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志川，刘 磊，孙丛婷
(辽宁大学 a.经济学院;b.数学与统计学院;c.环境学院，沈阳 110036)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城镇化速度逐年攀高，2021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4.72%，超出自然增长的人口激增速度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给城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压力。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建设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城市，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城镇化由快速发展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刊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1]，规划强调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同时提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应协同发展、互相促进的建设规划。但是，“三农问题”与城乡发展失调依然存在农民增收后劲不足、城乡收入差距增大、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等问题与现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因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已成为解决城乡发展失调问题的重要抓手，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齐头并进的城镇发展模式应运而生。
在城乡关系研究方面，国外学者起步较早，相关研究理论及成果相对比较丰富。马克思的城乡协同理论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对立的现象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是一种城乡高度协同的健康城乡发展模式[2]。刘易斯提出的二元城乡理论指出，在农村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富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能够削弱城乡二元结构[3]。而弗里德曼的乡村城市发展理论以农村为主体，强调发展农村经济，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城乡关系[4]。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经济合作和开放组织OECD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型[5]，旨在研究城市生态评价问题；
Grossman与Krueger提出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环境污染程度随着收入水平增加呈倒“U”型[6]。
国内关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单一方面或任意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任意两者的理论诠释与作用机理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研究。在内在逻辑层面，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看似矛盾冲突，实则不然。二者都是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增进人民福利的方法，是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关键[7-8]，因而二者存在战略耦合关系[9]，应当同频共振[10]，其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11]。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二者存在张力与政策阻梗[12-13]。在作用机理方面，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来源。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能优化资源配置，使得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向农村农业领域流入，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农业的生产发展条件[14];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能够承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15]，提高农村人民整体收入。而乡村振兴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劳动力与工业发展生产的原材料和生活原资料[16]。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同步发展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时刻保证城镇化的发展始终在生态环境发展的阈值之内[17]。新型城镇化的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能够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同时还能减少三废的排放，起到了减少环境承载压力的作用[18]。生态环境建设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绿色空间和生态屏障，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切实提高人民幸福感。乡村可以凭借生态环境的先天优势，打造节能绿色环保的生态农业体系，提供高竞争力的有机产品和农家乐旅游服务，进行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达到双赢的目的[19-20]。
第二类是关于指标体系构建方面的研究。在城镇化方面，王际宇(2015)根据系统性、科学性和代表性原则从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环境城镇化四个维度进行指标体系构建[21]；
在乡村振兴方面，张挺(2018)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乡村振兴评价体系[22]；
在生态环境方面，成金化(2018)从城市规模入手，分大、小城市从国土空间优化、资源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生态制度建设四个维度进行指标体系构建[23]。
第三类是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运用耦合协调度、灰色关联度等模型对其中两者进行实证研究。蒋正云(2021)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部地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表现为高度的耦合相关性，且总体呈逐渐优化的状态[24]；
