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素
故宫和故宫博物院與敦煌西域簡紙文獻結緣，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在清遜帝愛新覺羅·溥儀“小朝廷”時期，羅振玉就曾“進呈”過不少自己編輯刊印的敦煌西域簡紙書籍。民國十八年(1929)六月一日再版之《故宫物品點查報告》第三編第四册卷三體順堂及各廂房等處附補號條記載“羅振玉進呈本”不少，如《流沙墜簡》(二函。2011、2537號)、《高昌壁畫精華》(一函。2011號)、《鳴沙石室佚書》(一函。2539號)、《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一函。2541號)等(1)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宫物品點查報告》第7輯，北京：綫裝書局，2004年，3、23頁。。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故宫博物院一直致力於敦煌吐魯番文獻文物的收藏，包括古籍、文書、寫經、墓磚、繪畫、雕塑、織物等，雖然數量不多，但幾乎應有盡有(2)王素《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魯番文獻述評》，《國學的傳承與創新——馮其庸先生從事教學與科研六十周年慶賀學術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30—933頁。。不僅如此，研究者也頗不乏人(3)據我近年統計，至少有杨新、施安昌、孟嗣徽、任昉、張銘心、郭玉海、方斌等多人，相關成果參閲前揭王素《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魯番文獻述評》文，此處不再重複。。其中最早的一位，是著名學術大師唐蘭先生。
唐蘭先生(1901—1979)，浙江嘉興人。無錫國學專修館卒業。早年曾在東北大學任教。“九一八”事變後，流亡至北平，在燕京、北京二大學任教。1936年，受聘爲故宫博物院專門委員。“七七”事變後，輾轉至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任副教授、教授。抗戰勝利後，重回北平，在北京大學任教授，中文系代理主任。1952年，調入故宫博物院，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長。學界一般都將唐蘭先生定位爲文字學家、歷史學家、青銅器研究專家，但實際上，他的研究領域遠不止此。2015年整理出版的《唐蘭全集》，收有三篇關於敦煌簡紙古籍的論文，可以加深我們對唐蘭先生的認識。兹依次介紹如下：
右《食療本草》殘卷。考《嘉祐補注本草》云：“《食療本草》，唐同州刺史孟詵撰，張鼎又補其不足者八十九種，並舊爲二百二十七條，皆説食藥治病之效，凡三卷。”按今《食療本草》久亡，而其二百二十七條尚存於《證類本草》中，惟盡題孟詵，未有題張鼎者。獨“假蘇”下陳藏器曰“按張鼎《食療》云”，乃引張説，然同條下掌禹錫所引，則正作孟詵，則《證類》所存，固是張氏增補之本，或因傳寫浸久，不能區别二家之説，抑或取引用之便，盡歸孟氏，已省分析者，其故蓋不可知矣。此殘卷起“石榴”，止“芋”，凡得藥二十六味，前後皆闕，本無書題，以《證類》校之，始知爲《食療本草》，其爲孟本抑爲張本，亦不可辨也。其體例先主治，次按語，次處方。按語每引經，未知何經，《倭名類聚抄》所引有《食療經》，或即其書，故名曰《食療本草》歟？以此本與《證類》對校，則此本多詳，其主治及按語，《證類》每有削落，其處方亦不全載。如“石榴”條第二方，《證類》先引陳藏器説，遂削此方，然陳氏實本於此也。其文字異同，則各有出入，須擇取之。詵不知何時人，據張鼎補其不足，又陳藏器引張説，陳爲開元時人，則詵身當在開元前也。
甲子四月 唐蘭
按：唐蘭先生自署“甲子四月”，爲民國十三年(1924)農曆四月。整理者附注：“作者自注：‘寫成於1924年5月。’”此處“5月”，應爲公曆(4)按：1924年農曆四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九日，當公曆5月4日至6月1日，則此文撰寫，當在是年農曆四月一日至四月二十八日、公曆5月4日至5月31日間。。整理者又附注：“載《敦煌石室碎金》，羅振玉輯，東方學會石印，1925年5月。又《商報·文學周刊》第6期，1929年11月12日。又《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科技卷》(一)第353頁，甘肅出版社，1999年。”