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润清 陈泓含 袁芳芳
目前，我国正处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振兴转移的关键期，如何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挖掘并充分利用脱贫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产业振兴，而产业振兴的前提就是要实现资源产业化，资源产业化最好的路径就是解决品牌的定位和实现品牌的价值。脱贫县要走向乡村振兴有很多路径，区域公用品牌当然不是唯一的选择，但是对大部分农村地区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通过区域公用品牌战略，聚焦产品培优、标准制定、质量控制等环节建设，赋能农产品提质增效，增强市场品牌识别信号，从而促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品牌强农助力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建、共享、共治的一种创新治理，以品牌引领、提质、增效激发居民消费潜力，释放消费潜能，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引擎。通过区域公用品牌战略，以高质量、高品质生产为目标，逐步实现农业产业的全面转型升级，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中心发生了历史性转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通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战略，构建现代乡村产业发展体系和经营体系，着力培育脱贫县科技型农民、职业型农民和职业型经纪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发脱贫县产业发展动能。以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载体，以品牌共建共享为纽带，深度拓展和挖掘农业的多维功能，推动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与第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品牌拉动效应、品牌集聚效应、品牌赋能效应，最终实现以区域公用品牌为载体引领脱贫县产业发展。
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是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的基础。2017年国家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展构想，2018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促进农林牧渔业和种业创新发展，加快推进建设特色农产品优势区。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国家对乡村产业发展政策的重视是一贯的、持续的。乡村产业发展会形成资本聚集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蔡昉，2020；
程虹和吴润清，2022；
程名望等，2016；
Brandt，2016)。我国的脱贫攻坚事业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脱贫地区虽已基本实现产业全覆盖，但大部分地区产业体系还不够健全，产品结构同质化问题比较严重。有些地区脱贫人口就业不稳定，部分脱贫户对各级政府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政策性返贫风险依然较大。为防止已经脱贫的贫困户返贫，保证其收入持续增长，其中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要解决乡村产业发展和村民就业问题。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虽未表现出明显扩大，但也没有出现持续显著缩小的趋势(罗楚亮和李实，2021)，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仍有一定差距。通过推进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提升农业生产的边际收益，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从而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民族复兴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新阶段乡村发展的新目标。因此，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过渡期，针对脱贫县乡村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进行研究，不仅能够为决策者制定更有效的政策提供客观事实依据，而且对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全国各地都在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大背景下，在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期，区域公用品牌是不是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发展乡村产业的有效路径？现有文献大多只是从微观的角度对现象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实践路径、运行逻辑等方面的研究，而就特色品牌对脱贫县产业发展的研究较少，鲜有从理论分析到案例实证再到数据检验的多维度、深层次探析。为充分探究区域公用品牌在两大战略衔接期对脱贫县乡村产业发展的有效性，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区域公用品牌发挥的作用等关键性问题，在充分考虑差异性、可比性、结构性等因素的前提下，本文就区域公用品牌对脱贫县产业发展的影响展开全面而深入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从区域公用品牌的视角出发，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分别分析了特色农产品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并且比较分析了区域公用品牌产业与其他产业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效应；
第二，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300个区域公用品牌进行数据匹配，通过双重差分进行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区域公用品牌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有效选择，并就不同范围、不同地区区域公用品牌的政策效应分别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第三，本文提出区域公用品牌是脱贫县产业发展的有效选择，对脱贫县产业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产业发展的研究理论和实践表明，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能产生持续的经济影响和社会效能(Banerjee and Duflo，2012)。Moutinho L(2003)证明了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域产业可以成为品牌，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林毅夫在我国被公认为最早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倡议者，十二五时期，我国就有学者曾经提出“新农村品牌”和“品牌新农村”的概念(1)北京大学新闻网：倡议者林毅夫谈新农村建设，https://news.pku.edu.cn/xwzh/129-106182.htm。。直到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7-02/05/content_5165626.htm。。基于上述理论视角，部分实证研究表明：农产品由规模化生产向区域品牌化经营方式转变，更有利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乡村产业提升品质(陈文胜，2016)。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平均品牌溢价为13%～56%(程虹等，2022;齐文娥等，2021)，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李实和朱梦冰，2022)。黄少安(2018)的研究认为，让土地资产最大化收益是解决农业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最有效途径，是实现土地资源最大化收益的最有效方法。
针对区域公用品牌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期这一特定时期效用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运行逻辑、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讨论。部分学者从运行逻辑的角度研究发现：我国农业发展的社会需求方向发生了转变，质量兴农是实现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振兴乡村、促进农民增收需要构建增值空间大、辐射带动能力强、促进农民就业和收入增长明显的现代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王艺明，2022；
李新建等，2022；
孙玉玲等，2022)。用产业兴旺来驱动乡村产业升级，提高乡村产业持续发展动力(张兆曙，2019；
董翀，2021)，从而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黄祖辉等，2020)。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发现，区域公用品牌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产业对农民实现富裕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实现特定区域内农村居民权利平等、发展平等、机会平等，在参与共建共享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李实等，2022；
程杰贤和郑少锋，2018)。
除了区域公用品牌与产业振兴的逻辑关系研究之外，现有文献还重点从产业发展实现路径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一，文献运用微观数据实证研究认为：产业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宁静等，2019)，农村产业发展使农户参与农业种植、畜禽养殖活动的比例分别提高了12%和14%(胡晗等，2018)，有学者利用Interbrand 模型对地理标志品牌价值进行评估证实能显著增加农业家庭收入(刘卫柏等，2019)；
