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楠 马云凤 胡诗伟
内容提要：
随着全球范围内经贸合作不断深化，进一步探究影响国家间贸易的因素对扩大双边贸易流量、发挥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二十国集团（G20）为研究对象，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从语言经济学视角实证检验共同口语、共同母语、共同官方语言以及语言相近性对于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与共同口语及共同官方语言相比，共同母语对G20 国家间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并且各语言变量对国家间出口贸易会产生交互影响；
第二，引入英语熟练度这一指标后，共同母语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第三，从异质性分析来看，语言互通红利对低收入国家出口贸易促进作用更大；
第四，从影响路径来看，共同语言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从而促进对外贸易。最后，本文为进一步促进G20 国家间的贸易互通提出建议。
自1999 年二十国集团（G20）成立以来，国家间经济与贸易往来不断深化，G20 成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互通交流的平台。G20 成立之初主要是为了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而现在其合作领域逐步拓宽，在促进全球贸易便利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G20 国家主要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GDP 数额占世界GDP 总量的80%；
受益于G20 国家较大的经济规模以及多边贸易体制的逐步完善，其贸易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75%。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发布的2021 年G20 的国际贸易数据，需求激增和能源产品价格上涨带来年度商品进出口分别增长25.9%和26.1%；
大多数经济体的服务贸易也强劲反弹，但年底因为新冠肺炎防控相关政策收紧，服务贸易价值仍低于2019 年的总体水平。总体上看，近年来G20 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得到提升。
图1 2011—2021 年G20 国家商品贸易进出口贸易额增速
在促进经贸合作中，除了现实贸易壁垒（如关税等贸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宏观贸易政策的保障外，语言这一文化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语言差异将会影响贸易双方沟通交流的便利性，双方若基于相同的语言进行磋商将会有助于降低贸易阻力；
其次，共同的语言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国家在文化及历史上的相互联系，①高超等：《方言、移民史与区域间贸易》，载《管理世界》，2019 年第2 期，第43—57 页。这种纽带会降低贸易双方由于语言差异带来的不熟悉感，便于增强双方的信任度，进而为贸易创造便利条件。
因此，本文采用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库（CEPII）中的共同口语、共同母语、共同官方语言以及语言相近性，探究语言因素对G20 国家间贸易的影响，②Jean Lemierre, CEPII Databse, 1978, http://www.cepii.fr/cepii/en/bdd_modele/bdd.asp, 访问日期：2022年1 月20 日。并基于2011—2020 年G20 国家出口贸易流量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此外，随着英语普及度及适用范围的逐步扩大，本文还引入英语熟练度来衡量英语使用水平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的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研究范围的选择。本文针对G20 国家间贸易展开以探究语言因素在贸易中的作用，而现有学者主要聚焦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次，实证分析英语使用水平对语言因素的影响，为进一步促进贸易往来提供了方向。再次，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国家间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导致的语言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不同效应，能够为更大范围内发挥语言红利优势加以补充和完善。最后，本文对共同语言影响对外贸易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共同语言可以降低G20 国家双边贸易成本，从而促进贸易往来。
在对语言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中，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最早提及了语言经济学，认为语言作为基本信息交流的媒介，具备价值、效用、收益、费用四项经济特性。③Jacob Marschak, “Economics of Language,” Behavioral Science, Vol.10, No.4, 1965, pp.135-140.科洛莫（Colomer）进一步构建了语言与经济之间的联系，评估并比较语言学习的社会效益和外语翻译的经济效用。④Colomer, “To Translate or to Learn Languages? An Evaluation of Social Efficien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Vol.10, No.1,1996, pp.181-197.