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红，周胜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1]（p43）党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力量，强化党的思想引领力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地位的关键内容，也是筑牢党的全面领导的思想基础。党的思想引领力强弱是党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程度的主要表现，强化党的思想引领力对于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具有重要作用，为党承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历史使命汇聚起强大力量。
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引领力有着丰富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 “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2]（p434），强调了党的思想教育在推进阶级斗争进程中无产阶级的引导作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实现对工人群众的思想领导论述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灌输论。列宁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历史证明：
“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3]（p29）值得注意的是，灌输论的特定历史背景是针对工人运动的 “自发性” 情况。与俄国革命不同的是，中国走的是 “农村包围城市” 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特别注重党对农民思想的改造和领导问题，他提出， “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4]（p77）。他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思想对农民小农意识的改造，启发农民投身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多次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强调党的思想领导，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5]（p197）；
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入侵， “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5]（p203），为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党的思想领导巩固提供了丰富历史经验。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引领力强化问题， “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6]（p504）；
强调强化党的思想引领力就必须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7]（p32-33）。总之，党的思想引领力命题的提出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集中解决党在不同时期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思想领导新问题。党的思想引领力就是党实施思想领导的能力和实现思想领导的效力，新时代党的思想引领力是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内容依托，灵活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与时俱进思想传播技术工具，获得群众对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内心认同，实现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大力量。
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学界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一是横向构成思路侧重于探究内在要素组成的分析。代表观点有：
“党的思想引领力由党的思想创造力、思想传播力、思想疏导力和思想转化力这四要素组成”[8]（p15-17），认为党的思想理论的创新和传播最终指向引导社会实践，转化为拥护党的群众力量；
“党的思想引领力由理论创新力、意识形态统摄力、政治定力和精神感召力等四要素生成”[9]（p81），强调四要素的共时性在场和互构互动；
也有学者认为，党的思想引领力来源于两大要素双向互构， “党的思想引领力源于思想生产力和思想说服力的双向建设”[10]（p221），思想生产力是基础，思想说服力是过程和目的。二是纵向过程思路强调引领发展过程的分析。代表观点有：
“党的思想引领力由思想认知到价值认同再到信念巩固三要素的递进过程”[11]（p55-56），其本质是党的思想内化于党员干部群众的要素发展升级过程；
“党的思想引领力是主体能力、内容活力、方式效力、载体合力和客体聚力五个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12]，注重对思想引领力的主客体的内在组成要素的作用过程辩证分析，要素概括较为全面，体现了引领力的全过程形成。
综而观之，丰富的成果为深入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研究奠定了基础。学界从宏观视角探究了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内涵，以上两种思路的共同点是强调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本体——思想本身的吸引力提升，过程注重激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领和整合引导作用，最后落脚于获取人民认同，对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内容维度阐释较为全面。可见，当前党的思想引领力相关研究一方面概述性研究较多，对策较为宏观抽象，缺乏深入党的思想引领力组成要素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研究笼统地包含在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宏观概述研究之中，专门研究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成果较少。