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连福, 李晓利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农,天下之大业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自古以来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最根本性问题。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我们党立足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的重要决策。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形成了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的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这一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追溯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深刻把握其丰富内涵、理论贡献和时代价值,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发展理论、中国传统社会农耕文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乡村建设经验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地区的工作实践,为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理论逻辑: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深刻揭示了城乡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结合我国国情和乡村建设的实际,继承发展了其理论精髓。
第一,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村基础地位的认识,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1002这就表明“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2],也是人类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3]新时代乡村振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通过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力度,不断补齐“三农”短板,夯实“三农”基础,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的认识,推进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和城乡融合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4]147-148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5]556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城乡关系将会由“分离、对立”走向“城乡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的认识,指出要“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6]395,新时代乡村振兴通过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旨在推动形成城乡全面融合、共同发展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
第三,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发展的最终指向,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1]265这个时候从事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不再有城市农村之别,不再有工人农民之别,人类才能超越于分工,超越于城乡之别,城乡才能真正融为一体,未来新社会将“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4]308-309。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发展的最终指向,通过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二)文化逻辑:对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农耕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农耕文明中蕴含的乡村道德情感、人文精神、乡风礼俗以及乡治理念等优秀乡土文化,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了精神滋养,也为加强乡村治理提供了文化根基。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是对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继承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第一,对传统社会优秀乡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中国几千年乡土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聚族而居和精耕细作为典型特征,乡民大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由此孕育产生了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传统家训和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等农耕特质和文化传统,对于维系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淳化民风、塑造乡民的精神面貌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6]406新时代乡村振兴通过传承发展和提升农耕文明,坚持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这正是对农耕文明的新时代转化和发展,有利于实现传统农耕文明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有机融合,赋予乡村振兴以深厚的文化底蕴。
第二,对传统社会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性转化。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有着 “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由此形成了以宗法制度、文化伦理教化和儒家乡土精英为基础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以“乡约”为治理手段、以“礼治”为教化方式、以“乡贤”为治理主体,“三位一体”共同维系着传统社会的和谐稳定,其中的“乡约”作为一种显性规约为乡村自治奠定了基础,“礼治”作为一种隐性规约为乡村德治提供了指导,“乡约”和“礼治”同时作为一种规范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论述,关于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等论述,是对传统乡村治理文化的创新性运用和发展。
第三,对传统社会“天人合一”自然观的现代化发展。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中蕴含着农事节气、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等生态伦理,其中所强调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1)《周易·乾·文言传》,出自《周易》,中华书局,2011。;“四时行焉,百物生焉”(2)《论语·阳货》,出自《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9。;“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3)《孟子·梁惠王上》,出自《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9。等,都把人与自然看作是和谐、互补、共生的统一整体,充分体现了遵循自然规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传统农耕文化。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这正是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赋予“天人合一”这一传统自然观新的时代内涵。
(三)历史逻辑: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乡村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
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过去的理论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7]33-34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作为对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新认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第一,坚持党对乡村建设工作的领导,把握乡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为乡村建设提供方向引领,也能为乡村发展提供顶层设计和政策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组织动员农民群众,成功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为农村发展和农民解放提供了根本前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提出,“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惟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中心。”[8]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领导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多种经营和集体经济,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举措,使得农村建设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党领导农村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9]194“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6]399新时代乡村振兴立足党领导乡村建设工作的百年经验,继承了党管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带领农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第二,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回顾党的百年乡村建设历程,无论是革命、建设时期、还是改革时期,我们党始终注重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把农村视为革命的主战场,把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彻底消灭了中国几千年来存在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也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农民的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生产关系上,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集体化,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在生产力上,通过推进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农村工业化建设,为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创造物质条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提出“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10]21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都是农民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的探索成果。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维护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乡村振兴正是从党的近百年乡村建设中汲取经验,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发挥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主动性,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第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乡村建设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工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做到尊重乡村建设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在农村实施减租减息政策,加强了党同农民群众的联系,促进了农村的稳定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从实际出发,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农村走上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不断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过程,我们党根据农村客观实际,制定农业经济政策,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方向。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依然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9]122新时代乡村振兴根据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乡村建设的经验,坚持实事求是,把握不同地区乡村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乡风民俗、发展阶段和经济实力的差异,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四)实践逻辑:对不同地区工作的乡村建设实践延续和升华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植根于习近平总书记20多年在河北正定、福建以及浙江等不同地区工作的乡村建设实践。这些乡村建设实践与新时代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是内在统一和紧密相连的,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实践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延续和升华。
