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比一棵棵松树站在耳畔,已经是若干年了。
极明朗或者极清净的风琴声随着“啪、啪、啪”的女声节奏,穿越层层宽大的梧桐叶、枫树叶传至,一种比寂静还高远的话语在向我耳朵里灌输,一天又要过去了。那时乡村的下午注定是无聊的,我正背着书包匆匆地从村学堂往家里赶。那片刻的风琴声属于我们村小学的一位女老师,女老师是我们老村长的长媳妇,邻村人(我们村对邻村人一般怀有意见),她是民办教师,在那段艰难的转正期间,去市级师专进修过声乐与器乐。女老师如今看来算是有音乐天赋的,声乐、器乐都不错。但对村里人来说,女老师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穿着,非常有音乐气质,这些根本不存在于村里其他女人身上的打扮,依次有序,好比一束高贵的音符从下而上,均匀、匀称,叠放在高挑精致的躯干上。那时的女老师只有三十一二,连走路也有如五线谱上的音符般高低不同。随即,粉红、有蝶彩的衣饰、长至膝盖的黑底半筒裙异常的生动活泼,夹带着一双小巧的尖尖高跟鞋出现在村里的小巷,把村里古灰色的木板屋的阴沉冲刷得无影无踪,多么鹤立!一种孤独的秩序有它每日傲立的风景,女老师一直和她老公,村长的大儿子住在学堂的后花园一栋仿古房子里,每年儿童节,我们的村小学都会组织一场学生儿童舞、歌唱比赛,她的小女儿每每是小演员,她是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闲杂无事的村人也都会聚集在学校操场观看。
但那是80年代刚开始不久,村里往往是繁重的令人麻木的农事,农事是乡村的主角,这些乃至春夏秋冬,都与女老师无关,她贵为村里权威的儿媳妇又是老师,生性有些大小姐脾气,加之她的打扮,因此女老师成了村里不少男人女人的腹诽对象,说起她宛如是我们村里普通百姓眼里的一祸。
女老师的高跟鞋踩出的风琴踏板声,是被村人有意无意时忽略的,我却常读到喜悦,它令我一生都难忘,只要流了出来,在我的世界里便开始有节奏地宁静,随着她教她的女儿甩嗓子练歌喉的阵阵轻轻的“咑、咑、咑”,宁静中有炽热,节奏中还带着片刻欢喜的稍停。如今想来,那样的下午松沓却一再地悠长,时而清晰、尖锐,就像昭示着记忆本身。而回想起小学那时的我,天天放学后的五六点,扫完了教室,就像踩了层松针,步伐里的轻重,隐约、回折,又一再地孤寂,直到久久存放在记忆。——后来也没有经篡改,这些像脚踩着松针的旋律,现在想来也是如当初那么清晰。
后来,女老师成了我四年级和六年级时的班主任,不管课堂上还是课后,女老师经常冷酷地惩罚一些不遵循她教学方法或她不喜欢的学生,不论男女。我也一再受她惩戒,我受体罚几乎成了当时村小学人人皆知的风景。因此整个童年,和我妈妈、村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对她没有半点好感,甚至内心深处对她充满恐慌,但我还是被她的演奏所吸引,如今,有绵长记忆的恐怕也只有收割稻谷时分的秋天——牛群归来声哞哞,蛾虫的鸣叫镂满清冷,这些声音也和女老师的风琴声一样有滋有味,属于我记忆中存放最早的乐器,它们与那些经常放在下午上的张开大嘴“咿咿呀呀”吼音符的音乐课不同,也不像村里操办丧事时那些枯燥得令人心烦的钹鼓声,相反,它们更能使人沉入一种不过分的沮丧、沉思或者喜悦之中,就像此时的秋收一样令人喜悦,声音甘愿成涓流,流向隽永,我异常喜欢。
那时,我也常坐在黄昏的田堤上听秋声,偶尔,一只灰色的大雁扫过高空。很久一段时间,我的老家位于一条飞机航线下,家乡的上空时常隔三差五就有架飞机或轻飘飘或轰隆隆地掠过,高空中留下一条细长有如纺锤甩出去的白线。秋天的茅草在风吹下也能发出噗噗的声音。
显然,这些单一色彩无人过多留意,很容易令我们村里的老人们打盹。
我与家里的老式八仙桌等高时,一件从来没见过的西洋乐器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薄钢片、黄铜簧片、翠绿色塑料主体,简单的工艺架构。是一只上海牌口琴。口琴是大我十岁的二表哥高考完后顺路从城里带回来的,二表哥在他高中暑假和高考失败后的那个夏天,常在棕绷床上看书,赤裸上身,累了,就睡过一整个中午。下午,或许,他已经干完了农活,然后一躺床上便酣然大睡。有时他觉得日子又实在枯燥无味,也会拿出口琴用嘴唇擦拭几下后,对着一本刚流行的歌曲书上的简谱吹上一段,他的琴艺并不好,吹累了,就把书蒙在头上,口琴依旧在手里。我有时就躺在他旁边,二表哥并不理我,我羡慕他的口琴,但并不敢从他手上去摘取。我只能去追忆。这时,这些好玩的回味本身就成了乐器,不是二胡也不是具体的风琴、口琴,静静的,像蒲扇里的风,扇着整个漫长的夏天,与大山里孤寂难熬的气息一起,流淌。到了夜晚,乡村更静了,又与乡村石岩间的毛竹、家竹林、灌木、松林相互搅拌。当月亮照着山体的轮廓,有些时候,二表哥也会吹奏。它们也可能伴随着我童年受委屈时留下的眼泪一起辉映了乡村之夜连亘的松涛。