徐维祥(2020)等在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采用空间马尔科夫链和地理回归加权模型，旨在研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者的时空演变机制，研究表明，耦合协调水平较难有跨越式的转移，且耦合协调度高的省份对耦合协调度低的省份有正向溢出效应[25]；
雷娜(2020)运用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四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两者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26]；
谢锐(2018)运用STIRPAT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中新型城镇化的作用占据决定性地位[27];吕有金(2019)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评价模型，测度285个城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经过研究发现城镇化与耦合协调度呈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28]。
综上可知，已有研究主要是构建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其中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分析，而对于其背后的演进态势和区间差异的研究相对较少和不足，尤其是针对三者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更少。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研究对象不同。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保护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三者高度统一于我国实现城乡协同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中，选取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三方面协调发展为对象建立评价测度模型。第二，研究区域具有代表性。选取研究较为薄弱的东北地区34个城市为研究区域，为国内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借鉴。第三，研究指标体系及视角创新。选取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反映发展质量指标构建指标体系，并在耦合协调指数基础上运用Kernal核密度分析、Dagum基尼系数分解和马尔科夫链方法对东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地区差异和演变过程进行分析。
借鉴已有文献研究[29-31]，依据科学性、综合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在新型城镇化方面设置产业城镇化、绿色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六个维度；
乡村振兴方面设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三个维度；
生态环境方面设置生态环境禀赋、生态环境压力和生态环境保护三个维度。本文选择东北三省34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所选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2019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辽宁省统计年鉴》《吉林省统计年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少部分数据缺失值用插值法进行补充。为了更加系统全面的分析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现状，根据以往文献中指标出现的高频率性、数据易得性、可行性及科学性原则，共选取26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如表1。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延边朝鲜自治州和大兴安岭地区未列为研究区域。
表1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一)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为了使不同口径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消除指标数据之间的量纲差异，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如果指标vij为正向指标，则处理公式为：
(1)
如果指标vij为负向指标，则处理公式为：
(2)
其中，vij(i=1,2,3,…,n，j=1,2,3,…,m)为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xij为标准化之后的无量纲值。
(二)熵值赋权法
熵值赋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它根据各项指标观测值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观测值的差异越大，该值的权重也就越大；
同理，观测值的差距越小，该值的权重越低。该方法的优点是公正客观地依据数据差异性计算指标权重，避免人为因素所带来的偏差。熵值法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计算熵值
设xij为第i个评价对象中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i=1,2,3,…,n，j=1,2,3,…,m)，yij为第i个评价对象第j个指标所占比例大小，ej为第j个指标的熵值，gj为第j个指标的变异系数[32]，则有公式如下：
(3)
(4)
gj=1-ej
(5)
2.计算各指标的熵权
设wj为第j个评价指标的熵权(j=1,2,3,…,m)，则
(6)
(三)各子系统发展指数模型
分别计算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的发展指数：
(7)
其中，A(a)、B(b)、D(d)分别表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的综合指数，αj、βk、γn分别表示三个子系统中各指标根据熵值法计算得到的权重，aj、bk、dn分别表示三个子系统中各评价指标数据标准化之后的数值。
(四)协同发展测度模型
根据各子系统发展指数，构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测度模型：
Y=λA(a)+ηB(b)+μD(d)
(8)
其中，Y为同步发展指数，λ、η、μ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三者各占权重，且λ+η+μ=1。考虑到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及协同发展的关系，取三者权重相等，即取λ=η=μ=1/3。
(五)核密度估计方法
核密度估计是利用连续的密度函数曲线描述随机变量的分布形态，用平滑的峰值函数将样本数据进行拟合，具有模型依赖度小、稳定性高等优点。该方法假定随机变量X的密度函数为：
