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碧舟
摘 要：安全化理论研究安全威胁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原因及其影响。这一理论具备完善和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潜质，但有待于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进行重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随着马克思的不断探索而形成了能动地改变世界的理论品质，并与唯物史观互为依托，构成了批判既有安全化理论的前提。哥本哈根学派、巴黎学派和威尔士学派是安全化理论的主要流派，它们对安全化理论的初步建立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赋予安全研究以动态视角和能动性品质，但在理论深度、广度以及实践效果等方面还存在缺陷。经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重构后，安全化理论确立了综合考察社会系统的总体性、兼顾宏观和微观视野的历史性、明确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以及彻底而全面的能动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安全化理论；
哥本哈根学派；
巴黎学派；
威尔士学派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3）02-0034-05
冷战结束后，各类层出不穷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面积出现。非传统安全议题与以军事、政权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议题相互渗透、交织，给各国提出了统筹兼顾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的新挑战。对我国这样发展飞速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挑战尤其严峻。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十一部分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该部分内容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的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将我国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公共安全治理与社会治理共同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从而延续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的一贯思路，以及对全球安全发展趋势不断深化的研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急需用来完善和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解释和处理国家安全议题的理论工具。安全化理论就具备这样的潜质。
所谓安全化，就是安全威胁产生和发展的演化过程，与之相对的则是安全威胁消亡的“去安全化”过程。安全化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安全威胁一系列演化过程发生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安全化理论自诞生以来，长期面临广泛得到运用和广泛受到质疑相互交织的境遇，并且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已经产生出相对成型的若干流派，成为安全研究中一个颇有活力的领域。就国内学界而言，自从安全化理论被引介到国内以来，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一是更为全面地追踪介绍安全化理论在国外的研究动态；
二是尝试在批判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建构新的安全化理论框架；
三是解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对抗中国崛起为目的而渲染“中国威胁”的政策。
不过，在既有安全化理论当中还存在着诸多缺陷，而且尚没有直接采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石开展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安全化理论发展历程中的重大缺憾。本文试图论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能够有效批判既有安全化理论诸流派，并重构出一套能够满足时代需求的马克思主义安全化理论。
一、重构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概览
早在读大学期间，马克思就深受黑格尔辩证法和法哲学的影响，坚信合乎理性的理念发生现实化的必然性，并加入了重视黑格尔辩证法现实批判意义的青年黑格尔派。毕业后供职于《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在思想上开始受到费尔巴哈越来越多的影响，在现实中遭遇了普鲁士政府和法庭一系列令人不平的举措，逐渐意识到黑格尔法哲学应对现实时的无力，以及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基础。在1844年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揭露了宗教幻想和德国旧制度的现实基础，做出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著名论断[1]11。马克思又在之后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考察了作为“实践的人的活动”[1]160的异化勞动，揭示了劳动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中的枢纽作用，指向将工人乃至全社会从私有制中解放出来的追求。这一时期马克思实践观的发展同唯物史观的形成相互呼应，体现出一种鲜明而具体的现实关怀。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创造性飞跃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当中实现的，实践概念贯穿这篇文献始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评了旧唯物主义在能动性方面的缺乏，以及唯心主义在现实性方面的缺乏，据此形成了一种新世界观和认识论：实践是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其目的在于改变世界；
