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利用大众传媒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探索

时间：2022-05-20 18:40:03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利用大众传媒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主要包括：利用报纸电台等大众传媒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利用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加强权力监督，通过新闻工作者队伍建设打造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反腐倡廉建设的高素质人才等。这些实践探索对于新时期利用新媒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大众传媒；反腐倡廉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5-0043-05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在我国的普及，如何发挥互联网等新媒体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是新时期新形势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新任务。正如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所指出，要“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发挥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在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1]。因此，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利用大众传媒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探索，对于把握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规律，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探索利用大众传媒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缘起

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认为报刊、电台等大众媒介不仅是广大群众纵览天下事的最佳渠道，而且可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成为约束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武器。因此，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对如何利用通讯社、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探索，这为新中国成立后利用大众传媒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积累了经验。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认识到报刊杂志是加强党风建设的重要载体

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报纸报刊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功能，并于1922年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利用周报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出版的近百种报刊也大部分由共产党人主导，其中作为国民党机关报的《政治周报》就由毛泽东担任主编。1925年，在阐述《政治周报》创刊理由时，毛泽东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2]在毛泽东看来，“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3]。1929年，为了鼓励全体党员积极发表意见实行公开批评，中共中央决定出版党内讨论的刊物即《党的生活》。此后，随着党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地位的确立，中国共产党也逐步认识到报纸刊物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934年前后，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约34种，而且发行量都达到了几万份，其中《红色中华》报的发行量已超过了国民党统治区《大公报》的发行量。1942年3月，针对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报道以及反映党的有关群众利益政策问题的报道力度不够，中共中央决定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毛泽东在改版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4]。随后，中共中央在《解放日报》4月的社论中强调：报纸应该成为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倡导者，应该成为党手中有力的自我批评的武器，如果自己的队伍中出现个人作风问题或者其他错误和弱点，必须要帮助其克服和改正。1947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恩来也强调党报必须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表达以及加强党风建设的重要渠道，他在为《新华日报》创刊9周年的题词中指出：“党报也要成为‘喉舌’。‘为人民喉舌，为人民向导，继续努力，坚持不屈，来迎接民族民主的新高潮’”[5]。1948年10月，分管新华社工作的刘少奇在与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同样强调：“报纸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会发生很危险的情况”[6]。总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就认为报刊是群众利益表达的重要载体，对加强党风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利用报刊杂志开展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第一份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该报的定位就是：“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7]394。在随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就如何利用报刊杂志开展反腐倡廉教育以及揭露领导干部的贪腐行为开展群众监督进行了初步探索。

反腐倡廉教育既包括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也包括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中央就开始利用报刊开展党内教育，《红色中华》在创刊时就强调指出：“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阅工作的成功与缺点，找出正确的方法”[7]394。1938年4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就地方党部要充分利用党报和杂志开展党内教育作出了重要指示：“党报正是反映党的一切政策，今后地方党部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是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8]。可见，利用党报杂志对全体党员进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以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文章作为开展党员自我批评的重要形式，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利用大众传媒开展党内反腐倡廉教育的早期探索。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力量，报刊杂志还必须担负起教育群众的重要作用。延安整风开始后，为了充分发挥报纸在组织和教育群众中的重要作用，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就改版《解放日报》发出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强调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此后，《解放日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群众和教育群众的重要武器。

利用报刊杂志揭露领导干部的贪腐行为从而实现群众对权力的监督，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又一重要举措。在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开辟了《黑报》、《反贪污浪费》两个专门揭露苏维埃干部和工作人员中的不良行为的专栏。《黑报》专门揭露那些消极怠工，立场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反贪污浪费》专栏则专门披露贪污浪费事件，其中第168期的10个版面中就有7个版面涉及违法乱纪的报道。此外，针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创办的《红星报》、《时事简报》始终坚持以农民为新闻受众，积极探索如何在农村根据地办好报刊的问题。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大众传媒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探索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后，如何在“进京赶考”答卷上取得好成绩，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为此，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如何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反腐倡廉建设以保持党的肌体健康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利用报纸、电台等大众传媒开展反腐倡廉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非常重视反腐倡廉教育工作，始终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应该在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中进行反腐倡廉教育。一是利用报纸、电台等大众传媒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1951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做了题为《为更高的共产党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9]，对党员教育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在1951-1954年的整党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认识到报刊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与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纯洁性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上宣传整党方法的通报》指出：“训练干部典型试验中已有的较好的经验，应经慎重审查后，开始在报刊上进行宣传和介绍”[10]182。二是通过报纸、电台等大众传媒对社会公众进行党的执政理念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在“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11]。通过报刊揭露在“三反”运动中清洗出来的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的贪污腐败行为，不仅增强了党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威慑力，而且还有着极大的警示作用。仅在1953年1月到3月之间，《人民日报》就报道了“王书坤事件”、“苍山拔棉事件”、“黄逸峰事件”、“工振海事件”、“曹春生事件”等几起典型案例。与此同时，广播电台在教育群众和宣传群众中的作用也得到重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了新中国要“开展人民广播事业”。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并强调“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工具之一”[10]64，随后，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二十一次行政会议就做好发展广播工作作出指示：“应该充分使用广播电台对群众进行宣传，对下级政府指导工作，对干部进行教育”[10]164。

