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改革才能促进发展。
2015年被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教育领域亦是如此。
2015年，《教育规划纲要》的实施进入第二个五年，按照时间表，还有短短五年，我国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在迈向“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之年”，还有哪些“硬骨头”要啃，还有哪些改革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还需要找准哪些发力点深化改革？
本刊记者采访了多位全国两会代表，借助他们的视野去发现影响和制约教育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也借助他们的思考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找到更好的落地思路。
立德树人，要补上“人的价值观发展规律研究”这一课
立德树人需要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的合力。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认为，在价值观教育上家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很多家庭更多地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这成为左右家长的主流观念，价值观教育就自然降到了次要地位”。
他在调研中发现教育界对人的价值观发展规律研究得也还不够：“德育工作方式简单化、概念化、没层次，给小学生讲很抽象的道德，到大学再来补，造成德育效能低下。立德要讲科学，讲规律，应该思考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要用恰当的方式传递恰当的内容。比如，传统文化教育，首先要想清楚到底把哪些传统文化传递给后代，怎样选择、评价、引导？”
高尚的师德对学生的价值观影响巨大。因此，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吴正宪建议改变唯分数的教师评价方式，完善教师评价制度，“不能通过考试来评价师德，要看他们如何对待学生，如何影响学生，要发掘每位教师教学生涯中打动人心的真实故事，让学生学有榜样、比有参照”。
立德树人还要重视阅读和艺术的力量。“要优中选优，把最适合孩子们的书籍推荐给他们。音乐、美术、诗歌都蕴含着美好的情感，要用丰富的德育资源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吴正宪说。
教育源于生活，要回归生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卫主张立德树人“要注重知行统一，完善青少年志愿服务制度，多给学生提供社会实践的机会”。
以选才方式的改变，深化育才方式的改革
国家的发展动力来自创新，创新人才的培养关乎未来。
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就是对这个时代命题的回答：通过选才方式的改变，深化育才方式的改革，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机制保障。
最大的变化在于选择性的增加。这种变化兼顾了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选才方式的改变，指向的是育才过程的改革。
它很可能会根本性地改变长期以来应试的、唯分数的选才标准。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培育方式、教学理念、教学组织形式、学习行为、学习方式都会随之产生根本变化。
高中教育首当其冲，传统的教学秩序被打破，选课走班成为了常态。由于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教育发展不平衡，在大班额比较普遍的省份，选课走班挑战学校的硬件设备和师资。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李桢对此表示担忧：“教室数量够不够？教学空间够不够？能否为选课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能否真正做到一人一课表？”“选课时如果出现严重分化，如何合理调配教师？”
培养方式的变化要求每位教师兼任学生的生涯导师，那么教师就要熟悉社会发展方向、学科研究前沿、高校学科建设情况、相关专业就业走向，等等，这一系列转型中，“高中教师是否准备好了？课程的组织、管理人员够不够用？”
考招改革是系统改革，它势必会辐射到基础教育整体领域。
一旦考试增加了选择性，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自主性。李桢认为，如果没有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培养起学生的自主性，直接进入走班制、学分制，那么学生行为习惯的管理、教学秩序与过程的把控都存在问题。“西方教育发达国家的选课都是从初中开始的，而我们大多数初中还管得特别严。”
但在李桢看来，问题和困难并不能成为阻挡改革的障碍：“只要规划设计得当，这些问题都有破解之道。尽管各省情况不同，但试点省的经验会为我们提供思路和启发。”
与此同时，一些高中学校担忧大学的招生配套改革跟不上。李桢认为这种担忧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考招改革是整省推进的，只要省里的高考方案在教育部备案通过，一旦公布，高校必须配套提出自己招生的专业需求。”事实上，在教育部已公布的2015年教育工作要点中，也将“指导督促各省（区、市）和有关高校研究制定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列入其中。
按照时间表，2017年全国整体推进考招改革，政府的主导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为了保证各省科学、有序、依法依规地运行，李桢认为，首先是不能停、不能等。要把前期工作做好，把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想清楚，然后研制各省改革思路，渐进性地进行试点，同时逐步统筹考虑义务教育阶段的整体改革。“这样，改革实施起来风险和怨气可能就会少一些。”
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是本轮考招改革成败的关键。2017年以后，高考录取工作会大变样，浙江省的方案里，考生志愿由“专业+学校”组成，录取不分批次，实行专业平行投档，传统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可能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专业录取分数。在招生中，专业冷暖会更加明显。
