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林燕
(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这其实是着眼中国国情的自身特色进而明确中国共产党使命担当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丰富，其中，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赋予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逻辑维度。与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权建构”单一进路不同，作为多民族构成的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实际上蕴含了“政权建构”与“国族建构”的双重建构逻辑。新中国成立时，建立政权“只是完成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与此同时还须面对因民族之间的异质性、社会发育的不均衡性、民族关系的复杂性、思想观念的依附性、以及边疆地区政治地理空间的“疏离性”(3)陈亚军，王浦劬：《以双重革命构建新型现代国家——基于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等实际，从而带来如何按现代民族国家新理念建设一个强大的“国族”问题。国族是支撑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石，其建设情况不仅关联着国家的疆域安全，也关联着现代国家制度的全面构建，还关联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能否加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与一体化程度，以支撑现代国家建构，“是能否把国家建成真正民族国家的关键”(4)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231页。。相比之下，西方最早建立的民族国家，因王朝国家时期就已长期大力推进政治整合、经济整合与文化整合，故其人口的同质性程度较高。这也由此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与西方有显著差异。对于中国而言，在“政权建构”的基础上，随之展开的“国族建构”同时并存于现代国家建构历史进程中。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建构是对西方国家建构的反思，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建构现代国家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这样的学术观照，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以下简称“誓词碑”)恰提供一个极具典型的微观场域。透过“誓词碑”精神的形成逻辑，为观照中国式现代国家双重建构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特别是将“国族建构”及其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如“情感型治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运用”等，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之间的“结构性关联”(5)周平：《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及其意义》，载《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6期。，最终指向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建构。而当时国族意识建构的重点便是边疆民族地区。受跨界民族认同的模糊性、传统地域型政治文化、民族隔阂历史等因素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铸牢“命运共同体意识”，重点便是建立起“三大认同”：一是在身份归属上实现“去模糊性”，建立起深厚的国家认同。包括现代边界意识、主权意识、国民意识、爱国情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与道路认同等；
二是在政权取向上实现“去地域性”，建立起坚定的中国共产党认同。包括对党的组织体系的认同与党的政策的认同等；
三是在政治关系上实现“去依附性”，建立起牢固的中华民族认同。包括中华文化认同、民族平等意识、民族团结意识等。
如果说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国家建立后反思性建构政治秩序的必然要求，那么，新中国不仅通过法律法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型民族政策等技术型治理予以推进，还用中国特色的方式协同推进，如高度重视情感型治理的融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利用。而“民族团结誓词碑”恰是中国特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缩影。“民族团结誓词碑”，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是首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工作大事记》，对于推动新中国云南民族关系翻开历史新篇章与支撑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其意义的根本，就在于以歃血为盟的民族血性铸就的“誓词碑”精神。关于“誓词碑”精神，尽管也有一些研究在关注，但鲜有从“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这一视阈下探讨的。本文正试图从现代国家建构这一视阈，并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建构”这一学术视野下进行分析。基于这一视野，“誓词碑”精神，乃是新中国为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从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重塑的产物，本身蕴涵着深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涵。