沙石生烟，土地冒油呢！再说打出了一口苦涩的不能饮用的苦水井还视做胜利井。吃水不忘打井人，是毛主席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还把主席比喻成了一口苦水井，这不是污蔑攻击了毛主席吗？
在精神与肉体双重压力下，骨瘦如柴的杨景煊，就像戈壁滩上的一颗胡杨树，它活着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死了千年不朽，这期间有个别好心人劝他借此不利的生存环境，及早向上级打报告，离开这整治他的环境，回北京老家去养病。
杨景煊没有听从这个好心人的劝解，他最忌世界上即使是一个优秀的人为了追求某种东西而摧毁另外一个人行为。杨景煊在逆境中最善于扑捉带有生命价值的闪光点。他在给水勘测队时便给自己下达了走遍西藏铁路全线找水源，为火车头供应足够用水的大胆设想，并采取了实际行动。在1960年对他政治与行政处分的日子里，他反而比任何人活得轻松起来。他打着背包，揣着铝制水壶，装着糌粑扛着板尺，拎着花杆，从格尔木出发直至拉萨。在一年365天的日日夜夜，他走完了全程2000公里的山山水水，越过海拔5100多米高的唐古拉山和藏北草原，终于找到水源处，为青藏铁路火车头及客货车用水解决了一个大老难课题。
确切的说明一下杨景煊的寻找水源路线是：1960年5月到达了拉萨，站在药王山上，眼望布达拉宫、大召寺、罗布林卡、八角街等，杨景煊以一个胜利者身份，独览了一次又一次这西藏全景式的金灿灿的国宝档案式的“清明上河图”。
五
我们在写这篇报告文学的半个月时间里，从未有过的是遇到了一个最大的设在笔尖上的一个门槛障碍——杨景煊，我们本以为在讴歌记录这个为青藏铁路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堂而皇之的弥足珍贵的文本材料时，他会给我们以无拘无束的信马由缰的驰骋语式，不曾想，每写完草稿，他成了我这篇报告文学的审查官，一字一句他都要严格审视，稍有装饰夸张的语句他都给予划掉。未了，他说：“吐辞为经，举足为法，是为事实立得住的文章！”
这次在我们与杨景煊切磋这篇文稿的两个月交流中，我们一直被景煊扑面而来的热情所包裹，又会被他浓浓的情感所感动。他很喜欢韩红唱的《天路》这首歌，不仅因为歌好听，还因为这首歌是献给他和他的战友的礼物。
他听到这首歌，就忘掉了他所遭遇到的不公正的政治待遇，杨景煊的坚韧，执着，自我否定，立志自拔，历艰难险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持之以恒地愿意承受一次又一次贫瘠而神圣壮观的青藏铁路灵魂受戒与精神洗礼，他认为这一生活得最值，他感到这是一种超越，一种净化。这就有了他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上级，以宽容的心态对待污蔑自己的人。直到今年82岁高龄的老人还以无怨无悔的这种晚年心态，活得其乐融融，可谓是从青藏铁路佛陀的心境中，走出来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铁路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