拉泽尔（Lazear）认为，学习主流语言并融入主流文化能够产生社会价值与经济回报。⑤Edward Lazear,“Culture and Langua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7, No.6, 1999, pp.95-126.国内学者许其潮首次将语言经济学相关研究引入中国，介绍了其产生发展的情况及研究方法。①许其潮：《语言与经济：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 年第7 期，第5—8 页。周端明认为，语言的理性选择过程由运用语言的预期成本与收益决定。②周端明：《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 年第3 期，第31—35 页。张卫国提出语言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以下观点：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他还概述了语言的经济性质。③张卫国：《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载《经济研究》，2008 第2 期，第144—154 页。黄少安和苏剑深入论证了语言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命题，其中包括：语言的通用程度是否取决于语言学习的成本和国家的经济文化影响力。④黄少安、苏剑：《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命题》，载《学术月刊》，2011 年第9 期，第82—87 页。传统贸易引力模型中主要探究两国距离、经济规模以及人口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随着国际生产与分工的多样化与复杂化，语言与文化因素对贸易的影响也逐渐显现。⑤张卫国、陈贝：《引力模型与国际贸易问题中的语言因素：一个文献评述》，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14 年第1 期，第227—238 页。
目前，关于语言影响贸易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第一，基于语言距离测度，分析不同国家语言与汉语之间语言距离来探究其对双方贸易的影响。⑥苏剑、黄少安：《语言距离的测度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载《江汉论坛》，2015 年第3 期，第5—10 页；
苏剑：《语言距离、语言传播与对外贸易增长——理论假说与中国证据》，载《江汉论坛》,2020 年第9 期，第49—54 页。苏剑和葛加国基于留学生成绩衡量美国、非洲以及南亚与汉语的语言距离，将其作为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
⑦苏剑、葛加国：《基于引力模型的语言距离对贸易流量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中美两国的数据》，载《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 年第4 期，第61—65 页。王晓宇和杨言洪则根据语言结构世界地图数据库（WALS）中的语言障碍指数来衡量西亚北非地区与汉语的语言距离，并且对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进行测算。⑧王晓宇、杨言洪：《区域国别视角下语言距离对中国向西亚北非出口贸易的影响及潜力分析》，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 年第2 期，第99—108 页。总体而言，国家间因文化差异导致语言距离的增加会使双方增加沟通成本，进而会对双边贸易产生阻碍作用。第二，基于共同语言来探究其对贸易的影响。俞路利用CEPII 数据库中的共同口语、共同母语、共同官方语言以及语言相近性来分析语言因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⑨俞路：《语言文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载《世界地理研究》，2017 年第5 期，第21—31 页。徐明昊和范梓幸发现，共同口语可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而语言距离的增加则不利于双边贸易。共同语言的存在能够减少双方的文化差异，从而促进对外贸易。①徐明昊、范梓幸：《双边贸易的语言效应——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1 期，第157—162 页。还有文献测度通用语言，特别是英语对贸易的影响。李增刚和赵苗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英语语用水平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印度经济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中国。②李增刚、赵苗：《英语语用水平与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13 年第3 期，第34—54 页。张卫国和孙涛利用不同国家的托福成绩来衡量英语使用水平，发现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对中国与OECD 国家间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英语作为通用语言能够进一步减少语言差异对贸易的阻碍作用。③张卫国、孙涛：《通用语的贸易效应：基于中国与OECD 国家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研究》，2018 年第4 期，第88—96+136—137 页。赫利韦尔（Helliwel）提出，通用语言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升贸易流畅程度、规避国际贸易风险等方面来促进贸易。④Helliwei, “National Borders, Trade and Migration,”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Vol.2, No.3,1997, pp.165-185.