1982—1985年,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期间的乡村建设实践,是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实践源头。他针对正定县毗临城市的优势,探索出了“不丢城,不误乡,利城富乡”的“半城郊型”经济实践,促进全县经济实现了“九翻”“十超”;针对正定县“高产穷县”,农业结构单一、农业农村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提出“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必须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和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11]。这就突破了农业单一经营模式,树立了“大农业”理念。同时,习近平同志也指明了生态系统协调是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科技与人才是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搞好农村工作的保证。
1985—2002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乡村建设实践,科学回答了乡村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他针对福建人多地少、农业多样性资源丰富的特点,提出要发展特色农业、大农业,搞好农业多种功能开发,通过充分调动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不同所有制主体的积极主动性,形成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合力;还提出福建要建设“生态省”,并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深化农村改革、全面加强农村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先行探索。
2002—2007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的乡村建设实践,对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体制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他认为浙江已全面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在正确把握现代化进程和城乡关系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一认识和实践推动浙江省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率先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五个振兴”、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等内容,这是他在不同地区工作的乡村建设实践的深化和发展,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创新性地回答了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定位、发展方向、总体要求、价值所在、方法遵循以及治理导向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为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提供了根本路径,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南。
(一)深刻回答了乡村振兴目标定位问题
“重农务本,国之大纲。”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1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基于乡村振兴在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过程中重要地位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回答了乡村振兴未来发展的目标和方向问题,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要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角度,明确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目标任务和未来着力点。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点和具体目标任务,做了明确规划和部署。第一步是以2020年为时间点,这个阶段乡村振兴要取得重要进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制度框架和相关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第二步是以2035年为时间点,这个阶段乡村振兴要取得决定性进展,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要基本实现;第三步是以2050年为时间点,这个阶段乡村要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目标要全面实现。这就明确了乡村振兴分“三步走”的基本策略,从“基本形成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基本实现”,再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全面实现”,既立足当下实际又着眼于长远目标,使得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并且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既互为条件又相互衔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支撑。
(二)深刻回答了城乡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城镇和乡村是互促共进、共生共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正确处理城乡关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相结合,提出“能否处理好城乡关系,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9]39。长期以来,我国在正确把握城乡关系基础上,促进城乡发展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基于对我国发展历史进程中城乡关系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回答了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变化及未来发展方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通过农业支持工业化建设、农村支持城市化建设和发展,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依靠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不断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发展,使得城镇面貌与之前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农村发展的步伐却没有跟得上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城乡之间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城乡发展规律并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共存,这也是客观规律。”[9]44当前,我国正处于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历史关口,“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9]42新时代乡村振兴坚持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镇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同时,让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注入城市,建立城乡互动、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通过城市与乡村的深度融合,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三)深刻回答了乡村振兴的总要求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水平和质量。新时代乡村振兴既要促进乡村产业和人才振兴,也要加快乡村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最终达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总要求进一步做了明确回答。第一,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乡村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兴旺发达的产业支撑。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就是促进“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推进构建具有市场竞争力而又能够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支撑。第二,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对于农村而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宝贵的财富和最大优势。乡村振兴要保护好绿水青山和田园风光,保留住独特的乡土味道和乡村风貌,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建设美丽家园的追求。第三,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从乡村文化振兴的角度看,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和良好家风,是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要对农村优秀的乡土文化进行传承性发展,在乡村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改善广大农民的精神风貌,提升新时代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使乡村社会焕发文明新气象。第四,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我们要通过健全“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目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离不开农民生活的富裕,乡村振兴通过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这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价值导向。
(四)深刻回答了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
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地方,乡村在现代社会的独特价值必须得到重新审视。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和乡村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明确了新时代乡村所蕴含的生产、生活、社会、生态、文化,以及教化等一系列价值和功能。
新时代乡村振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激发乡村内在动力,充分挖掘和彰显乡村自身价值的过程。第一,乡村的生产价值。乡村社会本身就是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生产功能是乡村最本质的价值所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提出的产业振兴,构建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正是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视角,充分挖掘乡村社会的生产功能和价值。第二,乡村的生态价值。传统乡村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贯穿于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乡民的信仰之中。新时代乡村振兴提出的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充分彰显了乡村所具有的生态价值。第三,乡村的文化价值。传统乡村社会不仅形成了古村落建筑、田园风光等物质文化,也产生了乡贤文化、传统道德、节日礼仪等非物质文化,并使得这些乡土文化不断得到传承和发展。可以说,“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13]新时代乡村振兴坚持走文化兴盛之路,旨在充分挖掘乡村社会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第四,乡村具有重要的教化价值。传统乡村社会形成的风俗、习惯、家风家训、村规民约,以及尊老爱幼、邻里互助、诚实守信、勤劳俭朴、团结和睦等传统美德,作为一种文化规范,塑造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新时代乡村振兴提出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正是充分发挥了乡村社会的教化和规范价值。
(五)深刻回答了乡村振兴的方法遵循
