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偏爱绿色。我偏爱不把一切都归咎于理性的想法。我偏爱例外。我偏爱及早离去。我偏爱线条细致的老式插画。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我偏爱，就爱情而言，可以天天庆祝的不特定纪念日。我偏爱有些保留。我偏爱不开花的叶子胜过不长叶子的花。我偏爱许多此处未提及的事物胜过许多我也没有说到的事物。我偏爱自由无拘的零胜过排列在阿拉伯数字后面的零。我偏爱不去问还要多久或什么时候。我偏爱牢记此一可能—— 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
摘自：辛波斯卡《种种可能》
对时而精致时而诗性的现代生活来说，摄影是一种通用语言。当摄影作为艺术，摄影师重要性之所在，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在于他们有能力表现深藏或隐匿在我们意识中的东西，我们不曾进行自我表现的东西。每一位摄影大师以及他们每个人对媒介的贡献都代表了一个先锋时刻、一种观看之道。
如对于性这一主题，荒木经惟、梅普尔索普似乎是“抓起一把铁锹而不是相机，将深埋于地下的秘密挖掘了出来”，对梦想与堕落做出了全新阐释。那些难以让人凝眸注视的作品，追求的，是一种经过极度唯美化的欲望状态；展现的，是欢快正酣之际喷涌欲出的生命力；而深埋于照片之后的，是荒木与阳子至死不渝的爱的旅程，是梅普尔索普与帕蒂·史密斯在切尔西旅馆的情感纠葛。
“与其拍摄一个东西，不如拍摄一个意念；与其拍摄一个意念，不如拍摄一个幻梦。”曼·雷那异乎寻常的作品大大扩展了摄影艺术的领域。摄影不仅仅是对眼睛所见事物的简单复制和捕捉，还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最广义上的图像制造者。《安格尔的小提琴》中，吉吉（Kiki）摆出了安格尔的画作《瓦平松的浴女》（Valpin？on Bather）中的姿态，照片穿越时空阻隔，至今仍被无数艺术形式借用，成为经典之作。
荒木经惟
荒木的摄影有一个极度原始的内核。这个始终悸动着的内核，通常来说，都植根于一个人的童年时代。正如他所说：“一切都是由你长大的地方决定的。”对荒木而言，那个地方便是东京，他工作和生活的情感中心。顺着他的根和个人经历挖掘得再深一点，荒木将这个地点锁定在三之轮，东京市中心以北的一个工薪阶层住宅区，他出生的地方。三之轮有一座净闲寺，没有家人的妓女死后就被葬在那里。荒木常去那儿玩耍，而这座寺庙则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就是这样了解到欲望、生命和死亡都是连结在一起的。这个概念在我的内心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烙印。那里就是我的东京的中心地带，一个生与死比肩共存的地方。”
荒木是最具挑衅意味、最无视道德约束，同时也是最受追捧的日本摄影师之一，全世界的收藏家都对他的作品垂涎三尺。情爱，以其诸多形式和样貌、爱情、激情、渴求、欲望、失落，成为荒木艺术创作背后最根本的冲动之一。模特轻妙挑逗的身体、女人的面孔、女性私密之处雕塑般的存在感、日本的天空、东京的夜生活、各种食物的物质密度，以及肥厚的花朵的浓郁色调，是他诗性的世界里常常出现的一些主题。在这个世界里，摄影是将欲念和神圣融合在一起的稍纵即逝的爱的行为。在跳动着的内核的驱动下，荒木所拍摄的无数的画面无非是他为自己的视觉小说写下的一篇又一篇的手稿：“当我按下快门的时候，我收集到了很多的小点，这些小点聚拢在一起，又变成了线，而这些线则组成了生活的全貌。”
进入二十世纪，彼得·林德伯格和赫伯·瑞茨同样在不断的新锐实验中发掘出理解时尚摄影的全新维度，制造出新的梦境，开创了时尚摄影的新思路。林德伯格得到他的德国老乡维姆·文德斯的青睐，照片中的天使演绎着另一种《柏林苍穹下》。瑞茨则潇洒而多情，他的作品是通向奇幻世界的大门，蕴藏着无限的可能。他拍摄的麦当娜闭着眼睛仰面向上，逆光变成顺光。她那带几分忧郁、几分神秘的神态，刚好与唱片的主题《真正的忧郁》相吻合。
“罗伯特·卡帕了解并憎恨战争，在他生动、真实的照片中，如同戈雅（Gova）的版画《战争的灾难》一样，宣泄出人类诚挚而强烈的真情，他纪录了战争的恐怖和荒诞的愚蠢。”卡帕的作品无需讨论，光看就够了。而纳切威的彩色摄影以夸张而又不失真的色彩对比来表达战争的惨烈、环境的萧条或人的精神状态，极强的视觉张力与场景纵深，使影像主体与背景环境紧密融合。1954年，当罗伯特·卡帕陨落在中南半岛，詹姆斯·纳切威刚刚4岁，战地摄影师已经负载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世间所积累的各种矛盾与冲突。那些赞赏在战争中记录刺激瞬间的摄影师，同时也抗拒和鄙视着冲突的后果。
