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桐
【导 读】 赵炎秋的新著《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对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其突破主要表现为:一是追问图文关系发生与图文理论创构的历史本原,阐释文字与图像关系的历史发生学价值,夯实图文关系理论根基;二是揭示图文关系中隐在的艺术家作用,将以往图文关系多侧重形式表现的研究深入于人的本体性研究层面;三是细致梳理图文关系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并逐一进行创新性的问题解答;四是以中国诗学“言象意”传统理论为基点,努力建构中国主体性图文关系理论体系。
来自西方“图像时代”的说法,在中国文论界引起的反响就是使对文字与图像关系的研究成为显命题,很多学者对此投以研究热情并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不仅证明国内外理论研究的互动效应,而且证明图文关系问题确实是一个须予关注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因为中国文论的图文关系,是引申于特有的“言象意”深远历史传统的现实关系。那么,如何面对繁多的研究成果有新的学术发现与突破,这就是当下学术研究面对的难题。赵炎秋教授的著作《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以下简称《研究》(2021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同年,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统一组织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立足于中华文化传统,在对先前研究成果爬梳钩沉的基础上,进行命题本身的元理论探索与建构,取得了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类似电影的以图像(电影是活动的图像为主要表现形态的艺术形式,在艺术视域中越来越具有胜出的优势,对文字与图像关系的研究也更多地集中于“图像转向”何以形成、图像叙事给予文学的改变、图文关系的差异性与互文性等图文关系呈现的现实问题。《研究》自然要研究这些现实问题,但又不局限于这些现实问题,而是将这些现实问题引向历史的深度,以历史溯源的方式探询问题的答案。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研究》研究图文关系的理论基点,就是“言象意”这一中国诗学历史传统的理论基点,“言象意”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世界本源追问的命题。对这样的基点,作者并未特别强调,而是将之作为著述展开的根据,贯穿于整部著作。所以,尽管诸论题在阐发中对于西方语言学与图像理论多有引证,但所归依与生发的是那传统的根基。对此,作者在绪论中对缺乏根基的以西释中、以西律中的国内图文关系的研究趋向深感忧虑,并提出:“如何把对图像的形而上的分析与当下的现实结合起来,不让理论蹈空沦为虚谈从而能够对本土图像进行有效解释,成为本土图像理论在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研究》第17页由此说,《研究》所研究的便是如何借助西方理论,对图文关系这一总体命题,从历史本原的视角进行扎实的、有根基的思考。《研究》进行理论建构的起点,就是从文字与图像关系命题的历史本原出发。在具体的论证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历史文化溯源。文字与图像的关系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本原关系,人类文明的初始记载以图像为主,文字在图像的基础上得以发展,两者既有同源关系又有着不同质的区分,历史文化在这两者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侧重并相互渗透的构成关系中传承下来,历史地认清文字与图像的本原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析文字与图像关系命题。《研究》特别注重文字与图像的历史发生学价值,深刻理解并阐发文字与图像的这种本原性的文化特质,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对文字与图像关系的理论认知,得出结论有着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在《研究》的各章节的论证中都能见到著者如此的努力,如阐释“文字与图像的相互关系”(第二章),作者认真考察了图像与文字在人类艺术发展史中此消彼长的历史状况,并以此为前提研究图像与文字关系生成的内外机制。指出文字艺术与图像艺术此消彼长的外部机制在于科技的发展与艺术消费方式的改变;两者共存互渗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则在于它们既有异质性又有同构性。异质性表现为两者表征世界的方式不同——文字用所指表征世界,图像用能指表征世界;同构性表现为两者都内含着对方的因子,图像内含着文字的因素,文字也内含着图像的因素。因之,文字能创造出可以绘成图像的文学形象,图像本身可以传达文字的意蕴。论证“文字与图像作品的 ‘言象意’关系”(第六章),作者概括并分析了历史上形成的“人类四种表征方式”——文字作品的“文字—意义”“文字—形象”两类表征系统与图像作品的“材料—表象”“材料—表象—意义”两类表征系统,然后分析“言象意”在其中的适用范畴。这样的历史文化溯源的研究方法,可讲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使其研究结论具有根基于历史本原的可信度。《研究》所采用的重要研究方法,它起到了使《研究》达至固本清源、守正创新研究效果的作用。
