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康，李 旻
(1.沈阳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866；
2.大连民族大学 国际商学院，辽宁 大连 116650)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结构由“核心化”向“扩展化”转变，老人随子女一起流动的家庭正逐渐增多，(1)梁勇，马冬梅：《现阶段我国城市流动人口变动的新特点及服务管理创新》，载《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1期。农村随迁老人规模逐步壮大。农村随迁老人是指拥有农业户口且跟随子女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且年满50周岁，(2)靳小怡：《农村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研究》，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以“被动流动”为重要特征的群体。(3)彭大松：《家庭化流动背景下老年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载《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农村随迁老人不仅是城镇化发展的产物，更是计划生育政策效应形成的一类弱势群体。1971年开始推行、1982年正式写入宪法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当前的农村随迁老人普遍只有一孩或二孩，受户籍制度影响，除了享受微薄的新农保养老金，基本享受不到社会养老保障，农村老人不得不依靠子女养老；
伴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流向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凋零现象日益严峻；
部分农村老人被动选择随迁城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农村随迁老人群体进一步扩大。
农村随迁老人普遍面临城市适应难题，成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不利影响因素。他们在以下三方面存在突出困难。一，在环境适应方面，随迁老人在接受城市生活方式、适应新生活环境时不适应感明显，娱乐生活单调、语言交流存在障碍；
(4)孙丽，包先康：《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状况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城市性”兴起为背景》，载《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二，在身份认同方面，农村随迁老人是城市子女家“局外人”和社区“陌生人”身份，城市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弱；
(5)陈盛淦：《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载《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三，在情感需求方面，农村随迁老人更容易受到孤独感的侵蚀和冲击。(6)李旻，迟美灵，谭晓婷：《农村随迁老人福利的测度及差异分析》，载《农业技术经济》2020年第7期。并由此导致在社会关系、心理、文化、社会交往上长期被隔绝，并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城市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不利影响因素。
现有文献对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问题关注不多，主要集中在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现状(7)刘有安：《论移民文化适应的类型及心理变化特征——以新中国成立后迁入宁夏的外地汉族移民为例》，载《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问题及解决思路的研究(8)孙丽，包先康：《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状况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城市性”兴起为背景》，载《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现有研究多是从某一角度出发的直觉推断，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分析较少。(9)吴红丽，薛云珍，武俊英：《2010年—2020年随迁老人研究的可视化分析》，载《护理研究》2022年第12期。探讨影响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因素的研究并不多，多数研究集中在流动老人的社会融入问题，(10)胡雅萍，刘越，王承宽：《流动老人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载《人口与经济》2018年第6期。(11)李雨潼：《中国老年流动人口特征及社会融入分析》，载《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3期。普遍认为家庭情感慰藉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入有重要作用，社区养老服务和政府的老年福利也具有重要作用。(12)周红云，胡浩钰：《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影响——基于武汉和深圳的调查数据》，载《西北人口》2017年第4期。(13)彭大松：《家庭化流动背景下老年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农村随迁老人属于中国特有二元结构下产生的群体，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针对移民展开的研究。