(9)
其中,n代表观测值的数量，Xi表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x表示平均值，k(·)表示核函数，h表示带宽，带宽的选择决定了拟合图像的好坏，一般选择较小的带宽来保证较高的精准度。常用的核函数有Uniform核函数、Triangle核函数、Gauss核函数等，本文选用应用最为广泛的Gauss核密度进行估计分析。
(六)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
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的方法分析东北地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33]。基尼系数G的定义如下：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七)马尔科夫链法
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是一种随机过程，目的是构造一个状态转移概率矩阵，预测事件发生变化的趋势[34]。本文将计算出来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指数离散化，分为低水平、中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然后计算每种水平状态下的概率分布及其变化转移，最后分析该地区三者协同发展的演变规律。
(19)
(20)
其中,s是状态数目。由于我们把综合发展水平状态离散化为了四个类型，则s=4。由定义可以看出，每一行向量的元素相加结果为1。
(一)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分布
本文利用公式(8)测度2008—2018年东北地区各城市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指数，且利用Arcgis软件将2008年和2018年的东北地区各城市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发展指数进行可视化处理。
在观测期内，东北地区各城市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协同水平提升较为明显。2008年协同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哈尔滨(0.54)，其次为沈阳(0.50)，长春、大连、绥化、齐齐哈尔四座城市处于0.40-0.49之间，佳木斯、大庆等18座城市分布在0.30-0.39之间，其余城市位于0.20-0.29之间。而2018年长春和哈尔滨两座城市大于0.60，沈阳为0.52，大连、佳木斯等七座城市位于0.40-0.49之间，而剩余的城市均处于0.30-0.39之间，朝阳、抚顺等八个城市的协同发展水平迈入新的阶段。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协同发展水平两极化较为严重，发展水平位于0.6-0.7区间的有长春和哈尔滨两座城市，处于0.5-0.6区间的仅有沈阳一座城市，有较为明显的断层现象。
此外，观察图1可以发现，协同发展高水平城市的分布呈现“十”字状，横向城市沿着“沈阳-长春-哈尔滨”的中轴线分布，纵向城市包括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吉林和通化，原因可能如下：第一，横向城市处于“沈阳-长春-哈尔滨”的轴线上，该轴线是东北地区修筑时间较早、交通运输网络最为发达的线路，便捷的交通环境为横向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从而也加速了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的脚步。第二，纵向城市中，齐齐哈尔、绥化和大庆均处于松嫩平原，有着“黑黄金”之称的黑土地，此外该地区的矿产资源、草原资源等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吉林市是东北地区重要的化工、汽车基地，工业基础雄厚，通化则是吉林省通向朝韩开放的门户，医药、食品和旅游产业发达。第三，东北地区省际城市同省内城市有着明显的区域经济差异[26]，该部分城市会因为经济条件、政府导向等原因，形成产业互补、分工明确的工业发展格局。
图1 东北地区的协同发展水平分布
(二)东北地区协同发展指数的动态演变
为探究东北地区整体与各省份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演变过程，本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将数据进行拟合处理，并从分布位置、形态、极化和延展性四个方面来分析图像的基本特征。具体如图2所示
图2(a)展示的2008—2018东北地区总体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整体上来看，曲线的分布区间和中心位置右移现象明显，但2012—2014年协同发展水平出现轻微的波动，在此之后协同发展速度逐渐加快；
主峰高度也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演变过程；
其曲线宽度的变化态势呈现“收窄-扩大-轻微收窄”的演变过程；
曲线两侧边界的收敛性较为明显，但曲线的拖尾现象出现逐渐加强的态势，分布区间逐渐拉大；
从极化现象来看，逐渐从一高一低的“双峰”状态转变为“单峰”状态。从核密度估计曲线的一系列特征来看：东北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整体表现为先强烈聚集、后发散的发展状态。但由于拖尾性现象明显，并且根据曲线的“单峰”形态，说明协同发展高水平分布的城市内部也逐渐拉开较大的差距。结合实际也可以理解，在东北地区，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四座城市“领头羊”现象明显，2018年四座城市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规模分别占东北地区的 46.5%和31.1%，在城市建设、医疗教育、科创水平等方面相较于其他城市也有较大的领先，但最近五年中沈阳、大连和哈尔滨的经济发展状况相继出现增速缓慢的情况下，长春凭借优化的产业布局、政府政策的倾斜等优势获得了经济的稳步增长，进而辐射到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方面，使得长春在协同发展水平上逐渐领先于沈阳、大连和哈尔滨三座城市。
(a)东北地区
图2(b)、图2(c)和图2(d)分别展示了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三省份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情况的动态演进。首先，从分布区域来看，三省份分布的曲线中心和变化区间向右移动的趋势十分明显，辽宁省和吉林省的曲线变化形态极为相似，2012—2014年经历短暂波动之后，在2016年之后加速向右移动。而黑龙江省一直保持向右移动的态势，但向右移动的速度极为缓慢。其次，从分布形态来看，辽宁省分布曲线主峰高度总体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态势，其主峰宽度经历了“收窄-轻微扩大-持平”的演进态势，这表明辽宁省内协同发展差异并没有持续扩大的迹象；
吉林省分布曲线主峰高度表现为“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主峰宽度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过程，这说明吉林省其发展差异有逐渐缩小的迹象；