吴宗伟在概述党的思想引领力研究成果中提到， “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存在短板是思想引领力提升的一大阻碍。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引领作用”[13]，但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吴小雪等从过程视角对社区党组织思想引领力作了研究， “社区党组织思想引领力内涵其实就是把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成果和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群众的自我意识和自觉行动的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14]（p72），注重理论内涵创新和认同要素结构的有效连接转换，对基层党组织思想工作注重实际的思路值得借鉴。既有研究为探究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供了概述基础和启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主体关键在于领导能力，核心要义是提升思想吸引力，根本指向为获得人民认同，过程动力源于实践创新。基于此，根据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有必要深入到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内部结构继续探讨。
新时代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据党内法规制度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关要求，结合农村社会实际来把握。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担当着引领角色和责任主体。《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思想工作做了具体规定， “引导群众自觉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引导党员、群众自觉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 等[15]（p15）。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主要内容是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感召群众，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场域的创新和转化，引导农民群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并在行动上坚决拥护党，引导干部群众自觉与农村错误思潮作斗争。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过程就是将党的思想转换为群众认同和行动的过程，强调方式方法的柔性和过程的非强制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然而，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实然状态与党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实施思想引领力的应然要求存在张力，这归因于农村财富创造体系的变革加速了农村基层权力关系的改变，直接影响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动员能力。加之技术层面互联网与物联网持续向乡村布局延伸，使农村意识形态塑造空间技术生态深刻变化，在多元化、多层次化的信息观念相互激荡的境遇中，单向灌输思维的 “动员型政治” 在新时代农村难以再现思想引领效用。
“农村‘半工半耕’的过密型农业的‘内卷’结构强化了小农经济的韧性”[16]（p73），使领导主体融入利益结构带来实际困难。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及技术生态的深刻变革对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形成了结构化困境倒逼，小农经济结构变革的特殊性决定了矗立于之上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实践进路的特殊性，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量、文化资源、媒介传播和多元思潮斗争等成为其思想引领力的关键向度，指向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关键要素有思想统合力、吸引力、传播力及统摄力。如何化解结构化困境必然需要强化这些关键要素，以弥合实然和应然的差距，这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强化的关键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拟进一步抓住关键要素的主要方面进行优化，重视思想统合力中的组织提能、思想吸引力中的文化创新、思想传播力中的技术掌握和思想统摄力中的知识注入，以期为新时代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路径探索提供一点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1]（p26）。在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引领力强化面临着内在结构约束与外在冲击的双向压力，小农经济结构、乡村文化服务 “内卷” 和网络传播路向竞争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实施思想引领力形成结构化约束。经济和文化结构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双重约束导致经济发展和思想斗争双重任务的叠加困境，消解着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内核的思想和利益认同。
（一）小农经济 “内卷” 结构制约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统合力提升
农村基层党组织实施思想引领受制于农村经济结构深层变革。马克思指出，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