（二）利用报纸刊物等大众传媒加强权力监督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全面执政后，党的领导干部威信提高，很容易产生骄傲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权力监督预防权力腐化的任务尤为突出。1950年3月，中共中央相继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两个专门文件，指出：“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和重要起来。”[12]190这为开展舆论监督工作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保障。文件发布之后，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力倡导广大党员和群众在报纸和刊物上公开地全面地揭露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朱德认为，“如果我们把它公开出来，在报上一登，到处都传遍了，他的错误行为再也隐蔽不起来了”[13]。毛泽东则要求党员、干部要敢于接受批评和大胆开展自我批评，“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如果来信很多，“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14]265。次年6月，政务院发布了《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鼓励人民群众监督自己的政府和工作人员”，“县（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须责成一定部门，在原编制内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并设立问事处或接待室，接见人民群众；领导人并应经常地进行检查和指导”[14]322。同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提出在审批案件和处理群众来信中要减少手续，对于越级交办的问题也要酌情解决。从1950年到1953年，《人民日报》和各级党报刊发了大量的批评性报道和文章，“仅《人民日报》就刊发了4243篇，其中1950年为753篇，1951年为1749篇，1952年为1741篇，1953年为1027篇，三年中日均刊登批评稿超过4篇”[15]。可见，在这一时期，通过在报纸刊物刊登各地人民的批评来信以形成群众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氛围基本形成。正如1951年8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总结中所指出：“吸引群众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监督党的与人民政府的各种工作方面，报纸都起了巨大的作用。”[10]198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主张通过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党报的编委会以及在党报上发表党外人士的评论来实现民主党派对权力的监督。毛泽东认为在党报的宣传阵地上，如果将党外人士拒之门外则是一种典型的“宗派主义态度”，只会削弱革命力量，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16]。因此，1950年针对当时还存在一些民主党派主办的报刊和民营报刊的情况，党中央在《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党外报纸和刊物在同样精神上采取同样正确的态度批评党的组织和人员时，党也应当按照同样的办法给予应有的合作和支持”[12]193。可见，中国共产党当时是积极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主办的报刊和民营报刊对党的各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监督的。

（三）通过新闻工作者队伍建设打造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反腐倡廉建设的高素质人才

为了充分发挥报刊、电台等大众传媒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报刊编辑、采访和评论人员等新闻工作者队伍的建设。一是提高新闻工作者队伍的政治素养。主要是通过党委与编辑部互相派人参加对方会议，党员、干部亲自写稿以及党委帮助报纸建立和完善通讯网等措施保障新闻工作者队伍的政治方向。二是提高相关人员的业务素养。比如党中央要求相关机构在对省市新闻机关人员进行暂行编制并呈报总署之后，“由总署提请全国编制委员会分别遣送至北京新闻学校及适当的专业学校学习深造，以免分散，作为明后年新闻事业发展时的后备干部”[10]73。三是完善新闻工作者队伍的管理制度。1951年，中宣部、中组部发布的《加强对新华通讯社各地的组织的领导的决定》中指出：“新华社各地组织工作人员由新华总社统一管理与调动，各地党委不得任意抽调，亦不得分配以其他工作任务，有兼职者应与免除，俾能集中精力做报道工作”[10]192。1953年，党中央要求《人民日报》等党报要“逐步设立常驻的记者站或者地方特派记者”，“组织党内外积极分子和广大通讯员，来完成报道计划”[10]249，建设一支能够敢于真实报道党组织生活的队伍以此来加强对通讯队伍的建设。这些措施使新闻工作者队伍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党和国家政策的知晓者、宣传者和执行者。

三、中国共产党探索利用大众传媒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启迪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清醒认识到反腐倡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并就如何利用大众传媒开展反腐倡廉教育、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和新闻工作者队伍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今天，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当时利用大众传媒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并把握其实践特色，对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大众传媒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