将誓词内容与行为影响结合起来，“誓词碑”精神实质就是“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到底、命运与共”的精神。这一精神完全契合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其精神之“魂”就在于“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那么，“誓词碑”精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将相关史料、访谈文献、田野资料等深入结合起来，可以发现在情感性与传统性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下，又共同凸显了两大逻辑：“情感塑魂”与“盟誓铸魂”。
一是“情感塑魂”逻辑。如果说各民族同源共祖、互为兄弟的族源观念与追求团结凝聚的强大内生动力，是“誓词碑”精神孕育的历史源流，那么，在历史承续基础上新中国为适应现代国家建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的现代建构，则是“誓词碑”精神孕育的直接驱动力。在建构进路上，除技术型治理之外，新中国还有一大特色，便是“情感型治理”的融入。在当时的认同形势下，这种独特的情感型治理在命运共同体意识建构方面发挥了春风化雨般的独特作用。本文正是抓住情感型治理这一特色，对“观礼”活动的命运共同体建构意义进行深度分析。从情感型治理视域看，正是由于观礼活动直击人内心最柔软的东西——情感，观礼代表被真情、被真诚、被温暖所深深感动，因感动所以“变了一个人似的”：由“落泪北上”到“热血沸腾”而归；
因感动所以由摇摆观望、民族隔阂到一心向党、团结到底，这便是“情感塑魂”逻辑。
二是“盟誓铸魂”逻辑。“情感塑魂”是观礼代表们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得以建构的关键，然也不足以解释何以“自上而下”建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被升华为云南各民族的一种“信仰”？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逻辑，也就是“自下而上”的“盟誓铸魂”这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利用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6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与弘扬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7页。。正是在“情感塑魂”基础上，进一步对具有神圣象征性意义的盟誓仪式这一传统文化资源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并进行创造性运用，由此推动了对党、对新中国、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决心以“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信仰”意义。
(一)“观礼”：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标下的情感型治理运用
一是全面构筑起维护国家疆域安全的坚固“思想长城”背景下的情感型治理运用。新中国成立后，首要问题便是疆域安全问题，而当时疆域安全最薄弱的区域又是边疆民族地区，对此，如何解决认同问题，特别是“传统的认同方式……与更大的国家认同感相抵触”(8)[美]鲁恂·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的问题，如何把形式上的强制性转化为边疆民众发自内心的对新政权的拥戴，以及如何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三大认同问题，则是关乎较之于军事意义上的国防更为牢固的“思想长城”。纵观当时辖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和临沧市沧源县的普洱专区，世代居住着傣、彝、佤、拉祜、傈僳等2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全区总人口的70%，而且为边境要地，一区连三国，国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国民党残余恰盘踞在中缅边境一带伺机进行反攻、颠覆与破坏活动；
加之，这一地带分布着众多跨界民族，因自古以来同源同宗、跨国界而居、以及信息闭塞等原因，这些跨界民族的“国家”意识呈现不同程度的模糊性，且对新生政权多持观望态度。此时，若少数民族认同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好。而解决认同问题的一个关键则是争取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支持。这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往往具有突出的“影响效力”和“联结纽带”意义。(9)王倩：《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探析》，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国庆前夕，党中央决定邀请边疆各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观礼活动。以此为契机，走进新中国、了解新中国、感受新中国，从而认同新中国、命运与共建设新中国。