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7]（p3）。人的思想意识根源于物质生产生活，思想统合的首要基础是利益的统合，而利益冲突是思想冲突的根源。农村基层党组织实施思想引领，首先必须建立党组织和农民的实际利益结构连接。面临强韧的 “半工半耕” 农村经济结构的发展束缚，农村基层党组织连接小农的物质利益结构缺乏合作和嵌入过程，土地制度和家户经济组织单位等结构条件下的韧性小农经济，阻隔着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利益结构的渗透，结构束缚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实施引领的资源越来越不足。同时，在资源要素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要素市场不断扩充， “中国隐性农业革命”①黄宗智先生认为，中国农业革命的动力和历史上其他的农业革命十分不同。它是 “隐性的” ，因为它不是来自某种新的投入而提高了某些产物的亩均产出，而主要是由于从低值的谷物生产转向越来越多的高值肉禽鱼、蛋奶和（高档）蔬菜与水果的生产。这个变化是由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食物消费转化所推动的；
中国新的由消费推动的农业革命也得助于另外的两大历史性变迁，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大规模的农业外就业。其所推动的上述食品消费革命以及更多城镇物品的消费，促使中国进入了螺旋式上升的城乡贸易。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现代化。参见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29-131.即新农业革命的关键是小农经济现代化，除了农户经济组织外，小农场是主流趋势，而新农业结构也多依靠 “体制外” 市场资源。当前的农村合作社也陷入 “小农经济结构内卷” 之中，真正运转具有效益的是少数， “据调查，中国现实中的合作社几乎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而是空壳合作社、公司、市场模式等组织”[18]（p81）。农村基层党组织缺乏对农民思想统合的利益附着点，结构上制约了引领主体对多元思想的统合能力。
（二）文化注入 “内卷” 阻滞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吸引力创新
农村文化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实施思想引领力的重要载体。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外来文化资源不断增长，改变了农村文化空间生态，农村文化面临着由单一向多元、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农村思想观念空间呈现为多元化，村民对思想文化选择的自主意识提升了，单向地从农村外部输入文化服务资源存在 “内卷” 现象， “发展乡村文化的外生动力未能本土化并内化为乡村文化发展的动因，乡村文化供给模式固定化以及村民对乡村文化低水平发展预期，导致乡村文化服务进入内卷化的恶性循环”[19]（p44）。其实质是文化供需的结构化矛盾，外来文化资源输入的 “内卷” 并未带来农村思想文化内环境的发展，资源的低效利用阻滞着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思想吸引力。思想吸引力创新必须融入新时代农村社会变化和农民生活新变化，文化服务 “内卷” 的结构要素在于思想创造脱离了农村社会文化结构，农村社会关系由普遍的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的人情社会趋向理性化、开放化和契约化的社会关系，变化了的社会关系革新了农村 “文化网络” 的内涵，文化网络节点的迷信权威、长老权力及面子情结受到削弱。
“内卷” 文化服务未能嵌入农村革新文化网络，导致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思想吸引力的资源汲取网络低水平。
“有课题组对全国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18 个村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显示，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明显展现出松动与瓦解的迹象。”[20]（p48）农村文化网络正进行着开放化更新，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契合农村关系结构才能实现思想内容对农民生活实际的关照，忽视农村文化内外结构变迁，带来的是脱离文化景观变换的单向思想引导，难以提升主流思想对自主农民的吸引力，导致文化输入的 “内卷” 消解着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内生动力。
（三）网络传播结构挤压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传播力拓展
当前农村进入互联网快速发展通道，但农村基层党组织网络信息传播力仍然存在硬件利用和技术能力低水平的双重制约，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传播力效能增长受到传播结构挤压。一方面是农村网络硬件设施的覆盖面和网络传播的实际覆盖面存在巨大差距。《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0）》显示，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达到1.39 亿户。农村网络硬件建设增长较快、覆盖面较广，农村信息传播网络设施的建设并不会直接带来农村网络传播效益发展， “截至2021 年6 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97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9.2%”[21]，仍然有近41%的农民未触网。从经济角度分析，上网产生的费用对于农民是一种经济负担，农村电子商务发达村与落后村存在 “数字鸿沟” ，没有带来经济利益的农村网络对于农民是 “消耗品” ，农民主动触网的动机不足。从技术角度看，根源于大规模的 “数字下乡” 没有带来相应的 “数字赋能” ，网络技术更多的是物理技术空间的变化。加之留守农村人口结构的主力是老人和小孩，占据优势的 “半工半耕” 农村结构中，留守农村的人口年龄结构大多为半劳动力、 “辅助劳动力” ，影响了农村信息传播的现代化更新。由此带来了另一方面较广的网络设施覆盖面却难以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网络空间的思想传播效力问题。主要是网络传播结构的流量限制，大量的网络信息特别是娱乐平台发挥了流量 “数字虹吸效益” ，在大数据的精准推送中，打造了 “信息茧房” ，受众更加 “圈层” 化，受众信息区隔壁垒固化。根据调研数据， “农民参与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的比率低于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20.48%、17.89%”[22]（p41）。而农村基层党组织本身掌握的网络资源和技术有限，难以渗入网络信息传播结构，导致其网络传播硬件设施数量和网络覆盖面都在不断增加但传播效能增长缓慢，受农村网络流量结构、人口结构制约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传播力仍处于低水平。