社区活动是提升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重要途径。社区活动与个体城市适应的研究最早出现于医学领域。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不仅可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14)Warburton，D.E.，Nicol，C.W.，Bredin，S.S.Health benefits of physical activity：the evidence.Cmaj，2006(6)：801-809.还可以增强老年人的社会融入、(15)Popovic，S.，Masanovic，B.Effects of physical and social activity on physical health and social inclusion of elderly people.Iran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19(10)：1922.降低抑郁发生风险。(16)Hong，S.I.，L.Hasche，and S.Bowland.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activities and longitudinal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on among older adult.The Gerontologist，2009，49(1)：1-11.然而，国外文献研究发现来自社区和文化活动的支持会抑制美国亚裔移民的文化适应，社区活动不利于迁入地移民的心理文化融入。(17)Baek Choi，J.，and Thomas，M.Predictive factors of acculturation attitudes and social support among Asian immigrants in the US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2009，18(1)：76-84.可见，社区活动对流动人口融入的影响仍存在分歧性观点。农村随迁老人作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特殊弱势群体，社区活动是否可以促进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其作用机制是什么？社区活动对不同适应水平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还需要更多更全面的微观实证结果进行验证。
本文选取社区活动作为切入点，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为推进人口城镇化、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社区是与家庭直接建立联系的基层物理和社会单元，是有正式架构的组织。社区可以提供社区医疗、便民服务、活动场所等各种服务和设施，社区活动有助于农村随迁老人扩大交往范围，增强城市适应。而社区活动室更是中老年集聚的空间单元，根据身份属性理论，农村随迁老人对家庭来说是家庭成员，对社区来说是社区成员，去社区活动室活动更是与城市中老年人群体接触的直接且重要途径。研究表明活动对个体健康和社区融入有潜在的促进作用，(18)Wankel，L.M.，Berger，B.G.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of sport and physical activity.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1990(2)：167-182.社区活动的特点是易参与、费用可承担，这对于进入城市社区的农村随迁老人来说，极大的便利了其参与活动。社区活动可以充当交流平台推动乡城移民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交流，(19)高振峰，魏婉怡，朱邱晗：《体育参与与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项基于B市L社区的探索性研究》，载《体育与科学》2019年第6期。提升随迁老人社会资本，(20)许玮：《社区体育参与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载《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重建随迁老人社会关系网络、促进再社会化。(21)李理，蒋宏宇：《社会融入视角下随迁老人体育参与及其保障研究》，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1：社区活动可以增强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
参与社区活动能缓解老人的负面情绪，(22)刘视湘，孙燕，杜晓鹏：《老年人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生命意义及身心健康的中介作用》，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年第6期。心理健康状况是社会融入状况的表现，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利于社会融入，(23)司文涛，戚伟，孟霖：《心理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基于地方适应性的中介效应》，载《资源科学》2022年第4期。负面情绪的缓解有助于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提高。农村随迁老人子女忙于工作并没有太多时间陪伴自己的随迁父母，而农村随迁老人却亟需情感上的慰藉，此时社区活动室成为他们可以选择除家庭住房以外的“第二空间”，通过在社区活动室活动的过程与社区当地居民、同乡进行互动交流，互动会使个体注意力分散并远离压力源，(24)Thoits，P.A.Mechanisms linking social ties and support to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2011，52(2)：145-161.或者将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到压力源更积极的一面；
(25)Pearlin，L.I.，and Schooler，C.The structure of coping.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78，19(1)：2-21.特别是精神上的慰藉可以缓解农村随迁老人因生活环境变化、衰老、疾病和收入下降等自身压力给老年人带来的消极情绪，具体来说就是缓解农村随迁老人从农村“熟人”社会物理空间转移至城镇“陌生人”空间环境，因物理空间、文化系统的双重变化导致的紧张、压力感等带来的消极情绪，同时获取情感能量，进而有利于增强其城市适应，这体现了社区提供的活动空间和交流空间所发挥的“缓冲器”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2：社区活动通过降低负面情绪来增强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
城市生活能力的提高可以增强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农村随迁老人通过社区，与城市居民建立联系，与社区居民互动交流，了解所在城市的交通、购物、医疗服务等信息，提高其城市生活能力，进而提升了城市适应的水平。根据米德的社会互动理论，(26)Mead，G.H.Mind，self，and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农村随迁老人通过社区提供的各类支持与服务与社区其他居民产生互动，社区活动室作为互动场景是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条件和空间保障，为农村随迁老人与其他居民互动提供了地点或舞台，产生经常性的互动行为，使得农村随迁老人与其他居民凝聚在一起；
互动中介可以是农村随迁老人的农村生活经历、在城市生活的苦恼等，也可以是共同的活动爱好；