这就给老牌名校带来了挑战。“高校首先要对本校各学科进行专业评估：哪些专业实力强，哪些实力弱，招不来学生怎么办？招来的学生可能分差大，你要不要？学生的选择多了，你如何更好地适应学生需求，做好服务？高校内部必须进行综合改革，不改就不能适应变化了。”李桢分析说。
机遇与挑战并存。“有的高校有特色，但建校时间短，影响力比不过老校。但如果能在专业发展和招生办法上出新思想、新方法，就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黄德宽认为。
同时，他也坦承，考招改革面前，高校有两个问题急需研讨。
“长期以来高校招生都完全依赖高考成绩，直接面对考生、选拔考生的招生能力和招生体系没有建立起来。高校必须改革录取机制和选才观念，刻不容缓！”
“高等学校招生自主权会更大，因此高校要建立自律体系和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招生腐败，保证招生的公正、公平。高考信度关系重大，需要相关部门提前高度重视。”
改革教育执法体制
依法治教如何在基础教育领域落实？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认为，“首先要尽快出台教育法律和修改相关法律，保障有法可依。”
“当前，一些基础性、根本性的重要法律缺位，比如学校法。我国基础教育有几十万所学校，涉及两亿多学生、1000多万教师。涉及如此庞大的群体，却没有学校法，依法治教很难实现。”
另一方面，已有法律条文中部分条款需要修改。“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已经出台了近30年，2006年修订到现在也接近10年了，现实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基于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和老百姓的需求，很多内容都需要修改。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也出台20多年了，一些条款已远远不适应今天的现实需求。”
已经出台的法律，周洪宇认为要严格依法实施。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建议，依法治教“应该开展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实施专项治理行动计划，改革我国的教育执法体制，明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作为教育执法主体的地位，改革教育人事管理体制，建立地方政府教育法治水平评估制度，把依法治教落到实处”。
具体到学校，依法治校最关键的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现代学校要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学校和政府的关系、学校和社会的关系、学校内部治理这三个问题，并通过章程固定下来，保持学校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其中，很重要的是学校和政府的关系。”“要依法行政，政府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明确哪些权应该放下去，学校要承担哪些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鼓励学校去多元尝试，不要搞一刀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认为。
城镇化教育难题：高质量的公平
城镇化必然伴随着新的教育问题。
钟秉林认为城镇化背景下的教育面临两大难题，“大量农民工涌入大城市，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和考试权如何保证，怎样才能和城里孩子一样享受比较好的教育？随着新城区的建造，大量农村变成了城镇，城市布局发生了变化，城市中的基础教育如何优质均衡地发展？这其中，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问题相互交织”。
张志勇也指出，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我国教育资源配置短缺的主要矛盾正在由农村转向城镇，转向发达地区。城镇大班额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地方大班额比例达到90%以上，“仅靠现有学校扩容已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城镇教育人口”。
城镇教育资源短缺，考验着现行的教育法规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模式等各方面。张志勇建议：各级政府应未雨绸缪，超前规划教育资源配置。在未来20年，每年按照适龄人口的增长，建立起城镇教育资源常态建设机制。
然而，这还不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只要规划得当，财政保障，学校硬件条件会很快得到改善，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实现高质量的公平。“这跟城市中的各种办班热、辅导热、择校风、条子生、考试移民、考试舞弊等教育怪象是同一个问题，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与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急切需求形成了当前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钟秉林认为。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拓展优质教育资源。但“好学校”绝不是短时间能形成的，优秀的师资、校园文化、办学传统都需要长期积淀，这是教育发展和学校建设中一条不可逾越的规律。因而，“我们要有紧迫感、责任感，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学校要坚持内涵建设、提高质量，要尊重规律”。
城镇化对农村教育质量也提出了新挑战。“大量农村子弟离开农村，农村生源出现短缺。而教师编制是按照生师比来配备的。很多边远乡村学校按生师比只能配备两个甚至更少的教师，课程的开齐率受到影响，音乐、体育、美术、科学等教师无法配齐，素质教育质量难以保障。在编制配置上，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保证农村学校课程开齐开足，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才有基本的前提。” 钟秉林建议。
建立责权明确、分权与制衡相统一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今年两会，多位代表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与有效使用保持高度关注。