(5)唐蘭《唐蘭全集》第1册“1924年”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46頁。按唐蘭先生此文，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籍敍録》亦曾著録(6)王重民《敦煌古籍敍録》卷三《子部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55頁。，整理者附注漏略(7)按：《敦煌古籍敍録》著録此文，僅首省“右”字，末作“1924年4月唐蘭”，稍異，其他似無問題。《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科技卷》著録此文，首“右”誤作“后”，中“或因”誤作“中因”，標點誤漏更夥。《唐蘭全集》整理者迻録此文和所作附注，文字問題較少，標點誤漏亦夥，本文均徑爲改正，有興趣者可以對讀，這裏不一一揭示。。
該《食療本草》殘卷，爲斯76號，日本狩野直喜最早從大英博物館抄録，羅振玉係從狩野處轉抄，後收入《敦煌石室碎金》。唐蘭先生早年曾向羅振玉、王國維問學，據説受教良多，亦頗得羅、王賞識。《敦煌石室碎金》於《食療本草》收有三跋：第一爲王國維跋，第二爲唐蘭跋，第三爲羅振玉跋。亦可窺見三人關係。此文雖屬已發表之作，並屢經再刊和著録，但由於存在文字標點等誤漏問題，本文提供一份文字標點正確的文本，還是很有必要的。
羅氏所印《流沙墜簡》第三類《簡牘遺文》第十三簡文曰：“久不相見，萃然相黨，以驩道故，以請語。當此之時，臣實樂之，飲至四五斗。若耐男……”(下闕凡三十一字)蘭按：此《史記·滑稽列傳》文也，今本傳文作“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與殘簡異同甚多，則此簡雖僅數十字，亦頗可資考證也。簡以“卒”作“萃”，此並通假字，正字當作“猝”。簡又以“覩”作“黨”，“黨”蓋假爲“當”字，《説文》“當，田相值也”，有對偶之義，較之作“覩”字者爲勝矣。至簡文“以驩道故”二句，疑當作“以驩道故，以情相與”。“請”蓋“情”之譌，又脱一“相”字耳。“當此之時，臣實樂之”兩句，今本《史記》無之，似有者爲長，以前二事之“賜酒大王之前”與“親有嚴客”，與此相較，則此誠可樂矣。“飲至四五斗”，今本作“飲可五六斗”，又下有“徑醉矣”三字，則似各有長處，若作“至”字，則當有“徑醉矣”三字，若無“徑醉矣”三字，則當以“可”字較順於文義也。簡又以“乃”爲“耐”，耐古訓爲能，簡之下半雖殘缺，然“耐”下尚存一“男”字(舊闕釋，今補)，可見其本無“州閭之會”一句，故但謂若能男女雜坐，以見其不宜能也。余考《史記》之書，在西漢時，流播已廣。《後漢書·竇融傳》載光武賜融以太史公書《五宗》《外戚》兩《世家》及《魏其侯列傳》。涼州有《史記》本之見於史傳者。今此簡出燉煌西北，則當時彼土亦有傳寫之矣。以此推之，殆尚有他書，第湮不見耳。羅叔言先生爲簡文考釋，至精且詳矣，顧時有小誤，至以此殘簡爲尋常書牘，遂謂屯戍但有小學、術數、方技書，蓋考訂之偶疏，雖博聞者有所不免也。夫《史記》一書，據其《自序》，凡五十餘萬字，今所出僅不及萬分之一，意其地或尚有遺簡。豈既出而扃之好古者之篋中，而不得顯於世耶？抑流傳於匪人之手，無識者以寶貴之，而終至於毁棄耶？其尚未出諸土耶？夫唐宋寫本書之有益於校讎，幾人人而知之矣，況此漢人之所咕嗶，較石經爲尤古者哉。世倘有好古君子，荷鍤以往，車載以歸，余雖不敏，將往從之。
甲子五月三日 唐蘭誌(8)《唐蘭全集》第1册“1924年”條，47頁。
按：唐蘭先生自署“甲子五月”，爲民國十三年(1924)農曆五月，僅較前文晚一月。文中“涼州”原作“北涼州”，衍“北”字，徑删。“北涼州”漢史未見。“涼州”云云句，係承前“《後漢書·竇融傳》載光武賜融以太史公書《五宗》《外戚》兩《世家》及《魏其侯列傳》”一句而來，竇融時爲河西五郡大將軍、涼州牧。“荷鍤”原作“荷鍾”，不辭，徑改。唐蘭先生此文，整理者未附注曾發表書刊，則爲未刊之作，故彌足珍貴。
該漢人書《太史公記》殘簡，《流沙墜簡》收録，釋文及用字與唐蘭先生所引不盡相同。原有題解，云：“木簡出敦六乙，長一百七十四米里邁當，廣八米里邁當。”此“米里邁當”一作“密里邁當”，即英文millimeter的音譯，指毫米。原釋文作：“久不相見，萃然相黨，以驩道故，以請語。當此之時，臣竊樂之，?樢?至四五斗。若耐□。”“耐”下原作“□”，唐蘭先生改“□”爲“男”，故括注“舊闕釋，今補”。羅振玉原考釋僅云：