二是切实支撑起现代国家制度体系全面运行背景下的情感型治理运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筑牢疆域安全的思想基石，也是赋予现代国家制度以生命力的心理支撑。根据政治文化理论，“政治文化是一组态度、信仰和情感，它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含义。”(10)[美]鲁恂·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第124页。同样，以整体性与民主性为特性的现代国家其制度体系的全面运行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作支撑，首当其冲的便是要改造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推动传统臣民意识向国民意识的现代转型，地域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型，等级意识与民族隔阂向平等团结意识的转型问题。反观当时的普洱专区，政治文化现代转型问题尤为突出。受因俗而治的差异化统治方式影响，各民族在政治认知上仍处于“知寨不知国”的状态，在政治制度上还保留着传统等级制度，此外，民族之间历史隔阂突出，民族内部也因械斗而失和，如佤族因猎人头祭谷这一习俗而导致部落积怨。显然，这些都对现代国家制度的全面构建造成直接阻碍。而赴京观礼活动与同期开展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工作，恰一上一下，相辅相成，共同承载了使全新的“国民”意识生根发芽、使“中华民族大团结”意识深入人心的情感纽带意义。
三是充分激发起现代化建设主体力量背景下的情感型治理运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也是如何建设新中国与社会主义新边疆的精神力量之魂。反观当时的普洱专区，经济发展极为滞后，多种社会形态并存，其中很多民族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与历史起点下要实现“一步千年”，“跨越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更是迫切要求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以整合强大的边疆建设力量。“能否提高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整合程度，关乎民族国家的命运。”(11)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第242页。而观礼活动正是被赋予了邀请民族成员亲近新中国、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命运共同体整合意义。在当时全国158名观礼代表中，普洱专区代表就达34人，占云南代表团总人数的64.15%，(12)中共普洱县委史志办编：《碑魂——民族团结誓词碑史料辑》(内部资料)，2000年，第16页。而且，参观团成员基本上是少数民族代表人士。
(二)柔性资源：“观礼”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型治理机制
观礼前，由于传统族际整合方式在人们心中的思维惯性影响，担心是“圈套”“怕去了就回不来”，加之受原始宗教信仰束缚太深，如将“小雀的叫声”理解为“要被砍头的凶兆”，因此，有相当多的代表对观礼持抵触、怀疑态度。有以“年纪大、疾病缠身”等为推辞的，还有提出“押人质”方同意前往的。直到经过一番艰苦的动员，终于在8月底动员起了傣、佤、拉祜、傈僳等34名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观礼。经一路跋山涉水，9月30日到达北京。这一路上，有相当多的代表依然心怀忐忑、甚至是落泪北上。
但是，到达北京之后，特别是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后，观礼代表们紧绷的弦才终于落下来了，而且一股股暖暖的情意令他们备受鼓舞！之后，他们又观看了隆重的国庆盛典，更是精神振奋。10月28日之后，又先后到天津、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参观，受到了各地党政领导与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感受到祖国的辽阔强大与大家庭的温暖，更是让他们震撼不已！汇聚起来，这些鼓舞、振奋与震撼，将坚定不移跟党走、团结一心建设新中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这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中历史性地激发了出来。
那么，代表们的思想观念何以会发生如此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从内涵上看，最根本的就是他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看到了祖国的强大以及人心归聚的大趋势；
从形式上看，则在于情感型治理的成功运用。而“观礼”正是情感型治理的典范，其通过桥梁纽带、具象化载体与象征性资源这些形式，以春风化雨般的情感沟通方式，从而逐渐赢得观礼代表内心最深处的认同。其中的“情感”“礼仪”“仪式”“红色文化”等柔性资源，正是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建构机制。
一是“以心换心”的“情感”机制。
其一，通过“走下去”“扑下身”的情感交流与“请上来”“交朋友”的情感互动，逐步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突出体现在动员过程中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推心置腹，用真心、真情、真诚、耐心、去“请”、去“求”、去交心、去感化。如为做通拉勐的工作，龚国清毅然决定将儿子留在班箐作人质，如此等等，方逐步打消横亘在头人心中的重重顾虑与心理防线。其二，通过对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尊重，架起情感沟通的“连心桥”。不仅体现在充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而且体现在一切事情和少数民族商量。正是尊重与平等，一点点地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情感交融。其三，领袖魅力的强大感召力、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以及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则直接促进了心与心之间的深深交融。“毛主席与少数民族代表亲密无间，诚恳相待，真情相融，善言相商，气魄宏大，天下归心。……让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赠送每人一套黑呢中山装(还赠送了衬衣、皮鞋、袜子、毛巾、牙刷、口杯等物品)，代表们……感到十分温暖。”