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和经验中，森严壁垒的深宫大院，往往隐藏着太多的谜团，比如皇家的故宫。它们血腥、阴森、冰冷，拒人千里之外，是封闭的化身，专制的象征，充斥着太多的阴谋，弥漫着权力的阴影，而民间的乔家大院却不是。当我流连在同样是威严高大，宛如城堡的乔家大院中，审视着富丽堂皇的斗拱飞檐、石刻砖雕，听取关于大院的历史和传说，原有的对深宫大院的经验和感觉被彻底地粉碎了，触摸到的却是乔家大院的温馨和开放，体会到乔家大院对文化的尊重，对信义的追求和对美好人性的弘扬。
乔家大院原名“在中堂”，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后又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多次增修，始成今日的规模。漫步其间，大院里两块牌匾，引起了我的注目：一块是晚清重臣李鸿章亲笔书写的“仁周义溥”；另一块是民国十六年祁县昌源河东三十六村送给乔映奎的“身备六行”。牌匾因为经历了风雨的打磨，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乔家的宽容和善、扶危济困的口碑，却仍耸立在人们心中。当年的“在中堂”里，女仆只有成年已婚的老妈子，没有未出嫁的小丫环。她们的佣金丰厚，人格也得到充分的尊重。年老的佣仆，乔家将他们供养起来，愿意回家的，每年还给些许退休金。乔家每天在门外拴上三头牛，谁家要用，牵去，傍晚送还就是了。乡邻如有困难，像有病无钱请医求药的，家境不好、过不了年的，只要在乔家门前央告几声，便可以得到一笔施舍。如遇灾年，“在中堂”还要开仓济赈，瘟疫流行则要发放药物。
就是这样，乔家的六代人，在晋中大地上营建富丽堂皇大院的同时，二百年间，也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断地营建着另一种意义的大院。正是这后一种大院，才使得乔家大院，在我的心中，变得高耸、完美和永恒。否则的话，只有一个建筑学意义上的大院，一个青砖碧瓦组合的世界，将是多么的单调和冰冷。
乔家对待女佣和乡邻是如此的宽容、和善，而对待家庭成员，却家规很严。“在中堂”从开始发家时起，便订立了一些家规家法，如“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以约束子弟，维护家族尊严。在当时，有钱人家大都有三妻四妾，乔家几代人，却没有一个纳妾的。人称“义财主”的乔映霞，与婚后移情别恋的妻子离异后一直未娶。老三乔映霄，妻子被匪徒绑票而惨遭毒手后，也终身没有再娶。老四乔映奎，太太只生一女，他只是过继个侄子为自己顶立门户。乔家大院还兴办私塾，高薪延聘教师，因此乔家的子弟，大都受到很好的教育。在大约处于民国时期的第六代乔家兄弟中，共有20人，其中11名大学生，获博士学位者2人，硕士1人。所以，当“富不过三代”像一条铁律，成为许多贵胄之家挥之不去的心头隐痛时，而乔家大院却能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历经六代，家资万贯，人丁兴旺，福运久长，摆脱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这需要多大的智慧呀!如果不是“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华，工程停止，也许乔家大院在历史的长河中还会走得更远更远!
从乔家大院中走出，真让人一步一回首!乔家大院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冲击。不仅是视觉上的，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回望乔家大院大门，高大顶楼的正中悬挂着的一幅匾额，为山西巡抚受慈禧面谕后所赠送，上书“福种琅环”四个大字。琅环即琅环福地，乃传说中神仙的洞府。慈禧将这块匾赐给乔家，真是“皇恩浩荡”，意思是要把“福”播种在乔家的“在中堂”里。可是，谁是乔家大院真正的播福人?乔家延续了二百年、六代人的福祉，福从何来?福又在哪里?还是大院里的几幅诸如“蓄道德而能文章”、“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乐善好施”等等对联和匾额，道破了天机。这些对联和匾额，字里行间透露着乔家大院的希望和追求，二百年间，正是遵循着这样的营生之道、治家方略和处世哲学，一代代乔家子弟，才创造“海内最富”煌煌伟业。可谓“福在中堂”，只因“义在中堂”、“义在心里”。
(宋书林，中国音乐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邳州市教研室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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