右簡乃《史記·滑稽列傳》文，誤列此。惟今本作“卒然相覩，歡然道故，以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經醉矣。若乃州閭之會”，與此有異同。至簡中“飲”字作“?樢?”，與卷一醫方中“?樢?盡”之“?樢?”同。(9)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北京：中華書局據1934年修訂版影印本，1993年，218頁。
似過於簡略，且有誤字(“經”爲“徑”之誤)，遠不及唐蘭先生詳贍細緻。
該漢人書《太史公記》殘簡文字，出《史記·滑稽列傳·淳于髡》，須前後連綴閲讀，方能瞭解整體意思。點校本全文爲：
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10)點校本《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列傳·淳于髡》，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3199頁。
修訂本文字全同，且未出任何校勘記(11)修訂本《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列傳·淳于髡》，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3859頁。。然對照唐蘭先生此文，至少“當此之時，臣實樂之”八字值得出校勘記。修訂者未能注意，殊爲可惜！
右唐寫本殘卷，得詩七十三篇，凡八家：李昂三，今《全唐詩》存其一。王昌齡七，今《全唐詩》存其五。孟浩然十，今集存其九。丘爲六，今《全唐詩》存其一。陶翰一，今見《全唐詩》。常建一、李白四十三、高適二，今俱見本集。凡得佚詩十篇。原有羅叔言前輩跋，謂凡六家者，蓋寫本脱去孟、常二姓名，遂未檢及耳。其云龍標詩十七篇，見於集本僅四篇，陶翰詩三篇，載《全唐詩》者一篇，皆微誤。王詩除孟作十篇不計外，僅《城旁□》及《題浄眼師房》二篇是佚篇(其《邯鄲少年行》集題作《城旁曲》，又《送單十三晁五歸》集題作《送人歸江夏》，羅公失漏殆由於此)。而陶詩除常詩一篇外，僅《古意》一篇耳(“三”字殆手民之誤)。又云太白《獨不見》篇，卷、集除末二句但異一字外，其餘均不同，亦誤。卷本所題《獨不見》者，實集本《塞下曲》六首之第四首，只二三字異同耳。選本與集本題篇違互，往往有之。如《國秀集》以王右丞《班婕妤》第三首題爲《扶南曲》是也。此詩篇末云“無時獨不見”，故即以此題篇，與今集中題《獨不見》之詩絶不相蒙也。按此卷撰集者何人，今不可考。卷中於王昌齡書“校書郎”，與《國秀集》同。考江寧爲郎，尚在開元二十二年中宏詞科之前，而所選高常侍詩，有《上陳左相》一篇，是在希烈爲相天寶五年之後，則撰集者當是開天間人。《國秀》序于天寶五載，無李白。而此卷及《河嶽英靈》並載之，此題曰“皇帝侍文李白”，侍文者，侍奉文章(《唐·百官志》：太子文學主侍奉文章)，似指其供奉翰林。《英靈》則曰“白性嗜酒，志不拘檢，常林棲十數載”，蓋言其初至朝廷也。《英靈》作于天寶十一載，是卷大抵與之同時耳。嘗讀王漁洋《萬首絶句選》，凡例有云：唐選詩除《英靈》《間氣》《篋中》《御覽》《國秀》《極玄》《又玄》《搜玉》《才調》九集外，更有《丹陽》《麗則》二集，訪求不可得。莫進士有《漢上題襟集》，往借鈔，詭云失之矣。《四庫總目》云：唐人倡和裒爲集者，凡三《斷金集》，久佚。《漢上題襟》未見，其存者惟《松陵集》。蘭按：唐選九集，今有汲古閣本，其中《英靈》《間氣》《才調》皆有宋本，而《搜玉》題曰《小集》，僅三十四人，已非《唐志》十卷之舊矣。《唐志》：殷璠《丹陽集》一卷及李逢吉、令狐楚之《斷金集》一卷，李吉甫《麗則集》五卷。此外尚有《朝英集》三卷(注云：開元中張孝嵩出塞，張九齡、韓休、崔沔、王翰、胡皓、賀知章所撰送行歌詩)、《珠英學士集》五卷(注云：崔融集武后時修《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説等詩)、竇常《南薰集》三卷(蘭按：謝克家跋《李嘉祐詩集》云：《中興間氣》與《南薰》可無餘遺。則宋時尚傳此集)、李戡《唐詩》三卷(按《宗室傳》云：惡元白詩多纖艷不逞，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注云：大中校書郎)等，皆今所不得見者。雖《全唐詩》裒集之詩幾五萬篇，而龐雜者多，佳章轉恐多所遺漏，常爲歉然。及讀此卷，爲之一快，惜不得搜至全書，一爲印證耳。(12)《唐蘭全集》第2册“1947年”條，66—67頁。
按：此文原整理本，文字標點錯謬百出，不忍卒讀。整理者附注：“載《實學》第7期，第56至57頁，1927年。”經查《實學》，始知整理本係照録《實學》原文；
