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
提要：政治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本文运用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文献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百年(1921—2021)政治话语体系包含了七个核心要素,即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社会主义、人民、领导、民主,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认识的核心,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民主的方式发展社会主义。将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结合起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观念的变迁,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的理解分为革命时期的军事政治、改革初创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改革深化时期的全面政治三个阶段,表现为由革命向改革转型、由国家统治向国家治理转型、制度化不断加强的特征。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百年奋斗。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同时“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页。。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其核心就是对“政治”的理解。总结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的理解,尤其是分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政治观念的变迁,从中发现一些基本规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即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为背景,考察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的理解,以期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有益的思考。
海通以来,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核心特征就是中国卷入世界,成为全球发展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衰落到觉醒,并最终走上伟大复兴的辉煌历程。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百年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中生发出理论逻辑,形成了内涵丰富、立意高远的政治观念,既需要我们做微言大义的精雕细琢,也需要我们做纲举目张的宏大叙事。因此,我们的研究思路是以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的大历史为背景,聚焦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并通过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集、文选等成熟文本对“何为政治”,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理解政治这一问题加以分析。
在文献资料选择上,本研究主要选择了《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文献作为资料基础。在中国,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文选的编选极为严谨,相关的编选主体、编选程序非常严格,并且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性,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话语体系及其变迁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是我们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最佳语料。一方面,这些文选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接指导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这些文选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传承与创新。尽管这些文本还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当时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观念,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高度统一性,这些文本基本可以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共识。
就时间段来看,最早的《毛泽东文集》开始于1921年,最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到2020年,正好涵盖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在内容选定上,我们选定了更为系统的《毛泽东文集》,而不是《毛泽东选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文本,我们选择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权威的作品。为了更好地分析五套文献中政治话语的基本面貌,我们以“政治”为参考点,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1对文选进行了基本的参考点和覆盖率分析,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政治”的参考点和覆盖率
续表
我们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政治”在各文本中多次被提及,覆盖率都在3%—4%之间,虽然在各文本中有一定的差别,但没有根本的区别。《毛泽东文集》中的平均覆盖率是3.01%,《邓小平文选》是3.28%,《江泽民文选》最高,是3.91%,《胡锦涛文选》是3.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3.17%。
在语料库的处理上,我们选择了全样本的一级语料库和二级语料库相结合的方式。我们知道,在文本分析当中,有很多时候,虽然没有出现“政治”这两个字,但实际讨论的内容就是政治。比如,当人们在讨论民主的时候,虽然没有出现“政治”这两个字,但实际上是在讨论政治。这种情况非常多见。如果不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就很难完整地体现语料中体现的相应观念。由此出发,本文采取了两级拓展形成的语料库来完善文本分析的不足。为了更好地研究五套文献中体现出来的政治话语,我们将这些作品中有“政治”的段落(前后20字符为界)整理出来,做成一个“政治”关键词的拓展语料库。对这一拓展集进行数据清理后,我们得到一个355715字的语料库。这个二级语料库是我们分析的基础,根据词汇共现性原理提供了语义相近的词群。根据这一词群找到概念后,我们再回到一级全样本语料库分析语义相近的词语,再进行全样本分析。除了“政治”语料库外,本文还针对关键词“党”(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法治”“革命”“改革”“全面”等大量关键词分别制作二级语料库,结合一级语料库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