农村随迁老人把社区活动作为交流和信息传递平台，获取“信息支持”，可快速了解城市日常生活信息，提升城市生活能力进而助推其城市适应，这体现了社区活动的“助推器”作用。此外，社区活动通过建立个体与其他群体的接触，从而有效减少偏见。(27)Pettigrew，T.F.，Tropp，L.R.A meta-analytic test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6，90(5)：751.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接触可以将农村随迁老人群体去类别化，将其视为普通个体和共享资源群体的成员，从而与其分享城市生活经验，提升其城市生活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3：社区活动通过提高城市生活能力来增强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国际性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简称CHARLS)数据库。该调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北京大学团委共同执行的大型跨学科项目，采用科学的PPS抽样方法，对中国大陆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5岁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进行入户调查，涵盖了150个县、450个村(社区)，截止2018年追访时有1.24万户家庭，约1.9万名受访者，是一套高质量的具有中国居民普遍代表性的微观数据，可用于全面深入分析中国老龄化问题，推动中国老龄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因为“统一居民户口”无法判断是否为农村户口，影响农村随迁老人身份的判断，故本文将少量的“统一居民户口”剔除。本文样本选择依据是：从2018年数据中筛选出拥有农业户口、年龄50周岁以上，到子女所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随迁老年人样本，删除缺失重要变量的样本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790份。
(二)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测度
中国农村随迁老人因户籍制度、价值观念、城乡差异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具备中国特色，除了家庭团聚，养老更主要的是照料孙辈。
H.Entzinger认为应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排斥四个维度考察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28)Entzinger，H.，Biezeveld，R.Benchmarking in immigrant integration.European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Erasmus University of Rotterdam，2003，1-50.而中国的农村随迁老人有其特殊性，更多表现为对城市的适应，而非社会融入，原因如下：一方面，中国存在典型的二元城乡结构，城乡差异巨大，农村随迁老人属于乡城流动群体，户籍属性及户籍所带来的福利、保障的差异使农村随迁老人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较弱，农村随迁老人面对异质性强的城市社会其适应难度更大；
另一方面，驱动农村老人随迁的动力是照顾晚辈、养老，经济来源主要靠子女支持，非个人劳动收入。(29)靳小怡：《农村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研究》，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农村养老金保障作用也十分有限，农村随迁老人多通过打零工、回收废弃物等方式产生的收益补贴家用，经济上依赖子女。为此，本文根据农村随迁老人的特征从城市生活适应、社会交往适应和心理文化适应三方面构建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为综合评价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水平，本文参照张晨等(30)张晨，马彪，仇焕广：《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可以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吗？》，载《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2期。测度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的方法和步骤，使用熵权法计算城市适应各指标的权重，对城市适应指标体系降维处理，为后续描述性统计和计量分析提供依据。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该方法消除评价指标之间量纲、数量级和指标性质的差异影响，从而正确计算出指标数值，在社科领域应用较广。根据熵权法确定城市适应程度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后，基于权重将指标加权平均得到城市适应程度综合评价指标，得分值越高表示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程度越高。同时，使用同样的方法测算城市生活适应、社会交往适应、心理文化适应得分。
表1 中国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指标
(三)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现状
如表2所示，利用熵权法计算得到的农村随迁老人总体城市适应平均得分是0.2134分，有一半的农村随迁老人得分不足0.1403分，农村随迁老人群体的城市适应得分较低，适应能力偏弱。其中城市生活适应平均得分0.6423分，社会交往适应平均得分0.1056分，心理文化适应平均得分0.1540分，农村随迁老人普遍有较好的城市生活适应，但社会交往适应和心理文化适应偏低。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得分多0.0006分，仅仅高出0.3个百分点，不同经济地区之间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水平并没有明显差异。农村随迁老人个体特征也会影响其城市适应，具体如表3所示。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农村随迁老人总体城市适应平均得分为0.2650分，比高中以下的0.1775分高出0.0875分，高出33.02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村随迁老人拥有更高的城市适应水平。男性相比女性有更好的城市适应水平，有配偶随迁的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水平高于单独入城的农村随迁老人。
表2 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状况
表3 不同特征的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T均值检验