罗伯特·梅普尔索普
他的讲话声音总是很低，这一细节表明他是一个害羞的人，而让人吃惊的是这样一个人在遭受诽谤时竟如此强硬，但他并没有通过身体的痛苦来表达他的情绪，而是间接地用图像符号来表达，如带着拉链的皮革头套和眼罩。手枪、皮鞭和刀也常出现在他的照片中，就好像欲望本身作为武器对身体的伤害还不够。那时梅普尔索普开始混迹于纽约的地下文化圈，喜欢把暴力当作欢愉的来源。从这里开始，梅普尔索普的艺术之路开始朝着曼哈顿声色犬马的璀璨光芒飞速上升。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这条“直升通道”就完全打开了。
先是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才华横溢，柔弱和硬朗的双重性感体验。梅普尔索普拍摄过她蜷缩在散热器旁的照片，还用相机为她记录下了每一个事业阶段。为帕蒂的专辑《马》（Horses）拍摄了她肩披黑色夹克的绝妙封面，而专辑《海浪》（Wave）则是另一种风格的封面，她身穿白衣，手捧两只白鸽，眼中透出复仇女神般的凌厉目光。几年后梅普尔索普认识了另一位女士，丽莎·莱昂（Lisa Lyon），在她身上有另外一种独特的中性气质。《丽莎·莱昂小姐》（Lady：Lisa Lyon）以这位世界健美冠军名字命名的摄影作品集受到模特和摄影师们的热烈推崇。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uin）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他用眼睛来搜寻自己想要的面孔，如同小说家努力地寻找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梅普尔索普和所有的作家一样，做着一种充满法国浪漫主义情怀却被诅咒的工作。他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了生命的尽头。病痛并不是他的人生结局，相反，他是作为艺术家的希望离世的。他明白他发掘出了，也展示出了自己的所有秘密。带着现在这张布满皱纹的脸重新活一次可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
1565年，尼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完成了一幅作品《收割》，这幅1.62米长，1.19米宽的油画层次分明。前景中几位农民在田地里或坐或卧，形象生动。画面中部靠后的背景中还有一群不起眼的小人，鲜有观者注意。但一位细心的观者准确地说出了他们在干嘛：用木棍打击一只吊起来的鹅。这一发现颇具美术史研究的意味。可以说，这一惊人的发现，来源于观者对作品反复、仔细的观看与揣摩。对于摄影作品，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对奥古斯特·桑德的《拳击手》走马观花，我们一定不会纳闷为什么往往在桑德作品中表情严肃的主角会露出坏笑，只有在仔细读图之后才会发掘，原来他在拍照前把身旁同伴的两只鞋带系在了一起。
这些摄影师的视角如今已成为我们观看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们在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拍摄的那些昭示未来、卓越而隽永的照片中学会观察世界；我们紧跟着罗伯特·杜瓦诺和艾略特·厄威特的脚步，看着那些幽默、讽刺的照片，时而轻盈时而沉重，真希望现实就是他们拍摄的那样；我们迷失在威廉·克莱因照片中的都市街头，却在加布里埃尔·巴西利科那明朗静谧的图像中恢复了平静；如果我们仍能了解不同群落与集体的时代意义，那真应该感谢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是他拍摄了那些如史诗般气势恢宏的照片。而马里奥·贾克梅里则在照片中融合了那些诗情画意的往昔回忆。当谈到旅行摄影，我们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史蒂夫·麦凯瑞在亚洲之行中那卓尔不群的视觉手记；但凡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参与者，都会在马丁·帕尔有如当世俗壁画的照片中发现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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