本研究采取了定量与质性结合的混合研究策略,包括以大数据文本分析为特征的定量分析,也包括了以文献分析为特征的质性分析。大数据文本分析是以词频为基础的,这使得话语分析具有一定的定量特征,但是这种定量分析需要结合文本的语义综合分析,这就使得话语分析带有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特征。虽然大数据文本分析具有定量的性质,但是,从本质上讲,这种定量分析要求研究者具有一定的质性研究基础。因此,本文虽然运用了大数据文本分析的策略,但又不局限于大数据文本分析,甚至主要不是大数据文本分析,更多是定性分析的内容。但是,大数据文本分析在本文研究中的贡献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本文的研究以量化文本分析为主,综合语料库分析、大数据文本分析等现代语言学的前沿方法,同时辅以定性分析,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政治话语体系进行分析,从而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话语基础。在分析模式选择上,主要是综合运用观念史、概念史、关键词等分析模式。
本研究采用了以话语分析为特征的混合分析策略。话语分析有一些基本的前提假设,比如文本假设、词频假设、共现假设,没有这些假设作为前提,话语分析是不能成立的。话语分析的第一个基础就是文本假设。但就文本分析本身来看,话语分析必须遵守文本数据的本身,以文本本身为研究对象,对文本本身负责。话语分析的第二个基础就是词频假设。一般来讲,越是重要的文本,出现次数也越多;反过来也一样,出现次数越多的文本,就越是重要。话语分析的第三个基础就是共现假设。具有相近意义的词汇经常性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构成词群,它们在语义上互相解释,构成了话语分析的结构性要素。但是,对于不同的语料文本,这些假设也并不总是成立,这就需要我们在文本分析之外进行分析,将视野放到历史语境、逻辑分析等方面。
话语的结构分析是根据空间结构数据,运用主题模型来分析话语在特定时间里表现出来的语义、概念的要素。话语的结构分析强调语料在文本方面的共享与继承性,是在不考虑时间维度的条件下假定概念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而进行的要素及要素结构的分析。就本文的研究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的理解就是在不考虑历史时间线索的情况下,发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保持不变,或是相对稳定的概念要素,并分析其内在结构。
为了更好地从整体上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的结构要素,我们采取了提取关键共享词的主题模型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是提取五套文献中排名前50的关键词,观察其共享情况。初步统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同时排名前50参考点的覆盖率(单位%)
我们发现,五套文献政治话语体系中进入总排名前50的词中有12个是共享的,呈现出一定的共享特征。在五套文献当中,《毛泽东文集》表达的主题相对独立。进入《毛泽东文集》语料前5名,排在第2、3、4位次的政治委员(581,2.22,2)(2)括号内依次为参考点、覆盖率、排名。下面类似情况不再说明,有时不再标记排名。、司令员(434,1.66,3)、野战军(274,1.05,4)没有进入总政治语料排名的前20名。而在总排名中排进前10的建设(1223,1.12,4)、发展(1056,0.96,6)、社会主义(935,0.85,7)甚至没能进入《毛泽东文集》政治语料的前50名。为了分别考察这五套文献政治语料与总政治语料之间共享的情况,我们计算了在各文献中能够进入总语料库前10名和前50名的词汇数,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五套文献语料库关键词共享情况
就各文选进入前50的词数来看,从《毛泽东文集》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呈现出一个单峰分布的状况。《毛泽东文集》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具有更强的创新性,而《江泽民文选》则更体现出承上启下的传承性。从进入总语料库排名前10的词汇数来看,《毛泽东文集》的独立性更强,只有3个排名在前10的关键词在总排名中居于前10名,《邓小平文选》则增加至5个,《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则分别有8、7、7个排名在前10的关键词进入总排名的前10,体现出与总语料库更好的一致性。
大数据文本分析虽然有定量的工具,但定量工具必须与质性研究相结合,才会发挥大数据文本分析的综合效果。因此,在定量分析得出共享关键词后,我们还进一步对这些共享关键词做质性分析,以期更为精细地分析这些关键词的实际意义。为了最终求得中国共产党对政治观念的理解,根据总话语体系中关键词的参考点、覆盖率,综合分析五套文献的具体情况,我们选出了7个核心关键词,即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社会主义、人民、领导、民主。接下来,我们对总体情况做一个全面的质性分析。
(一)作为政治主体的“党”和“人民”
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主体,“党”(3)在历任领导人的文集、文选当中,党一般都是指中国共产党,如果指代其他的党,比如国民党、民主党派等,一般都会专门指出。这个关键词对于中国共产党理解“政治”有着重要意义,居于核心地位。除《毛泽东文集》外,“党”在《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覆盖率分别排在第2名、第1名、第3名、第1名,总参考点和覆盖率也排在第1名。这充分说明了“党”这一概念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理解政治的重要意义。作为政治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类型,是一个由组织、机构和个体共同构成的政治主体。在这里,既包括了同志(429,0.39)、党员(115,0.11),也包括了干部(566,0.52)、书记(124,0.11),同时还包括了政治局(660,0.60)、政治委员(622,0.57)、委员(206,0.19)、委员会(192,0.18)、政治部(141,0.13)等。在这里,最为重要的一个政治主体就是党中央。讲到政治的时候,同中央(684,0.62)、党中央(107,0.10)、中共中央(365,0.33)、政治局等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突出了顶层设计,更有利于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落实。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4)李慎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与坚持党的领导》,《政治学评论》2022年第1期。
