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教育组织形式，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种制度。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最著名的有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白鹿洞书院以及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清朝末年，教育改革，全国省府州县书院纷纷改为新式学堂，书院成为历史。
中国历史上的书院至少有7500所，虽然传统意义的书院早已走入历史，但是书院文化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民国时期，现代书院陆续涌现，创办宗旨多为补新式教育之不足。进入新中国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作为在历史上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一大批以复兴国学为己任的现代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生机勃勃，星火燎原。目前，活跃的书院大约有1000所，“书院复兴”之说所言不虚。
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老书院勃然复兴，构成了当代中国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各种名目的书院，也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象。如何将传统的书院精神和现代结合，依然是摆在参与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湖湘两大书院：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2018年6月初，我来到湖南衡阳，走到蒸水汇入湘江的半岛。那是石鼓山，海拔只有69米，却很巍峨，坐拥两江，风景秀美。湘江里有人在游泳，船驶过，水天一色。石鼓山上最著名的，是石鼓书院。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版本有很多，其中一个版本里有石鼓书院，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书院之一。朱熹《石鼓书院记》说：“据蒸湘之会，江流环带。”这篇文章被刻在山上，其背后，是七贤雕塑。七贤，指书院首任山长李宽、后任山长李士真，以及为石鼓书院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黄斡。
刘备任荆州牧时，诸葛亮曾驻临蒸（今衡阳），督办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军赋，就住在石鼓山。到了清朝末年，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在此训练湘军水师，其指挥楼至今犹存。
衡山脚下，湘江之畔，一座古典的书院，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之根。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是衡阳人王夫之写的一副言志抒怀的对联，表达了他要为儒家学说打开新的局面，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感。他的历史责任感和崇高气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继往开来。邓显鹤、曾国藩、陈墨西都是他的“铁杆粉丝”。
1944年，著名的“衡阳保卫战”前夕，6月4日国民党第10军新编第19师将石鼓山作为主力阵地之一；6至13日，新编第19师奉调全州，石鼓山阵地由第190师接防。值得一提的是：守军构筑阵地时，为了使石鼓书院内以“三绝碑”为首珍贵的50多块碑刻免遭战火的破坏，将这些碑刻全部沉入湘江，而逃脱了本次劫难。“衡阳保卫战”后，石鼓山成了一座光秃的山头，连山上的残砖，也被附近的居民捡去建房，唯见残存的墙基和兩根航空标杆。
建国后，石鼓书院重修，始成今日模样。
从石鼓书院乘船，顺湘江北上，抵达长沙岳麓山下，是赫赫有名的岳麓书院。“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两个书院有相通之处，亦有所不同。
唐末五代战乱中，许多儒生苦苦寻找读书处，从而激发了智璇等两个和尚购书建屋，初建学校。到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太守朱洞响应读书人的呼吁，将其建成一所正式的学府。岳麓书院因凝聚了一代代读书人的梦想，在历经了一千多年历史风雨的剥蚀后，仍然顽强地延续下来。一代代皇朝建立而又瓦解，一门门豪族兴起而又衰落，但是，这个典雅的庭院却保留下来，既古老而又常新。
在岳麓书院，打开思绪的大门，穿越历史时光，仿佛看得见一个个学术大家、一代代历史名人正向我们走来。南宋理学家张栻，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清朝的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民国时期的熊希龄、杨昌济、程潜，以及中共党史中耳熟能详的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李达、谢觉哉、周小舟等等，不胜枚举。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曾数次寓居于此地。人才辈出，于斯为盛，实事求是，千年不衰，这不正是岳麓书院的真实写照。
岳麓书院逐步演变成为湖湘文化的源泉，成为湖南人的精神圣殿。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中独具特色又有重要地位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是在两宋时期中华文化重心南移与儒佛道文化综合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开始成型并崛起的。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湖湘文化的成就与特色总是可以追溯到岳麓书院的历史渊源。
南宋时期，理学大盛，理学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讲席，并且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朱熹两次在岳麓书院讲学传道，更是形成了学术鼎盛、文化繁荣的历史局面。明代中叶以后，心学思潮兴起，王阳明及其弟子王乔龄、张元忭、季本、邹元标等亦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使岳麓书院再度发挥极其重要的学术大本营的作用。清朝乾嘉学术大兴，岳麓书院又成为考据之学的基地。中国学术文化发生的重大变革，都可以在岳麓书院找到推动的力量。
晚清中国开始改革学制的时候，岳麓书院先后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近代学堂、现代大学的转型。今天的岳麓书院仍是湖南大学传统国学的教学、研究基地，延续其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功能。
岳麓书院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举办各类讲座，其中不乏几个学者在一起互相会讲的场面。讲座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预告，听众不仅有在校师生、湖南本地人士，还有很多人千里迢迢从外地乘飞机、高铁赶来听讲，犹如当年“朱（熹）张（栻）会讲”的盛况再现。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以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南书院，是中国书院的杰出代表。从唐中叶至清末，书院历经一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学方法。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完善。书院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灿烂明珠。
无论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汉学的大盛，还是学术思潮的演变，都与书院的发展密不可分。书院还是当时文学家的讲坛，清代桐城派三祖之一姚鼐及弟子们就在书院讲学长达数十年，他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