（四）外来思潮斗争冲击着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多元思潮的统摄力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多元思潮冲击须放眼于现代化背景考察，现代性的切入早已革新农村传统思想的封闭发育模式。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向中国输送西方价值观， “试图通过继续巩固和扩大已在世界经济中获得的支配地位，并逐步将这种‘经济强势’地位转化成为‘政治强势’地位，促使作为其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观在更广泛的地区得到认可，进而建立起确保这种价值体系的政治制度系统，实质上构成了‘新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23]（p332）。各种思潮在农村场域争相表现，错误思潮对农村意识形态空间造成严重冲击， “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逐渐淡化、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的蔓延和滋长、新传媒助推下的话语权争夺”[24]（p135）。比如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些反智谣言针对农民防控知识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情况在农村蔓延， “农产品残留新冠病毒” “末日谣言”①参见别让谣言加剧农产品滞销[J].中国食品，2020(7):66.等扭曲事实的反智言论，对农村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造成冲击。在农村传统文化转型过程中，西方思潮乘虚而入，一些农村地区掀起了 “信教热” 。据修远基金会的调研数据，非传统本土教信徒在农村信徒中占比高达95%以上[25]（p178）。非法传教夹带迷信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统筹组织农村思想的能力提出了挑战，说明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对外来思潮入侵缺少统摄力，对迷信行为和非法传教的组织缺乏有力的统筹引领举措，有神论的渗入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主流意识形态教化功能造成严重冲击。同时外来思潮对农村的渗透为其他西方自由化思潮在农村传播提供了土壤，压缩了农村基层党组织进行意识形态统筹引导的空间。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守住农村意识形态阵地的一线地位，外来思潮斗争的严峻形势给农村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统摄力带来巨大冲击。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结构化困境主要生成于其内在系统要素作用出现障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实施思想引领力的行动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与思想引领力相互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以强大的组织力保障强化思想引领力的行动效能，强大的思想引领力为组织行动效能提供思想支撑，反之亦然。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障碍使得自身行动缺乏自主性和创新性，造成思想统合力、吸引力、传播力和统摄力的动力基础不足，同时引发自身技术掌控力和思想黏合力的组织过程弱化。技术掌控力是思想黏合力的工具因素，思想黏合力又是组织力的思想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组织力的薄弱环节导致其未能实现行动—过程—目标的有效连接，农村基层党组织内部结构关键要素的离散造成其思想引领合力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实施思想引领的组织基础—技术工具—思想目的环节不畅将其卷入了结构困境。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实施思想引领存在组织力障碍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思想领导与组织基础的辩证关系，他强调，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26]（p415）。同时， “而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27]（p247）。党的组织力量是党的思想力量巩固的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实施思想引领存在的组织力障碍源自农村转型带来的农民价值观变化， “每一历史进程中的转型必然带来价值观的重构问题”[28]（p109）。在农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村 “离土离乡” 和 “离土不离乡” 的人口外流背景下，农村青年一代劳动力对世代生活的农村社会空间的疏离带来 “文化陌生” ，造成农民身份认同感和村庄文化归属感的 “代际差距” ，这种断层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实施思想引领的认同式组织基础缺失。青年农民的匮乏使得组织力的人才结构来源渠道窄化，农村干部中 “中坚农民” 数量不足，以外部输入人才优化村干部结构在思想上与本土农民有疏离感，需要一定的培育和熟悉过程。加之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彻底转变， “税费改革初期所释放的经济效能和政治效能很快消逝，农业税费的取消虽然增强了农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但同时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治理权力与治理能力，乡村治理遭遇新一轮危机”[29]（p97）。从计划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全能统合的 “不可承受之重” 到后税费时代 “不可承受之轻” ，惠农政策直接对接农民，经济生产的农户单位与基层党组织的利益连接度不高，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利益结构制度关联弱化，思想引领的物质利益保障缺失。认同式组织弱化和利益脱嵌导致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的组织力障碍。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网络思想传播的技术掌控力缺失