人与世界都是既往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的，思维、理论和“宗教感情”等因素也都有其实践基础，因此认识需要在实践当中加以把握。此后，马克思又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延续并充分扩展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的实践观。在对唯物史观系统阐释的展开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处于人类社会基点和终极关怀两端的实践活动：基点一端是作为一切人类社会活动根基的物质生产实践，终极关怀一端则是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实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著作中实践概念的使用频次并不高。这不代表马克思逐渐轻视对实践的研究，而恰恰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以及投身和领导工人运动来亲自践行他所开创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之后，列宁、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政治家和理论家都从马克思开创的实践观出发，结合本国革命实践提出了关于实践的学说，结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树上的一颗颗硕果。
概言之，马克思跳出了各种思辨哲学的藩篱，伴随着唯物史观的建立而形成了一种以全新认识论为根基，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实践观。马克思开启的实践观不仅为现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解世界的全新视角，也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开启了马克思本人以及之后历代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新世界的征程。
二、安全化理论主要流派及其得失
安全化理论的研究者和倡导者几乎全部来自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冷战的结束，西方世界面临的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安全研究的议程也开始在西方国家内部出现分野：美国的安全研究一方面出于维系世界霸权的需要而延续了现实主义和战略研究等传统，一方面受到社会科学方法论新发展的影响而强调基于因果的实证分析；
就欧洲安全研究而言，由于欧洲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迈入后工业阶段，内部和外部也不存在紧迫、直接的军事和政治威胁，学者们凭借欧洲深厚的思辨学术传统，提出了带有鲜明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安全理论。安全化理论各流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一）哥本哈根学派
1.理论概览
哥本哈根学派因其发源于丹麦哥本哈根冲突与和平研究所而得名，“安全化”这一概念就是由该所学者奥利·维夫（Ole W■ver）提出的，安全化理论也占据了哥本哈根学派的核心地位。一直以来，哥本哈根学派都保持着安全化研究领域中绝对的显学地位。
随着安全领域日益远远超出传统安全的界限，为了防止安全的泛化，安全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对安全的标准进行界定。哥本哈根学派提出安全化是政治化的极端情形，其中政治化指一件事被纳入政府的视野和公共政策的议程，而安全化则指一件事发展为存在性威胁，从而需要采取超越常规政治程序的紧急措施。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各种类型的安全现象都包含以下要素：安全化行为体、指涉对象和受众。其中，指涉对象指“被看作受到存在性威胁且有合法生存权的事物”[2]36，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可以是个人或群体，也可以是某件事情；
安全化行为体指“通过宣称某事（即一个指涉对象）受到存在性威胁而将议题安全化的行为体”[2]36，包括“政治领袖、官僚、政府、游说集团和压力集团”[2]40等；
受众则是处于相对被动地位接收安全化信息的民众。因此，安全化的核心就是安全化行为体面向受众将特定指涉对象描绘并判定成存在性威胁，判定的发生导致安全化行为体和受众形成了带有主体间性的共同信念。安全化行为体就有权以消除威胁为由采取非常规、极端化的措施。
在这里，哥本哈根学派借助了分析哲学牛津学派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创立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指出，人们使用语言并不仅仅是为了叙述或描述某个事物，在很多情况下，说出特定的语句本身就是在执行和实施某个具体行为，诸如命名、警告、裁判等都是这样的“言语行为”[3]。正是由于言语行为理论关注语言世界与经验世界相互作用的内在品质，使得它被维夫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关注和运用。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化的本质就是安全化行为体通过言语行为赋予指涉对象以安全威胁属性的过程。
然而，安全化带来的极端政策手段将会导致政府权力的肆意行使，进而给民众带来新的危害。因此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化抱有非常消极的态度，认为对于已经发生的安全化事实应当朝着“去安全化”的方向努力，使安全化行为体用话语建构出来的安全议题至少下降到普通政治议题的层次。
2.得失分析