其二，从增长理论的视角出发，区域公用品牌形成的效应能优化产品和产业结构，推进农业提质增效，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企业集聚效应，形成品牌累积效应，促进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升特色农产品核心竞争力(兰勇和张婕妤，2019;余云珠，2019)；
其三，部分学者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认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区域性经济与文化特色的标志，是区域传统文化的载体，容易让消费者形成文化认知趋同(赵卫宏等，2015)，从而提升农产品的市场核心竞争力。
综上，尽管现有文献从理论、实证两个层面就区域公用品牌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做出了一些探讨。我们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后发现：现有研究并未从区域公用品牌的视角出发，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研究区域公用品牌的效用，而主要是集中在对区域公用品牌的内涵、驱动要素、形成机理、创建模式、价值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对乡村产业发展政策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顶层设计和产业发展基本模式两个主题进行讨论(沈宏亮等，2020；
叶敬忠等，2018)。因此，已有研究仅从部分微观实证和理论推演的方式论述区域公用品牌对乡村产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效应，这种研究难以规避遗漏变量、测度误差等问题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影响。为更全面准确地测度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乡村产业发展效用的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和案例验证的基础上，运用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经济数据和全部300个区域公用品牌进行数据匹配，以2018年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开局之年作为时间节点，紧紧围绕区域公用品牌对脱贫县乡村产业发展的有效性问题展开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
(一)特色农产品需求侧分析
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老百姓对特色农产品的追求与日俱增，绿色、健康、高品质成为大众选择食材的主要参考因素(刘儒、王江涛,2022)。党的十九大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党不懈追求的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在所有的消费品当中，粮食对消费者的意义尤为重要，它与老百姓的一日三餐密切相关。哲学家柏拉图(1986)认为，粮食是最重要的生存需要，其他相对来说都是次要的。新时期我国大众的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更加注重特色主粮、水果、蔬菜等日常必需品的质量，对高品质、品牌农产品的需求显著增强。纵观2013-2020年，我国水果、禽产品、牛肉、牛奶等品质消费品的进口额和进口数量的变化情况，就是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农产品需求的真实写照。
图1、图2的统计结果显示，2013-2020年我国水果进口额增速明显，2013年仅为41.6亿美元，到2020年进口额达到110.4亿美元，7年时间水果进口额增长了2.65倍，年均复合增长率为8.77%。全国畜产品进口额也从2013年的195.1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475.2亿美元，7年间增长了 243.56%，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58%。从近年来水果和禽产品的进口额反映出我国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的追求和需求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特色农产品正在成为普通百姓每天消费的必选动作。随着大众消费结构的变化，加之我国中产阶级人数已达到1.09亿人，根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的研究数据，到2030年，我国中产阶级人群将占总人口的73%。可见，未来相当长时期，我国居民对特色农产品的消费需求还将持续增加，特色农产品的市场前景看好。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1 2013-2020年我国水果进口数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2 2013-2020年我国禽产品进口数量
通过图3、图4可以发现，2013-2020年，牛肉进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从2013年的29.4万吨增长到2020年的211.8万吨，7年时间里增长了720.4%。我国奶粉进口量也一直呈增加趋势，进口主要来自欧美等国家的高品质品牌奶粉。2013年，特色品牌奶粉进口量仅为86.4万吨，到了2019年进口量达到139.5万吨，是6年前的1.61倍。可见，国内对高质量品牌奶粉需求旺盛。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3 2013-2020年我国牛肉进口数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4 2013-2020年我国奶粉进口数量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层次的“需求”在迅速增加，生活本身就是在物质满足到一定程度后的一种不断追求、不断提升的过程。马克思(2009)指出，随着生产资本的增长，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同样迅速增长。在新时期、新阶段以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短板，推进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为适应这种追求，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我国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要求，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发展是时代和社会发展做出的必然选择。
(二)特色农产品供给侧分析
从上一节对我国农产品需求侧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显著增强。目前，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而非生产强国，农产品多但不优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小康社会的跨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和特色产品的需求。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供给侧。
中国经济经过连续20年保持高速、快速增长，国民生活质量得到空前提高，健康消费成为当前社会需求最大的消费热点。随着普通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中产阶级队伍的日趋庞大，健康品质饮食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生活需求显著增加。优质特色农产品出现了严重的市场供需矛盾，我们经过调研发现，正宗湖区围网养殖“阳澄湖大闸蟹”市场溢价是普通蟹的23.6倍，即使现在阳澄湖及周边流域内池塘里养殖的大闸蟹都称为阳澄湖大闸蟹，市面上真正产自于阳澄湖地区的大闸蟹仍是“一蟹难求”。消费者追求特色农产品的品质、品性、品位的时代背景，为区域公用品牌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那么，目前，国内农产品的整体供给情况是怎样的呢？
基于图5、图6的统计数据，我们发现，2010-2020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缓慢增加，而进口额却呈现逐年快速增长态势。农产品进口额由2010年的719.2亿美元，增加至2020年的1708.0亿美元，2020年农产品进口额是2010年的2.05倍。尤其是近三年，进口额增速更为明显，年均农产品进口额增长近150亿美元。研究发现，在2020年的进口农产品中，高品质特色水果、禽产品、牛肉、奶粉占当年进口农产品总额的54.5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消费者对高品质特色农产品的需求十分旺盛，同时，也说明国内市场供给不足的问题。解决好当前阻碍农村农业发展的农业结构性问题，通过优化产业发展结构、补齐短板，从供给侧深化我国农村产业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势在必行。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5 2010-2020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6 2013-2020年我国农产品进口额
图5、图6中的数据说明，当前，我国优质农产品供应不足，而大众化产品处于供过于求的局面。农产品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始终是关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性战略性问题。改变品牌农产品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保供给已成为我国农业供给侧深化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期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成本与效益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因此，认识和解决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向，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富裕的必由之路。