二是理论的历史发展溯源。有历史便有对历史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总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展开,对文字与图像关系的研究亦是如此。《研究》也特别重视对图文关系研究理论发展史的溯源与辨析,将著者的观点与结论建立于这样的溯源与辨析之上。如第一章“文字与图像”谈及“读图时代的诗画差异”,从西方理论史上存在的“诗画同一说”与“诗画差异说”理论学说谈起,梳理两种学说的源起与核心理论观点,并在认真辨析“诗画差异说”代表人物莱辛学说贡献与局限之后,提出自己不同于前人的具有开拓性的有关诗画界限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对于图文关系理论认知的重要阐发是“言象意”关系,《研究》论及文字与图像作品中的“言象意”关系时,追溯了中国古人对于“言象意”关系的理论论证,从王弼的“言象意”观追溯到《周易》的“言象意”观,在认真辨析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历史上相关理论发展溯源,加以今人视域的辨析,再对所讨论的问题予以探讨,这是
一般来说,探讨文字与图像问题往往面对着的是图或文或图文并茂的研究对象,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便是面对图或文或图文并举的艺术作品,更多的是从形式表现等外部因素去探讨与阐析图文的各种关系呈现,如图像学研究、符号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媒介学研究等。这是西方常见的研究方法,即把人从对象中割裂出来,使对象成为人所面对的对象,又把内容从形式中割裂出来,使形式成为与内容相对的形式。赵炎秋教授的《研究》不仅研究导致图文关系的外部因素,还从创造图文的艺术家视角探询图文关系,研究图与文何以能表达艺术家的思想,图与文表达艺术家思想存在的差异与由此而致的关系体现,这就将隐在的艺术家在图文研究中凸显出来。这种人与对象、内容与形式互构互融的研究方法,显然是延续于中国“言象意”传统的研究方法。因而,《研究》在艺术视野下研究图文关系,这艺术视野并不是一般地止于图像与文字的艺术分类,而是更深入艺术的极富想象与认知的本体层面,即中国传统的体认,从图与文历史创作者的主体能动作用一维研究图与文的关系,这就突破了图像学、符号学、修辞学、媒介学等外部因素的研究,将图文关系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
艺术视野下的图与文,都具有创造图与文的艺术家对世界的想象与认知,这想象与认知构成图与文表征世界的意义。《研究》从探讨图与文显示意义的不同路径出发,研究图与文承载创作者思想的差异性表现及由此呈现的关系。《研究》认为文字与图像的根本区别之一是,文字是用所指也即符号的意义表征世界,图像是用能指也即图像的表象来表征世界。虽然两者所用方式不同,但其目的都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艺术家,也包括接受者对图与文的艺术作品接受的认知对世界的感知,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存在着与艺术家赋予作品之中的情感、思想之间的关系,《研究》探讨了这种关系。如在第四章“文字与文学中的具象与思想”中,作者分析了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他认为:“全诗一句一景,四个诗句构成四幅独立的图景。而贯穿其中的,则是诗人的情感。在描写草堂的春色时,诗人的情绪是欢快的,但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变换,到最后江船的出现,勾起诗人的思乡之情,诗人的情感便逐渐由欢快转向淡淡的伤感,诗人的内在情感及其变化,使四幅图景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第224 ～225 页)此处强调了作者的情感作用,正是这一作用使文字的能指与所指融入具象比较彻底。在第五章“图像中的表象与思想”中,《研究》也从创作主体视角对图像为什么能够表达思想、呈现意义做出了深刻的解析。
在这样的本体层面上,艺术家主观情意渗透下的图像与文字便成为两者及两者关系的充分体现与典型体现,因此其研究价值就不仅是门类性的,更是图像与文字的一般性与本体性的,由此便接近于对两者及其关系的本真性的揭示,这也便是更为接近其真理性的揭示。
赵炎秋教授的《研究》是对文字艺术与图像艺术关系的理论探索,著作进行这一理论探索的过程表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不断追问前人如何说、这如何说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一问题存在什么局限、针对这一问题的局限“我”的回答与阐释是什么,这样的追问过程,体现出一种递进展开的问题逻辑,突显出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重要的思维特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研究才能有的放矢,也才能真正地将研究引向深入。
