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社会意识的人类婚育伦理文化，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条件下有不同的形态。史前社会形成以生殖崇拜为核心的婚育伦理文化，中世纪婚育伦理文化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反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婚外同居、排斥生育等伦理观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现代科学技术将带给人类崭新的婚育伦理观念文化。
关键词：唯物史观;婚育伦理文化;演变规律;生产方式;物质根源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84-02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一次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即从“现实的人”出发来洞察人类社会及其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有生命的人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人类生命存在的前提条件是解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人类生活一开始就面临两种生产：“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2伴随着人类繁衍行为必然产生相应的婚育伦理观念。唯物史观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认为婚育伦理作为人类伦理观念的一部分，其形成与嬗变同样需要到社会物质生活基础、从社会经济关系中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因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2]92
一、史前社会人类以生殖崇拜为核心的婚育伦理文化的形成
史前社会人类劳动工具简陋，生产经验缺乏，主要依赖狩猎、采摘为生，生存环境十分险恶，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加之医学知识的缺乏，人的平均寿命很短。有学者推算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19岁。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原始人类无法单独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他们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围捕野兽，在险恶的环境中艰难生存。在这种生存境况下，保持种群的人口兴旺成为关乎氏族家庭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人口繁衍得越多，他们才越有力量获得食物，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摆脱种群灭亡的威胁。因此，史前社会人类从自身利益出发形成了最初的婚育观念，这就是对人口繁衍的强烈渴望，祈求男女拥有更强的生殖能力。史前时期文字尚未发明，观念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人类最初的婚育伦理观念只能以习俗、岩画、宗教等原始方式表现出来。世界各民族普遍存在过的生殖崇拜，正是史前社会婚育伦理的原始形态。生殖崇拜不仅是原始社会现实生产条件、生存环境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对世界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人类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反映。人类在经历最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动物崇拜之后（典型地表现为图腾崇拜），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渐将自己从自然界分离出来，认识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进而产生了对种群繁衍的崇敬感和对生殖现象的神秘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生殖崇拜。比如古代许多民族都有生殖之神，在古希腊和罗马是男性普里阿帕斯，中国古代的生殖之神则多为女性，如送子观音、送子娘娘等。现在国内外已经发现许多最古老的艺术——原始岩画中，都可以看到对男人或雄性动物生殖器的夸张表现与赞赏，它生动地反映了古代先民对人类旺盛的繁殖能力的赞美和渴望，对家族、部落人口兴旺的虔诚祈求和迫切愿望。
二、中世纪婚育伦理文化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
中世纪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小农经济的基本生产方式是以人力、畜力、手工工具等为基本生产手段，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农民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和生活单位。首先，由于小农经济生产能力低下，只能满足简单的生活需求，一代代维持简单再生产，抵抗风险的能力十分脆弱。手工工具的劳动效率决定了每个劳动力能够提供的剩余劳动非常有限，所以家庭的人口越兴旺，劳动力越充足，生活财富的创造就越有保证。在传统的家庭养老的体制下，子女越多老人的赡养也才越有保障。其次，中世纪人类健康知识与医疗技术较原始人类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医疗条件依然很差，人类战胜疾病的能力还很低，子女的死亡率较高。在这种条件下，家庭子女越多，家族香火的传承就越有保障。再次，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家族势力越大，就越有利于维护个体家庭和家族的利益，而人口兴旺是家族势力的基础。这些因素决定了封建社会婚育观念必然是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道德准则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被认为是每一个家庭成员至高无上的责任，集中反映出这一婚育伦理文化特点。