(13)薛庆超：《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工作(连载十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建设西南之四》，载《民族大家庭》2020年第6期。正是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与一家亲的浓浓氛围，使观礼代表彻底放下了心中的疑惧，坚定了跟毛主席走、跟党走的信念。这种心理巨变，直至六十多年后在代表们的口述中仍记忆犹新：“特别是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还和大领导一起吃饭聊天，我们离开阿佤山时的疑惧和戒备心理也都烟消云散了。”其中还特别谈及观礼代表岩火龙的变化：“刚去时，岩火龙一路上都很少说话，但到北京以后，……变得爱说爱笑爱唱了。在我们观礼团离别前北京的联欢晚会上，他还执意要求唱一支佤语歌，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14)王德强，袁智中，陈卫东：《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页。
二是凸显儒家文化的“礼仪”机制。
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纽带，儒家文化自汉代以来一直在云南边疆地区一脉不断的传承且儒家教育从未间断过，正是之于这样的文化浸润，使得这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其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与影响。纵观儒家文化其核心内容就是宗法伦理，重要范畴就是忠与孝，且视礼仪为伦理纲常之本色。显然，邀请少数民族代表“观礼”，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的礼仪。纵观中国历史上，邀请各少数民族代表和国家党政领导一起共商民族团结大业，这在民族关系史上是旷古未有的。在数千年儒家文化的浸润下，这一旷古未有的最高礼仪本身就是增进国家认同与情感互动的重要文化纽带。诸如，傣族代表召存信和末代傣王刀世勋，将一把“金伞”等敬献给毛主席。从文化象征上说，作为西双版纳历代召片领使用的仪仗之一的镀金大伞，乃是封建领主权力的象征。敬献金伞和贝叶经，是傣家历史上的最高礼仪，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代表了对毛主席的忠诚拥护与对党的坚定认同。
三是激发空前爱国情怀的“政治仪式”机制。
如果说“情感”“礼仪”机制，让代表们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那么，在1950年国庆典礼这一极其重要的象征性资源的感染浸润下，又进一步让他们看到了祖国的强大、光明的前景与人心归聚的大趋势。特别是丰富的仪式符号资源与一片欢腾的仪式空间氛围，更是空前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坚定跟党走的信念。诸如，《东方红》《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等歌曲，国旗国徽等国家象征符号，以及激动人心的方阵展演等，这些对于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乃是一次“伟大凝聚”；
而且，海陆空三军阅兵仪式的强大震撼力与感染欲，又进一步使紧密团结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获得深深的情感共鸣与升腾。
四是固根铸魂的“红色文化”机制。
如果说“情感”“礼仪”“仪式”资源，这些都是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粘合剂，那么，“红色文化”则是进一步强化“我们同根”的历史催化剂。各民族的大相聚，本身就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团结，切实增进了“我们是一家人”的情感体验；
在此基础上，代表们又先后在北京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图片展览和兵器展览”，在南京“参观了中山陵、瞻仰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在雨花台听取了革命烈士用生命换取解放的革命事迹报告”等。(15)王德强，袁智中，陈卫东：《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第42页、第43～44页。这些革命文化、革命精神与红色传统所具有的强大感召力与聚合力，不仅使人的灵魂受到一次次震撼、使精神受到一次次洗礼、使信念得到持续升华；
而且，还具有催化剂的作用，能唤起与强化我们“同属中华儿女”的主观认知与思想自觉，使人们自觉凝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旗帜下。
(三)认同转换：“观礼”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塑
一是由地方性认同转向国家认同。观礼代表们从遥远的西南边疆走到祖国的心脏，这一路上四个月的时间，如同一次漫长的“心灵长征”，跨越的不仅是万里行程，更是千年的“国家认同心路”。四个月的行程中，克里斯玛型领袖魅力的强大感召、国庆仪式的强烈震撼、祖国各地的一路参观，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感染，与对新中国全新的感性认知：第一次感受最高的礼仪、至高的诚意与祖国怀抱母亲般的温暖，第一次见到如此强盛的中国与如此雄伟的军队。之于这些感性认知也直接助推了由认知到认同的全新觉醒与心理飞跃。经此飞跃，观礼代表们的政治认同历史性、革命性地实现了“去模糊性”“去地域性”“去依附性”的全新超越。曾经模糊的、曾经淡薄的“国”的观念清晰地确立起来，而且，将“国”与“民”联系起来的“国民意识”也逐渐生根发芽，且生发出将“国”的前途命运与社会主义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二是由头人认同转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如何在传统土司头人认同环境下全面建构起对统一国家政权的坚定认同，是以整体性为特质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求。而观礼活动，恰历史性地创造了一个少数民族代表面对面接触党的领袖、近距离地感受权力中心、身临其境了解党的政策的情感沟通场域。