在讨论文字与图像关系的基本问题时,《研究》针对性地提出问题成为阐释的引领,问题的解答则构成研究的深入。如在第二章讨论“文字与图像同居一个文本时谁居主导”的问题时,《研究》先将对图像与文字研究颇有建树的赵宪章教授的观点提出:“语言作为声音符号具有实指性,图像则是虚指性符号;‘实指’ 和‘虚指’ 的不同,决定了当它们共享一个文本时,语言符号具有主导性质,图像符号只是它的‘辅号’。”(《研究》第106 页然后对此观点进行分析,指出这一观点的偏颇性——犯了“思想中心主义”的错误。接着,带着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最终提出自己的见解:“文字与图像的实指与虚指只是一个或然的问题,它一方面取决于我们是以思想作为判断的依据,还是以表象作为判断的依据;另一方面取决于图文自身的要素及其运作方向,以及其外部条件。在图文共同体中,谁居主导地位纯粹是一个角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优劣的问题。”(《研究》第140 页在讨论图像时代是否“确实存在着图像对文字的霸权”问题时,《研究》以周宪引用罗兰·巴特给予肯定的观点提出问题,然后对这一问题给予回答,指出:“本书的回答则是中性的。本书认为,文字与图像在艺术中的地位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二者时刻处于博弈之中。”它取决于“人类的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以及与这种方式相联系的科技发展水平……这种博弈现在并未结束,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研究》第105 页)
在对历史上相关的理论发展溯源时,《研究》则从历史带来的艺术视域与理论视域的局限性出发,提出与求解问题,进行立足当下的历史反思。比如,梳理历史上西方诗画理论发展,论及著名的18世纪文艺理论家莱辛在其《拉奥孔》著作中的“诗画差异说”理论。在充分肯定莱辛的理论价值后,指出莱辛“诗画差异说”的局限,其中局限之一是“莱辛探讨诗画界限的出发点也存在问题”,(《研究》第67 页)对此论证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显现出来:读图时代诗画之间的界限究竟是什么?紧接着,《研究》便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梳理中国古代研究图文关系的重要理论“言象意”,论及魏晋时期重要的“言象意”观的代表人物王弼的观点,也是在论及王弼“言象意”观及其历史意义之后,指出王弼“言象意”的局限在于其观点“是在阐释《周易》时提出的,而从 ‘象’的角度看,《周易》与文学艺术有着质的不同。将用来解读《周易》的‘言象意’ 观不加限制地用来解读、批评文字与图像的艺术作品,明显是有局限的”(《研究》第306 页)。那么,古人有关“言象意”的主张对于当下图与文的艺术表现有何理论价值呢?带着这个问题,《研究》逐一分析了“言象意”研究方法在当下图与文的4 种表征方式运用的状况,提出了富有创建性的意见。
《研究》提到的有关图与文研究的著述很多,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但著述并不庞杂繁复,而是紧扣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文关系研究。围绕这样一个研究课题,《研究》进行了图文关系研究的体系性建构。全书除“附录”外,设计为6 章——文字与图像、文字与图像的相互关系、文学语言与文学形象的相互关系、文字与文学中的具象与思想、图像中的表象与思想、文字与图像作品中的“言象意”关系,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的各种关系都囊括其中。从文字与图像的一般关系论起,再到文学作品中的文字与文学形象(具象关系,再到图像作品中的表象与文字(思想关系,再落到中国古代“言象意”与艺术的文字(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勾连,环环相扣,形成严密的逻辑结构体系。《研究》逻辑结构体系的建构,来自作者对于这一课题国内外研究状况的熟悉与深思,因此才会有正确的判断与相对合理的章节设置。
这里特别要指出两点:第一,《研究》的体系脉络的编织与梳理围绕着3 个基点展开。首先,图文自身关联性基点。在这个基点上,作者进行了关联的本原追问,抓住节点展开思考。其次,图像关系演进的历史基点。在这个基点上进行的是动态的过程性追问,主要为对过程的历史阶段性、过程的历史局限性、过程的理论延续性的追问。最后,图文关系研究的现实基点。这主要延伸出两个支脉:一是国外研究理论支脉,这是一个梳理的支脉,梳理出不同说法的理论要点;二是国内图文关系研究的支脉,这一支脉充分展示出作者的问题意识,不断地提出与求解问题。这3 个基点彼此比照,交互作用,构成《研究》的理论体系。第二,《研究》展开的思想融汇格局。这里能感受到作者一个没有言明的努力,即努力补足中国传统图文关系论形而上思考的尚待进一步凝练,以及中国图文关系阐发与论证的尚待进一步条理化。正是这样的努力,形成了《研究》在吸纳资料、分章断节时采取的不计中外、研传统之长、取他者之玉、融会贯通的体系表达特点。作者的努力将会给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建构中国主体性图文关系理论体系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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