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虽身居高位，却毕生严于律己、淡泊名利、清正廉洁，心中只看重党和国家的利益与群众幸福。这一点，从她屡屡严拒别人各种方式给其搞宣传之事上，即可明证。
反对修周恩来和她的故居
邓颖超一直反对搞周恩来和她的故居。1982年4月29日，邓颖超曾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有关周恩来文集的工作人员，专门谈过一次修复故居的问题。她批评有些地方在修复他们的故居时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她说：
恩来同志是反对搞故居的，我也是反对的。当然中央决定要搞别人的故居，我不能反对，但至少我可以反对搞我们两个人的故居。我将来死后留下的遗嘱中要说：我这所房子是公家的，不要做我们的故居。
邓颖超还曾经郑重其事地嘱咐秘书赵炜：“将来如果修我们的故居，第一要反對，要讲清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第二如果一定要搞，就要实事求是地按我们在世时的样子搞，决不能改变，弄得富丽堂皇。”她还要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有关周恩来文集的工作人员作“见证人”。
邓颖超还一再建议说：“我总想将来有个机会，我们党搞党史的几个组织在一起研究一下故居的恢复问题。”“就我接触到的，觉得将来应有一个能够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搞故居的复原工作。”
不愿有人为她写传
20世纪80年代，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写周恩来年谱和传记过程中，接触到许多有关邓颖超的资料，深感她是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妇女代表，很自然地产生了写一写邓颖超的想法。当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向她征求意见时，她严肃郑重地给有关领导同志去信言明了自己不同意的态度。
据曾在总理办公室工作过、后来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副主任的李琦回忆：
她（指邓颖超）一向不同意宣传她自己，历来反对为她树碑立传。她曾在给我的信中这样说，你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大量的，关于我的传记，“恳请你们不要列入你们的工作中，更请你们作罢”。
（摘自《党史文汇》 冯寂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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