哥本哈根学派能够开创安全化研究，首先得益于优化视角的选择。在探究安全的本质时，无论将安全视为安全状态、安全感还是安全能力，都是从某种相对静态的、共时性的角度切入，无法反映安全现象的演化。相较而言，哥本哈根学派考察安全现象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切换了考察的视角，使得研究者对安全现象的分析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共时性走向历时性。此外，安全化理论涵盖了对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两个发展趋势的通盘考察，有利于安全现象生成或消亡、强化或弱化的过程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视角的动态性带来了面向实践的能动性。哥本哈根学派十分强调安全实践，甚至将其摆在了考察的中心地位：“人们无法使安全化中的各种行为体成为分析的固定点——安全化实践才是分析的中心。”[2]32有了这样的视角，人们就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安全化还是去安全化，都是人们根据对自身处境的利害判断而共同塑造出来的，因而也是面向未来开放的，安全威胁的演化方向“事在人为”。这种开放性为人们发挥能动性开展实践留下了充分的空间，人们能够至少从理论上对各种不恰当、不必要或者小题大做的安全议程设置釜底抽薪，从而解构、减缓乃至消除国际和国内社会当中可能或已经发生的冲突。
尽管哥本哈根学派也指出了受众的接受、外部环境等因素的作用，以及安全化过程主体间性的特点，可是一旦将安全化的核心归结为言语行为，就不得不突出安全化行为体的主动地位。当一国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威保证安全化顺利实现时，社会革命、战争、民族自决与独立、政权更迭、政党政治、政治社会化等种种实践活动都有可能参与权威背后的政权合法性建构。在这些因素当中，每一步都固然难以离开话语建构来维系共同体的信念，但话语建构并不必然居于基础性的地位，而是常常和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因此，历史纵深在言语行为的判断之下即使未被抽空，也极大地受到削弱。
哥本哈根学派强调常规状态和去安全化优先于例外状态和安全化的地位，似乎前两者代表国泰民安，而后两者代表天下大乱。然而在讨论具体案例时，安全化理论常常沦为表达意识形态偏见的工具。例如在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作《新安全论》中，作者认为：“有些国家会把宗教政治化，有些国家则不会。有些国家会把文化安全化，有些国家则不会。”[2]24这样的划分与其说是在区分不同国家政策的政治化、安全化程度，不如说是在展示意识形态的分野。而且，当今的西方世界内部已然遭遇重大文化认同危机，种族、宗教、性别等文化议题纷纷难逃安全化的命運，形成了激烈的社会冲突，哥本哈根学派关于文化安全化的这一判断已然无法成立。即使抛开价值取向不谈，安全化和去安全化本就是应当随着时空转变而发生转变的，僵化的区分和框定必然无法使理论覆盖更多的实际情形，造成理论解释力的下降。
（二）巴黎学派
1.理论概览
巴黎学派是在批判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影响较大的流派，其代表人物有蒂埃里·巴尔扎克（Thierry Balzacq）、迪迪埃·比格（Didier Bigo）等。巴黎学派沿用了哥本哈根学派所使用的安全化行为体、指涉对象和受众等核心概念，但在以下两个方面对安全化有着迥异的理解。
首先，巴黎学派通盘考察安全化得以实现的社会背景、权力结构以及行为体和受众之间的互动，言语行为至多只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为了这种整体视野，巴黎学派采取了社会学的研究进路，试图在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中考察安全化，尤其受到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福柯（Michel Foucault）学说的巨大影响。巴黎学派认为，安全化是在安全场域当中完成的。“场域”是布迪厄提出的概念，指高度分化的社会世界中依照特有逻辑而自成体系的各种“小世界”[4]134。在特定场域中形成了各种权力关系组成的格局，进而影响乃至决定身处其中不同位置的人们做出实践选择。巴黎学派认为，被他们称作“安全管理专家”的各种政治社会精英运用他们的主导地位建构起各种安全场域，决定将哪些议题安全化。
其次，不同于哥本哈根学派对紧急、例外状态的强调，巴黎学派将目光投向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常规状态。借助福柯的微观权力学说和治理术学说，巴黎学派的研究指出，安全管理专家通过有选择的监控手段，对移民、难民、少数族裔等存在潜在危险的各类人群开展细致入微的管控。然而这些举措的效果未必尽如人意，还带来了侵犯隐私等问题以及被管控群体的反噬，进而引发更普遍的不安全感[5]。
2.得失分析
在理论建设方面，巴黎学派在拓展安全化研究视野的同时，也走向了矫枉过正。在巴黎学派的语境当中，安全问题俨然已经弥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常规政治被创造性地纳入安全研究的视野。一旦大量事项被安全化，如大量非传统安全议题涌入原先狭窄的安全范畴当中，安全的门槛势必会被拉低，因为政府或者广义上的政治精英群体所能动用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的有限的注意力和承受力也不允许如此多的议题被放置在如此紧迫的优先级。实际上，随着安全内涵的不断发展，当代社会中的人们对军事、情报等领域安全威胁的恐惧早已被全方位的安全威胁所稀释。不过，传统安全观的过时不意味着军事、政权安全的过时，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常规政治与例外状态从来都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不同国家和区域所面临的重点安全领域也各不相同。巴黎学派并未对传统安全和例外状态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所追求的整体视野也就止步于此。
在理论基础方面，巴黎学派追求面面俱到，却缺乏统一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作为支撑。维夫曾对巴黎学派做出这样的批评：巴黎学派的理论更像是对事实1：1的呈现而非理论解释，还强行将具有不同特性的理论杂糅在一起，缺乏核心概念和统领性理论工具[6]。维夫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巴黎学派既不愿放弃哥本哈根学派的概念体系，又加入了难以和这些概念通约的布迪厄、福柯等人的学说，导致他们的论著就像晦涩概念的堆砌，失去了社会科学理论应有的融贯、明晰和简洁。
（三）威尔士学派
1.理论概览
威尔士学派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来自威尔士亚伯大学的肯·布斯（Ken Booth）、理查德·琼斯（Richard WynJones）等人。需要指出的是，威尔士学派的诞生早于哥本哈根学派，也并不会主动地直接使用安全化概念分析问题，但由于其学说与其他安全化理论流派关注的问题高度重合且始终保持密切的对话关系，因此本文将威尔士学派作为安全化流派的一支加以考察。
布斯在安全研究領域较早地指出了安全议题的领域远远超出军事领域的事实，并呼唤超越传统安全理论局限的全新解释框架。他认为，“‘安全指没有威胁。解放就是使人们（个体或群体）免于那些阻碍他们进行自由选择的肉体和人身约束……安全与解放是一枚硬币的两面。”[7]换句话说，威尔士学派将一切影响人解放的因素都安全化了。威尔士学派认为，安全归根结底是人们免遭伤痛、恐惧、饥饿、贫穷等苦难，不同的个体和群体都有自身的安全需求，他们在国家等权威的安全面前往往会失去自己的安全，乃至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布斯所言：“对于这世上数不尽的人们而言，是他们的国家而非‘敌人成为首要的安全威胁。”[7]
