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轼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一文中谈到张旭的草书时说：“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苏轼把真、行、草三种不同的书体巧妙地比做人的站立、行走、奔跑三种形态，非常生动形象而且准确深刻。楷书是书法艺术的基本功，学习书法要从楷书开始；不同的书体呈现出不同的视觉形象，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艺术创作是无止境的，对艺术的理解也并非直观可完成的。
关键词：苏轼 书体说 书法艺术 流程
多才多艺的苏轼不仅是我国北宋时期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卓有建树的书画家和书法理论家。其文章汪洋恣肆，其诗词清新畅健，其书法风神俊迈。与他同时代的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称赞苏轼的书法为“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可谓雄视千古，英才盖世。令人费解的是，苏轼在诗、词、文、书法等方面的艺术成就早为历史所公认，但他在书法理论方面的成就，则备受冷落，显得极不协调。其实，苏轼除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文章、书法作品外，还有《论书》《评书》《论唐六家书》等一批对当时及后世都颇具影响的书论著作，对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的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尤其是他首次提出的书体说——“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的理论观点，为后人认识中国书法艺术源流、了解不同书体的变化特征、掌握不同书体的运笔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苏轼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一文中谈到张旭的草书时说：“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苏轼的这种书体说是将书法同生活融会贯通而立论的，他把真、行、草三种不同的书体巧妙地比做人的站立、行走、奔跑三种形态，非常生动形象而且准确深刻。
众所周知，汉字形体的演变主要经过三个阶段：即由商周古文字发展为篆书，由篆书发展为隶书，再由隶书发展为楷书（真书），这是汉字发展和字体演变的主流；至于隶书通行后的草书，楷书通行后的行书，则是汉字发展和字体演变的分支。苏轼在谈到书法家张旭的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时，针对世俗认为善于写草书的人不一定能写楷书、行书的说法，提出了自己对真、行、草三种书体之间关系的看法。他在另一篇书法理论作品《论书》中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更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真行草书体演进的观点。这些论述虽是针对一些“大妄”之说而言，但却体现了苏轼对传统书法艺术流程的深层次理解和认识。
一、 楷书是书法艺术的基本功，学习书法要从楷书开始
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博大精深自不必言，认识和掌握它也绝非易事，需要有一个认识、理解、加深、掌握的过程。艺术自身都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若想掌握它就必须弄清这种规律，且遵循这种规律，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对它进行研究，探索。书法艺术也不例外。我们知道，楷书以端正庄重为要旨，其结构与笔法是融合篆、隶、行、草诸长而成。以笔法为例，由篆书的藏锋、隶书的波磔、行草的勾连，归纳演变为楷法的撇、捺、点、钩、挑，字形美观易识，利于实用。所以楷书一出现，即成为通行的标准字体。学习书法，首先必须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从相对简单的楷书练起。这样可以少走弯路，有利于以后的发展。正像一个人学走路一样，首先必须学会站立，能够站得稳实，然后才能够学走、学跑。如果一个人连站立都不会，行走或奔跑岂不成了笑话？人生和艺术的道理是相通的，学习书法要从基本的楷书入手，这与汉字本身的结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汉字是由基本的点画等基本笔画和笔画的不同变体构成的，它的外在形态也是呈方形，呈现出一种点画均匀、布局合理、横平竖直、重心平稳、左右对称等特点，而楷书对这些方面的体现最为明显。其次，偏旁部首作为汉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字中大量反复出现，这些汉字的组成特点都决定了学习书法首先必须掌握那些最基本的，也是最必要的基本技法。只有把楷书写好，然后才能举一反三、熟能生巧地向行书、草书发展。
纵观书法艺术的发展历史，书法名家的成名过程，也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太宗李世民视为至宝，朝夕临摹，死后还以《兰亭序》真迹殉葬，然而王羲之的行书成就正是建立在扎实的楷书基本功之上的。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以其纵笔豪放、一泻千里的气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这与他坚实浑厚的“颜体”基本功更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狂草大家张旭，他的草书自由奔放，气势雄伟，以致张旭之名几成“狂草”的代名词。然而张旭的草书成就得力于他扎实的楷书基础：“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复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书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宋《宣和书谱》卷十八）再从艺术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上看，楷书是书法艺术成形的基础，因为任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与现实（或实用）都是密切关联的，所以楷书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实用性上。而行书和草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行书和草书脱离不开作为母体的楷书，只有在母体艺术基础上继承传统，才能有所创新。历史上许多举世称道的大书法家，无不从前人的书法里吸取营养，进而开创一番新天地。
二、不同的书体呈现出不同的视觉形象，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