作为最基础的政治主体,“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理解“政治”有着重要意义,居于中心地位。从总体情况来看,“人民”(919,0.84)在五套文献形成的政治语料库的覆盖率大致处于第8的位置。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有时与“群众”(367,0.34,32)一词通用,在不同的语言背景下可以相互替代。如果合并的话,“人民”在政治语料中所占的覆盖率会更高。从发展情况来看,人民在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根据参考点和覆盖率的变化,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且重要性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反映革命时期政治话语的《毛泽东文集》中“人民”的覆盖率就达到了0.23%,及至改革时期,“人民”文本的覆盖率达到了0.30%以上,在《胡锦涛文选》中达到创纪录的0.37%。政治话语体系中“人民”文本的参考点和覆盖率变迁如图1所示。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理解是与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能够在政治实践中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服务。从革命时期就一直强调的群众路线作风,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改革时期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都是人民主体地位得到不断巩固,地位得到不断提升的表现。
(二)作为政治工具的“领导”和“民主”
在政治生活中,不同的政治过程不仅会涉及不同的主体、客体,还会涉及政治工具。所谓政治工具就是政治主体对客体施加权力达到目标的手段。在公共政策领域,对政策工具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了,但是,对政治工具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在这里,政治工具就是作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了达成发展的目标而做出的工具选择。
将那些在政治过程中可以运用的工具进行总结,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容类工具,指的是政治工具本身的内容,比如制度、体制等;还有一类是运用类工具,指的是政治工具的运用方式,比如领导、民主等。内容类工具主要包括制度(574,0.52)、体制(362,0.33)、路线(326,0.30)、纪律(230,0.21)、方向(214,0.20)、理论(206,0.19)、原则(192,0.18)、政策(176,0.16)、作风(160,0.15)、意识(155,0.14)、战略(118,0.11)、道路(118,0.11)、方针(114,0.10)、法律(73,0.07)、规定(70,0.06)、政权(60,0.05)、决策(57,0.05)、规矩(51,0.05)、纲领(47,0.04)、标准(46,0.04)、法制(46,0.04)、决议(45,0.04)、报告(123,0.11)、决定(121,0.11)等。运用类工具主要包括领导(756,0.69)、民主(678,0.62)、改革(572,0.52)、会议(504,0.46)、斗争(271,0.25)、协商(226,0.21)、合作(219,0.20)、统一(209,0.19)、团结(182,0.17)、宣传(100,0.09)、革命(197,0.18)、外交(84,0.08)、监督(72,0.07)、战争(68,0.06)、指导(55,0.05)、谈话(55,0.05)、谈判(44,0.04)、法治(32,0.03)等。
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工具,“领导”和“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理解政治的重要内容。在所有这些政治工具当中,最为引人瞩目、最重要的就是“领导”和“民主”。“领导”和“民主”不仅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同时更在政治的主体和目标之间形成了合适的连接。当然,其他如制度、体制、理论、道路、革命、改革、会议、协商等,也都比较重要,是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的理解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理解政治的核心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页。领导还包括执政、带领、组织、思想等相关的词语,内涵非常丰富。总的来看,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在这里,政治领导是第一位的,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政治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和领导机构。这里的领导不仅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党内不同的个人、组织之间的关系。就中国政治的全局来看,党是领导一切的,突出了党的全面领导;就党组织内部的政治来看,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形式组织党的政治生活。毛泽东最早提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明确的表达,从邓小平、江泽民,一直到习近平,都有一致的表述。1997年党十五大报告当中,江泽民第一次把党称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之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多次出现在《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尤其是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当中,成为党的领导的重要特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理解政治的核心词,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民主”概念是五套文献中一致排名靠前的共享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早期就形成了丰富的民主思想,并形成了“三三制”“民主建军”“民主建党”“民主建国”等成功的政治实践和丰富的政治经验。邓小平将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联系起来,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169页。江泽民不仅要求“把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决策和管理中去”(9)《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1页。,而且提出了“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0)《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7—258页。四大民主要求。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习近平又提出了发展协商民主的要求,“民主协商”也被加了进来,形成了五大民主的内涵。党对政治的理解不断进步,对民主的理解也在不断地进步。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布局,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11)佟德志:《全过程人民民主战略布局的历史与逻辑》,《政治学评论》2022年第1期。