早期学者对语言与经济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层面，无论是作为交流媒介还是作为要素投入，都是对语言经济效应的宏观分析，而在后期研究中学者逐步拓宽研究范围并探求实证检验语言对贸易的影响。首先，通过研究发现了语言障碍对贸易流量的削弱效应，从反面验证语言传播与互通的重要性。其次，对共同语言的促进作用进行检验，并且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后，随着英语使用范围的逐步扩大，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其作为通用语言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本文以G20 国家为研究对象，定量评价共同口语、共同母语、共同官方语言以及语言相近性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并且进一步比较各个语言变量的影响以及其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从而为充分利用语言因素发挥贸易优势提供建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阐释共同语言影响对外贸易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这一机制来实现的。此外，本文对于国家收入水平予以考量，以探究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是否会对语言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以往研究提供进一步的补充，对我国深入开展全球经贸合作具有借鉴意义。
语言经济学是结合语言学与经济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在理论上研究语言对经济的影响机理，在实践中注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析指导。图巴（Farid Toubal）提出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是传播差异化文明风俗的重要载体，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与经济活动，进而影响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①Tamara Gurevitch, Peter R.Herman, Farid Toubal & Yoto Yotov, “One Nation, One Language? Domestic Language Diversity, Trade and Welfare,” December, 2020, http://www.cepii.fr/CEPII/en/publications/wp/abstract.asp?NoDoc=12719，访问日期：2021 年2 月2 日。而国际贸易是基于不同国家间居民的经济互动，语言作为互动行为中最频繁的工具，对贸易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
依据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科斯（R.H.Coase）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②Oliver Williamson,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22, No.2, 1979, pp.233-261; R.H.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4, No.16,1937, pp.386-405.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中企业进行国际贸易活动时，需要评估贸易成本是否能被贸易收益补偿，只有当市场潜在利润超过交易费用时，才具备开展贸易的条件。贸易成本指生产端到消费端除边际成本之外的所有费用，具体包括搜寻信息成本、交通运输成本、沟通交流成本、协商与决策成本、执行与转换成本、监督与违约成本等。当贸易行为跨越国界时，贸易成本会随着两国间各类差异的扩大而增加，从而提升贸易的不确定性与难度，阻碍贸易活动顺利高效的开展。而语言是国际贸易的基础沟通媒介，两国间的语言差异会直接影响到贸易流程中的各个环节，包括前期市场调研、询盘磋商、订立并履行合同、后期售后服务等。如果双方因为语言不相通而产生翻译与人工等直接成本，会导致信息部分流失、交流速度放缓；
或者当语言表达产生歧义与误会时，将直接影响理解信息的准确性。两国间语言障碍均会使信息搜寻成本和沟通交流成本增加，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间接形成隐形的贸易壁垒，极大地降低贸易效率。
另外，语言作为文化的表征和内在民族精神的体现，常常代表着国家历史文明、社会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制度与组织结构等更深层次的联系。在贸易开展进程中具备相近的语言体系，说明文化发展环境也具有相似性，由此会相对减少语言文化冲突和贸易纠纷摩擦，可以避免因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的额外交易成本。国际上有很多贸易纷争的实务案例是由语言引起的，①苏剑、葛加国：《“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双边贸易的语言效应：抑制还是促进》，载《学术月刊》，2018 年第9 期，第74—80+55 页。相关问题会进一步带来因采取法律手段而产生的诉讼费用与时间成本。当双方对事物的判断及理解角度一致时，可以提升对交易的认可与信任，从而建立贸易业务往来关系。两国间也会因为拥有共同语言而产生文化认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的完成。②苏剑：《语言距离影响国际贸易的理论机理与政策推演》，载《学术月刊》，2015 年第12 期，第59—64 页。
综上所述，图2 展示的是语言影响国际贸易流量的路径。本文在语言经济学视角下分析语言因素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基于理论分析，本文认为语言对于国际贸易的传导链条均体现在交易成本中。③苏剑：《语言距离、语言传播与对外贸易增长——理论假说与中国证据》，载《江汉论坛》，2020 年第9 期，第49—54 页。因此，本文提出假说：两国之间相近的语言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来促进贸易的发展。
图2 语言与国际贸易流量的关系
为具体研究语言因素对G20 国家间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引入贸易引力模型。该模型最早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an Tinbergen）于1962 年提出，①J.Tinbergen,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An Analysis of World Trade Flows,”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Vol.5, No.1, 1962, pp.27-30.此后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双边贸易影响因素以及评估贸易潜力。一般而言，两国间贸易流量与其经济规模成正比，与国家间距离成反比，模型如下：
基于这一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lnTradeijt表示G20 国家i 对国家j 在时间t 出口贸易额的对数值，lnGDPit、lnGDPj、lndisij分别表示两国GDP 与首都距离的对数值，lnpopit、lnpopjt则表示两国人口对数值，colij、cslij、cnlij、lpij则分别表示共同官方语言、共同口语、共同母语以及语言相近性，Zij代表其他的控制变量：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rta）、是否接壤（contig）、是否有共同的宗教信仰（comrelig）以及政治稳定性（pve），ɛijt为随机误差项。
为研究英语水平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分别引入英语熟练度（epi）与共同官方语言、共同口语以及共同母语的交乘项，构建如下模型：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0 年G20 各国之间的相关数据展开研究。G20 成员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和欧盟。由于欧盟的特殊性，本研究将其剔除，选取剩余的19 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共计得到3420 组数据。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出口贸易量（Trade）数据来自CEPII 数据库。根据CEPII 语言数据库，①CEPII Databse, 1978, http://www.cepii.fr/cepii/en/bdd_modele/bdd.asp，访问日期：2022 年1 月20 日。各项语言指标的情况如下：②J Melitz, F Toubal, “Native Language, Spoken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93, No.2, 2014, pp.351-363.