(一)农业问题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存在土地、水资源相对短缺，农户分散经营，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业科技推广系统不健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并投入使用，农业抗大灾能力差，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等突出问题，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农业的发展。表3中的统计数据表明，自2013年以来，随着农村生产资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的快速上涨，传统种植产业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作物生产成本持续增加，平均每亩生产成本在2013年仅为844.83元，至2018年已增长到868.90元 (见表1)。
表1 三种主粮平均成本收益情况统计(单位：亩)
2016-2018年净利润开始出现负值，2018年每亩净利润开始出现负值，种田每亩收益为-80.28元，成本利润率为-7.83%，这种现象说明“种地赔钱”。更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列入《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15个主要农产品中，2016 年小麦、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等都是负利润，其中有的农产品还是连续多年负利润。种地不挣钱已经成为事实，因此，就出现了农村土地大片抛荒的现象。上述农业问题是困扰我国乡村产业发展的难题，在国家级脱贫县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综上发现，我国农业问题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二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缺乏大型工业集团企业的支持，不适应区域经济工业化的要求 ；
三是农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缺乏规模效应和规模效益。基于此，我们认为，从供给侧进行农业结构性改革是推动我国农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7 2012-2021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阻碍我国农业发展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从事农业劳动“人”的问题，图7中的数据显示，2012-2021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直线下降，从2012年的33.6%下降到2021年的22.1%。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这使得农村生产要素快速溢出，导致城乡发展失衡，形成乡村转型发展不充分的局面(佟伟铭、张平宇,2016)。人口的大量流动给城市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促进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却制约了农业农村的发展。
(二)农村、农民问题分析
农村“人口要素”是挖掘农村潜力、释放农村发展潜能、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力量。图8、图9的统计结果表明，2012-2021年，我国农村人口减速明显，从2012年农村人口6.37亿，下降到2021年的4.98亿，9年时间减少了1.39亿人口。而农村进城务工人口持续增长，2021年达到2.93亿，我国真正在农村常驻的人口仅为2.05亿人，也就是说，2021年仅有14.51%的人口常年居住在农村。而这部分人口绝大部分是老弱病残及14岁以下青少年及儿童。农村人力资本生产要素快速外溢，导致城乡发展失衡，乡村转型发展不充分矛盾突出(佟伟铭、张平宇，2016)。人口迁移带来资源要素流动重构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模式，深刻影响乡村“社会-经济-空间”的转型发展(佟伟铭等,2022)。刘金菊、陈卫(2021)研究发现，城乡迁移和未婚迁移大幅度增长，受教育程度越高迁移程度越大，这势必严重削弱农村人力资本质量，阻碍农村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农村土地抛荒、农业粗放式生产、农产品边际收益低等突出问题。因此，土地对于农村留守人员来说，其意义就是能带来基本的生活粮食保障，而对于进城务工者，农业的意义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这就出现了农村大片土地抛荒现象的发生，夏昆昆等(2018)实证调研发现，农村“空心化”大于30%占整个样本总量的63.7%，农村常住人口50岁以上占样本总量的67.5%，土地种植传统农作物的占95%，种植经济作物的仅为8.75%，抛荒及退耕还林占样本总量的50.0%以上。这一组数据说明了一个问题：种植农作物带来的边际收益低，不能满足农民基本生活的需求，导致很多农民选择弃耕而去城市务工，由于耕地面积小且分布较分散，使很多土地无法被流转，大面积的耕地被抛荒。这严重阻碍了乡村产业的发展，乡村种养殖业亟待实行产业结构调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8 2012-2021年我国农村人口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9 2013-2021年我国进城务工人员变化
基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拉尼斯-费景汉的模型理论、赫伯尔的推-拉理论等人口流动理论和学说。我们认为，可以辩证审视我国乡村人口流动问题：一方面，乡村人口按照这种态势流动，势必影响乡村经济的发展质量；
另一方面，乡村劳动力外流有利于土地流转和实施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推动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新技术的应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利于促进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就为区域公用品牌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机械化种养、集约化经营创造了发展条件。
(一)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发展特征
在贫困县实现整体性脱贫后，乡村发展中的扶贫与反贫困其实并未终结，而是发生了转变。脱贫攻坚特别是对于那些通过国家扶贫攻坚政策而摆脱贫困的地区来说，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规模性返贫和个体返贫风险，巩固脱贫成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过渡期，国家的政策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如何实现巩固和有效衔接是脱贫县面对的现实问题。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脱贫县设立5年过渡期，建立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通过长效巩固机制保障这些脱贫地区不返贫，保证脱贫成效持续稳定发展。尤其是对于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防止返贫任务更加艰巨，建立乡村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显得更为重要。在脱贫县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需要提高脱贫人口内生发展动力，注重营造培育提升弱势人群自身的“造血功能”的乡村产业，让这部分群体能从乡村产业发展中实现“自我造血”能力的再生。对于这类地区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期，作为地方政府的决策者，选择什么路径才能达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呢？本文的猜测是区域公用品牌可能是脱贫县迈向乡村振兴更好的路径选择。
2018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SCYJJXXS/201806/t20180629_6153368.htm.，明确“建设和发展区域品牌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随后三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提出发展区域公用品牌的具体要求，规定要通过发展“富民”产业，推动“三品”工程发展。在国家大力发展区域公用品牌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依据区域特色，积极推动和培育当地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出台落实相关政策助力品牌农业发展。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4)中国政府网_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2/22/content_5675035.htm.，再次指出要“开展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强化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等工作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5)人民网：特色产业兴 脱贫门路宽(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脱贫攻坚答卷),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1-02/22/nbs.D110000renmrb_10.htm.，脱贫县已累计建成种养、加工等各类特色产业基地超过30万个，平均每个县有2～3个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98%的脱贫户享受了产业帮扶，脱贫县登记的地理标志农产品达800多个、认证绿色和有机农产品1.1万个，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奠定了坚实基础。
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建构的政府机制、创新机制和市场机制，优化了乡村发展因素，配置了乡村发展资源，统筹了乡村发展的要素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区域结构和主体结构。构建起现代农业监管体系、产业体系、生产体系、质量体系、经营体系和服务体系，培育出多种形式的乡村规模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生产主体。以区域公用品牌为主导产业，推动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与拓展，提升乡村产业的价值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特别是与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提升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以及品牌的市场议价能力和增值效应(薛桂芝,2010)，给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提供更坚实的产业支撑和物质基础。综上，区域公用品牌对乡村产业发展的特征可概述为：“区域品牌—信号传递—品牌溢价—产业集聚—产业链延伸—扩大就业—增加收入”。