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17]。坚持走群众反腐的道路，利用大众传媒实施强有力的舆论监督，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反腐倡廉建设的主要经验。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也空前活跃，如何利用大众传媒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任务更加突出。据人民网与《人民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网民中，93.3%的人在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会选择网络曝光[18]。《中国青年报》的在线调查也显示，有75.5%参与调查的网民表示最愿意用“网络曝光渠道”参与反腐[19]。因此，回应群众呼声拓宽信访举报的渠道，拓展纪检监察机关获得案件线索的途径，充分发挥网络舆论监督在抑制和惩治腐败中的作用，这是互联网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和要求。自200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以后，中国共产党利用新媒体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步伐日益加快。2007年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正式开通，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行贿档案查询系统开通并实现全国联网，2013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统一开通了举报网站。因此，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高度重视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按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这一要求，积极探索通过大众传媒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途径和方法。一方面，要“加强反腐倡廉宣传工作，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开展科学监督、依法监督和建设性监督，及时处理和回应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反映的问题”[20]。

（二）党员、干部必须深刻认识提高网络舆情能力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

在大众传媒极其发达的当代社会，各级各地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面临的网络监督压力也空前增大。《人民论坛》杂志社的调查显示，70%的网民认为中国官员有“网络恐惧”症，而47%被调查的“县处级”党政干部也表示“害怕网络监督”，主要原因是“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占60%）[21]。因此，如何努力提升网络舆论应对能力，保持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与话语权，已经成为执政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对此，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注重分析网络舆情”、“健全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因此，应当站在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上切实提高党员、干部应对网络舆论能力。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切实提高三个相关方面的能力。一要提高掌握整合运用网络舆情的能力。通过学习和培训，做到熟练运用和驾驭网络舆情，学会运用网络这一有效平台和载体畅通信息交流渠道。二要提高沟通疏导网路舆情的能力。网络舆情大多数是反映干部作风、社会底层诉求、社会道德风范等社会敏感问题，作为领导干部要善于抓住引导舆情的时机，务必使事情的真相在第一时间公开透明，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同时，要及时跟踪网络舆情变化，通过收集和分析网络舆情，及时上报，提请高层官方或者权威媒体的介入，发挥传统媒体对新兴媒体的协同共振效应。三要提高预防化解舆情危机的能力。作为领导干部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是防“负面报道”源头的最好办法，即使出现有负面舆情的时候也应当积极应对，科学处置以掌握舆论的主动权。

（三）培育社会公民的媒体素养，增强舆论监督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正能量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就明确规定：“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纵然这些批评和建议并非完全成熟与完全正确，而他们也不会因此受到打击与嘲笑，乃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严重步骤。”[12]191当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清除贪腐陋习，保持党和国家的肌体健康，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的自由批评和监督。当前，网络传播成为信息传递和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公民的网络素养显得尤其重要。然而，由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使得网络在传播正能量的同时，也有许多攻击性的暴力语言在逐渐污染网络的舆论环境。因此，培育社会公民的网络素养，改善舆论监督环境，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媒体环境下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各级各地党组织应该积极开展网络道德宣传和先进文化教育，培养网民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判断力，营造良好健康的网络文化舆论环境，牢牢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正如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指出的，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交流平台，需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以达到规范和引导网民的目的，构筑起一道稳固的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

（四）加强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提高利用大众传媒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大众传媒的发展开创了舆论监督的全新时代，但也必须按照网络反腐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加强网络监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确保网络监督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在网络监督方面的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加强网上舆论环境的法制治理刻不容缓。一是要加快针对网络侵权、犯罪的相关立法工作，形成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新媒体法律法规，为网络舆论监督提供基本的法制保障。二是要将网络监督权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加以认真保护，明确规定网络舆论监督的形式与内容以及网络侵权的法律责任等，使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的评价、讨论、互动、传播等各种行为都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三是要制定保护举报人的法律制度，以此保证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消除举报人的后顾之忧。四是建立网络舆论安全监管机构，保持强有力的监管力度并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引导网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监督活动，合法合理地开展监督，而不是滥用舆论监督权，使网络空间最终成为一个既高度开放、又高度文明的网络社会。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大众传媒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大众传媒日益多样化的时代，应当继承中国共产党利用大众传媒开展反腐倡廉建设思想，重视利用大众传媒加强预防腐败的公共宣传，切实有效地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关于党员的作风问题，拓宽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从而让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将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推向一个更高的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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