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追寻光明的“硬骨头”

时间:2023-10-28 10:40:08 来源:网友投稿

张伶俐 仇俊琴

贺绿汀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人民音乐家。他毕生热爱音乐,投身艺术创作,创作的260多首(部)音乐作品或描述岁月峥嵘,或追求进步光明,或唤醒民族精魂,或讴歌时代歌颂党,并为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做出有益探索。巴金誉其“硬骨头音乐家”,司徒汉赞其有“硬骨头精神”。

男儿立志出乡关

贺绿汀原名贺楷,别号抱真,1903年7月出生于偏僻闭塞的湖南省邵东县马王塘。尽管上有三兄两姐,但因父亲贺生春善于耕种经营,在军阀割据、民生凋敝的年岁,家中尚有余力送他人塾启蒙。私塾生活枯燥刻板,但百花烂漫的山野,温婉柔和的祁阳戏,湖南花鼓神韵浓郁的办丧挽歌,原生态的巫师跳神赶鬼,却让他入神入迷,成为难得的童年乐趣和音乐熏陶。

辛亥革命爆发,新思想悄然吹向山野乡村。次年,他随同龄的侄儿到大哥贺曼真任教的邵阳循程小学就读。15岁那年,他从邵阳初中考进长沙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边当学徒做工,边学机械制图。不久,父亲倾其所有,将在长沙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的三哥贺培真,送到法国勤工俭学,他只得回邵阳读完初中。幸好,他自学过风琴、五线谱与《和声基础》,回乡当了一名小学音乐绘画教员。新文化运动兴起,《新青年》《小说月报》和同乡思想家魏源的《海国图志》,让他开始“睁眼看世界”,不久考入岳云中学艺术专修班。

“岳云”在长沙可谓“开风气之先”,最早实行男女同校,荟萃了邱望湘、陈啸空和杨开慧、丁玲等一批优秀师生。他没有在音乐天地里忘情,而是为帝国主义侵凌、军阀势力割据的黑暗现实苦闷彷徨,开始思考青年的时代使命。云麓官“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楹联,梁启超“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的论断,让他于音乐报国,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五卅”噩耗传来,罪恶的子弹如洞己心。他加入游行队伍,激愤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打倒卖国媚外的军阀政府!”,并徜徉于黄兴、蔡锷墓前“养浩然正气”。

男儿血,自壮烈。这位“走出乡关”的有志青年,没有为毕业考试第一而自得,没有为留“岳云”任教的悠游生活而驻足流连。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感召着他重回家乡,拥抱革命,追寻光明。

血雨腥风勇追寻

1926年,北伐军势如破竹。贺绿汀在邵阳中学教唱《国民革命歌》《国耻歌》,参加义演和游行,用烈如战鼓的歌声,唤起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抗争,欢迎北伐军胜利到来,也有幸遇到日后的革命伉俪姜瑞芝。9月5日,三艘英国军舰炮轰万县,中国军民死伤超千人,民房损毁千余间。湖南《大公报》评其“破坏公法,灭绝人性”,长沙、重庆、上海等地民众纷纷而起,邵阳人民也群情激愤。反英大会当夜,他带领30多位工友,火烧英商福记煤油公司储油库,冲天大火持续七天七夜。不久,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县总工会宣传部长。

“万县惨案”唤起更多民众投身国民革命,武汉和九江人民相继夺回英租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帮助北伐军不战而夺上海。身在邵阳的贺绿汀斗土豪,抓劣绅,并将二哥贺巨卿发展为乡农协会主席。旧恶势力发起反扑,长沙“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2万余人,邵阳亦有10多名骨干遇害。不久,贺培真被北洋政府押送回国,转赴大革命策源地广州。

广州形势同样肃杀,工人罢工虽此起彼伏,但搜捕屠杀亦时有发生。经贺培真介绍,他担任黄埔同学会干事,参加并见证了广州起义遭到帝国主義和国民党反动武装联合绞杀。撤至海丰,他担任东江特委宣传干事,看到彭湃的激情演讲,军民的高昂斗志,创作出第一首革命歌曲《暴动歌》。敌人汕头登陆后,他奉命转移上海,却因“贺民范案”牵连被捕,1930年1月2日才出狱。

“东方巴黎”学成名

上海十里洋场,在国民党粉饰下莺歌燕舞,灯红酒绿。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身单力薄,革命无路,苦闷彷徨之际得到侄儿贺涤心、“岳云”同学刘已明、失散重逢的三哥贺培真的资助和鼓励,边兼职小学音乐教员,边报考上海音专,开启了传奇般的音乐人生。