(二)区域公用品牌与其他产业比较分析
乡村产业的发展是多元化的，没有约定俗成的规定，但是对绝大多数脱贫县来说，区域公用品牌是乡村产业发展较有效的路径。本文就区域公用品牌产业与其他产业从产业特征、市场前景、与乡村发展契合度、与三农关系、三产融合情况等15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区域公用品牌对脱贫县乡村产业发展的适切性。
对于选择区域公用品牌作为脱贫县产业发展的客观因素，通过将区域公用品牌产业与其他产业进行比较分析(见表2)。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到四点主要研究结论：
表2 区域公用品牌与其他产业比较分析
一是，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协同发展特征明显。一方面，相较于乡村发展其他产业，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协同性、品牌性、公用性、非排他性和外部效应等特征。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区域性、协同性、公用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是在一个价值外溢的共赢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区域公用品牌具有明显的自然资源、区位优势、产业特色、区域人文历史和农耕文化等，这些都是农产品区域品牌与其他乡村产业相比具有的核心竞争力(马清学,2010)。显然，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可以让更多的村民参与品牌共建、共治、共享，增加乡村产业发展的受众群体。
二是，区域公用品牌三产融合程度较高。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区域公用品牌能够为区域带来区域营销效应，以形成区域要素聚集促进效应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带动区域形成产业集群，从而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个体性，只是在某一个方面的发展，不可能形成产业集群，带动三产协同发展。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区域性、产业性所带来的对区域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等的促进效应，推动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吴传清等,2008)。
三是，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受益群体广。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企业资源、协会资源等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的资源以及品牌生态系统内的区域资源因素整合和服务交换，在制度的约束与协同下，系统内所有建设主体共同创造价值，从而实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价值外溢(陆娟、孙瑾,2022)。乡村留守村民、老弱病残个体、外出务工人员，都能从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发展中以不同形式参与其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这一突出特征是一般产业不具备的。乡村一般产业与区域公用品牌相比，一般产业易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生命周期短、辐射半径小、受益群体面窄等局限。
四是，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发展业态较为成熟。品牌建设过程中一切经济和社会参与者都是资源整合者，品牌价值由生态系统内的所有参与者共同创造，服务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活动的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实现共同利益诉求的驱动下，促进共创意愿的产生，进而影响服务价值共创绩效(张军等,2018)。区域公用品牌一般具有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和产销结构，能够整合区域内外资源，形成从生产、加工、仓储、销售到运输等环节的全产业链结构(杜航,2019)。带动区域内其他产业集聚，扩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美誉度和市场影响力，促进品牌农产品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区域品牌的区域性、公用性、产业性带来区域产业升级、产业链形成，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进程(吴传清,2008)。
(三)脱贫县选择区域公用品牌产业的理由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进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这一年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农业品牌推进年。自2019-2021年连续三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发展特色农产品品牌，打造知名农产品品牌相关内容。刚刚发布的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等提升工程，大力发展县域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产业。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巩固提升脱贫地区特色产业，提高脱贫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包括中央一号文件在内的多个国家重要决议和政策文件都关涉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全国都在基于农产品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工程。
新时期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当前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发展和新的边际增长，亟待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作为内需发力替代投资和外需导向(杨忍等,2015)。随着我国共同富裕步伐的稳步推进，要继续重点推进人民关注度较高食品安全与食品品质问题建设，发展高品质、高质量的农产品，准确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是国家质量兴国、质量强国的战略要求，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需求。“赣南脐橙”的品牌价值从2010年的26.08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681.85亿元，10年间品牌价值增长了26.1倍(齐文娥等2021)；
“潜江龙虾”的品牌价值从2019年的203.7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288.9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2.36%(程虹等,2022)，区域公用品牌的品牌价值变化从侧面反映了消费者对特色产品的市场需求状况。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百姓对特色农产品需求日趋旺盛。农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农业发展影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在新时期、新阶段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就要突出新的农业发展理念，牢牢抓住农业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这条主线，在质量和价值上实现突破。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可靠性，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
表3 区域公用品牌集体人力资本的行动逻辑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将区域公用品牌作为脱贫县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主要因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作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者和推动者，是提升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发展的外在驱动力；
二是，企业作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主体，是提升品牌建设绩效的内在驱动力；
三是，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农户作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是政府、市场提升品牌建设绩效的中坚力量。在区域公用品牌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服务指导，企业、协会的倾力发展和品牌打造，科研院所的技术支持，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多方主体参与的“集体人力资本”，正是区域公用品牌发展中的这种“集体人力资本”优势，推动了乡村区域公用品牌产业的有效、有序发展。