正是“以心换心”的深度情感交融，让他们感受到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极度尊重与真诚，让他们看到一个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性”政党的光辉形象，更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与光明的前景，从而坚定了铁了心跟党走的决心。这样的决心在肖子生回忆起当年国庆阅兵仪式场景时的一番话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那种场面，让我们所有来自祖国边疆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看的目瞪口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嘹亮的呼声此起彼伏，在天安门广场久久回荡。看着眼前的情景，我激动得什么都不会说了，只知道不停地鼓掌、不停地掉泪。没有想到，我们的国家竟然是如此的繁荣、如此的强大，各族团结在一起就像是一家人，这样的情景、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听过、见过。对毛主席、对党、对祖国的爱也不断在内心升腾。……大家都在发誓，不管坏人如何挑拨离间，我们都要一心一意永远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走！”(16)王德强，袁智中，陈卫东：《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第38～39页。
三是中华民族认同由觉醒走向牢固。历史上，云南各民族与中原各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并走向一体，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山河，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而促使其中华民族意识转向“觉醒”的，正是近代所面临的亡国灭种危机。其中，地处西南边陲的普洱专区各民族共同生发出“使我国领土主权得以完整”“夷汉一家亲兄弟”(17)见《阿瓦山十七头目联防协会盟誓书》，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五日。笔者2022年2月见于普洱市西盟县佤族博物馆。“宁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之奴隶，即剩一枪一弩一银一妇一孺，头颅可断，此心不渝”(18)段世琳主编:《班洪抗英纪事》，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的强烈呼声，并涌现出班洪抗英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等一次次同生死共命运的伟大壮举。如，观礼代表召存信“曾担任勐捧抗日中队中队长”，拉勐曾在佤山抗英、抗日的十年间屡建新功，等等。(19)王德强，袁智中，陈卫东：《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第70、66页。在中华民族意识走向觉醒的基础上，新中国的成立又直接推动了观礼代表的中华民族意识由觉醒走向牢固。正是在全新的民族国家形态、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关系下，不仅让观礼代表们体验到焕然一新的一家亲氛围与前所未有的尊重与温暖，也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全新的公民意识、平等意识、团结意识等现代文明思想的熏陶与洗礼。正是这些氛围、温暖与熏陶，春风化雨般地激发起他们内心深处“各民族团结成一家，亲如兄弟姐妹”的一家亲意识，以及充满澎湃激情的“各族人民心连心，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新边疆”的奋斗意识。(20)参见王德强，袁智中，陈卫东：《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第93、72、73页。
情感作为人类社会的粘合剂，“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21)[美]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159页。。正是观礼活动中以心换心的情感机制，仪式、红色文化等柔性资源的强大感召力，让观礼代表们脱胎换骨：爱国主义情感不断升腾、铁了心跟党走的信念坚定不移、团结到底的决心坚如磐石。正是铁一般的命运共同体的决心，筑就了“民族团结誓词碑”这一历史丰碑。
1950年12月26日，观礼代表们回到普洱。历经四个多月的观礼参观，此时此刻的他们已然热血沸腾、精神振奋、满怀激情，为表达内心团结一心、坚定不移跟党走的集体决心，他们决定用歃血剽牛、立碑盟誓的传统习俗，将所有的情感、认同与决心都汇聚到这块“民族团结誓词碑”中。这块碑的历史性意义，深刻体现在通过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利用，用传统文化载体自发表达了全新的命运共同体宣言，同时用独特的盟誓仪式实现了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信仰化”。
(一)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到底、命运与共：“誓词碑”精神实质
观礼代表回普洱的第二天便参加了“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全区15个县的26个兄弟民族的头人、首领、酋长、代表和地方党政领导480人”(22)王德强，袁智中，陈卫东：《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第49页。，并在会议最后一天即1951年1月1日一起歃血盟誓：
“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23)齐欣：《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9月21日。
这些歃血为盟的铮铮誓言，实质就是一份表达“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到底、命运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宣言，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具有永恒的意义。