乃至当今,这些歌唱的乐器依旧在上空清唱,如今,种种乐器里流出声音,好像它们自己已经长出了乐器!直接的是,它们的挥霍已让时空更空寂,让命途更错杂而且多舛——
当年,村长的媳妇、女老师的女儿并没有如愿考上高等音乐学院,更别谈名震一时的歌唱演员,哪怕是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工团演员都不是,她女儿当年与我同学,读了极普通的一个高校,最后回了老家,结婚,成了一个普通女人,后来,我也多次听我妈转述过,说那位女老师的女儿经常对着她们的旧居,也就是我们的村小学发呆,就像在与那流失的时间一起对坐。
即使是女老师自己,也老了,皮肤松沓,昔日弹奏的风琴声一起跟着她老去,随着80年代的进展,她越来越没有往昔村小学老师的权威,当初再美丽的女人也黯然转身了,只是十多年来,村里的风气已经开化,村里的女人们慢慢走近了新浪潮带来的衣饰、行为,村里的男人们也不种田了——做生意,迁徙城镇,远走他乡纷纷去打工。这些年,村里多了许多外来人,包括嫁来的媳妇,去四面八方打工像候鸟一样归来的儿女,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一种与女老师类似的装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田野荒芜,房屋像孤岛,氛围比昔日淡薄,秋收时分,乡野如暮色中寒鸦孤鸣。
经我大姑后来的证实,二表哥曾经失意,夏日每天与口琴相伴,当时的亲戚都是相信他会考上大学走出老家的,那时的乡村还是贫穷的,走出大山永远是主题,但二表哥脾气太过于火爆,多次与大姑父顶嘴,他更是一气之下没有再去复读,在接下来两三年的时间,他依靠聪明的脑袋和结实的身体学会了刚刚兴起的水电安装,很快又南下,五六年内的打工,二表哥含辛茹苦,也真正深深地体味到了他乡无靠的辛酸,这段时间,在大姑的强烈要求下辛苦地寻找自己的婚姻,还给远在湖北浠水读师专的妹妹挣不菲的学费,后来,他回了我们县城,重新做起了水电安装工。
就是我,也在芸芸众生的嘈杂中迷失,失败,被淹没。
我南下支教过,在广东唱过粤语,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的大学搞过讲座、诗会,一直到现在东京三头琴鸣唱的街头上无名行走:我跟流,与洪流共鸣,但一个女学生从那座北方城市的五楼上空尖叫着跌落了下来,零下十几度的冰冷地面,没有某类小说里写的那般唯美,眼睁睁地看着垂死的她躺在地上抽搐,真是让我一辈子都记住了那个夜晚发出的那声刻骨的尖叫。自此,我产生了对追求的恐惧,脑子里有了如飘带般长记叙反思的念头。
我的嘴是笨拙的,多年来发育迟缓,成年后我的嗓子都还过于尖细(我曾经暗暗地学过女老师),嘴型不准,我的手也是一样的笨拙(二表哥的那只口琴到我手里我也无可奈何),其实我早早地就发现了我不适于音乐这一行,就像有些人天生不善演奏。还是大学时期的第一年冬天寒假,我回老家,曾试图学好二胡,我找了我晚叔公,晚叔公在父母眼里是他们祖辈三兄弟中最狡黠的,是个唯利是图的人。晚叔公是乡村老琴师,四十年前,就开始在公社的文工团给湘戏(花鼓戏)拉二胡,不久,他在大运动中备受饥荒,晚叔公躲在棺材里吃了一夜的荞麦被发现了,文工团的领导觉得这件事异常龌龊,他被开除了。晚叔公拉了半个世纪的二胡,他从文工团出来后,每当村里老人死去祭公堂他都必到,简直是把拉二胡当成了赚生活费的行当,我向他借的是他数把二胡里最好的一把蟒皮中音,抹上松香,架上琴弓,但我很快败下阵来。这把二胡和一只被遗弃的风筝一起挂在墙壁上多年,直到后来祖父过世,清理门堂,晚叔公看着这把二胡落满厚厚一层陈年灰迹,琴杆琴轴上汉漆剥离,他连声叹气说不是料,真不是料,拿着他的二胡扫兴而走。
——这些乐器,还有与乐器相关的曾经种种,它们像被遮蔽了阳光的树木,多么扭曲地活着,现在,它们演奏出的松涛汇集在一起,我能看到一片松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