区域公用品牌发展过程中凝聚的“集体人力资本”，可以纾解“人口流动”带来的阻碍乡村产业发展这一突出矛盾和难题，区域公用品牌产业的发展以激活乡村资源，实现社会资本“下沉”，激发乡村土地、产业要素活力和内生动力，从而提升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特色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推进乡村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实现乡村各项事业发展。鉴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区域公用品牌能实现乡村“土地”“产业”“人”“三方”嵌合的发展格局，推进乡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生态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党的二十大给农村农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脱贫县抓住机遇进行产业结构性调整，以发展区域公用品牌产业为抓手，促进农业质量提升、农产品提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脱贫县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Q县Z村位于黄淮集中连片贫困区，自然资源禀赋和人力资本稀缺(6)按照社会科学研究惯例，本文对调研的脱困县、脱困村和公司进行了匿名化处理，下同。。本文通过讨论Q县Z村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发展的案例，旨在通过实践检验脱贫县选择区域公用品牌作为乡村发展产业的行动路径和实施效果。
(一)案例基本情况介绍
Q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Z村是Q县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共有10个村民小组，36个自然村，全村共585户、人口有2637人，贫困人口有1376人，占全村人口总数的51.47%，老弱病残人口有693人，外出务工人口有976人。由于Z村地处低洼区，基础设施差，到汛期洪水遍地，致使土地贫瘠，导致粮食产量较低。2013年出现80多户农民将田地无偿给别的农户种植的现象，93户农民将田地抛荒，因为除去种子、化肥、收种等生产资料成本后基本无钱可挣。Z村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带领村两委结合本村自然资源禀赋和村外出劳动力多的实际村情，对如何发展Z村产业进行探索和实践，他们曾经种植柳条、麻等产业，但都因经济效益低而被迫终止。
2015年，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Z村试行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全村585户农民，自愿流转551户，对于不愿流转土地的34户，村集体组织协商调田。Z村与当地加工企业S公司建立合作关系，S公司出资6500万元把原来分散的耕地进行平整集中，按照现代农业标准将1.2万亩耕地建设成260个“虾稻共作”养殖单元，然后再把40亩左右的养殖单元等价转包给种养能手，开始尝试种养殖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小龙虾。
(二)Z村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发展的行动路径与效能分析
1.品牌产业发展路径：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
在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模式方面，Z村与S公司加强合作，探索出“土地返租”(S公司从Z村统一租赁后再分别租赁给种养殖农户)和“六统一”(统一机械施工、统一种养标准、统一供应农资、统一服务与管理、统一收购产品、统一产品品牌)的管理经营模式。由村党支部组建“帮农农机”“春天里虾稻共作”两个合作社，农户每亩地向合作社交300 元虾田基础设施费，挖掘机、推土机等费用由村部统一支付，这种“合作社”集中耕种模式显著降低了相关费用成本。合作社按照“六统一”原则，为养殖户提供全程的机械化耕种服务和农资供给、技术培训，保证了基地的标准化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发挥了合作社的“帮农”“利农”的效能。农户养殖的龙虾达到S公司预定的规格，给予高于市场价30%进行统一收购，“虾稻共作”生产的有机水稻，Z村申请了“春风稻花香”注册品牌，这种稻米市场溢价26%，一亩虾稻就可以收入5000 ～8000元，这样一个虾池一年的净利润达20多万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显著提升，相较于2013年之前，农户收入增加了5～6倍，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也大大提高。在“万亩稻田”特色产业的引领下，Z村探索出了“乡村驿站”“乡村民宿”“稻花香里听蛙声”特色旅游产业，每年为Z村带来100多万元收入，促进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Z村引进企业建造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年精加工龙虾50万吨，后又相继引进了40万吨冷链物流暨虾-稻产品集散交易中心和龙虾辅料加工及虾稻精深加工聚集区。Z村以龙虾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发展为“主线”，延展了龙虾的上下游产业链。该产业集群年销售收入35亿多元，新增就业岗位1万多人，解决了该村及周边村民的就业问题，人均年收入40000多元。为提升村容村貌和文化建设，示范园还配套建设了企业综合服务中心、职工服务中心、市民文化休闲广场和污水处理厂等。可见，Z村以区域公用品牌为乡村产业发展着力点，在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同时，提高了村民收入，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营造了宜居的生态环境，促进了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
2.受益群体：留守村民+外出务工人员+老弱病残
企业、农户、村集体为实现共同富裕，Z村探索出“村企合作”模式，S公司制定种养殖标准，S公司委托Z村村委会成立合作社进行管理。企业给流转土地村民1平方米1元钱，土地承包户1平方米上交合作社0.1元。Z村集体合作社每年可获得60万元收入，合作社收益能够惠及Z村村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增强村庄财政能力。Z村拿出集体经济收入的30%用于村基础设施的维修，20%用于基地管理人员费用，10%用于村老弱病残个体救助，10%用于新技术开展培训，这样就解决了Z村正常的基础性运转，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作用。Z村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发展过程中三类村民能够从中得益：一是，对于外出务工，村里没有劳动力的用户，进城务工带来收益的同时，家庭土地流转增加了一部分收入；
二是，对于没有技能和特长的村民，由于当初经营条件的限制不能获得土地的经营权，现在进行了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和“返租”模式，这部分村民可以因种养殖直接获得收益，一亩地水稻+小龙虾收益5000～10000元；
三是，对于老弱病残个体，可以从土地流转中每年收入2000多元，又能从集体经济中二次分配一部分资助，这有效杜绝了这部分群体返贫现象的发生。
3.品牌产业效能：增产+增收+增效
Z村依托S公司实现生产与市场对接，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发展采用的“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这种产业发展模式，把传统种养殖转变为“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虾稻共作”现代高效种养模式，每年可收两季虾一季稻，土地产能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实现了“三增”：一是，土地增产。水稻增产4260吨，同时小龙虾增产1240吨；
二是，农民增收。反租倒包使农户户平收入超15万元，人均收入达28000元；
三是，集体增效。通过土地流转租金和基地经营管理，村集体每年增收100万元，可以更多地承担村民社保、村公益事业、扶贫救危等职能，综合服务效能大大提高。
区域公用品牌农业在Z村的发展，让村民享受到现代发展特色农业带来的“红利”，通过发展现代高效农业，让昔日散乱的旧村庄变身为万亩基地，真正呈现了“田成方、树成行、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现代田园风光。Z村党支部被省委评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被农业部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被国家发改委、农业部誉为“革命性创举”、“现代农业标杆”等荣誉。正是Z村选择了龙虾这一区域公用品牌作为村品牌农业发展，才成就了Z村村容、村貌的巨变，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从而推进了Z村乡村振兴的进程。
(三)Z村发展区域公用品牌产业的启示
1.品牌农业推动迈向产业兴旺“步伐”
综合Z村发展区域公用品牌的实践过程，我们可以发现，2013年之前，Z村产业发展存在三个方面的困境：第一，基础设施差，没有产业；
第二，种田收益甚微，农民不愿意种田；
第三，农民大多在外地打工，土地盘活成难题。针对制约乡村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这些突出问题，Z村党支部选择区域公用品牌作为该村产业发展的抓手，在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共同作用下，探索出“企业+基地”共建的模式，还是这片土地，还是这些人，将Z村的“虾稻共作”在经营方式和生产方式上进行了两个突出的转变：其一，农业经营规模上，从“零片化”到“规模化”发展；
其二，农户生产方式上，从“小农经济”到“集约化”转化，这就是Z村党支部发展区域公用品牌产业给该村产业发展带来的变化，形成“种植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旅游业”的区域公用品牌发展模式，改变了单一产业的发展结构。通过这种变化，提升了脱贫村一产增加值，带动了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了脱贫村产业融合的演进过程，促进了乡村产业的生态发展。
2.产业发展彰显“集体人力资本”力量
在整个小龙虾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在充分利用“有效市场”机制的同时，该地政府发挥了“有为政府”的重要职能。政府主管部门将自身定位为一个“服务者”的角色，为促进小龙虾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该市政府在官网首页开辟了“小龙虾”专栏，成立了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书记、市长亲自挂帅，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协同小龙虾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小龙虾良种选育繁育中心、小龙虾公共检测中心、小龙虾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小龙虾产业发展机制，各部门之间明确分工、协调配合，保证小龙虾产业的稳步有序发展。正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搭建起的这一条“纽带”，“串联”起了企业和农户，“连接”起小龙虾产业发展的现在与未来。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政府尽职尽责、企业做好经营、农户做好种养殖“各司其职”的产业发展模式，正是各级利益主体职责明确的践行意识，成就了“小龙虾”这个“大产业”区域公用品牌。