农村基层党组织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技术掌控力体现在技术渠道与阵地的双重缺失。
“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30]（p28）引领认识必须掌控技术媒介，当前成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网络技术能力和网络技术培育生态还未形成。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农村意识形态工作的薄弱环节，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技术能力—传播引导—网络阵地巩固的行动链缺失，而新媒体平台依托数字技术以市场为导向供给受众信息，对外传播引导的能量巨大，作为农村意识形态领导核心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网络境遇中技术掌控力不足，无力参与农村相关的网络信息资源生产和分配，在网络思想引领场域缺乏权能。
“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国内政治问题不再是财富的分配（或再分配），而是能够产生财富的信息分配和媒体分配（或再分配）。”[31]（p413）从技术革命角度看，农村基层党组织不仅面临经济利益统合力 “悬浮化” ，而且面临信息时代信息引导的 “信息悬浮” 。海量最新信息通过电视、手机等个体终端直达农民，农村基层党组织传统的报刊栏、广播等传统工具利用度不高而且信息速度滞后，消解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权。技术掌控力缺失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介入网络渠道受阻就无法在内容层面建立阵地，并难以参与和介入农村网络精神文化图景建构。技术革命使得话语边缘群体崛起，农村网络传播主体早已超越农村地域空间和农民身份限制参与着网络信息生产与消费，农村 “互联网一代” 更是成了信息 “产消者” ，使得农村网络信息传播场域主体多元复杂。农村信息主体拥有很强的生产和消费自主性，在市场利益驱使下，以用户为主体的平台内容创造力得到充分激发， “农村网红” 等新晋网媒主体扮演着实际上的农村形象代言人和观念引领者。而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主体的网络信息传播由于缺乏技术掌控力和动能被边缘化，在技术及内容上都难以实现对具有影响力的农村 “产消者” 和外来网媒主体的引导。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内容的黏合力不足
思想黏合力作用的发挥在于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导社会价值共识的达成，以柔性浸润和黏性内容黏合不同个体的价值意识，最大限度达成思想共识。对将思想黏合力比喻为 “社会水泥” 的观点可以批判性借鉴， “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32]（p328）。思想黏合力必须结合物质生产，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思想内容需要进行贴近农民生产生活的创造性转化，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要首先掌握理论才能引领群众思想，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3]（p23）。理论不会自动掌握群众，还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正确认识理论，运用科学方法结合农村实际才能掌握群众， “更重要的是需要发现理论和掌握群众的方法中那些把理论、把辩证方法变为革命工具的环节和规定性。”[34]（p49）思想黏合力外在受到农村阶层分化结构的挑战， “去中心化” 的私人利益意识对当前意识形态整合产生了离散效益，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黏合效力；
内在受制于村干部运用理论的水平，这是主要原因。抽样调研显示， “在鄂、陕、藏及内蒙古等地的调研村支书的400份问卷中，参与调研的村支书高中文化程度及以下235 人，占58.75%；
大专文化程度97人，占24.25%”[35]（p35）。低学历结构很大程度限制了村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运用水平，令其将具有理论高度与民情结合进行转化的能力更显不足，更多的是依靠经验来疏导和化解民间思想矛盾。引领农村思想内容的转化受到个人经验论的限制，在农村社会变革加快的情况下，经验适用思想问题解决的范围有限，村干部面对农村出现新的思想问题时出现 “经验失效” ，降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工作方式的弹性和内容转化的黏性。
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结构化困境，需采取辩证关系的结构性举措破解。针对行动—过程—目标的有效连接弱化，沿着强化组织基础—技术工具—引领目的的思路，协调推进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多重赋能与权力内在要素革新结合的举措，组织赋能筑牢思想统合力基础，文化赋能充实思想吸引力内涵，数字赋能掌控传播力工具。组织赋能是吸纳思想创新内涵和技术工具掌握的主体，更高的思想吸引力和传播力增强了领导主体能力，权力内在要素更新扩增了多重赋能的效力，共同指向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行动自主性和质量提升，有效行动能力促成了思想引领的结构优化，进而达成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目标。
（一）组织赋能：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优化思想引领结构的统合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统合行动力要以组织力为基础，需将单向的组织嵌入升级为组织赋能，聚焦农村基层党组织统合力度的强化。