一是现代性。突出体现在认同内涵历史性地实现了“去模糊性”“去地域性”“去依附性”的三大“认同转换”，彰显了无比坚定的中国共产党认同、无比自豪的国家认同与无比团结的中华民族认同。特别是“从此”二字，集中宣示了我们从此站起来、从此走向一个新中国；
而“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到底”“建设大家庭”，又豪情宣示了各民族与中国共产党从此休戚与共、各民族从此团结一心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是历史性。与云南历史上其他会盟碑主要歌颂封建统治阶级或族际间会盟相比，“民族团结誓词碑”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珍贵革命文物，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是一个一心向党的命运共同体宣言，对于支撑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三是革命性。不仅体现在政治方向上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也体现在民族血性上。盟誓者不仅用攻坚克难、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守护誓言，也用坚贞不屈的气节与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诠释“一心向党、至死不渝”的崇高精神境界。
(二)信仰：“誓词碑”精神的盟誓仪式象征意义
“誓词碑”精神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表达了全新的时代内涵，还在于通过剽牛盟誓仪式的创造性运用，从而推动了认同向“信仰”的转化。当拉勐等观礼代表共同提议用剽牛盟誓的传统习俗来表达与引领命运与共的决心时，地委书记张钧在主席团会议上这样说道：“要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要讲民族大团结，要立一块民族团结碑是可以的，但要大家愿意，不搞强迫。谁愿意，到时候谁就参加签名。”(24)王德强，袁智中，陈卫东：《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第53页。
盟誓仪式的诉诸，乃是基于云南少数民族的盟誓文化传统。据史料记载，盟誓是周礼的一部分，“在盟誓这一范畴里，‘礼’‘仁’‘信’三者互为表里，成为孔子的理想的制度建设和人格建设的基本信条。”(25)田兆元，罗珍：《论盟誓制度的伦理与孔子信义学说的形成》，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早在先秦时期，盟誓便是中原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和礼俗，其“前盟(盟首)后诅(诅辞)”的内容架构起到法律制约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诸葛亮南征西南夷地区时，就曾采用与少数民族结盟的方式来推动民族团结，如在位于今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的古盟台会盟，据《元史·地理志》载：“盟誓于此，因号嵩盟。今州南有土台，盟会处也。”(26)宋濂，等：《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58页。随着中原文化的进入，作为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体系的盟誓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广泛兴起并形成一种传统。其中，以“盟誓”形式反映云南进入中央王朝管理体系最为典型的当属唐朝与南诏之间的“贞元会盟”。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南诏第六世王异牟寻与唐朝使者崔佐时订盟，盟约如下：“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谨诣点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归附汉朝，山河两利”，如有违背，则“天地神袛共降灾罚，宗嗣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凑，人户流散，稼穑产畜，悉皆减耗……谨率群官虔诚盟誓，共尅金契，永为誓信。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伏惟山川神祗，同鉴诚恳”“贞元十年南诏蒙异牟寻请归附圣唐，愿充内属，盟立誓言，永为西南藩屏。”(27)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61、265、267页。之后，宋开宝四年(971),大理段氏与滇东三十七部会盟立誓所立的《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到明末将领李定国与佤族、傣族“剽牛盟誓”，班洪抗英“剽牛盟誓”，再到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刘伯承将军与彝族头人小叶丹的“彝海会盟”，等等，这些都是历史上以会盟立誓方式表示的团结盟誓。这些盟誓传统，无不彰显了一种民族血性与风骨。只有大家认定的事情，才会以向神灵立誓的方式表达；
而一旦立誓，便一诺千金，永不反悔。
回溯70年前的剽牛盟誓仪式，可以用锣鼓喧天、惊心动魄、场面震撼、群情鼎沸来形容。当地委书记张钧宣布剽牛开始，头戴红包头的剽牛手拉勐出现在人们视野，他一边念着祝辞，一边紧握剽枪朝牛头桩走去。此时的群众已里三层外三层地将牛头桩围的水泄不通。当祝辞念毕，拉勐在寻找下剽的最好时机时，人们内心无比紧张，整个红场鸦雀无声。当剽口朝上、牛头朝南倒向吉祥(方位)，拉勐激动的满地打滚，大喊“我们各民族齐心团结，世世代代跟共产党”(28)黄桂枢：《论云南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载《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的时候，整个红场一片沸腾，大喊“水！水！”的欢呼声；
接着，便是“喝咒水”与签字立碑仪式。当时即便敌对势力十分猖獗，全区15个县的所有民族都进行了盟誓签名，共计民族代表48位。