黑龙江省分布曲线主峰高度经历了“上升-下降-在上升”的发展过程，其主峰宽度经历了“扩大-收窄-轻微扩大”的趋势，这表明黑龙江省内协同发展差异有轻微扩大的趋势。然后，从分布延展性来看，辽宁省和吉林省的拖尾现象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得到有效改善，而黑龙江省的拖尾现象愈发明显，这表明辽宁省和吉林省第一梯队城市的发展水平与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没有缩小，黑龙江省各城市之间的差距有着不同程度的扩大。最后，从极化的分布现象来看，样本期内辽宁省与吉林省的分布曲线一直保持“双峰”状态，这表明两省的协同发展水平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区域内具有明显的梯度效应，而黑龙江省从开始时的“单峰”状态逐渐演变为“双峰”状态，这说明黑龙江省各城市的协同发展水平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极化现象愈发明显。
综合来看，东北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其地区内部绝对差异有轻微扩大之势，“双峰”状态下的两极分化现象明显，辽宁省和吉林省存在较为明显的断层现象，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曲折起伏，且发展速度较为缓慢。总结来说，在东北地区，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互补互促、相辅相成的发展模式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三)东北地区协调发展指数的空间差异
为进一步揭示东北地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及分解方法对其发展水平进行分析。
(a)总体基尼系数演变
图3(a)展示的是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协同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演变趋势。可以看出，2014年以来东北地区三省份的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从大到小依次为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具体来看，辽宁省的基尼系数曲线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在下降的演变状态，由2008年的0.094上升至2013年的0.113，达到最大值，随后空间差异逐年下降，在2018年达到最小值0.071，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相比，空间差异最小，说明辽宁省内各城市的协同发展水平最为均衡。吉林省的基尼系数曲线总体呈现为“M”型的演变趋势，表现为“上升-轻微下降-持续上升-下降-微弱上升”的曲线走向。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094上升为2009年的0.103，随后下降到2010年达到最小值0.090，在2011—2014年呈现上升态势，2014年吉林省基尼系数达到最大值0.113，2015—2017年不断下降，2017年达到极小值0.091，2018年轻微上升达到0.096。黑龙江省的基尼系数曲线呈现不断“上升-下降”的心电图式演变，2008—2010年、2011—2012年、2014—2016年和2017—2018年为上升期，其余时间段为下降期，从2008年的0.122波动式发展到2012年的0.144，达到最大值，而在2017年黑龙江省基尼系数达到最小值0.111。2008年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094和0.122，与2018年吉林省的基尼系数(0.095)和黑龙江省的基尼系数(0.113)相比，其省内各城市协同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变化不大。
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区域间的协同发展的基尼系数如图3(b)所示。总体上来看，各省份之间的差异均呈下降态势，相较于2008年，2018年辽-吉、辽-黑和吉-黑的基尼系数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具体来看，辽-黑两省的基尼系数曲线呈现“轻微下降-上升-持续下降”的趋势，2012—2018年间其基尼系数下降明显，从最大值0.132降为0.096，平均每年下降0.005。吉-黑两省间的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下降”的波动式发展，在2012年达到最大值0.130，在2017年达到最小值0.106。辽-吉两省的基尼系数曲线经历了“轻微下降-不断上升-持续下降”的发展态势，由2008年的0.098下降为2010年的0.095，之后上升至2014年达到最大值0.115，随即持续下降至2018年达到最小值0.087。
通过不同区域的比较来看，辽-吉之间的协同发展的相对差异最小，辽-黑两省和吉-黑两省的相对差异较大。其原因可能是辽宁省与吉林省的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化水平、科技创新程度和气候条件等诸多有利条件为三大战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而黑龙江省受限于经济水平、自然条件等因素限制三大战略的发展。但是随着东北地区协同发展水平的提升、产业格局的不断优化以及哈-长城市群建设的政策批复，辽-黑和吉-黑的区域间差异将会逐步减小，协同发展将会呈现趋同特征。
图4展示的是东北地区协同发展的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由图4观察可知：东北地区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主要是由超变密度引起的，而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对贡献率相差较小。区域间的差异变化较为平稳，其贡献率曲线走势几乎为一条直线，保持在34%左右。超变密度反映的不同省份之间的交织重叠对整体差距的贡献率，其曲线呈“上升-下降-再上升-轻微下降“的变化趋势，由2008年的0.486上升至2011年的0.617，达到最大值，随后不断下降到2016年达到最小值0.474，2017年上升至0.606，在2018年下降为0.556。区域间的差异变化曲线与超变密度曲线呈对称分布，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由2008年的0.145下降为2011年的0.041，2011—2016年为区域间贡献率的上升期，在2016年达到最大值0.193，随即大幅下降为0.056，在2018年又微弱上升为0.113。
图4 东北地区协同发展的差异来源及其贡献
(四)东北地区协同发展指数的动态演变
本文将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水平划分为四个连续却又相互不交叉的完备区间，即低水平、中等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各省份对角线的数值代表该省份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不变的概率，非对角线数值代表不同水平之间发生相互转移的概率。