历代著名书院都有藏书，大量古代典籍因此得以保存，并形成图书收藏和维护制度。除此之外，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还培育了大量的人才。宋代朱熹创办或主持白鹿洞书院、武夷书院，从事教育近50年，培养的弟子达数百人之多，他们活跃在南宋的政治、思想、教育等各个领域。
朱熹一生亲自创办书院4所，修复书院3所，读书的书院6所，讲学的书院41所，总共67所。史学家方彦寿在其著作《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书中明确讲到：“纵观我国古代教育史，能有如此众多的书院与己有关，朱熹是第一人！”尽管他与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有渊缘，使这些书院名声大噪，但朱熹在这些书院（包括耗费处理当地政务时间）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短的仅有数月。而他在闽北建阳、武夷山两地亲手创建的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沧州精舍（即考亭精舍）四所精舍从事教学、著书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约占了他后半生的一半。
1169年，朱熹70岁的老母祝氏夫人病殁。次年正月，为给相依为命的慈母寻找安息地，他与精于风水的得意门生蔡元定一同择地。最终选定在福建建阳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的寒泉坞。朱熹将母葬于天湖之畔，要使山水林泉永远相伴先妣亡灵。
为了给母亲守孝，他于墓旁建了数间草房，每月朔日（初一），望日（十五）祭奠。为母守孝，他屡屡辞官，并将草堂取名为“寒泉精舍”。“寒泉”一词，出自诗经：“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故后世常以“寒泉”喻子孝其母。
朱熹在此开始了隐居九年的守孝、授徒、著述生涯。寒泉精舍乃是朱熹亲手创建的第一所书院。在此期间，他潜心著作，除先后著作了《西铭解》《论语精义》《太极图说解》等巨著外，还与弟子赵师渊共同完成了史学著作《资治通鉴纲目》。特别是1175年，“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来到建阳莒口寒泉精舍与朱熹相会，他们共同研讨，反复切磋，编成了理学的入门书——《近思录》十四卷。这是我国第一部哲学文章选集。
价值关怀的人文精神和知识追求的学术精神
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经就感慨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书院经过千余年的传承与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价值取向，其最大特点是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的统一，并产生了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书院精神，这是一种经过千余年的传承与创新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价值取向。
首先，书院体现出价值关怀的人文精神。“士志于道”，创办和主持书院的士人将儒家的“道”作为追求目标。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自我道德完善的人文追求与经邦济世的社会关切结合在一起。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德业”与“举业”统一起來。但是，“德业”是目的，“举业”只是手段。为避免忽视“德业”目的而片面追求“举业”的教育趋向，书院学者对片面的应试教育进行了严厉批评。如南宋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宏在《碧泉书院上梁文》中指出：在科举取士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干禄仕以盈庭，鬻词章而塞路，斯文扫地，邪说滔天”的不幸状况。
其次，书院体现出知识追求的学术精神。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道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知识追求的基础之上。所以，书院成为宋代以后新儒家学者探讨高深学问的地方。北宋中后期，新儒学家因为无法利用官方的机构研究和传播其学说，于是，民间色彩浓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书院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新儒学和书院的结合不仅使新儒学获得发展的依托，而且也使书院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书院因之转型为新儒学的研究和传播基地，创新和传播高深学问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大学的最典型标志之一。
再次，书院体现出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一方面，书院求道的价值关怀体现出对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追求，但这种人文关怀是建立在知识理性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书院的追求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其学术创新总是以探求儒家之道的价值关怀为目的。如程朱新儒学通过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打破汉唐经师对儒家经典解释的垄断地位；王湛新儒学则是试图突破程朱新儒学的“支离”，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学术主张。
如果中国古代书院仅仅有上述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还只是表达儒家士大夫的理想追求。儒家士大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创造了一种被称为书院制度的东西，以保证书院精神的落实。
一是自由创建书院。清人黄以周云：“沿及南宋，讲学之风丰盛，奉一人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殁，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遂遵其学馆为书院。”南宋大多数学术学派的代表人物基本都曾创建或修复书院，他们的学术生涯与书院结下了难解之缘。
二是独立自主的办学理念。唐宋以来，中国古代的官方教育机构基本上都不开展学术研究，为科举储才是其主要职能。傅斯年说：“国子监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在宋朝里边颇有时有些学术，在近代则全是人的制造，不关学术了。书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讲学的机会，有做些专门学问的可能。”
三是管理的独立性。教学内容的选择与书院所尊奉的学术学派、山长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在中国书院史上，能较好地体现书院教学内容与活动的史料是程端礼所著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它将生徒学习分为“八岁未入学之前”、“自八岁入学之后”和“自十五志学之年”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规定了必读之书和读书的次序。
为实现“讲学明道”的办学理念，书院可以邀请不同学术学派的学者前来讲学，会讲与讲会是最为典型的方式。在这些学术活动中，生徒可以平等参与学术讨论，不仅对学者的学术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生徒也能在参与中得到启发与影响，甚至有可能因此而走上学术研究与传播之路。以书院为基地开展会讲或学术交流成为学者们解决学术分歧、进行学术合作的重要方式。
总体上而言，中国近代大学并没有继承书院的传统。将书院与现代大学结合起来，力图将书院文化转换为现代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今天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