(三)作为政治目标的“发展”
作为政治目标,“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理解“政治”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理解中最有新意的部分。除《毛泽东文集》外,“发展”在《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覆盖率分别排在第21名、第6名、第2名、第4名的显著位置,总覆盖率也排在第6名。这说明了“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的理解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不仅如此,从革命到改革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越来越重视发展目标。五套文献中“发展”的覆盖率变化如图2所示。
图2 “发展”的覆盖率变迁
除了数量上的表现外,“发展”在内涵上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全面。很显然,早期的发展更多是经济发展,但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发展”的全面性也逐渐得到展现。尤其是《胡锦涛文选》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不仅使“发展”出现的数量和覆盖率大幅上升,还把发展的内涵扩展到经济以外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进入新时代以来,发展的方式也逐渐由“高速度发展”转换为“高质量发展”,发展理念也由追求效率的发展转换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不仅如此,政治发展的观念也逐渐得到认可,成为发展的关键词。《江泽民文选》初步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12)事实上,《毛泽东文集》就曾经有政治发展的概念,但并没有形成确切的概念。《江泽民文选》6次提到政治发展,其中4次都是“经济政治发展”,只有2次明确指出了“政治发展”的内涵。在《胡锦涛文选》中,政治发展的概念被正式确定下来,产生了47个参考点,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当中,政治发展的参考点也达到了19个,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论,丰富了中国的发展观念。
综合衡量各核心关键词的内涵、概念模型的要求和汉语的表达习惯,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的理解:政治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民主发展社会主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两个词,即“思想”和“社会主义”。就词频统计的结果来看,思想一词的参考点是1165个,覆盖率达到了1.06%,排在第6位,但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思想政治”这个固定表达,占到了50%多的比例。因此,将其排除出关键核心词的范畴。“社会主义”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的理解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参考点935个,覆盖率0.85%,直接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道路。但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的理解很少涉及社会主义的内涵,《毛泽东文集》,尤其是前4卷中很少涉及社会主义,在8卷中甚至没有进入前80名,因此不再列入。
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政治观念的变迁体现出渐进性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基本的原则,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念中保持下来,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直贯穿始终的政治观念。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也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观念的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如果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来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这一百年中完成的。这必然会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分析核心词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确定话语的传承与创新。各语料之间共享词共享程度越高,其主题越相似,共享性与传承性就越强。分析关键共享词在各语料库中的共享除了看进入前50名、前10名的情况外,更为精细的工作就是衡量共享词在不同语料库排名的变化。为了更好地分析五套文献的共享程度,我们以总话语体系为基础,计算这五套话语体系与总话语体系在排名上的差值,并将各文集、文选前10名核心词的差值做均值分析,可以得到表4所示内容。
表4 前10名核心词排名差值的均值
从表4中,我们再一次发现,以《江泽民文选》为界,《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与总语料的偏离较大,不仅均值较大,标准差也较大。在《江泽民文选》之后,《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与总语料也略有偏离,但不是十分明显,只有在均值上表现出1—3的距离。从整体上看,《毛泽东文集》与总语料的偏离是最大的,均值达到了37.50,更具有独特性,这与《毛泽东文集》体现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关;而《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与总语料的偏离不大,如果考虑到《毛泽东文集》语料差异带来的影响,它们与总语料库之间的差异会更小。
根据历任领导人文本的原始材料,使用Nvivo 11进行聚类分析,我们发现,几套文选根据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的不同,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毛泽东文集》是一类,反映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政治观念,前4卷反映的是革命时期,后4卷反映的是建设时期。《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则是另外一类,反映的是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观念。而在改革时期,又可以具体细分为三个进程,改革初期、改革中期和新时代。以下为按单词相似性聚类的材料来源结构图(图3)。
图3 按单词相似性聚类的材料来源结构图
聚类依据:单词相似性;使用相似性度量:Pearson相关系数;聚类执行软件:Nvivo 11。革命时期、改革时期的分法由制作者后加。