共同官方语言（col），设置为虚拟变量。据统计共得19 种官方语言，若两国有共同的官方语言，则取值为1，否则取0。
共同口语（csl），通过计算从两个国家随机挑选的两个人说共同口语的概率而得到。具体方法采取概率乘积加总，先选出两国人口中有4%以上人口使用的共同口语，再将两国中说每种口语的概率进行乘积加总，就会得到两国交流中说共同口语的概率。
共同母语（cnl，也称共同民族语言），同样利用概率乘积加总，从得出从两国随机选出两人说同种民族语言的概率，取值同样介于0 到1 之间。
语言相近性（lp），用来衡量两国语言的总体相近程度。数据库构建了两种方法计算语言相似度，第一种是基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的语系、语族与语支分类来计算；
另一种则源于由自动相似度判断程序（ASJP）编译的40 词之间词汇相似度分析。该指标为前三者的补充变量。
G20 中的19 个国家及其对应官方语言名称如下：
表1 G20 国家官方语言对照表
表2 主要变量说明
如今，全球已有超过10 亿人把英语作为第一或第二语言。英语作为对国际贸易流量影响较大的贸易通用语言，通过增加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对外贸易。因此，解释变量语言沟通能力采取英语熟练度指标（epi）作为代理变量。①EF Database, 1965, https://liuxue.ef.com.cn/epi/downloads,访问日期：2022 年1 月20 日。
此外，在模型中选择GDP、地理距离、人口数、领土是否接壤、是否签订贸易协定、政治稳定性等经济变量为控制变量。下表是对主要变量的说明。
（二）实证结果分析
1.基本回归
根据相关系数矩阵，共同口语与共同母语相关系数高达0.794，共同官方语言与共同口语、共同母语的相关系数也较高。为了准确测度语言变量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首先将各语言变量单独放入模型进行回归。
表3 显示了随机效应与混合回归的对比结果。在回归模型选择上，由于固定效应中对于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进行剔除，导致距离等变量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无法进行准确测度，本文选择随机效应与混合OLS 数据进行回归比较分析。
表3 随机效应与混合OLS 回归
无论是随机效应还是混合OLS 回归，各解释变量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与传统贸易引力模型基本吻合。地理距离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显著为负，国家间距离越远，贸易成本越大，贸易不确定性提高；
①Rocco R.Huang, “Distance and Trade: Disentangling Unfamiliarity Effects and Transport Cost Effect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51, No.1, 2007, pp.161-181.文化差异则会更加显著。人口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更多的人口既为生产提供资源，同时意味着具有坚实的消费基础。进出口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贸易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母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对出口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可能是由于随着东道国人口规模的增加、国家体量的扩大，国内产品自给自足，出口需求下降；
东道国经济规模越大，进口潜力越大，有利于促进出口贸易。对于其他的控制变量，两国的共同边界的存在、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均能够显著促进G20 国家出口贸易。宗教信仰对出口贸易产生了负向影响，G20 国家包含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不同经济体存在不同的宗教体系，进而对贸易政策的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能不利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表4 显示的是混合OLS 回归中分别加入了描述各语言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共同口语、共同母语以及共同的官方语言显著促进了G20 国家出口贸易，从回归结果（2）列至（5）列来看，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共同官方语言能够促进贸易量对数值提高0.2 个单位，而共同口语以及共同母语则能使其提高1.063、1.288 个单位；
语言相近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与预期不符：对G20 国家而言，并未发现语言相近性对国家间出口贸易显著促进作用；
与共同口语、共同母语以及共同官方语言这些直接体现沟通交流能力的变量相比，语言相近性测度的是两国是否具备语言相近性的重要指标。当缺乏直接沟通能力时，语言相近性对贸易的影响较小。共同口语以及共同母语在G20 国家贸易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贸易双方由于不同的殖民历史而衍生出不同的语言谱系，而共同母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两国的种族联系与信任的纽带，两国间共同的口语体现了直接进行双向沟通交流的难易程度。在贸易中，双方需要对交易的各项具体内容展开磋商，而两国口语以及母语越接近，越能够降低双方的沟通障碍，从而促进出口贸易。共同官方语言对G20 国家的出口贸易也具有促进作用，共同的官方语言则可以提供翻译的制度化支持，当贸易双方具有不同母语以及口语时，共同的官方语言则充当了交流沟通的桥梁。