3.产业发展加快“四化同步”进程
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的“四化”目标，“四化同步”在Z村品牌产业发展过程中得到全方位体现。其一，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Z村建立种养殖基地与龙头农产品加工企业S企业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此举提高了工业经济和企业核心竞争力。其二，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Z村建立自己的“合作社”性质的企业，村民集中搬迁到镇里的“Z村社区”统一居住，这既为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也是城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需求，从而推动Z村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其三，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2015年Z村集中搬迁后进行土地规模化整治，已完全实现了农业现代化。Z村以区域公用品牌产业推动了“四化同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推动了Z村乡村振兴的发展进程。
上文从需求侧、供给侧分析了我国特色农产品市场的现实状况，接着通过一个案例，讨论了区域公用品牌对脱贫村产业发展的有效性。为更一步论证区域公用品牌在全国层面的有效性，本部分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300个区域公用品牌作为样本进行数据匹配，采用DID双重差分法测度区域公用品牌产业的政策效应。本文将我国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乡村产业发展效用的研究设定为准自然实验，借助准自然实验的一般研究方法，探究区域公用品牌战略的政策评估。本部分通过指标构建、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探究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对脱贫县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
(一)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1.数据选择
本文参考邓悦和肖杨(2022)、张挺(2018)、尹志超(2020)、吴国宝(2018)、蔡昉(2013)等文献的数据选择方法，基于本文主要探究脱贫县选择区域公用品牌发展乡村产业的效用问题，结合要研究问题本身的特征做出数据选择，从四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是，本文研究的脱贫县指2012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数据覆盖了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的592个县(市、区、旗)，在研究过程中将有区域公用品牌的脱贫县设置为处理组，其余无区域公用品牌的脱贫县作为对照组，将文中的脱贫县分成4组样本：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实施前和实施后的处理组、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实施前和实施后的对照组；
二是，区域公用品牌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中国农产品品牌目录》中的300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共11个类别；
三是，将2018年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开始实施作为外部政策冲击的时间节点，选择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实施前3年(2015-2017年)和后3年(2018-2020年)的相关数据；
四是，经济指标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信息网统计数据库和区县旗官网公布数据。对于其中部分缺失数据，本文通过平均值法给予补齐。
2.指标选取
本文主要研究脱贫县区域公用品牌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一产增加值衡量品牌产业的效用。基于区域公用品牌的区域性使用和区域性发展特征，以及区域公共品牌农产品的市场溢价的直观表现结果反映在一产增加值的变化，一产增加值能够客观、准确反映出区域公用品牌战略的政策效应。鉴于此，为了更直观反映区域公用品牌的政策效果，本研究使用一产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所涉及的其他指标含义说明如表4所示。
表4 变量含义说明
3.模型设定
本研究将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实践效果设计为准自然实验，为了准确排除其他政策对脱贫县产业发展效用的影响，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估计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净影响。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双重差分法可以检验处理组和对照组对产业发展效用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此，本文构造的基准双重差分计量研究模型如下：
lnagrxt=β0+β1brandxt+β2timext+β3brandxt×timext+β4γxt+δx+εxt
(1)
式(1)中，lnagrx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县域一产增加值的自然对数值，用来衡量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产业发展效用的数值变量，x表示对应的第x个脱贫县，t表示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实施前后对应的时间；
变量brandxt的意思为在t时期x县有无区域公用品牌，B=1代表第x县有区域公用品牌，B=0代表第x县无区域公用品牌；
timext表示x县在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实施前后的时间，区域公用品牌实施前T=0(2015≤t≤2017)，区域公用品牌实施后T=1(2018≤t≤2020)；
brandxt×timext为二者的交互项，参数β3测度区域公共品牌政策对一产增加值的政策效应；
γxt表示一产增加值受x县在t时期影响的控制变量集合；
δx表示固定效应，控制了影响agr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因素。因此，通过设置B、T两个虚拟变量将本研究样本分成四组，即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实施前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实施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具体分类结果、双重差分模型中各参数含义及特征量，如表5所示。
4.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参考黄志平(2018)、张俊(2017)、刘瑞民(2015)等学者所选用的被解释变量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要探究区域公用品牌对脱贫县产业发展效用的影响，选取各县域一产增加值的自然对数(lnagr)作为被解释变量。
表5 双重差分模型中各参数含义说明
(2)解释变量
区域公用品牌战略从2018年开始，brandx表示脱贫县是否有区域公用品牌的虚拟变量，有区域公用品牌brandx=1，若没有区域公用品牌brandx=0；
timet表示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实施时期的虚拟变量，当t在2018-2020年时，timet=1；
当t在2015-2017年时，timet=0。
(3)控制变量
借鉴黄志平(2018)、Li et al.(2016)、Chen 和 Zhou(2007)等学者相关研究，为控制其他外生因素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下列控制变量：用县域生产总值自然对数(lngdp)表示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选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自然对数(lninc)代表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农业经济效益的影响，三产增加值自然对数(lnser)反映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带动服务业发展的水平，采用居民储蓄余额自然对数(lnsav)表示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居民储蓄的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区域公用品牌使用范围(bra_ar)，区域公用品牌县所属地区(bra_ra)，区域公用品牌类型(bra_ty)和有无区域公用品牌(bra_if)等。
(4)描述性统计
本文运用DID的方法探究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脱贫县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在研究过程中为避免异方差与共线等内生性问题可能存在对检验结果产生的影响，文中借鉴已有双重差分研究中的普遍做法，对部分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处理后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检验
为检验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脱贫县产业发展的影响，在准自然试验的条件下，为排除其他政策对试验结果的干扰和遗漏变量造成的偏误，本部分我们进行双重差分单变量检验和双重差分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为更进一步验证检验结果的信度，我们做了平行趋势检验和更换被解释变量检验的稳健性分析。
1.单变量双重差分结果分析
为探究区域公用品牌对脱贫县产业发展的效用，为去除其他宏观、中观、微观政策因素对乡村产业发展效用的影响。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在研究对象同为脱贫县的前提下，如表7所示，本文分别计算有区域公用品牌和无区域公用品牌脱贫县，在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实施前后一产增加值的自然对数均值。然后，用t检验的方法检验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对一产增加值的影响。以此探究区域公用品牌对脱贫县产业发展的效用。