从这个聚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都体现出不同的阶段性。这说明,政治话语的形成与发展深受历史进程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人们会在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理论逻辑,直接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观念变迁上。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原理,将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结合起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观念的变迁,将政治观分为革命时期的军事政治、改革初创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改革深化时期的全面政治三个阶段。这也是理论逻辑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展开,同时照顾到结构和变迁两个方面。
(一)革命时期的“军事政治”
《毛泽东文集》(1—8卷)与“政治”共现的关键词中,排名前10的词汇参考点和覆盖率如表5所示。
表5 《毛泽东文集》政治共现词前10
只要稍微做一些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文集》(1—8卷)中的“政治”与军事直接相关,是典型的军事政治主题。在与政治共同出现的词汇当中,排名前10的共现词中,就有5个跟军事直接相关。排名第1的政治委员,实际上是党在军队里的主要干部,排名第2、第3的司令员、野战军是典型的军事术语,而在前10名中直接跟军事相关的还有“军事”和“军区”。在《毛泽东文集》(1—4卷)中前10的共现词更是达到6个,除了1—8卷的5个外,还包括了“八路军”,并且排名第8。
军事政治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与军的关系问题。“党指挥枪”的原则解决了这一问题,确立了军事政治学的基本观念。事实上,这一观念自革命时期确立以后,就一直保持下来,发展成“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文献当中都不断的重申。不仅如此,在实践当中,还通过“支部建在连上”“政治委员”的方式落实了这一观念。1927年的“三湾改编”使得军队建立起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确立了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1929年的古田会议建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建立起政治委员制度,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政治委员的典范。在《毛泽东文集》当中,“政治委员”作为参考点出现581次,覆盖率达到2.22%,在与政治共同出现的关键词当中排名第一,足见其重要性。
军事政治要处理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军队民主的问题。一般认为,军队中更多是上下级之间的等级秩序和命令与服从关系。但是,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了一种新型的军事民主思想,并在实践中进行运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民主理论与实践。“三湾改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在军团营连设立士兵委员会,在军队里面搞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这不仅团结了士兵,还在部队中形成了一种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这种在军队里面实行的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军队政治工作。
毛泽东思想里面蕴藏着丰富的军事政治理论。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7页。的政治观念,成为军事政治的基础。这代表了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对党、政治、军队的理解,开了军事政治的先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的一种理解。
(二)改革初创时期的“经济政治”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30年(约1921—1949)主要处理的是党和军队的关系,最成功的标志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话,那么,改革开放的前30年(1978—2012)则主要处理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最成功的标志就是改革开放前30年经济一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邓小平文选》的第2、3卷和《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处理经济与政治关系、形成经济政治的重要文献。从文本量化的结果来看,在五套文献政治语料库中,在确定的关键词列表中,经济排在第二位。《江泽民文选》中与政治共同的关键词中,“经济”以460个的参考点,1.66%的覆盖率仅次于“党”排在第二位。
高度重视经济,把经济建设提高到政治高度,用政治手段发展经济,是改革初创时期经济政治的基本特点。《邓小平文选》中四次提到“最大的政治”,是讲这个关键词最多的。在1979年谈到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时,邓小平明确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194、249页。。其余3次都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视为当前最大的政治,(1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234页。他甚至提出,“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1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194、249页。。还有一次讲到“总路线”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实际上,这个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194、249页。,仍然是现代化。《江泽民文选》中3次讲到最大的政治,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等论述是在重申邓小平关于现代化是最大政治的认识,说明了两者紧密的传承性。
以政治来发展经济,以民主来发展经济,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称之为“发展型政治”,其中最典型的是“发展型民主”。即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战略”,从而“有利于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保持高度的治理绩效”(18)佟德志:《中国改革进程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就民主政治建设而言,邓小平强调了运用民主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认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2页。。在解放思想、推动改革的初期,邓小平也将民主视为解放思想的重要手段。