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观念是中世纪婚育伦理文化的重要内容，这同样是农业文明这一社会物质基础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了人类婚姻家庭制度的演进历史规律。婚姻家庭的原始形态是建立在氏族制度之上的血缘家庭，血缘家庭中人类的婚姻形式是群婚制。群婚阶段必然形成母权制社会，这是因为在群婚状态下只能确定子女与母亲的关系而无法确认父亲。“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1]38随着原始社会末期金属工具的发明和农业、畜牧业产生，稳定的剩余财产开始出现，男子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大大提高，有力地推动了男子父权意识的觉醒。“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1]50而原始社会晚期随着从氏族大家庭中独立出来的对偶制小家庭，最终推动父权制战胜母权制，推动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诞生。这一家庭制度的重大转变的直接动力，就是男子要求保证自己创造的剩余财产遗传给亲生子女。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有效的措施就是把妻子确定下来，实行一夫一妻制。“随着财富的增加，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1]53在整个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社会自然分工把妇女限制在家务劳动的狭小范围内，家庭财富创造的主体始终是男子，家庭男孩子越多，劳动力就越充足，家庭农业劳动收入以及赡养老人就越有保证。而围着孩子与锅台转的妇女始终扮演着被男子“养活”的角色，被视为生儿育女的机器。正是男女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决定了婚育伦理文化中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大男子主义观念的合理性。
三、工业文明时代婚育观念的转变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近代工业革命实现了机器替代手工工具的技术革命，延续千年的传统自然经济生产方式被市场经济所取代，这种生产方式的剧变必然引起家庭关系与婚育文化的相应革命。工业技术革命给家庭带来的直接冲击，是养家糊口与创造家庭物质财富的劳动不再是男人的专利。新的工业经济生产方式催生了适合妇女的大量工作岗位，同时也创造了对妇女劳动力的极大需求。正是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为妇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近代工业使妇女得以摆脱数千年家务劳作的束缚，从以往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走出家门，开始拥有了与男子一样的职业。她们不再是“家庭妇女”而是以“职业女性”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上。一旦妇女与男人一样有了独立的经济收入，在经济上不再依附于男子，具备了摆脱男子支配的经济实力时，妇女人格与思想便获得了独立的物质基础，她们便会毅然决然地把千百年来歧视妇女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道德伦常彻底摒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生男生女都一样等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被社会接受的全新婚育伦理文化。
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着社会化大生产深入发展，市场经济推动人类社会交往日益扩大与频繁，社会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这些变化从多方面影响着家庭和婚育伦理文化的变迁。首先，现代工业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创造越来越依赖科学技术进步，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社会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呈相对缩减趋势，失业——劳动力过剩成为工业革命后新的社会问题。这一变化直接动摇了千百年来多子多福的传统婚育观念。其次，现代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不断发展，人类健康水平提高，平均寿命延长，孩子的死亡率大大下降，传宗接代不必要一大群子女做保障。再次，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建立起来社会保障制度，引起人类养老模式的根本转变，即由家庭养老转向社会养老。而生活工作节奏的不断加快也使得子女赡养老人越来越难，千百年来养儿防老的观念被动摇了。最后，与中世纪传统家庭恰恰相反，现代家庭财富的创造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不再依赖劳动力数量，相反，家庭人口增加，抚养子女成本不断提高，抚育更多子女消耗大量精力时间，反而影响家庭财富创造与积累，影响家庭生活质量提高。多子不再多福，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社会大背景下，传统的婚育伦理价值观随之被颠覆，传宗接代的宗法义务婚育观，被个人本位主义为基础的享乐主义婚育观取代。当人们的养老不再依靠子女时，“单身贵族”“丁克家庭”（DINK——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即夫妻双方有收入但却不要孩子）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之相伴随的是明媒正娶的婚姻伦理与传统的贞操观念被动摇了，婚外同居、排斥生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潮流[3]。
四、结束语
人类自然生育状况是落后生产方式的产物。现代医学与科学技术把人类带进了调控自身生育行为的计划生育阶段。中国特定的人口大国现实决定了中国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不同社会基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群中的接受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特别是农民对一胎化和男孩女孩都一样的观念很难接受，这是因为我国农村依然落后的生产力与小农生产方式制约着农民的思想观念。“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4]22只有当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劳动男女承担并无差异的时候，当农村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健全起来的时候，农民的封建婚育伦理观念残余才会被彻底荡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随着中国步入全面小康社会，国人的婚育观念发生着令人惊讶的变化。随着我国社会养老制度逐渐建立和完善，当人们不再依靠子女养老以后，传统的孝道观念必然受到挑战，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将越来越稀罕，社会养老方式将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单身贵族”“丁克家庭”“非婚生子女”现象的出现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的生物科技尤其是基因工程等先进科学技术，正在把人类带进选择生育的新阶段。生命生产前所未有的具有了可控制性。试管婴儿、人造子宫、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现代生育技术的发展，在对传统的生育模式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将带给人类崭新的婚育伦理文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赵绥生，刘芳.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理论试梳理[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2（2）.
[4]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