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如何通过语言教育来保护好本民族语言文化、维护本国语言文化安全迫在眉睫。外语教育的学科特点使其处于不同文化交往的前沿，面临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同时又是保卫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领域。本文通过梳理“文化安全”国内外研究发展动态，探讨在我国外语教育中“文化安全”的深层内涵与要素，从而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安全的外语教育价值取向。
[关键词] 文化安全；外语教育；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8） 03-0028-02
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语言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成为政治、经济等事业的基本工具。一方面，英语作为全球最普及的语言，已经对世界上其它语言构成安全隐患，如何通过语言教育来保护好本民族语言文化、维护本国语言文化安全迫在眉睫。 外语教育的学科特点使其处于不同文化交往的前沿，面临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同时又是保卫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领域。本文通过梳理文化安全国内外研究发展动态，探讨在外语教育领域里“文化安全”的内涵，并剖析其主要因素，从而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安全的外语教育价值取向。
一 文化安全的国内外研究发展动态
（一）国外研究
随着冷战结束，西方国家普遍认识到，国家安全已经由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扩展到经济、文化、生态等非传统国家安全领域。作为非传统国家安全的重要子域，国家文化安全有助于形成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感，有效地维护和推动国家的稳定发展，受到各國普遍关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在199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把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 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展开。第一，国际政治学视角的研究。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理论（《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汤林森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多次强调软实力的重要性， 并宣扬美国价值观中的“自由、人权和民主”（2000，2005）。第二，文化学视角的研究。文化哲学家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文化进化的终点（《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对其加以反驳，他强调冷战后世界政治冲突和文化冲突的并行（《文明的冲突与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除了宏观层面上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外，国外研究者对文化安全的研究视角还包括以下方面：（1）医疗卫生护理当中的文化安全问题（Papps & Ramsden， 1996；Ramsden，1993）。（2）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原住民文化安全问题研究（Mackay et al.， 2012；Alastair Crocket ，2012）。Mackay 指出“文化安全理论起初聚焦研究新西兰毛利人与白人之间的不同文化冲突，后来扩展为一切多元文化群体研究”（2012）。（3）儿童以及青少年护理等问题（Fulcher， Leon C 2001；2005）。Fulcher 认为“文化安全是指儿童或青少年与看护人在一起时，其个人权益或是其文化体系得到尊重后所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 2001）。（4）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冲突问题（Rochecouste， Judith； Oliver， Rhonda2014）。“文化安全包括文化能力，并且扩展为文化觉醒和文化敏感，并能运用显性手段来解决各种种族主义”。
在语言教育领域，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语言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成为政治、经济等事业的基本工具。一方面，英语作为全球最普及的语言，已经对世界上其它语言构成安全隐患，如何通过语言教育来保护好本民族语言文化、维护本国语言文化安全已经迫在眉睫。同时，“9.11”事件之后，美国提出了“关键语言”战略，表明语言问题被“安全化”。外语政策作为事关国际事务的语言政策，也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重点。（鲁子问，2012）
（二）国内研究
“文化安全”一词出现在我国学术文献中始于1987年。20世纪90年代，相关文献寥寥可数，以“文化安全”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查到相关文献仅有9篇。2000年以后研究数量逐渐增加。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安全”内涵进行了解读（胡惠林2005，石中英2004，刘跃进2004，曾敏2012等）。
石中英（2004）指出“文化安全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特别是指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语言符号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内部或外部力量侵蚀破坏，从而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刘跃进（2004）指出在国家安全的视角中，文化安全虽然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个基本方面。其中把语言文字看作“国家文化安全”的第一构成要素。潘一禾（ 2005） 认为，文化安全问题也体现为语言安全。她指出： “语言从来就是政治、文化斗争的有效工具，是获取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持和发展国家—民族共同文化的重要内容。”徐晓林等（2012）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既有内部安全也包括外部安全。总体而言，文化安全包括：传统文化安全、政治文化安全、大众文化安全、网络文化安全、文化产业安全、文化主权安全等。
纵观我国当前文化安全方面的研究成果，总量增长显著，但从外语教育的角度对文化安全进行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数量不多，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 外语教育中文化安全的内涵
那么，如何定位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内涵？曾敏（2012）认为文化安全内涵在外语教育层面上首先体现于文化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一种双向式的，平等而又有尊严的交流与互动，在相互吸收和相互借鉴的基础上共同发展。在此前提下，充分接纳和吸收外域先进文化成果，努力维护我国语言文字的地位和安全， 捍卫完整的国家文化主权和国家文化利益，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
可见，外语教育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安全的深层内涵往往体现在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和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人们希望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征”不会在文化全球化趋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从而获得一种安全感。外语教育的文化安全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这种价值取向进行的。具体说来，在外语教育实践中，介绍吸纳外域文化、价值观的同时，应该注意展现我国文化的独立性和民族性，传播优秀中华文化，避免我国外语教育体系被西方教育体系同化，从而实现平等而又有尊严的交流与互动
三 外语教育中文化安全问题现状
外语教育的学科特点使其处于不同文化交往的前沿，面临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理应成为保卫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领域。但在现阶段，我国外语教育中文化安全问题现状堪忧，主要表现在：
（一）语言规划缺乏系统性
我国外语教育成就巨大，但一直缺乏从战略层面的整体思考和规划。在外语语种、教育层次、区域分布、外语人才数量等方面也存在着不适应国家发展需求、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情况。（束定芳，2013）。外语教育不应该简单地进行常规教学，应该根据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国家安全、经济、文化、外交等现实需求，在不同区域规划与布局外语语种和人才培養层次，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基本功扎实，能够有效传播介绍中国文化的外语人才，才能满足当前全球化语境下，国家发展的需要和文化安全的需要。
（二）教学资源充斥外来价值观
目前，我国外语教育教学中绝大多数的教材、读物、音像出版物等都推崇外文原版，力求原汁原味地再现外国生活，其中必然体现甚至宣扬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理念。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语言这个载体，必然潜移默化地吸收了其中所包含的外来文化价值取向，从而使我们民族的文化核心价值观受到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和挑战。
（三）文化自觉意识不足
费孝通先生指出（1997）文化自觉的基本价值含义为“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应该保持民族特色和多元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倡导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具体说，就是传承民族文化，包容外来文化，发展多元文化。目前我国外语界文化自觉意识还不清晰，发展任重道远。
四 结语
全球化背景为我国外语学科发展提出了新的定位，国家关系发展对外语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如何研究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发挥文化的传承传播作用，需要我们从文化安全路径出发致力围绕于本土文化的文化自觉，培养文化自信，加强文化传播与交流，从而对丰富外语教育的学科内涵和完成时代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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