表4 混合OLS 回归结果
表5 显示的是混合OLS 回归中逐步加入其他语言变量的回归结果。在（6）列至（8）列中，分别将共同口语、共同母语以及共同官方语言与语言相近性同时进行回归。当加入语言相近性时，共同口语以及共同母语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增强；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相较于没有共同语言的贸易伙伴，共同母语将会使得贸易额对数值提高1.309 个单位，而共同口语将会使其提高1.087 个单位；
语言相近性进一步扩大了两国口语及母语的普及与传播范围，而共同官方语言的国家对出口贸易的作用降低，这说明：对G20 国家而言，语言相近性与共同官方语言具有互补性，当两国语言越相近，双方沟通较为便利，需要两国制度化的翻译支持较少。在（9）列至（11）列中，将共同官方语言与共同口语、共同口语与共同母语、共同官方语言与共同母语分别引入模型进行回归，（9）列和（1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与单独引入共同官方语言这一变量相比，引入共同母语以及共同口语后，共同官方语言系数显著为负，而共同口语以及共同母语的系数变大，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增强，进一步体现了共同口语以及共同母语对共同官方语言的替代作用。若引入共同母语这一变量，共同口语的系数则会上升，说明在G20 国家中，共同母语会增强共同口语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
而当共同母语存在时，引入共同口语这一变量，将会削弱共同母语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12）列是将语言变量同时引入模型的回归结果，对G20 国家而言，共同口语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其系数大小为2.058，这进一步说明双方直接沟通能力在贸易中的重要性，共同口语更能够缓解双方因语言差异的不熟悉度，能够增强双方的信任感。
表5 混合OLS 回归结果（续表）
2.英语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
随着各国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语言的传播速度也逐步加快，英语为典型代表。目前，英语已成为全球最为广泛学习的第二语言。虽然G20 国家中并非全部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但英语在商务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直接体现双方的沟通交流能力。当双方由于官方语言或母语、口语不同时，便可以借助于英语这一通用语言进行交流。因此，英语的使用能力可以进一步减少贸易双方的语言壁垒，缩短文化距离，进而提高贸易流量。
接下来，为了考察英语在出口贸易中的影响，在模型中引入英语熟练度指标，以检验是否存在英语这一通用语言的使用能力对语言与贸易的调节作用。表6 显示的是英语熟练度与各语言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结果。首先考察单一英语熟练度变量对贸易的影响，然后观察加入语言变量后是否会有不同。若存在不一致的效应方向，则说明通用语言的使用对各语言变量与贸易的影响存在潜在的调节机制。（2）列是单独引入英语熟练度的回归结果，英语熟练度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产生负向影响。由于G20 国家间对英语熟练水平不同，当英语熟练度差异较大的国家间进行贸易时，不利于双方的沟通交流。（3）列至（5）列将共同口语、共同母语以及共同官方语言与英语熟练度的交乘项引入模型。与共同口语以及共同官方语言相比，英语熟练度能够显著促进共同母语对G20 国家的出口贸易，而且英语熟练度对出口贸易的负向影响逐渐被削弱。
表6 英语熟练度与语言变量交互项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为了进一步判断上述实证结果是否可信，本文采用替换变量以及按照不同年份回归的方法进行验证。若进行变量替换以及按照年份回归后的结果与现结果无明显差异，则证明该实证检验较为稳健，则可以为该研究提供一个较为稳定的解释，从而为进一步分析提供指导。
1.替换变量
为验证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采用以下两个变量作为衡量语言的另外指标，对总样本模型重新回归。基于水平规范的共同语言指数（cle）与虚拟变量（comlang_off），如果贸易伙伴国的官方语言包括目标国的语言，则取值为1，否则为0。表7 显示的是基于自变量替换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相比，各研究变量的实证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这表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比较稳健的。当贸易伙伴国的官方语言包括目标国的语言时，可以显著促进两国间贸易往来。
表7 替换变量回归结果
2.按年份回归
为考察各语言变量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是否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对不同年份各解释变量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进行分析并基于共同官方语言进行回归。表8 显示的是按照不同年份进行回归的结果。2012—2020 年，模型中的各解释变量与基本回归模型保持一致。而共同官方语言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则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G20 国家间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语言出口贸易的阻力逐渐减弱，各国间增强互通交流的渠道日益增多。总体而言，这一模型是较为稳健的。