表7的单变量双重差分结果表明，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实施后处理组和对照组一产增加值的对数均值分别为12.296和11.937，处理组比对照组多0.359，且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在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实施之前，有区域公用品牌脱贫县一产增加值均值为11.903，无区域公用品牌脱贫县一产增加值均值为11.771，处理组比对照组多0.132。可见，区域公用品牌政策显著提升了一产增加值的水平，政策效应估计值为0.227，且在1%表现为显著性。
表7 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乡村产业发展影响的单变量双重差分检验
2.双重差分基准回归分析
根据式(1)所建构的双重差分基准回归计量模型，采用一产增加值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来估计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乡村产业发展的综合效应，结果如表8所示。第(1)列没有控制固定效应，在脱贫县有区域公用品牌的控制变量条件下，brand×time的交互项的回归结果，表3的回归统计结果表明，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乡村产业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政策参数估计值为0.231，在1%条件下具有显著性，说明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实施后对一产增加值的政策效应为23.1%，政策效应的增强效果较明显，这与单变量双重差分的政策效应估计值22.7%基本一致。第(2)列和第(3)列控制了时间效应，政策效应检验参数估计值为0.216和0.235，且随着时间的延续政策效应值在变大，在1%水平具有显著性。第(4)列是控制了区域公用品牌所在地区的变化，设置地区为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政策效应为0.263，说明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对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一产增加值的政策效应最为明显；
第(5)列为东中部地区，区域公用品牌的政策效应为0.238，对一产增加值的政策效应值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基于上述分析，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对西部和东北部的政策效应显著高于东中部地区，说明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对西部和东北部的一产增加值效果较为明显。第(6)列控制了区域公用品牌的使用范围，政策效应参数估计值为23.3%，具有显著性。表(5)、表(6)中的参数估计值表明，变换地区效应和区域公用品牌范围效应，二者的政策效应估计值变化不大，且在1%水平具有显著性，这一结果说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8 区域公用品牌对脱贫县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回归分析
综上，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实施以来，相较于没有区域公用品牌的脱贫县，有区域公用品牌的脱贫县一产增加值的政策效应在1%水平具有显著性，且这种显著性随着检验时间(2018-2020年)的推移，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培训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且表现为增强趋势。
(三)稳健性分析
为验证区域公用品牌对脱贫县产业发展效用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部分将从反事实检验和更换被解释变量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分析。
1.反事实检验
为了评价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脱贫县产业发展效用的影响，进一步排除其他因素可能对一产增加值检验结果产生的作用，确保双重差分模型参数估计的稳健性和一致性，本部分进行了反事实检验，即假设区域公用品牌政策提前3年已经开始实施，然后进行政策效应估计。基于此，本研究构建的反事实检验计量模型为：
(2)
式(2)中，lnagrxt为x县在t年一产增加值的对数，brandxt为分组虚拟变量，表示脱贫县x在t年是否具有区域公用品牌，若有，t=1，否则，t=0。brandxt×timext为二者的交互项，β3是区域公用品牌的政策效应。而time2015、time2017分别是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实施之前的两个时间节点，time2018和time2020分别是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实施的当年和第3年。各特征量的检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区域公用品牌对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反事实检验
表9的反事实检验回归统计结果第(1)列表明，在区域公用品牌政策的假设时间点time2015、time2017，交互项回归结果系数分别为0.007和 -0.003。可见，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在2015年和2017年对一产增加值没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不具有显著性。第(2)列在控制区域公用品牌所在地区的情况下，结果为负值，而time2018、time2020，无论是否控制区域公用品牌范围，政策效应估计系数在1%水平仍具有显著性，与前述政策效应回归分析结果估计系数值差别不大。反事实检验更进一步说明，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一产增加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更换被解释变量
三产增加值也常用于描述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经济指标，为进一步验证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具有促进作用这一结论的稳健性，降低模型(1)的内生性问题，文中采用县域三产增加值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再次检验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乡村产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检验计量模型为：
(3)
式(3)计量模型各变量及参数与式(1)、式(2)对应部分含义相同，只是这里将模型(3)的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三产增加值的对数。为了更清晰反映出区域公用品牌的政策效应结果，本部分使用time2015、time2016表示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实施前的两个时间点，用time2019、time2020表示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实施后的两个时间点。
表10的回归统计结果表明，对于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实施前的两个时间点，更换被解释变量后，第(3)列交互项系数估计值均为负且不具有显著性。在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实施后的两个时期内，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具有显著性。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三产增加值的提高具有显著性。从time2019到time2020，政策效应估计值变大，说明区域公用品牌政策随着实施时间的延长效果变得更加明显。
表10 区域公用品牌对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更换被解释变量
(四)区域公用品牌政策对脱贫县产业发展效用的异质性分析
正如前文所言，区域公用品牌对脱贫县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地域广袤，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区域公用品牌特色产业的发展受诸多因素制约。那么，区域公用品牌对不同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存在怎样的异质性？不同使用范围的区域公用品牌对产业的发展存在哪些差异性呢？这是接下来研究本文关心的问题，本部分将对上述问题做更进一步的探究。
1.地区异质性分析
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受地区自然资源禀赋、政策支持力度、经济发展基础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在不同地区对产业发展质量可能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性。纵观表11的回归统计结果，我们有以下五个方面的重要发现：
第一，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对西部地区的一产增加值政策效应估计值最大，为23.3%，东北部地区紧随其后(18.5%)，对中部地区(17.6%)、东部地区(13.8%)政策效应相对较小，西部地区区域公用品牌政策效应估计值明显，这可能与国家连续的扶贫开发和乡村振兴政策有关，加快了经济较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吴国宝，2018)。
第二，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对三产增加值的政策效应东部地区最为明显(26.3%)，这与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发展结构有密切的关系，便于以区域公用品牌为抓手，发展衍生服务产业。而对东北部地区三产增加值的政策效应最小(7.6%)，可能的原因是与东北地区的气候、自然资源和区位有一定的联系。
第三，政策对区域GDP变化的影响从低到高依次为：东部地区(4.5%)、中部地区(8.8%)、东北部地区(11.0%)、西部地区(12.1%)，且东部地区不具有显著性，中部地区仅在10%水平显著。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可能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形态有关，东部地区二三产业发展较为成熟，西部地区特色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较大。