剽牛成功、喝过咒水、立过碑、发过誓，盟约成立，从此具有神圣的文化象征意义。不仅象征着坚定不移地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同时也意味着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变心反悔。正如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所指出的，仪式无不在最深的层次上体现了某种价值，人们在仪式中体现了他们最为之感动的东西。(29)Victor Turner：The Ritual Procss: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New York,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6.这种盟誓方式虽然传统，但彪悍真切，铁一样的决心可见；
虽然原始，但虔诚庄严，所有的情感、认同与意志都汇聚到仪式之中。通过歃血剽牛盟誓，在表达命运共同体决心的同时，也将这种决心经仪式的展演、神圣性意义的赋予与演绎，从而融浸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与血液之中，融铸为整个民族心灵之巅的“信仰”。而命运共同体意识由决心向“信仰”的升华中，正是通过歃血剽牛盟誓仪式的演绎、感染与意义赋予实现的。盟誓仪式在抒发情感、震撼人心、凝聚人心的同时，也塑造人心、铸造灵魂，这个过程就是“盟誓铸魂”的过程。正是通过“盟誓”这一传统习俗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运用，“誓词碑”精神所反映的，就不单是誓言本身，更是超脱誓言之上的“信仰”，包括对党的信仰、对新中国的信仰、对民族团结的信仰。
在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伺机反攻与复杂民族关系这一内忧外患形势下，加之深山峡谷的自然地理环境，盟誓之后，盟誓者不仅自发走村入寨，播撒信仰；
层层盟誓，坚守信仰；
百折不挠，守护信仰；
而且，至死不渝，诠释信仰，即便各种生死考验面前始终没有一个人背叛誓言。正是他们的无限忠诚与担当，使“誓词碑”精神深入云南千家万户、村村寨寨。而“誓词碑”精神的弘扬，不仅从心理层面切实支撑起新生政权的巩固，还汇聚起戍边卫国的磅礴力量，并以民族血性锻造出一个强大的命运共同体。
(一)走村入寨播撒信仰，助推命运共同体建设
受现代文明熏陶的观礼代表们，回普洱后便掀起了命运共同体的宣讲热潮。不仅通过从区到县的各级代表大会、头人大会、群众大会，还走入村村寨寨，宣讲他们亲眼所见的新中国的强大辽阔、焕然一新的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浓浓氛围与党的民族政策。由于头人们的影响力，这些宣讲犹如一场场及时雨，破除了国民党残匪到处散布的“共产共妻”等各种谣言；
也犹如一颗颗定心丸，打消了弥漫在群众心中对新政权的观望顾虑；
亦犹如一缕缕春风，将坚定不移跟党走、命运与共建设新中国的革命信仰播撒在人们心田。如滞留在缅甸的傣族大土司刀栋庭，便是受“誓词碑”感召从境外率60余人选择回归祖国，随后又有150余人陆续从境外回归祖国的怀抱。
(二)层层盟誓坚守信仰，促进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誓词碑”精神引领下，盟誓者回到各地还纷纷倡议发起层层盟誓，并订立团结爱国公约。诸如，李保、拉勐等6名观礼代表回到西盟后，便动员佤山300多个部落于1月21日召开了史无前例的“卡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纵观千百年来，佤山各民族因“砍人头”积怨很深；
如今，在观礼代表的积极推动下，曾经一盘散沙的民族得以重新聚合起来，而且各民族3000多人还以垒石盟誓的“栽石头”方式垒起了“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塔”，并立下了“佤山各族人民要像塔里的石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永远听毛主席共产党的话，永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海枯石烂永不变心”(30)白描：《阿佤山誓言》，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1月25日。的铮铮誓言，由此翻开了佤山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新篇章；
此外，第一个在“誓词碑”上签名的傣族代表人士召存信回到车里后，便动员召开全县民族团结誓师大会，吹响了引领西双版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号角。正是在“誓词碑”精神引领下，各地除层层盟誓之外，还纷纷订立《澜沧县西盟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委员会宣言》《沧源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民族团结公约》《景东县民族团结公约》等团结爱国公约。
(三)移风易俗守护信仰，助力命运共同体建设
典型代表是佤族头人拉勐。在赴京观礼中毛主席与拉勐亲切交谈可否以其他方式代替“砍人头祭谷”习俗之后，拉勐回到佤山便马不停蹄地对这一习俗来了一场革命。当他去到莫美部落动员的时候，因莫美部落与班箐部落有历史积怨，无论拉勐怎样赔礼似乎都难以化解隔阂，最后莫美头人指着一块一百多斤重的大石头说：“如果你一个人能把这块石头背回去，我们就不再砍头了。”不曾想，66岁的拉勐二话不说便独自背起这块石头，用坚韧、用顽强一步一挪地将这块沉甸甸的大石头背回到有10多公里路程的班箐村，从此换回了两个部落的和谐。(31)来自2022年2月笔者对拉勐侄子的访谈所得。作为从佤族原始部落走向现代文明的第一人，这位老人的担当、坚韧与顽强是后人的典范，对于佤山猎人头习俗的终结与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四)至死不渝诠释信仰，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
1951年抗美援朝进入第二年，国民党残匪便伺机窜犯企图颠覆新政权。面对国民党各种劝降威逼、残害与生死考验，盟誓者始终用坚贞不屈、至死不渝、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守护神圣誓言。诸如，65岁的李保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甚至是“活埋”这种惨绝人寰的手段，他宁死不屈，无限忠诚党的解放事业；