表8 按年份回归结果
（四）异质性分析
G20 国家间因为贸易流量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国家间收入水平差距扩大，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而言，共同口语、母语或官方语言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是否会因为国家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不同呢？对低收入国家而言，是否需要进一步缩短语言距离与文化差异，而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
为更具体地体现语言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根据世界银行对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标准，本文将G20 国家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DP 小于12, 056 美元）、高收入国家（人均GDP 大于12, 056 美元）、中收入国家（部分年份低收入，部分年份高收入）。具体分类如下：
低收入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非、巴西、土耳其。
中收入国家：阿根廷、俄罗斯。
高收入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英国、美国。
表9 显示的是低收入国家、中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分别进行异质性分析的结果。通过对比三类收入水平国家的回归结果，再一次验证了语言与G20 国家的贸易流量存在显著的关系，整体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核心变量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语言变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总体上对低收入国家最为显著。
表9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探究语言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国际贸易流量，本部分对具体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与探讨。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贸易双方语言障碍的存在会增加沟通交流方面的成本，而语言相近性所带来的沟通便利则可以促进对外贸易。①J Melitz, F Toubal, “Native Language, Spoken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93, No.2, 2014, pp.351-363.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如图3 所示，本文认为共同语言可以降低贸易成本，并通过贸易成本影响G20 国家对外贸易，但尚未明确影响机制是完全传导效应，还是部分传导效应。
图3 语言影响国际贸易流量传导路径
因此，本文基于温忠麟、江艇等人的方法通过构造以双边贸易成本（Tcostijt）为中介变量的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检验，②温忠麟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载《心理学报》，2004 年第5 期，第614—620 页；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载《中国工业经济》，2022 年第5 期，第100—120 页；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载《心理科学进展》，2014 年第5 期，第731—745 页。模型如下：
式（7）是共同母语（cnl）对双边贸易成本（lnTcost）的回归，①在表4 混合OLS 回归中，相比于共同口语、共同官方语言以及语言相近性，共同母语在促进对外贸易中的正向影响更大。主要目的是检验贸易成本作为中介变量的显著性。若其成立，则对应的回归结果中βg显著为负。式（8）是在式（6）基础回归中加入双边贸易成本（lnTcost）这一中介变量的回归，主要目的是检验共同语言影响对外贸易是否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来实现的。若其成立，则对应的回归结果中βh1显著为负。与此同时，βg1若仍显著为正，则表明该影响机制为部分传导；
若其不再显著，则说明为完全传导。其中，Tcostijt测算方法参考诺维（Novy），②D Novy, “Gravity Redux: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sts with Panel Data,” Journal of Economic Inquiry, Vol.51, No.1, 2013, pp.101-121.具体数据来自亚太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联合构建的全球贸易成本数据库（ESCAP-WB Trade Cost Database），③全球贸易成本数据库，https://artnet.unescap.org/databases，访问日期：2022 年9 月25 日。该数据库涵盖了约180 个国家1995—2020 年农林牧渔部门、制造业以及整体三个层面的双边贸易成本。本文采用的是G20 国家2010—2020 年国家层面整体的贸易成本数据，进一步将该数据与贸易流量数据进行匹配。