钟秉林呼吁：“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定要负起责任来，在制定年度财政预算和‘十三五’规划时，保证4%足额到位。”
周洪宇建议：“教育投入不能停留在4%，随着我国GDP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人均教育投入要建立一个和GDP增长挂钩的稳定增长机制。”
当教育投入足额到位之后，这笔“巨款”，如何有效使用？
张志勇认为首先要改革经费管理体制。目前，财政部门与教育部门的合作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导致教育部门财权和事权分离。此外，教育经费多头管理现象严重，对教育的绩效、财政投入绩效监督缺位。
因此，他建议：与教育财政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要建立起权责明确、分权与制衡相统一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首先，中央财政和教育部门负责平衡各省市之间的教育财力，但不直接安排具体项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由省级财政部门根据地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统筹安排使用。其次，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教育经费的筹措、协助教育行政部门编制教育预算、平衡各地教育财力、教育经费使用效能的监管和考核。再次，教育部门按照支出项目负责编制部门预算，并组织实施。最后，教育经费统一归口财政部门管理，发展改革部门不再管理和安排教育经费。”
周洪宇认为，需要加大教育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力度。“任何一个投入，投到哪里，怎么投，都要接受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监督。”
张志勇对此持有相同观点，他建议尽快建立教育财政预决算终端公开制度，公开教育经费的来源和占比、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教育经费的流向、教育经费的最终使用者、预算决算编制说明以及使用绩效，“做到教育财政资金流向可追查、可监督、可考核、可问责”。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为切实把教育事业办好，我们要保证投入，花好每一分钱”。
厘清权力边界，重塑教育人事权力配置格局
教育的发展，归根结底要回到教师问题上来：聘用什么样的人做教师？教师队伍如何建设？这是教育最关键的环节，也是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
教师是高度专业化的职业，进入教师队伍的人必须是懂教育的、会教学的。但是，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在调研时发现，校长们对新进教师意见很大。
“很多学校都反映，人社部门招来的老师不能用。很多老师看几个月的书就能考到教师资格证，却不会上课。”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教育局局长毛杰说。
“新教师本该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是非专业教师的涌入给学校发展带来了很大压力，校长们怨气很大。”吴正宪坦陈。
张志勇认为，这源于教育、编制、人事部门管理权限的边界模糊。
在中小学教师招聘和职务（职称）方面，中央、国务院把招聘录用、职务评聘、培养培训和考核等管理职能归到教育行政部门，这是对教育专业性的尊重。
但遗憾的是，一些地方人事部门直接负责教师的招考工作和教师职务（职称）评聘工作，导致了教育部门‘人权’与‘事权’的分离。“人事部门直接从事教师培训，甚至将自己组织的培训直接与教师职称评审挂钩，这就代替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继续教育的管理职权。”张志勇说。
要提高教育行政效能，就必须重新配置教育人事权力。他建议，将教师招聘权和职务（职称）评审权还给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编制、人事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监督，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管理权应归属教育行政部门，人事部门只负责相关政策上的宏观管理。“厘清各自权力边界，形成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教育人事权力配置格局。”
除了顶层的制度设计，教师队伍的总体结构也亟须调整。
当前，教师队伍总体水平与社会的期待还有距离。从学段看，学前教师、高中教师、特殊教育教师是短缺的；从学科看，音乐、体育、美术、科学、计算机等专业的教师比较短缺；从区域结构看，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教师短缺。
吴正宪特别关注农村偏远地区教育，她通过调查发现：按师生比算这些地区并不缺编，但音体美等专职教师严重缺编，影响了课程的开齐开足。
另一方面，农村优秀教师外流严重，优秀应届毕业生引不进来，教师队伍断层。“国家应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加大经费补贴力度。”吴正宪建议。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全国校长们最普遍、最大的烦恼莫过于教师职业发展动力不足。李桢认为，三对矛盾导致了这个问题，“一是教师队伍年轻化带来的教师队伍个性化需求与集体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二是教师个人的兴趣发展和教师专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三是教师的职业理想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
“原来可以用理想信念吸引人，用职业崇高感来鼓舞人，用学校文化来凝聚人，但现在你发现无论花费多大力气，效果也不太明显。”因此，李桢认为，教师培养的核心是师德，其次才是能力。
在吴正宪看来，这一问题还与考核评价制度相关，“各种各样的考试、检查，教师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感悟教育，就会缺少价值感”。她建议，国家能够更多地在身心健康、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和住房条件等方面给予教师更多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