(三)改革深化时期的“全面政治”
自2012年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也进入了“全面政治”时期,要处理的是更加全面的关系。党、政、军、内政、国防、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关系都进入中国共产党政治观的视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的理解也开始由“中心”走向“全面”,更加强调政治的内涵,开始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向全面发展。“全面”一词的覆盖率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在《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当中,“全面”一词出现的参考点分别为124次和74次,覆盖率只有0.01%。但是自《江泽民文选》开始,“全面”一词的覆盖率不断上升,在《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著作当中,覆盖率增长了10多倍,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覆盖率达到0.13%,表现最为亮眼。如图4所示。
图4 “全面”覆盖率变迁
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8次全国代表大会当中,“全面“的总词频达到了338次,是排名前30的高频词。从党的十二大报告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仅报告的标题当中就有6次出现“全面”,是仅次于“社会主义”的关键词。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六中全会在决定和公报当中都提出了“全面”一词,最终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四个全面”的国家治理战略布局,并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形成了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是这种“全面”思维和战略选择,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背景和基础,也对全面建设人民民主提出了新的要求。
改革深化时期全面政治的展开,基本的路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者有机统一”和“四个全面”。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政治的全面性就已经开始展开,并为改革深化时期的全面政治奠定了基础。最初的改革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展开的,奠定了经济政治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到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一个中心”发展成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5页。“三者有机统一”则是全面政治展开的一次成功尝试。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1)《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53页。。习近平也明确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39页。,这使得“三者有机统一”的框架一直延续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四个全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全面政治的标志。从党十八大到十八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先后用四次会议,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是在“三者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对中国政治的一次新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完成后,部署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任务,形成了新的“四个全面”。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是全面的任务,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全面政治的基本格局。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观在传承的基础上体现了创新性的特点。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国情,这些政治观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结果。同时,这些理论创新也表现出比较强的规律性,政治话语的演进表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中国政治观念逐渐由革命走向改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当中,中国社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与这一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吻合,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观念的理论逻辑也表现为革命的政治和改革的政治,在阶段性上表现为革命时期的军事政治、改革初期的经济政治和新时代的全面政治,体现为由革命向改革的转变。
“革命”一词在《毛泽东文集》每卷中平均出现372次,是一个核心关键词,覆盖率更是高达0.15%,这种情况在《邓小平文选》中开始依次下降,第1卷到第3卷的参考点分别为428次、369次和241次,平均346次,覆盖率下降到0.13%,还不是特别明显。从《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套文选中“革命”的覆盖率分别为0.06%、0.05%、0.04%,出现梯次下降的趋势。与“革命”词频大幅度降低相对应的是“改革”词频的不断上升。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中提及“改革”的只有329次,还不如改革时期几套文选的一本多。相应地,改革的覆盖率也从《毛泽东文集》的0.02%一路上升,到《邓小平文选》,覆盖率就达到了0.11%,而在后来的三套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改革”的覆盖率则直接上升到0.19%,成为核心词。其基本趋势如图5所示。
图5 “革命”与“改革”覆盖率比较