1931年春,他成为上海音专钢琴与和声选科生。教和声的作曲家黄自,学成于美国耶鲁大学,是中国音乐教育引入西方体系第一人;
教钢琴的查哈罗夫,是中国近现代钢琴教育之父。他将革命热忱倾注到音乐深造之中,从不哗众取宠,坚持读洋书,查词典,翻译并自学普劳斯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黄自亲自为他校改。他改名“绿汀”,对祖国未来和音乐人生,寄予“像绿洲一样欣欣向荣”的美好愿景。不久,姜瑞芝携弟报考上海音专,贺培真被捕入狱,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只得与姜瑞芝回乡成婚,1933年秋才回沪再续学业,其间,创作钢琴曲《怀古》、独唱《离思》等作品。

1934年7月,《音乐杂志》刊出俄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的《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启事》。在整宿乱哄哄的拉都路裁缝店楼上,他创作三首乐曲参赛,其中《牧童短笛》《摇篮曲》分获一、二等奖。11月的授奖大会上,他演奏的《牧童短笛》,呈现出田野、小河、老牛、牧童相契合的中国南方田园,如一首优美的抒情诗,一幅灵动的山水画,得到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和由衷忘情的赞美。该曲成为齐尔品欧美巡演保留曲目,成为我国第一首蜚声国际的钢琴曲。瞿维誉其“为钢琴音乐民族化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一奖成名天下知。译稿《和声学理论与实用》很快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他也在聂耳帮助下,涉足左联影响下的电影圈,先后为沈西苓《船家女》、袁牧之《马路天使》等20多部电影配乐,抒发山河破碎、国土沦丧的感时悲愤,周璇演唱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尤为著名。聂耳、鲁迅相继离世,激励着这位声名卓著的乐坛新星,走上艺术救国的光明道路。

一曲壮歌十万枪

卢沟桥枪声一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告别妻女,加入上海救亡演剧队,奔赴苏鄂豫陕慰问义演。一路上,他们因陋就简,在露天街头为背箱携笼、拖儿带女、游离失所的难民演出,激励不少青年离开逃难队伍,参军入伍上战场。在开封,他创作歌曲《上战场》、独幕剧《顺民》,号召民众丢掉顺民幻想,“拿起刀枪干一场”。

平型关和阳明堡胜利的消息传来,演出队来到临汾刘庄八路军办事处。看着靠缴获组建的炮兵团,听着敌机“哒哒哒”的机枪声,想到在海陆丰穿山越林行军场景,电光火石般的灵感激荡成壮如潮水的铿锵旋律,他一气呵成充满乐观主义和必胜信念的《游击队歌》。尽管只有欧阳山尊口哨伴奏,首演还是取得巨大成功。朱德赞扬“歌写得好”,任弼时、刘伯承、贺龙等人要求在军队中教唱。他亲自到平型关功勋团六八五团逐连教唱。歌曲迅速传遍全国,不仅白求恩等国际友人非常喜欢,就连国民党部队也广为传唱。稍后的《黄河大合唱》获誉“一首合唱曲,可顶十万毛瑟枪”,《游击队歌》同样唤醒民族精魂,感召民众在抗日救亡中走向光明。

1938年初,因身体欠佳,他没能北上延安,只得南下武汉与妻女团聚,供职中国电影制片厂,断然拒绝了厂长将“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写进《游击队歌》的要求。转移重庆途中,他看着零落破败的山河,悲壮情思油然而生,将端木蕻良的《嘉陵江上》作谱成曲。在中苏文化协会招待会上的演出,受到周恩来、孙科和苏联使官的一致赞许。在重庆,他先后供职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中央训练团音干班、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兼任陶行知育才学校教员。乌烟瘴气的氛围让他窒息愤慨,延安鲁艺成为他心驰神往的光明之塔,创作出《垦春泥》等作品,表露向往美好未来的心迹。他拒绝张治中让他加入国民党的公然“拉侠”,找到《新华日报》的吴克坚,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并转移延安。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根据地严密封锁,他只得安排姜瑞芝携女先行,自己则在周恩来关心下,取道香港、上海赴延安。

辗转万里向延安

1941年5月,日寇侵凌下的上海动荡混乱。在新闸坊,看到乞丐满街、流民抢米的情景,他心系黄自遗孀汪颐年的安危,冒着危险前往探望。“金嗓子”周璇要求同赴苏北,他考虑到根据地艰苦而拒绝,但对这位富有民族意识的女星深感欣慰。