表10 显示的是中介检验的回归结果。在模型（6）中，共同母语（cnl）对G20 国家对外贸易（lnTrade）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模型（7）中，共同母语（cnl）对G20 国家双边贸易成本（lnTcost）有显著负向影响；
模型（8）在模型（6）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贸易成本（lnTcost）之后，共同母语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额的正向影响不再显著，而贸易成本（lnTcost）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说明该中介机制存在并且是完全传导。该回归结果表明，共同语言对G20 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是通过降低双方贸易成本的机制实现的，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载体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贸易双方的共同语言的存在有助于降低双方由于长期的历史文化渊源造成的隐形贸易壁垒，从而增强双方的信任程度、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
表10 中介效应检验
为探究语言因素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采用引力模型并结合G20国家2011—2020 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基于传统的引力模型，对G20 国家而言，贸易距离、人口、经济规模以及贸易协定的签订等与预期结果相符；
其次，从本文基于CEPII 数据库选取的语言变量来看，国家间共同口语、共同母语、共同官方语言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共同母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这一结果也对本文提出的共同语言能够降低贸易成本从而促进国际贸易提供了支撑；
从语言变量的交互项来看，语言相近性能够增强共同口语以及共同母语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而共同官方语言与语言相近性具有替代性，共同母语能够强化共同口语对于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而共同口语将会削弱共同母语的促进作用。引入英语熟练度这一指标后，共同母语对G20 国家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异质性分析来看，语言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出口贸易中具有不同影响，对G20 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最后，本研究基于贸易成本这一中介变量，为共同语言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从而促进G20 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机制提供依据。结合上述研究中发现语言对G20 国家间贸易流量的作用，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开展国际贸易应更着重利用语言因素，缩减与贸易伙伴的语言距离，提升各国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对此，不仅需要增加贸易通用语言的普及与培养，还需要建构非通用语言的教育体系，降低国家间的语言文化障碍，促进各国对差异化文化背景的了解学习。①徐珺、自正权：《语言的经济价值分析：基于语言与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 年第3 期，第66—73 页，第160—161 页。
第二，不同国家间进行贸易时应利用共同语言背景优势，削弱贸易双方的不熟悉度，特别是对低收入国家而言更要充分发掘语言红利。国家可以通过制定促进语言产业发展的相关战略布局与通盘规划，并提升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其次，世界通用语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共同母语的联系纽带，在当今世界文化融合背景下，各国应主动学习掌握通用语言，为其在国际合作中提供支持。②杨博文、余建刚：《相对语言难度影响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吗?——基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数据分析》，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20 年第4 期，第267—285 页。
第三，因为不同国家历史、文化的语言差异较大，所以要充分发挥共同官方语言对贸易双方沟通交流的推动作用，积累语言服务人才储备，提高语言服务水平。③姜有为：
《语言距离对中国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硕士毕业论文，重庆：重庆理工大学，2018 年6 月，第123 页。尤其在互联网资源与大数据快速进步的背景下，要利用信息技术的支持驱动，加强对语言产业的投入与拓展，促进多层次全方位创新升级，推动语言产业市场多元化增长，从而为一国贸易往来和经济交流提供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