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之所以为世人所称道，主要是由于自身强烈的审美意韵，不同的书体呈现出不同的视觉形象，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西方一些著名的美学家也承认中国的书法是一门深奥的东方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株绚丽夺目的奇葩。书法的美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书法艺术的总体设置上，体现在对点线的优化组合上。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给人的震撼力首先落实在视觉上，它要求点画质地、线条姿态、字形结构、篇幅格式、大小布局、神采气势诸方面协调自然，让人们能够透过简单的线条，黑白的对比，领略出一种超乎异常的审美愉悦。
不同的书体在各自漫长的演进发展过程中，通过继承与创新逐步定型和完善起来。即使以实用性为根本特点的楷书，经过历代书法家的不懈努力，也逐渐向秀雅俊逸、神韵绝俗的艺术性过渡。但由于它的根本属性是实用，因此必须立足于清晰、通俗、规范。我们欣赏楷书，首先要看它是否给人一种端正庄重之感，犹如“站如松”的人，给人以稳实、沉着、安全之感。苏轼所言“真如立”即是强调楷书给人的视觉形象。人之站立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因此“立”是基于“稳”而言的，所以楷书以稳重、端正为基础，要给人以清晰的印象，不能东摇西摆，左动右晃。行书以纵逸流畅为特点，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较之楷书简易放纵，而又比草书收敛，易于辨识。“行”则是相对于静止的“立”而言，是相对于静态的动态，这也是行书在人的视觉中产生的动感效果。如果说楷书重在实用的话，那么行书则是汉字向艺术化迈出了重要一步。行书力争摆脱楷书实用性强的特点，然而又没有彻底摆脱实用的束缚，当然实际也摆脱不了。这正如一个人在站立的状态下，想向前行走是很容易的，而想在站立状态突然奔跑起来，相对是困难的。至于“草如走”，则是说草书给人的印象像一个跑得飞快的人，给人一种飞动之感。草书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豪放飞纵。它完全冲破了楷书的格式，比行书更加自由放纵、活泼飞舞，是书法艺术充分走向观赏性、具有审美意韵的标志。它的“动”不是行书的“动”，而是动中有变，且变幻莫测。也正如人在飞跑状态下比在行走状态下频率、幅度要大得多一样。
颜真卿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他的楷书宽绰浑厚，气势雄伟。后人论其书法“似耕牛稳实而利民用”，是站在实用角度上，通过感觉和视觉形象总结了颜体楷书的特点。王羲之的《兰亭序》字势纵横变化、成中形外，笔法结构变化精妙多变，其中“之”字多至二十余个，而字字有别。李世民《王羲之传论》评之曰：“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靡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张旭狂草笔势迅疾，回绕奔放，结构省简而诡奇多变。这与张旭好看舞剑，并且能将舞剑的连续环绕悟之于运笔之中分不开的。
线条本身是静止的，然而不同书体却给人以如此之大的“静与动”的感受。这也正是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
三、艺术创作是无止境的，对艺术的理解也并非直观可完成的
书法艺术中不同书体呈现出不同的运笔特点，具有不同的运笔速度和节奏。苏轼“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的书体说生动形象地揭示了楷、行、草三种不同书体的运笔速度和节奏变化。
楷书是字形方正、点画独立、一笔不苟的正体字，要求每一点画都要起收有致、点画到位，交代清楚，因而运笔的速度和节奏要相对慢一些。其中相同的笔画也要求有变化，但这种变化的力度和痕迹较小，不影响速度的节奏。如“点”，基本以“侧”取势，其变体也多是方向上的变化，运笔沉着有力，速度缓慢、节奏平稳。“横”以平正为主，“永字八法”称之为“勒”，也是就运笔速度而言，意为写横画的运笔要如同驾驭欲向前奔跑的马一样，紧勒缰绳不让它狂奔。“永字八法”称长撇为“掠”、短撇为“啄”，也是基于楷书的运笔速度和节奏，意为写长撇要像用梳子梳理长发一样，用力均匀，速度舒缓；而写短撇要像鸟儿吃食一样，运笔速度要相对敏捷、有力。至于“捺”之写法，“永字八法”称之为“磔”，是说写捺要像拿刀子切肉一样，内含一种深沉的韧力，似乎更强调了楷书运笔沉稳、缓慢的一面。
相对而言，行书的运笔以流畅、爽利为主，讲究纵放得势，横宕取妍，四面辐射，虚实结合，笔断意连。行书的运笔过程中既要注意楷书点画和体势的运用，更要注意草书中省略与使转的借鉴。行书运笔不像楷书运笔那样沉稳舒缓、节奏分明，也不像草书运笔那样放纵飞动、随意而发。行书的运笔基本是边构思、边挥洒，锋毫提按频率增多，线条粗细变化明显，似人行走中的“闲庭信步”，又如“行云流水”，线条起伏感，运笔节奏感明显加强。
草书的出现，按梁武帝萧衍在《草书状》中所说，是“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为今草书是也”。由此可知，草书的出现和运用绝非偶然之举，也是基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基础上的。社会发展速度加快，与之相适应的文字运用也势必要求随之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包含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萧衍提出的“篆隶之难”，不仅是指篆隶的辨认难，更重要的是指书写起来难，速度慢。这显然同现实的需要产生矛盾。草书书写的快速度、快节奏迎合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心理期待，二者共同为草书的发展奠定认识基础。草书摆脱了楷书的四平八稳，行书的欲放不能，它不受格式、框框的束缚，显得精熟干练，游刃有余。例如怀素的草书气贯一韵，犹如长江浪涛翻腾，颇有一泻千里之势。唐吕总《续书评》评之为“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宣和书谱》称其“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
总之，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形式因素的重要性日趋明显。中国书法艺术从篆、隶、楷到行、草书的演进，也是汉字由实用一步步走向艺术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对书法艺术的学习、认识和掌握，应该持一种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态度，深刻领会、深入研究，这样才能够真正登堂入室。同样，我们对苏轼“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论述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应该基于表层的、或立足于某种角度对其进行阐释，应将其放在艺术的大背景之下，全面深入地去挖掘其思想内涵。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全面理解苏轼的艺术成就，真正认识到中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
作者：孙晓玲，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书法、中国画（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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