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遵循乡村发展建设规律,其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具有丰富的方法论真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导。
第一,必须遵循乡村建设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要遵循乡村建设规律,坚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切忌贪大求快、刮风搞运动,防止走弯路、翻烧饼。”[14]这充分体现了从乡村建设实际出发,坚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路和方法。同时,我们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也要避免出现“千村一面”的现象,要坚持从乡村传统、特色和文化出发精准施策,在科学把握乡村差异性的基础上,打造各具地方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第二,要坚持辩证思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正确处理乡村振兴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关系、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增强群众获得感和适应发展阶段的关系,充分体现了辩证的思维方式。第三,要坚持系统思维。新时代乡村振兴注重乡村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全面性,统筹推进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这既是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落实,也是我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充分彰显和体现,蕴含着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第四,要坚持底线思维。新时代乡村振兴通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通过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模式,提高粮食生产效益,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通过推进乡村绿色发展和生态振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充分体现了坚守底线的思维方式。
(六)深刻回答了乡村振兴的治理方向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等方面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建设的百年实践充分证明了,办好农村的事情,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提高新时代党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省、市、县、乡、村的五级书记要共抓乡村振兴。我们通过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抓实建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切实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通过选好配强农村党支部书记,建设一支政治过强、本领过硬、作风优良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夯实乡村基层治理的根基。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新时代乡村治理要坚持以乡村自治为基础,提高村民的自治组织能力;坚持以法治为根本,提高村民法治意识,健全依法维权和矛盾纠纷处理机制,引导群众通过法治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坚持以德治为引导,弘扬优秀乡土文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村规民约,厚植乡村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通过健全“三治合一”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打造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作为我们党关于“三农”理论的最新成果,为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这一论述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共同富裕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思想、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在“三农”工作中的创新性运用。
(一)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
城乡关系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城乡融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城乡社会发展的方向。在私有制条件下,城乡对立的出现是由于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城乡关系必然由分离、对立走向城乡融合。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论证了消灭城乡对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消灭城乡对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1]264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坚持通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缩小城乡差距,进而达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目的。
第一,坚决破除城乡对立的社会条件和制度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性质,导致了城乡对立和城乡矛盾日益尖锐化。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坚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把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作为农村最大的制度,在此基础上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第二,通过工业和农业融合发展消除城乡对立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1]684“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4]422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坚持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通过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乡村发展,加快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工农城乡关系。第三,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指向是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4]184-185我们只有消灭城乡对立,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只有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才能使社会成员的才能全面发展。新时代乡村振兴应着力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破除城乡对立关系对人的束缚,促进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由“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4]308。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共同”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二是“富裕”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三是“共同富裕”要以消除城乡差别为条件。新时代乡村振兴通过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善城乡“二元结构”,为实现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前提、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
第一,新时代乡村振兴通过完善农村经营制度,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生产关系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产阶级无情地剥削和压榨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一极是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在工人阶级一极却是贫困、受奴役、受折磨、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最终造成了资本家与工人的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4]414新时代乡村振兴正是通过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农村集体经济,引领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二,新时代乡村振兴通过发展农村生产力为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生产力发展不起来,“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4]166只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才能实现社会消费品的按需分配,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关键,就是要不断推进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壮大乡村产业,推进三产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内部的经济活力,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促进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第三,新时代乡村振兴通过缩小城乡差距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5]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绝不允许出现贫富差距愈来愈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状况,而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三)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民至上”的思想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新时代乡村振兴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从根本上回答了乡村振兴“为谁振兴”“靠谁振兴”“成果由谁共享”“成效由谁来评判”等价值指向问题。
第一,新时代乡村振兴坚持以农民为目标导向,回答了乡村“为谁振兴”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四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9]44乡村振兴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出发点,通过加快补齐农村发展和民生领域短板,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和乡村宜居宜业,达到农民富裕富足的目标。第二,新时代乡村振兴坚持以农民为实践主体,回答了乡村“靠谁振兴”的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新时代乡村振兴始终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把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有机统一起来,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主动性,教育引导广大农民通过自身的辛勤劳动推进乡村繁荣发展。第三,新时代乡村振兴坚持农民参与和共享,回答了“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问题。我国推进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第四,新时代乡村振兴坚持成效由农民评价,回答了“结果由谁评判”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7]213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最终成效由实践来检验、由农民来评判,农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可度是检验和衡量乡村振兴成效的根本标准。
(四)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深刻变化,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基本国情和历史使命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提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10]2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6]新时代乡村振兴充分彰显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