由表2可知，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对角线上的数值最小值分别为0.60、0.63和0.65，说明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协同发展水平最少有60%、63%和65%的概率维持不变，大于发生状态转移的概率，这表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水平“瓶颈”现象凸显，存在惯性发展。由于对角线两侧的数值不为零，其余数值皆为零，这表明协同发展状态存在向上转移或向下转移的可能性，而且在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实现跳跃式的发展状态水平的转移。在东北三个省份中，黑龙江省的协同发展在低水平发展状态时存在后劲不足的情况，低水平向中等水平转移的概率分别为24%和17%，远远小于辽宁省的40%。当城市处于中等发展水平时，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向中高等发展水平进行转移的概率分别为28%、31%和26%，后退至低发展水平的概率分别为8%、7%和9%，这说明中等发展水平发生状态转移的概率较大。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中高等水平向高发展水平进行转移的概率分别为9%、14%和15%，后退至中等水平的概率分别为14%、5%和10%，这表明当城市处于中高等发展水平时，再向上发展的难度较大。而处于高水平发展阶段的不同城市存在“俱乐部趋同”的现象，至少有92%的概率保持原有的发展状态，而下降至中高水平的概率最高仅为8%。
表2 东北地区协同发展指数的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
(一)结论
本文通过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保护三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计算出东北地区各城市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同时借助Kernel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法及基尼系数分解和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东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布动态、地区差异和演变趋势进行研究，研究结论如下：
1.2008—2018年东北地区各城市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且协调发展高水平分布呈现“十”字状，横向城市沿着“沈阳-长春-哈尔滨”的中轴线分布，纵向城市沿“齐齐哈尔-长春-通化”的轴线分布。无论是从东北地区整体还是各省份来看，各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2.Kernel核密度估计表明，东北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存在两极分化，有较为明显的断层现象。辽宁省和吉林省各城市协调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有较小程度的改善，而黑龙江省内各城市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却愈发明显。此外，在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内部，其发展差异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
3.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显示，辽宁省各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最为均衡，黑龙江省各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相对差异最大。东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主要是由省份间的交叉重叠影响引起的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的贡献率较低。
4.马尔科夫链方法研究表明，东北地区各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无跨阶段转移的可能性，且各发展水平阶段“瓶颈“现象明显，存在惯性发展，在中高水平和高水平阶段尤为明显。
(二)建议
1.优化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促进经济协调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本质是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发展之间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态势。要解决协调发展水平两极化的难题，首先要解决经济发展水平的两极化现象。加强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座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建立区域间人才、资本和技术等多方面的复合循环流动体系，依靠“辽中南城市群”与“哈长城市群”建设，加强各城市之间的沟通交流，促进区域之间各城市高质量联动，形成优势互补的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释放各城市的发展潜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2.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贯彻生态保护和城乡协同发展理念。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协同发展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的重中之重。首先，农村要借助乡村振兴的契机，大力完善道路、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以农家乐、果园采摘等旅游项目的生态旅游体系，提升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形成乡村振兴发展的良性循环。其次，城镇要率先打破城乡要素流通壁垒，制定相关鼓励政策，号召企业家回乡二次创业，增加就业岗位，提高乡村的经济活力。最后，城乡发展要注重生态优先原则，建立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城乡协同发展体系，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3.整体与部分兼顾，合理发展三大战略。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合理统筹规划发展策略，树立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建设“一盘棋”的发展思想。新型城镇化方面，要从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公共服务配套体系，合理增加就业岗位，解决好转移人口的住房、医疗、子女入学、养老等基本民生问题，使得转移人口有切实的幸福感和归属感。要加强城镇空间格局的规划，建设合理规模、职能分明、疏密有致，功能完备的空间发展格局。乡村振兴方面，要加强城乡协同体系建设，形成工农互补、城乡互促的新型城乡关系，促进生产技术、优秀人才等优质要素资源向农村流入，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政府要大力宣传节约环保的思想，鼓励民众进行垃圾分类，与此同时加大对绿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逐步淘汰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企业，形成低碳绿色环保可持续的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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