“赋能是未来组织最重要的功能，通过改变组织结构、文化、资源等方面，是使工作效率最大化的有效方法，也是使组织获得过去所不具备的能力或不能实现的目标。”[36]（p139）首先要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吸纳能力，推进组织下沉模式向农村电商、农场和公司法人等新兴领域延伸，通过组织结构优化弥合农村结构变迁速率和组织进化速率的张力。通过组织优化布局协同推进人才吸纳与干部提能，吸纳农村青年群体、城归族、 “农村网红” 等充实宣传力量。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加强乡镇、村集中换届后领导班子建设，全面开展农村基层干部乡村振兴主题培训”[37]。配合推进工作绩效和思想宣传引导责任 “双挂钩” ，夯实组织基础结构。在赋能方式上，注重组织的利益工具赋能，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与利益实现的结合力，思想引领要通过发展利益来完成，发展利益要以引领思想为依归，提升无形思想与有形利益结构契合度，适应农村 “工具性差序格局”[38]（p71）趋势，这种格局中农民对利益的关切超过人情面子和道德的考虑。利益作为组织工具赋能适应了农村 “面子政治” 向 “利益政治” 转向， “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39]（p382）。要依托组织体系引导价值追求，促成多元利益实现，糅合多元观念，构建 “和谐利益关系” ，通过掌握利益工具统合多元观念。最后要回归组织赋能的政治功能，注重对利益主体的政治引导和基层党组织的人事赋能， “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40]。扩充农村基层党组织统合多元利益主体思想的行动资源基础，总结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经验，使农业合作社切实运转起来， “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农业的现实和将来主要在小规模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型农场”[41]（p159）。积极探索农村党建引领小型农场的发展，积极孵化、培育小农场的生成发展，结合农村基层党组织主导的合作社和多种经营形式壮大集体经济。通过组织吸纳提能、利益工具结合和政治引领拓展等方面创新赋能，优化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实施思想引领的组织结构，有力提升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统合力。
（二）文化革新：丰富农村基层党组织充实思想引领内涵的吸引力
农村文化传承和创新是培育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重要载体。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农村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基础上，深度涵养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内涵的吸引力。农村传统文化资源活化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实现文化吸引力转换为思想吸引力的基础， “从2012 年至今，我国共公布了五批中国传统村落6819 个，中国传统村落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仍然鲜活的文化遗产”[42]。文化赋能既要借力市场又要坚持积极引导乡村文化资本，激活传统文化活力，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内涵革新提供文化来源。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启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整合文化惠民活动资源，加强农耕文化传承保护，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37]。坚持保护和利用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糅合。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是提升吸引力的关键，应糅合现代文明风尚与传统文化精髓。《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指出， “传承保护传统村落民居和优秀乡土文化，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43]。要融入3T（交通、电信、旅游）关键要素深度开掘乡村文化资源，在现代化发展与乡土味保存的角力中找到平衡点，以现代化的乡村文化融合思想引导内容革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用现代化的活力文化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将具象化的乡村文化作为推进移风易俗、疏导农民思想等进行思想引领的现场教育或鲜活素材，实现文化向思想引领魅力的创造性转化。大众化是思想吸引力提升效果的实现环节，引领内涵达到通俗易懂程度才能激发吸引力，以适应农民接受能力， “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44]（p467）。思想表达要适应农民话语体系，实现抽象思想理论在农村的生活化、具体化。农村传统文化资源生活化、现代化及大众化各环节协同配合，指向农村传统文化向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吸引力的创造性转化，源源不断向农村基层党组织输送思想引领内涵的文化养分，厚积主流思想引领力静水流深的文化内涵。
（三）技术刷新：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实施网络思想引领技术的传播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1]（p44）网络技术赋能的 “建” 是基础， “用” 是关键， “建” 与 “用” 相互促进，积极探索以县、中心镇为载体的网络资源向农村延伸。《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 “推进县城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以需求为导向逐步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和千兆光网向乡村延伸”[45]。基于硬件设施延伸，推进以县级融媒体为平台依托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网络宣导创新，以数字技术赋能打破乡村文化服务 “内卷”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37]。