在这一过程中,凡是与革命相关的词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比如,“斗争”一词,在《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中有着0.07%—0.08%的覆盖率,后来一路下降,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覆盖率则降到了0.03%,而与之相对应的,“执政”“和谐”“文明”等词的覆盖率则有较大的上升。中国共产党政治观念的变迁表现为一种替代性创新的过程。比如,革命的淡出是与改革的突出联系在一起的,专政的淡出与法治的突出联系在一起,斗争的淡出与和谐的突出联系在一起。(23)佟德志:《中国改革进程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尽管在政治实践当中,“专政”的理念在政治当中越来越淡化,但直到今天,“人民民主专政”仍然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是中国的国体。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的理解也开始由原来的国家统治向国家治理转变,法治在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专政”一词在《毛泽东文集》中出现了151次,覆盖率达到0.02%,这与《邓小平文选》是一样的,体现出明显的统治内涵。在粉碎“四人帮”后,针对思想领域可能会出现的混乱,邓小平在1979年发表的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还明确地将“无产阶级专政”列为一项,(2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165页。这充分证明了在当时环境下专政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后来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将“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虽然在主体上更突出了广泛性,但专政仍然是保留的。到《江泽民文选》,“专政”一词出现的参考点和覆盖率都明显下降,出现了74次,覆盖率减半到0.01%。在《胡锦涛文选》中,“专政”一词只出现了22次;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专政”一词出现得更少,只有12次。
与“专政”词频大幅度降低相对应的,并不是人民民主专政不再需要,而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专政”一词形成此消彼长对应关系的是“法治”(含法制)一词在领导人作品中的不断增长。在《毛泽东文集》中,法制(含法治)只出现了19次,法治只出现了3次。这种情况在《邓小平文选》中开始改变,到《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法治(含法制)出现的次数比之前都是成倍增长。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法治(含法制)出现的参考点达到674次,甚至比《胡锦涛文选》还要高出近一倍。这与不断下降的专政参考点形成鲜明的对比。“专政”与“法治”(含法制)参考点比较如图6所示。
图6 “专政”与“法治”(含法制)参考点比较
与此同时“治理”这一概念的词频不断增长。在《毛泽东文集》的八卷本中,“治理”总共出现了2次,可以忽略不计,这一概念在《邓小平文选》中出现了20次,在《江泽民文选》中出现了152次,在《胡锦涛文选》中出现了200次,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出现了732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后政治观念的关键词。尤其是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治理”更成为最耀眼的一个关键词。
第三,中国共产党政治观变迁体现了明确的制度化趋势。根据词频参考点和覆盖率的变化,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制度”在政治话语中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后呈现快速的上升趋势。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很少提及制度,《毛泽东文集》前4卷仅提及10次,后4卷也只有16次,覆盖率在0.03%—0.06%之间。这也影响到《邓小平文选》,尤其是第1、2卷,很少提及制度,两套文选的覆盖率都没有超过0.30%的平均数。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2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此后,《邓小平文选》中提及制度的内容越来越多,覆盖率也逐渐上升到0.12%。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制度”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在《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中得到不断的提升。不仅参考点成倍数增长,覆盖率也超过了0.30%的平均数。政治话语体系中“制度”文本的参考点和覆盖率变迁如图7所示。
图7 “制度”文本的参考点和覆盖率变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制度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3卷)所涵盖的7年时间来看,制度的参考点达到了153次,跟之前10年的参考点接近。尤其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基础上,开启了全面制度建设的新征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在五套文献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政治观念的演进特征。与中国社会革命、建设、改革的阶段性相关,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的理解也经历了由革命向改革发展演变的特征;由原来的国家统治向国家治理转换,法治在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体现了明确的制度化趋势,党越来越重视制度在政治中的作用。
围绕《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集、文选等重要文献,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的理解。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为鲜明特征的政治观,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民主求发展的基本观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观的“常”,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观念发生、发展的过程。从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政治观,发展到建设和改革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经济政治观,并经由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不断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由习近平最终发展成为全面政治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观由“革命”向“改革”转型,由“统治”向治理转型,更加注重法治、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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