第四，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增幅从低到高依次为：中部地区(13.4%)、东北部地区(13.9%)、西部地区(15.1%)、东部地区(16.3%)。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区位优势、信息优势明显，西部地区特色农产品市场价格优势突出，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缺乏这方面的比较优势。
表11 区域公用品牌所属地区对产业发展效用的异质性分析
第五，居民储蓄余额方面，相较于东部地区(10.6%)和中部地区(13.5%)，西部地区(21.3%)政策效应最为明显，且在1%水平具有显著性。综合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这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的理财结构有密切的关系，东部地区居民习惯于将多余的钱用于投资，而西部地区居民乐于将剩余的钱存入银行。
综上所述，我们研究认为，东部地区区域公用品牌更注重品牌培育，延展产业链，促进一产与二三产融合发展，发展区域公用品牌下游服务业，从而形成了以区域公用品牌为基础产业的产业集群。中部地区，在特色产业区域公用品牌的影响下，随着国内大循环经济圈的形成，产业已经开始由传统粗放型向规模高效集约型转变。西部地区区域公用品牌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使得特色产品附加值较低。因此，区域公用品牌产业链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与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2.范围异质性分析
区域公用品牌对产业发展效用的影响除表现出地区异质性外，由于区域公用品牌的使用范围不同，对脱贫县产业发展也可能产生差异性。这部分将分别探究县域、市域、省域范围的区域公用品牌对脱贫县产业发展的影响。
按照区域公用品牌的范围分组回归结果如表12所示，市域范围的区域公用品牌在五个指标的政策效应都表现为1%水平的显著性，而省域区域公用品牌虽然部分指标也表现为显著性，但相对市域和县域区域公用品牌政策效应不够明显，综合分析如下：
其一，市域区域公用品牌更有利于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市域区域公用品牌对一产增加值和GDP的政策效应系数相较于县域和省域范围品牌表现得更明显，且在1%水平具有显著性。这可能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市域范围的区域公用品牌更有利于市域范围内各种资源的协同与整合，更有利于形成上下游产业集群发展，从而建立起一个更加科学的品牌发展生态有关；
二是，市域范围区域公用品牌相较于县域和省域范围品牌更有利于用相对较低的成本来培育自身品牌价值，更容易利用其区域品牌相关信息让市场为其背书，更易实现资源的高度配置与集成，真正形成区域公用品牌共建、共治和共享的发展格局。
表12 区域公用品牌范围对脱贫县产业发展效用的异质性分析
其二，省域区域公用品牌政策效应不够明显。通过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省域区域公用品牌对农村居民储蓄余额不具有显著性，对于一产增加值和人均GDP虽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仅在10%水平下显著。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品牌不是简单意义上产品营销、助农增收的工具，而是整合区域内的各种资源，能够为整个区域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和全方位的价值引领。由于区域公用品牌与地域特征密切相关，而省域范围区域公用品牌由于覆盖范围太广，自然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性，标准、品控难以统一执行；
另一方面，省域区域公用品牌相较于县域和市域由于受各方利益的影响，市场化培育难度较大，子品牌信号难以被市场有效识别，不易在市场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从而难以形成较高的市场品牌溢价。
其三，综合县域、市域、省域范围的区域公用品牌对各指标影响的显著性，结合前述研究。我们发现，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必须通过整合行政、市场、社会的力量，使之形成合力，充分挖掘特色农产品的“特色”，以有形产品为“载体”赋予“文化”内涵。这就需要运用市场化的发展理念，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和市场化信号调节，通过有效市场传播和市场信号识别，释放特色农产品“有形”和“无形”的价值功能，实现区域公用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品牌识别、价值认同以及品牌文化同区域特色有机嵌合(董翀，2021；
刘卫柏等,2019)。最终形成品牌认知、品牌效应和品牌溢价，才能充分体现区域公用品牌的特色产品价值。
本文从区域公用品牌和脱贫县乡村产业发展的视角，分析了国内需求侧、供给侧特色农产品市场需求及供给状况，接着比较分析了区域公用品牌和其他产业在脱贫县产业发展过程中对乡村发展的影响，以及区域公用品牌作为脱贫县产业选择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最后通过案例检验和双重差分实证分析进一步佐证了“区域公用品牌是脱贫县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这一结论。本文研究表明：(1)区域公用品牌是脱贫县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2)“集体人力资本”是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发展的基础；
(3)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对脱贫县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区域公用品牌所属地区和品牌使用范围的政策效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本文对脱贫县乡村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和产业选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及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发展状况，下面从政府职能、品牌培育、品牌发展三个维度提出五点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要承担起“有为政府”职能。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在充分利用“有效市场”机制的同时，政府发挥着非常关键性的作用，尤其在品牌起步期和发展期。基于此，政府要将自己定位为“服务者”的角色，而不是“检查”和“视察”的职能，要真正为品牌的发展进行统筹规划，为品牌建设真实赋能，做到心里有“品牌”，凡事为“百姓”，将品牌发展落实到“行动中”，将行为导向落实在“结果中”。
第二，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发展要具备“长期主义”思维。一般来说，区域公用品牌产业不是当年就能见效的产业，这就要求地方“主官”具备“长期主义”构念，不能为一任“功绩”片面追求“短平快”产业，忽视了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三产融合以及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性系统工程，这就要求利益相关者具有“整体观”和“全局意识”去培育区域公用品牌产业的发展。
第三，将区域公用品牌的数量和类型适度向中西部脱贫县“倾斜”。刚脱贫地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难点和重点，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为防止规模性返贫现象的发生，就要根据各地区位优势、资源特征，充分发掘培育适合本地发展的区域公用品牌。同时，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农业转型升级力度，加大对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品质提升、品牌打造等建设工程。通过品牌带动效应，积极引导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根据市场需要进行二次加工、深加工，以适应社会消费升级和大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从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第四，大力发展“市域”范围区域公用品牌。市域区域公用品牌更易形成规模效应、集群效应，更能激发产业要素流动活力，提升资源要素协同综合利用效率，推动乡村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升级。因此，通过发展市域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品牌产业向标准化种养殖升级、二产业向精细化加工升级、三产业向现代化服务升级的转型和转变，实现乡村产业结构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第五，优化“配置”区域公用品牌类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应该合理配置粮食、果品、蔬菜、禽类等区域公用品牌的种类和数量，在兼顾粮食产量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高品质水果、蔬菜、禽类等区域公用品牌，尤其是蔬菜这类利用现代科技，发展一年可以多茬种植的区域公用品牌设施农业，这样不仅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且能够显著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
综上所示，脱贫县乡村产业发展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只有根据脱贫县的自然资源禀赋，选择适合地区发展的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充分利用国家乡村产业发展政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并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和发展布局，才能将特色产业与双循环发展相互嵌合，促进脱贫县乡村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产业兴旺和乡村振兴的伟大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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