创立网络建设示范乡村，探索形成村村联合网络的合理利用布局。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2020）统计，全国县域行政村实现 “互联网＋监督” “雪亮工程” 覆盖的比例分别为65.3%、66.7%[46]（p1）。在行政村一级持续推进以农村党群服务中心为重点的农村网络设施质量提升。用网过程中一方面要推进网络信息设施和思想传播能力提升融合，在网络设施完善基础上农村基层党组织积极推进党员干部和农民网络技术专题培训，落实 “持续开展数字乡村试点。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37]。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农民正确认识网络和运用网络，通过引入云终端使主流思想传播直达干部群众，从单一输出渠道转为多向互通的融合交流渠道。另一方面要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网络服务与城乡物流网、电商网的融合，使虚拟网转化为振兴乡村的 “经济网” ，为推动形成新农业革命的经济结构提供动力，使网络嵌入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强化农村多元思想主体 “学网” “用网” 的内生动力，发挥网络的正向效益。通过 “建” “用” 结合的技术赋能，从硬件布局维度、培训教育维度和经济发展维度的多向度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网络思想传播的能力，拓深农村网络设施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实施网络思想引领的多层次融合，刷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实施网络思想引领技术的传播力。
（四）权能要素纳新：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进行思想斗争的统摄力
知识信息时代，知识是权力最具革命性的构成要素，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将思想政治教育、群众工作与新科技信息等理论知识相融合，将知识元素纳入自身思想统摄力，以增强思想统摄力的韧性和弹性，保障其在与外来错误思潮斗争中获取主动权。当前全球新冠疫情仍在蔓延，俄乌冲突使得本就复苏脆弱的世界经济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向全球推行其强势发展模式， “当西方试图伸张它的价值并保护它的利益时，非西方社会正面临着一个选择。其中一些试图竭力仿效和加入西方，或‘搭车’” 。
“权力的扩大带来文化的传播。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47]（p286）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与外来错误思潮斗争中需要进行权能要素更新，这是顺应知识信息时代权力组成要素发展规律的要求， “知识是权力最终的放大器，是未来权力转移的关键”[31]（p19）。主要是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进行思想斗争的统摄力组成元素以增强其韧性，丰富实现其思想引领力的多元要素基础，增加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对多元思潮冲击时的多样手段和回旋空间。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推出了乡村人才振兴的创新举措， “启动‘神农英才’计划，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支持办好涉农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等”[37]。将科技知识要素持续输入农村，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更新权能要素提供了知识条件，积极构建 “乡村智囊团” 等平台，在针对西方错误思潮斗争中运用知识载体，掌握具有知识元素思想统摄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能超越思想引领的经验式操作，赋予统筹思想斗争举措的弹性，不仅有打击已经呈现的错误思潮的刚性举措，包括强制禁止、威慑等，还有瓦解错误思潮潜在发育基础的柔性手段，如运用知识普及、群众工作和思想疏导等方式消除其生成土壤。这使得思想统摄力更具有韧性，思想权能的要素更新在精神层面可提升村民知识水平，在经济社会层面又可转化为村庄经济生产力效能；
强化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统摄力的群众基础，农民对融入知识要素权能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引领的认同，直接扩充了其进行思想斗争的社会基础，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统摄权力的品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1]（p10）。这是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结果，也是党的思想引领力继续提升的有利大局。新时代党的思想引领力向基层渗透延伸，为彻底扭转 “西强我弱” 的意识形态斗争局面筑牢了基层堤坝。《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48]（p24）。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是其战斗力发挥的思想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持续巩固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采取多重举措打破多重结构化困境约束，并在与外来错误思潮渗入农村的斗争中赢得主动。须进行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困境生成机理的 “内在反思” ，才能打通结构化困境生成的主要关节，进而针对强化其思想引领力内在结构 “赋能” 的辩证施策，形成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内在结构间的相互作用合力，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统合力、内容吸引力、网络传播力及斗争统摄力 “内功” ，指向农村基层党组织实施思想引领的行动力优化，持续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综合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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