与另外两个学派对安全化的消极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威尔士学派希望通过大范围的安全化激发起人们追求解放的动力。琼斯十分重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琼斯希望凭借学术研究打破现实中的权威制造的安全话语霸权，并不寄希望于改变政客们的想法，而是借助教育、社会运动等自下而上的力量传播新的思想，推动变革的发生[8]145-163。
2.得失分析
威尔士学派继承了由马克思开启，被批判理论家们继承和发展了的批判传统，揭示出西方后工业社会丰裕的外表下人们普遍无法真正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现实。因此，他们将安全研究与批判理论融合，实际上是借助安全概念作为工具，来表达批判理论的普遍诉求。然而，这些优点并不是威尔士学派的学者们的贡献，而是从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创造出来的，引入安全视角对批判的帮助非常有限。
威尔士学派将安全现象还原为不特定个体和群体的安全和解放，不仅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追求相去甚远，也未达到法兰克福学派开展的社会批判所达到的整体高度——相比于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人把解放的希望寄托于艺术和审美的超越性追求，批判安全研究把本应丰富和全面的“解放”窄化和降格为个体安稳状态。这样的根本性缺陷使得他们既无法为自己的理论找到坚实的基础，更无法回应当代社会中人们对安全问题的核心关切，因而无论在安全研究领域还是在批判理论领域都难逃边缘化的命运。
此外，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似乎摆出了一副追求解放的姿态，却和许多西方左翼一样没有看到不断自我调节的资本主义已经足以容纳甚至鼓励诸如反战、反核、反歧视、环保等各类温和、零散的反抗运动，只要这些反抗不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三、重构后安全化理论的基本特性
三个安全化理论流派各自的得失一经展示，那么更加优化的安全化理论应当具备哪些特性也就呼之欲出了。当然，任何安全化研究都离不开研究者所处的时代、国别和立场，因此本文开展的重构明确地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安全形势与任务。笔者认为，基于当代中国视角而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重构的安全化理论，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安全化理论。
（一）总体性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而结成的庞大关系网中考察实践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导致人们的普遍交往，生产社会化演变为生产全球化，“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538。在今天，生产力已经实现高度数字化、信息化，生产关系日益复杂、繁密，普遍交往的深度、广度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样的背景下，普遍联系的社会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变化就越来越容易引发整体性变化，局部的不安全也就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整体的不安全。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拥有来自唯物史观的坚实支撑，能够对社会系统做出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的分析，避免了巴黎学派为了追求全面而流于杂乱的困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安全都能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框架内找到相应的位置，进而帮助人们确定已经发生的安全化有着怎样的源头和走势，还能及时将必要的议题主动安全化。
此外，安全化的总体性还表现为将安全化理论作为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考察该学说在进入实践领域后的具体主张是什么，又能够造成什么样的实际影响。因此，关于安全化的思辨需要对应到具体社会情境中才可能检验出成色。哥本哈根学派停留在学术界对于一些国家安全政策的臧否；
巴黎学派走向田野，借助社会学方法对社会中各类主体开展的安全实践进行研究；
威尔士学派与各种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积极支持甚至亲自参与社会运动并试图形成星火燎原之势。相较而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安全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基础，能够与各种推动时代进步的实践相得益彰，展现出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二）历史性
如果说安全化的总体性是从横向上考察结构性因素的相互作用，那么安全化的历史性就是以时间为轴，从纵向上考察安全的演化。总体性与历史性是密不可分的，有了总体性的支持，安全化理论所具有的动态性优势被进一步升级为内涵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宏大的历史性。
安全化的历史性首先需要研究者在考察安全化现象时结合具体历史阶段和历史背景。当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发展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阶段并呈现出利益的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变化带来世界秩序的重组，中国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重组的进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各类安全化的现象都能从中找到源头。