(一)计量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为了考察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影响，设定如下模型：
1.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OLS)
Adaptationi=α0+α1CSPi+α2Controlsi+εi
(1)
2.两阶段残差介入法模型(2SRI)
P(CSPi=1)=Φ(α0+α1IVi+α2Controlsi)
(2)
(3)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Adaptationi，连续变量，由上文构建的城市适应指标体系，用熵权法计算得出。解释变量为社区活动CSPi，二分类变量。虽然社区活动种类不仅仅指去社区活动室活动，还包含了在社区进行身体活动、体育活动、休闲活动等，但是受限于数据库变量设置，本文在CHARLS问卷中选取是否去社区活动室活动表示社区活动。
根据已有研究，本文从个人、家庭和地区层面选取影响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31)王玉泽，罗能生：《空气污染、健康折旧与医疗成本——基于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能力三重视角的研究》，载《经济研究》2020年第12期。控制变量Controlsi包括三类：(1)农村随迁老人可获取的其他社会支持变量，农村随迁老人获得养老金收入对数、家庭经济支持的对数(子女家庭过去1年给随迁老人现金和折现物品金额的对数)、子女家庭情感支持(子女看望、联系其随迁父母的频率)、领悟社会支持量(农村随迁老人感受到的在其需要帮助时可以提供帮助的人的数量)、参加的医疗保险量(指农村随迁老人参加的各种医疗保险数量之和)。(2)农村随迁老人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配偶随迁、患慢性病的数量、工作、宗教信仰等。(3)农村随迁老人家庭特征，包括金融资产(现金、存款、购买债券)对数、财产性收入(出租土地、宅基地房子租金)对数、子女数量。i指调查个体，e是误差项，IVi为工具变量，为社区层面中老年居民去社区活动室的概率，以部分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模型(1)为OLS回归模型，模型(2)与模型(3)为两阶段残差介入法估计的回归模型(Two-stage Residual Inclusion，2SRI)。该模型最初由Hausman在1978年提出，该方法第一阶段是对内生变量进行估计，第二阶段是用因变量对第一阶段产生的残差拟合值进行回归，若残差系数是显著的则说明模型存在内生性，可以使用该方法进行估计。在劳动经济学研究领域，因变量通常是非正态分布或受限变量，因此非线性模型成为该领域主要研究模型。模型(3)中，β1是本文最为关心的系数，如果β1在统计上显著为正，则说明农村随迁老人参加社区活动将有助于增强其城市适应。
(二)回归分析
1.基准回归
本文使用stata17软件对社区活动与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缓解由于变量度量而造成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对城市适应变量进行了1%分位数以下和99%分位数以上缩尾(Winsorize)处理。为防止多重共线性造成估计偏误，经检验显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及所有控制变量的VIF值都小于多重共线临界标准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表4中的列(1)、列(2)运用普通OLS回归，列(3)、列(4)采用可以减少估计偏误的稳健回归，列(1)、列(3)为不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列(2)、列(4)为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检验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社区活动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参加社区活动可以提高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本文研究假说1基本上得到验证。
表4 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影响的回归结果
2.两阶段残差介入法(2SRI)
城市适应强的农村随迁老人可能更倾向于去社区活动室活动，因此，社区活动和城市适应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使得模型存在潜在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此外，农村随迁老人个体之间也会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差异，而这些特征差异会同时影响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和是否参加社区活动，遗漏这些特征变量也会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因此需要构造工具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在经济学领域的微观个体层面的研究中，选择区县级、社区级等层面的解释变量作工具变量是一种惯用做法。(32)Card，D.，Krueger，A.B.School resources and student outcomes：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new evidence from North and South Carolina.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6，10(4)：31-50.为此，本文借鉴张兴祥(33)张兴祥，史九领，庄雅娟：《子女健康对父母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载《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3期。的做法，使用社区层面中老年人的社区活动参与率作为工具变量。社区是居民生活共同体，社区的特征会影响社区内居民的态度和行为，社区层面中老年人的社区活动参与率会影响农村随迁老人社区活动的参与，而社区层面社区活动参与率对个体的城市适应没有直接影响，理论上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假设条件。