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第一,这一论述是针对我国近14亿人口提出的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我国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国情下,不管是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存。”[9]44我们通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一个近14亿人口的国家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第二,这一论述是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提出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17],新时代乡村振兴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第三,这一论述坚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9]122我们通过增强乡村振兴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为新时代乡村发展塑形铸魂。第四,这一论述坚持加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我们通过正确处理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推行绿色的发展方式、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再现天蓝地绿、山清水秀、村美人和的美丽乡村新画卷,为广大农民群众留住鸟语花香的山水田园风光,这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充分体现。第五,这一论述坚持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为全球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中国经验和智慧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交流互鉴现代化建设经验,共同丰富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更好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18]新时代乡村振兴坚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世界乡村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充分践行了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是指导我国“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根本性变革的科学理论。它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有助于超越传统的乡土社会,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也有助于为解决全球乡村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有助于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国情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第一,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乡村振兴要通过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农城乡全面融合、共同发展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乡村振兴要通过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第三,坚持走质量兴农之路。乡村振兴要通过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变为提质导向,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第四,坚持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振兴要通过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第五,坚持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振兴要通过挖掘、继承和创新传统乡土文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乡村振兴塑形铸魂,培育文明乡风。第六,坚持走乡村善治之路。乡村振兴通过健全党委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第七,坚持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乡村振兴的前提是通过实施精准方略、加大扶贫投入、构建大扶贫格局、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等,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遵循我国乡村建设规律,顺应广大人民群众期待,并且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二)有助于超越传统“乡土社会”,促进“三农”现代化发展
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孕育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和优秀的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是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9]121-122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本质是重塑乡土社会之“魂”,同时也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超越传统乡土社会之“形”,把新时代的乡村社会打造成为既有传统乡土文化底蕴,又具现代化气息的文明乡村。
一方面,乡村振兴有利于汲取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中的思想精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维系和传承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立足乡村文化振兴,通过深入挖掘优秀农耕文化中蕴含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人文精神以及乡村治理理念,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和文化基因。同时摒弃传统社会农村陋习和封建迷信等文化糟粕,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振兴通过传承发展提升传统农耕文明,促进乡村文化振兴,让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精神品格和文化基因在现代乡村社会得以延续传承。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有利于重塑农业农村农民在现代社会的面貌和形态。中国农村社会受制于传统封建落后文化的束缚,再加上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城乡发展失衡问题,导致中国农业竞争力不强、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农业弱、农村穷、农民苦等问题虽然通过脱贫攻坚得到了有效改善,但是部分地区的脱贫攻坚成果还不够稳固。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通过推进乡村“五个振兴”,旨在改变传统乡村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落后的面貌,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
(三)有助于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来看,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市与乡村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农村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和指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9]32我们只有通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解决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矛盾,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基础。
第一,乡村振兴要解决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矛盾,促进农村现代化发展。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对城镇化发展和工业化建设的长期支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村与城市发展出现差别和对立,并且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意味着农村不再处于依附城市发展的从属地位,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建设要着眼和服务于乡村的发展,这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第二,乡村振兴要解决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发展矛盾,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工业基础薄弱状况,通过发展农业生产为工业化开辟道路。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起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却出现了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9]42可见,我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为实现整个国家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支撑。乡村振兴要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构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第三,乡村振兴要解决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促进农民现代化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差距的扩大,以及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导致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坚持让农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通过促进乡村“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的思想、精神及思维方式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四)有助于打造乡村振兴新模式,为世界乡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来看,乡村衰落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考虑具体国情而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建设模式,不仅会使现代化建设陷入困境,还会使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进一步扩大,从而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遵循城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乡村振兴新模式,并进一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是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9]13
第一,为世界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提供了思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些国家忽视农村的发展和建设,通过城市“滴漏效应”带动农村发展,导致了农业农村发展的步伐跟不上城市,城市农产品供应不足,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使得乡村走向衰落和凋敝,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也陷入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握和处理城乡关系,着力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第二,为世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大多数是通过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带动农村市场化发展,进而促进农业走上现代化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剥夺农民土地,忽视农村发展的问题。新时代乡村振兴坚持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通过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力度,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发展,城乡区域共同繁荣,走出了一条有别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第三,为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方案。世界部分国家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农民的利益,不能够有效吸纳农村的劳动力,导致大量的农民涌向城市贫民窟,由于贫富差距扩大造成了各种社会不安和动荡,最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乡村衰退导致的“乡村病”、城市贫民窟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维护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让农民作为主体参与现代化乡村建设过程,共享乡村现代化的发展成果,有利于为解决世界乡村发展难题提供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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