再如，19岁的岩火龙看到养父走向革命的反面，自己又被禁足，深感绝望，于是把乡亲们召集起来作了最后的告别：“自从见了毛主席，我就铁了心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毛主席叫我们各民族要团结成一家，亲如兄弟姐妹。……可父亲岩顶听不进我给他讲的话，……他不让我跟共产党走，要我跟国民党，我答应过毛主席的事，一样也做不了，这样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接着，岩火龙拿出一包火柴：“我这里有一包洋火，是毛主席给的。里面有九十九根火柴，一根我也舍不得划，现在我把它分给你们，一家人一根。”(32)王德强，袁智中，陈卫东：《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第93～94页。乡亲们离开后，岩火龙掏出手枪饮弹自尽了，用年轻的生命表达了一心向党、永不变心的无限忠诚；
此外，还涌现出宁死不屈守护誓言的拉祜族头人李扎迫，“九次击溃残匪侵扰”而“获模范称号”的“澜沧永安区倮黑(拉祜族)民兵”(33)1951年9月25日《普洱通讯》，存普洱市档案馆。，等等。一则誓言，足抵千军万马。正是在信仰的力量下，各族群众在三年剿匪斗争中，一心一德，“支持普洱边防区人民解放军部队，英勇作战达250余次，歼灭境内外残匪36股”(34)1951年12月11日《普洱通讯》第3版，存普洱市档案馆。，等等。这些无不是“誓词碑”精神转化为支撑新生政权巩固、支撑边防巩固、促进命运共同体锻造、促进现代国家建构的生动诠释。
通过对“誓词碑”精神的分析可见：“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为观照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及其特色运用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与微观场域。一是，直观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同时蕴涵的“政权建构”与“国族建构”双重建构逻辑；
二是，鲜活体现了将“自上而下”的认同建构与“自下而上”的认同表达有机融合起来的双向建构逻辑；
三是，全面呈现了基于自身特色与传统因地制宜地推进现代国家建构的实践过程。从中，鲜明贯穿了情感型治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利用两大逻辑。其中，“情感塑魂”是关键，是观礼代表们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经由以心换心的情感交流、克里斯玛型领袖魅力感召、国庆仪式的强烈震撼等从而得以建构的关键转折点；
在此基础上，“盟誓铸魂”则是升华，经盟誓习俗的整合与自下而上的认同表达，将云南各民族对党、对新中国、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决心融铸为“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信仰，从而推进了认知→认同→信仰的升华。正是在情感型治理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利用，不仅以神圣契约方式历史性地建立起全新的“民”与“国”之间的直接关联，还将曾经一盘散沙的民族关系重新凝聚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从而坚实支撑起现代国家政权在边疆地区的一体化建构。
从中也反映出：情感型治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运用，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方式，对于现代国家建构是非常成功的。事实上，除普洱专区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其他民族地区在观礼回来后也纷纷以民族传统形式订立了“团结爱国公约”。如西康藏族自治区、凉山彝民、川南各族、川西各族、川北平武藏族、云南蒙自等都订立了团结公约。(35)郎维伟：《邓小平与西南少数民族——在主持西南局工作的日子里》，成都：四川人民版社，2004年版，第55页。这其中凸显的一个共性就是：新中国在政权建构基础上，进一步将自上而下的“情感塑魂”与自下而上的“传统文化筑魂”有机结合，从而成功铸造起各民族与中国共产党从此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强大命运共同体，并为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政治秩序在边疆地区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心理支撑与宏大的主体性支持。而不管是“政权建构”与“国族建构”的现代国家建构双重逻辑，还是情感性与传统性资源的创造性利用，无不凸显了基于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生动彰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丰功伟绩。
这个案例也深刻启示我们：其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政治保证。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建构现代国家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向未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底蕴与突出优势。要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与强大的精神动力。其三，“誓词碑”精神对于命运共同体建设所承载的历史性意义，赋予了其也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文化遗产”(36)廖林燕：《国家在场与认同转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普洱澜沧拜年仪式现代转化分析》，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一定要将“誓词碑”精神代代传承弘扬下去，用其革命的感召力与聚合力，激发人们“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坚不可摧的信念；
用其神圣的盟誓仪式象征，将“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到底、命运与共”的信仰铸入灵魂，为共圆复兴梦想、共创复兴伟业注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