当然，任何安全化都不可能超脱所属的社会历史背景，也都无可避免地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生新变化。在百年变局带来的秩序重组当中，难免出现各种形式的冲突和对抗，作为冲突和对抗极端形式的战争与政权安全还远未离开历史舞台；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有待于更多的人主动地参与构建。因此，解决当今时代的安全问题需要同时具备居安思危的思维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
（三）批判性
既有安全化理论都带有一定的批判性，威尔士学派更是间接地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然而，这些学说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政治精英的警惕与不信任，进而利用研究表达意识形态偏见。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学者甚至基于捏造的事实，借助安全化理论抹黑我国民族、宗教政策，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是对安全化理论批判性的扭曲。
以马克思主义为根基的安全化理论所重点批判的，应当是各类风险的资本主义根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运用其产业链高位和金融杠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夺，对崛起中的中国进行遏制——这是当今世界诸多安全威胁的源头，也是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主流安全研究或有意或无意忽略的。尽管西方安全研究领域不乏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声音，但由于其研究者并非来自发展中国家，很难对这种不平等关系感同身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从国家安全危在旦夕的条件下起步的，百余年来遭遇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形式的安全威胁，至今仍未断绝。因此，立足中国的安全化研究无论出于对事实的科学分析，还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核心关切，都有更加充分的基础和动力在安全化研究中贯彻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四）能动性
能动性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既有安全化理论共同具有的突出特点，但后者所具有的能动性是不彻底的。彻底而全面的能动性包括变消极为积极的实践姿态和实践主体的广泛覆盖。
既有安全化理论的研究者们强调能动的实践，却担心过于积极的实践会让他们演变成自己所警惕和排斥的政治精英，因此缺乏彻底推进他们实践主张的动力。他们不得不借助大量远离实践的抽象概念，将安全实践塑造成了某种近乎秘不示人的形象，背离了安全化理论本应富有生机的能动性。实际上，人们在面对安全威胁时被动地避害和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主动的创造。主动创造并不代表已经预知了未来，也不代表在创造中不会出现差错，但束缚住手脚的消极实践一定很难消除威胁。在安全化问题上积极的能动性，应当是在综合研判安全情势的基础上，“做好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9]。
尽管既有安全化理论也都宣称关注社会底层的安全利益，但这些学者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知识精英，与底层民众的诉求不尽相同，无法靠理论研究真正惠及社会大多数人。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下，“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10]，发挥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能动性从不是少数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内部游戏，处于被动地位的“受众”转化成了具有主人翁意识的“人民”。揭去安全化的神秘面纱，实现大多数群体有序而广泛的参与，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在安全化问题上无论怎样处理都会人人自危的困境。
（五）结语
以上讨论所归纳出的几点基本特性，当然远远无法系统展现重构后安全化理论的全貌，但至少可以描绘出一个基本的轮廓。而且，本文的目的也并不在于系统性的重构，而是试图通过对要点的概括，使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成为可能。安全化理论涉及安全现象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尚有待于更加细致和深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Barry Buzanet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M].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1998.
[3][英]J.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M].杨玉成，赵京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5]Didier Bigo.Security and Immigration：Toward a Critique of the Governmentality of Unease[J].Alternatives，2002，27：63-92.
[6]Ole Wver.The theory act：Responsibility and exactitude as seen from securitization[J].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5，29（1）：121-127.
[7]Ken Booth.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1，17（4）：313-326.
[8]Richard Wyn Jones.Security，Strategy and Critical Theory [M].Lynne Rienner Publisher，1999.
[9]江涌.论国家安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国家安全哲学的系列思考[J].国有资产管理，2022（9）：72-80.
[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