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农业生产总值和劳均产值持续提高，去“内卷化”趋势明显。这主要得益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新增劳动力减少、城镇化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减少、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引起的高产值“新农业”发展三个因素。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农村劳动力将会进一步减少，但人口压力问题依然严峻。为了兼顾农业发展与人口压力，避免农村两极分化或者停滞不前，需要将小型家庭农场改造为从事“新农业”的科技型小农场，以促进山东农业内生性发展动力，推动农业总产值和劳均产值的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城镇化；“新农业” ；家庭经营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3-8256.2014.03.011
1 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转移进城，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劳均耕地面积随之增大，这为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共十八大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即将发生一场大变革，但是否继续坚持农户家庭经营却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截止2013年底，山东城镇化率已达到53.7%，仍有4500万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则仍有接近5559万农业人口。按照《山东省城镇化发展纲要（2012-2020）》的规划，到 2020年山东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3%，届时依然会有3500万人口生活在农村。由此可见，虽然面临城镇化发展的机遇，但人口压力仍然较大。
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产出或产值的提高。如果人均劳动力的产出或产值逐步提高，则农民收入会随之升高，农业繁荣，农村稳定，“三农”问题随之解决；反之，农民收入降低，农村不稳定。根据黄宗智的研究，由于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明清以来中国农业呈现 “内卷化”趋势，即虽然农业产量逐年递增，但快速的人口增长却抵消了产量增长，导致劳均产出或产值的逐步递减，农业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1]因此，要实现中国农业的真正发展，就必须提高务农人员的劳均产值。
作为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山东农业的“内卷化”趋势一直较为明显。明清以来，农业产量逐年提高，但是快速增长的人口增长却抵消了产量上升带来的成果，结果是农业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人均产出逐年递减，小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经营主体。1978年后，山东农业的去“内卷化”趋势明显，农业总产值显著提高，劳均产值也呈现大幅上涨趋势，达到平均12.5%的年增长率，已远超过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劳均产值增长率，也远远超过了“农业革命”时期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农业劳均产值增长速度。
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大批农村人口转移至城镇是大趋势，然而，人口压力依然存在，仍需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发展之间寻找平衡，探索一条合适省情的发展道路。规模化生产可以大幅提高农业产值，但却容易导致大批农民变为农业产业工人或者失业，造成农村的两极分化；家庭经营为主的经营模式虽可构筑一道避免农村两极分化的安全网，防止农民破产和失业，但却容易造成分散农户的低水平生产，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不利于中国的“四化”同步发展。
鉴于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过去三十年山东省农业的发展历程，分析农业变迁过程中的去“内卷化”原因，讨论山东农业发展的推动力量，寻找推动农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探索一条适合山东省情，兼顾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农业发展道路。
2 中国农业发展的几种观点
关于中国农业的发展路径，目前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业基础薄弱，综合生产力水平较低，因而需要加大外部输血力度，鼓励工商资本下乡，采取规模化生产方式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在人口压力和工业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规模化生产会导致农民失业，造成农村两级分化，加剧“三农”矛盾，因而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怎样发展农业，而是如何安抚农民，让农业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下缓慢变化。当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农业会实现自我发展，“三农”问题便会解决；
第三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相似，认为规模化生产不符合中国农业的实际情况，但与之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中国农业已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引导扶持力度，以家庭生产为主建立小规模科技型家庭农场，以实现农业的自我良性发展，既可避免农业资本化，又可避免农业发展停滞。以下详述三种不同的观点。
（1）工商资本下乡。这是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受过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多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小农家庭的分散性特点限制了资本与技术的使用，导致农业生产效率较低，综合生产水平不高，农业基础薄弱，城镇化将一批农村青壮年转移进城市，加剧了农村的落后局面，阻碍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因而需要进行土地确权，促进农村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流转，以规模化经营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2012年底，厉以宁提出“双向城乡一体化”的观点，认为当前农民有进城的愿望，而城市资本又需要一个发展的领域，因而应该让农村穷人进城，而工商资本下乡，实现双向城乡一体化。[2]这种观点是鼓励城乡资本下乡的最主要代表。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鼓励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
（2）贺雪峰等人的观点。与厉以宁等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贺雪峰认为工商资本下乡可能损害农民的利益，加剧“三农”矛盾。通过长时间的农村入户调研，贺雪峰认为中国农村已形成“半工半耕”的就业状态，即农民实现了代际就业分工，老人和妇女在家务农并不会导致农业生产水平下降，而在城镇工业容纳不了更多劳动力的情况下，家庭联产承包制铸成了一道防止农民无产化的安全网，保证农民可以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以“半工半耕”的方式维持家庭生活。如果工商资本下乡，势必要求农民将自己的土地长时间租给资本持有者，无形中会导致农民失业，因此，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怎样发展农业，而是如何安抚农民，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政策扶持，促使他们可以平稳的享受更多改革成果。 总之，可将贺雪峰的观点总结为：当前的农业生产已能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人口压力背景下，任何外来的大规模工商资本下乡都可能导致农村出现不稳定，即使是农业产值有大幅度提高，但是“三农”问题可能会随之变得更加尖锐。[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