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表明：根据现有政策规定，外国人进入中国就业需要经过“提出申请一取得就业许可证一入境后取得居留证”这样的流程。这与发达国家“先移居再移民”，或“先留学，再工作，再移民”的流程相比复杂得多。
对外国人就业，中国政府的出发点是吸引高素质人才，这导致中国“绿卡”的门槛很高，一度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拿到的绿卡”。2004年出台，沿用至今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规定，有权利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除了投资巨大的资产者、在华有亲属等条件，其中一类是“技术类永久居留外国人”：要么是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以上的高管，要么具有副教授等高级职称，还要在中国连续任职满四年、四年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三年，且纳税记录良好。
在申请工作签证时，国内的用人单位还要给出一个“非外国人不可”的理由，各地标准不一。例如，浙江省宁波市制定的《外国人就业职业管理目录》中，工作被大体分为三类：鼓励型，调控型和禁止型。只有30个岗位是鼓励外国人加入的，这些主要面向“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短缺的、具有高级管理和技术的外籍人士”。在中层职位上，外国人的作用是补缺；而普通服务岗位和低端的劳务岗位，则不对外籍人士开放。
尚卫东是外国人才网的资深顾问。数年来泡在外籍人才简历堆里的他发现，中国公司对外籍人才的需求更加深层次，“是真用，而不是搞形象工程”。之前中国公司对外国人的要求是具有相关领域的背景，而现在“背景”变为“三到五年的实际经验”。
这种变化在诸如机械、电力、设计行业都有体现。无论是平面设计、服装设计、景观设计还是建筑设计，中国公司早在十年前，便普遍要求应聘者提交自己的作品集。
即使在外国人最常做的教学工作中，也过了仅凭一张外国脸就可以轻易找到工作的时代。来华10年的法国人Matthieu在南京的数所学校以及培训机构当过语言老师，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数年前，能力很差的老外凭借一张洋面孔就能站上讲台。现在招聘单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教学经历和来自英语国家。
“同时，他们越来越多地会去做外籍员工的背景调查。”
“所以我就逼着你会中国话”
门槛的升高，同样被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志刚感受到，“现在外籍教师的学历要是博士，毕业的学校得是名校，其论文需要有一定数量被SCI或ssc等数据库收录。当然，这些要求，也抬高了对中国教师的要求。”
从2006年至今，李志刚一直在研究在广州的黑人群体。他说，以前写论文只需要写写广州黑人的分布、数量，便能在国外杂志发表，但现在则不行。现在的研究要更加深入，研究黑人需要细分到“身份认同”“黑人中的女性”或者某一地域的人群特点等，才会得到发表的机会。
对他研究的群体——广州黑人来说，这种变化感受得更明显。尼日尔小伙子Doudou就是如此。他来广州掘金已经三年了，在服装、地板生意中所赚不菲。而现在，生意行情不好，他正准备离开中国。
最初来中国，是出于对金钱的渴望。在尼日尔时，看着身边的朋友外出闯荡，回来后有房有车，好生羡慕。有人告诉他，中国不好混，哪儿都是人，没有站的地方，人们睡在大街上；也有人告诉他，中国人有钱，垃圾箱里都是手机，随便向路人讨要，都会把他的手机给你。
“是好是坏，只有自己看了才知道。”来到广州，他很少出去娱乐，对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也不是很了解，只是偶尔看看电影，逛逛商业街。在Dou—dou看来，国家无所谓好坏，衡量标准很简单——生意。“生意好，就是好地方。生意不好，那就要走。”
李志刚对广州黑人聚居的阶段划分历经几重变化——1990年到2003年，兴起；2004年到2007年，繁荣；2008年到现今，衰退。衰退的原因跟经济增速放缓有很大关系。
黑人聚居区之一，广州小北路越洋商贸城的一位中国店主说，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商贸城的商铺陆续关门，现在仅有二三成商家在经营。
从入境数据来看，外国人来华人数从2000年的1016万人，增长到2014年的2637万。而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2014年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共24.2万人，相比于2012年有所下降。
这几年，环境的恶化也成为让海外人才离开的原因。阳歌说，外国高管外派到他国，一般都会带着家人，很重视环境质量对个人健康，尤其对孩子的影响。在上海，他也察觉身边的外国人在流失。
更为严苛的要求还体现在对外籍员工掌握汉语的熟练程度上。随着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这种要求的底气越来越足。万达集团在2013年末已招聘了超过200名外国人。董事长王健林自豪地透露，这些人“大部分金发碧眼”，其中80%会讲汉语。因为招聘时，这是一项优先条件。
用王健林自己的话说，“你跟我出去开会，老大不会英语怎么办？所以我就逼着你会中国话。……如果世界上有一万家万达这样的中国公司，中文推广就容易多了。”
（文据《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