13日的黄浦江边13号码头,在日伪严密盘查下,他随地下交通员登船来到江北青龙港,一路经北星桥、东台和刘庄,到达盐城军部。刘少奇和陈毅将他分配到湖垛镇华中鲁艺分校。这里集聚着丘东平、刘保罗、许晴、何士德、许幸之等文艺大家。他激动万分,在中秋晚会上敲起小瓷碟,唱起欢快的《春天里》。“扫荡”接踵而至,贺绿汀和许幸之等人分头打埋伏,幸运躲过一劫,另一路在秦庄遭遇日军,丘东平、许晴等20多位师生战死,邵惟等120多人或被捕或冲散。刘少奇决定护送他去延安,他却坚持再留半年,培训音乐干部

大半年来,他在苏中、苏北和淮南等地,看到迥异于沦陷区、国统区的欣欣向荣,党政军民一家亲,当兵要当新四军,战士们啃着窝窝头,仍浴血奋战,昂扬乐观。开“小锅灶”、发高津贴等对知识分子的礼遇,更让他时时感怀,尤其是日伪“扫荡”时,陈毅追至河中,扶着小船叮嘱“一定要周全护送”的场景,始终萦绕脑海。希望和光明就在这里!他奋笔谱就《一九四二前奏曲》,以磅礴气势宣告日本法西斯一定灭亡,和平与胜利一定会到来!

1942年3月,平汉线遭严密封锁,他没能随刘少奇回延安,只得重返停翅港新四军军部。不远处的“文化村”卖饭曹庄文人云集,他常与薛暮桥、阿英和何士德等相聚研学,也常与范长江等人到江淮印钞厂等单位观察采風。一年后,他写下《刘老庄英雄连连歌》,讴歌82位勇士提颅浴火的英雄气概。他与邹韬奋寓居八滩镇杨芷江家,在“扫荡”中被伪徐继泰部抓去。慑于两人威名,徐只得惺惺作态“我也曾唱过《游击队歌》”。脱险的两人立即被护送到苏中。经粟裕安排,汤景延周旋,他一路辗转至延安。

延水河畔的窑洞,桥儿沟的鲁艺,与妻女团聚,让他倍感温暖和振奋。在五家坪,他受到毛泽东“《游击队歌》写得好呀,你为人民做了好事”的赞誉。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他随“联政宣传队”先后到三五九旅、回民支队巡演,创作出《森吉德玛》等民族风歌曲。中共七大前后,他创作合唱《东方红》,热情讴歌党和毛泽东是“指引中国革命走向光明的红太阳”。1946年4月,他组建并担任中央管弦乐团团长。

信仰光明迎晚晴

1949年10月,带着“恢复党籍”的无比欣悦,他把上海音专改组为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将信天游、黄梅戏、泗洲戏等民族音乐引入教学,聘请周小燕、李翠贞、谭抒真、丁善德等顶尖人才,推进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融合。一批学子相继在国际比赛中获奖,一批知名教授受邀参加“布拉格之春”等国际交流,学院声名雀起,即便是附属小学也被誉为“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抗美援朝爆发,他批准80多名学生参加军事干校,组织知名教授义演33场,指导师生创作《抗美援朝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唤起举国支前的热情。1951年,个人创作再上巅峰,他受邀完成歌剧《长征》第6场“强渡大渡河”谱曲。

1956年,围绕“双百”文艺方针,他在《人民音乐》发文,强调“民族的”与“世界的”艺术交融。1963年5月,姚文元撰文抨击“印象主义”音乐鼻祖、法国作曲家德彪西,他从纯学术角度撰文纠正,并参加学院内“民族音乐系要不要学钢琴”的激烈论争,力陈“不能搞形式主义”。

1966年6月8日,他被来势汹汹的大字报“打倒”。张春桥公开宣称“贺绿汀不是反革命,杀我的头”。他始终没有向“四人帮”屈服,始终坚信光明。1979年1月复出,他以饱满的热情推进中外音乐交流,迎来新的创作高峰,主要有纪念周恩来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电影《曙光》插曲《森林马驰》《雪地行军》等40余首作品。

1999年4月27日,贺绿汀病逝于上海。他的一生正如一副挽联写的那样,“牧笛扬华音,战歌壮国魂,灿烂乐章谱春秋,满腔赤子心;
真言荡浊流,铁骨傲鬼神,浩然正气耀日月,一身报国情。”

(责任编辑:贾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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