《實學》原文原無標點，整理本新加標點，遂致錯謬更甚(13)按《實學》爲吴其昌等於1926年創辦之月刊。吴其昌亦爲無錫國學專修館卒業，與唐蘭、王蘧常均係國專同學，合稱“國專三傑”，私交甚篤，故唐蘭應邀投稿。然《實學》實爲同人刊物，並無專門編校人員，文字標點，錯謬百出，恐亦不足爲怪。。以標題“唐人選唐詩”爲例，《實學》原文、《唐蘭全集》目録、此文整理本均作“唐人選序詩”。對於敦煌學和唐代文學研究者來説，知道“唐人選唐詩”屬於常識，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誤作“唐人選序詩”。但在當今專家型社會，就不同了。《唐蘭全集》的整理者均爲先秦文史專家，對於“唐人選唐詩”可以説聞所未聞，不假思考，照録《實學》原文，倒也無須奇怪。以此爲例，他可知矣。本文均徑爲改正，有興趣者可以對讀，這裏不一一揭示。
該“唐人選唐詩”爲伯2567號，該號與伯2552號爲同一件，二者可以綴合。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籍敍録》僅收羅振玉(伯2567)、王重民(伯2552、伯2567)、趙萬里(伯2552)三跋(14)王重民《敦煌古籍敍録》卷五《集部》，326—329頁。。徐俊先生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曾將兩號綴合進行校録，並對相關學術史進行了梳理(15)徐俊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41—98頁。。但兩書均未引録唐蘭先生此文。此文雖係針對羅振玉跋而發，但涉及甚廣，關係整個唐代的“唐人選唐詩”，對於“唐人選唐詩”研究，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值得向學界推薦。
我曾指出：“晚清開展‘洋務運動’，推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公私教育均以培養‘中西兼通’人才是務。迨至民國，相承不改。”(16)王素《史通南北 學貫中西——略談周一良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貢獻》，《文匯學人》2016年8月12日(總第256期)，8—10版。此外，民國教育還“重視德育和‘通識’培養”(17)王素《知謇謇之爲患 紛忳忳之願忠——深切緬懷張忠培先生》，《紀念張忠培先生文集·懷念卷》，北京：故宫出版社，2018年，152—160頁。。是以民國學人多爲“通才”，唐蘭先生亦然。故《唐蘭全集》的整理出版，值得很多領域的學人期待。譬如已刊稿《〈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跋》不易找尋，未刊稿《與陳寅恪論切韻》過去只聞其名，此次全文刊出，對研究中古音韻學的學人來説，無疑是重大福音。當然，唐蘭先生的研究也是有缺陷的。若干年前，網名“潛行者”的學人曾在往復論壇發表《再談陳夢家以及其他》一文，記坊間傳聞：“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朱德熙先生問夏含夷，國外漢學界對陳夢家和唐蘭兩人有何評價，夏含夷毫不猶豫地説，陳夢家的貢獻比唐蘭大。”但實際上，唐蘭先生的學問肯定遠遠大於陳夢家先生。“潛行者”的解釋是：“唐蘭先生雖然抱負極大，眼光很高，可惜興趣過於廣泛，終其一生也没有能夠完成計畫中的任何一個課題。”言外之意，陳夢家先生雖然撰述不多，但其《殷墟卜辭綜述》《西周銅器斷代》和《漢簡綴述》三部名著，至少都是親手完成的課題。這種解釋應該不無道理。譬如唐蘭先生著名的“甲骨文自然分類法”課題，1931年開始酝釀，1935年在其《古文字學導論》一書中正式提出，此後就長期擱置，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才又檢出修改增訂，但並未完稿(18)參閲韓宇嬌《唐蘭先生與自然分類法》，《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3期，150—157頁。。去世後，留下衆多手稿。《唐蘭全集》第八册所收《甲骨文自然分類簡編稿本》，不過是其中之一。本文介紹的唐蘭先生關於敦煌簡紙古籍的研究，情況也有些類似。唐蘭先生從事敦煌簡紙古籍研究，與羅振玉、王國維幾乎同時，如果持之以恒，成就當不可限量，可惜興趣很快轉移，現在梳理敦煌學術史，恐怕没有幾人能够記起，唐蘭先生還曾爲敦煌簡紙古籍研究做出過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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