经检验，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显著(见表5)。工具变量检验中最小特征值为 26.80，根据Staiger and Stock(34)Staiger，D.，Stock，J.H.Instrumental Variables Regression with Weak Instruments.Econometrica，1997，65(3)：557-586.建议只要该值大于1就认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P值小于0.05 ，认为是合理的工具变量。DWH检验结果P值为0.12，大于0.1，接受工具变量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可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列(1)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列(2)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稳健标准误回归，列(3)为广义矩估计，列(4)为两阶段残差介入法回归，回归结果均显示，社区活动可以显著提升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2SRI 模型的回归结果作为解释依据。从中可以获知，关键自变量的估计系数比外生假设下的基准模型中的更大，这说明若不采用工具变量模型会低估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增强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加社区活动可以使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得分平均增加0.1240分，提升幅度占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平均得分(0.2134分)的58.11%。这表明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影响不仅有显著的统计意义，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2SLS 模型与 2SRI 模型的估计结果保持一致表明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正向作用可信、稳健。研究假说1基本上得到验证。
表5 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工具变量模型(2SLS LIML GMM 2SRI)
(三)稳健性检验
由于是否去社区活动室活动是由农村随迁老人个体特征决定的自选择过程，若直接回归可能会产生选择性偏误，倾向得分匹配(PSM)的方法可以使非随机试验数据接近于随机试验数据，估计结果更加稳健。(35)Heckman，J.J.，Ichimura，H.，and Todd，P.E.Matching as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estimator：Evidence from evaluating a job training programme.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7，64(4)：605-654.为此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运用五种方法对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影响进行匹配，五种匹配方法均表明社区活动可以显著促进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之前，需要进行平衡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匹配后的大多数协变量标准化方差小于10%；
此外，t检验结果也拒绝了处理组和控制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表明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共同支撑集”范围比较大，匹配效果好，这表明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参加社区活动与未参加社区活动的农村随迁老人的特征差异得到较大程度的消除。其中ATE表示考虑整个随迁老人样本的匹配结果；
ATU表示只考虑未去社区活动室活动的农村随迁老人的匹配结果；
ATT则为仅考虑去社区活动室活动的农村随迁老人的平均处理效应，这也是本文最关心的结果。由表6可知，所有匹配结果均显著为正，且大部分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社区活动可以提高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倾向得分匹配结果与基准模型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即社区活动可以提高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
表6 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影响的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四)机制分析
为了分析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作用机制，本部分构建了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影响的中介效应模型。负面情绪和城市生活能力是社区活动作用于城市适应的机制变量。
本文主要参考江艇的研究成果，并将温忠麟和叶宝娟(36)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载《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5期。的做法作为展示。江艇批评了缺乏理论基础的的传统中介效应模型，认为把中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回归中的做法是一种“坏控制”；
并提出了规范做法，即根据理论选出一个或几个与结果变量因果关系比较直观的中介变量，这样就无须正式的因果推断，然后仅看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37)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载《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5期。本部分建立的中介效应模型基于机制理论分析，把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一同回归的传统中介检验做法仅用于展示。构建如下模型：
Adaptationi=τ0+τ1CSPi+τ2Controlsi+ε1
(4)
Mediator1=α1CSPi+α2Controlsi+ε2
(5)
Mediator2=δ1CSPi+δ2Controlsi+ε3
(6)
(7)
表7汇报了相应的机制分析结果。列(1)、列(2)、列(3)分别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以及加入中介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两条路径中列(2)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中介变量与结果变量在理论上关系又是直观的，因此中介效应存在。此外，本文还选取了偏差纠正后的置信区间来考察是否存在中介效应。(39)Hayes，A.F.，Scharkow，M.The relative trustworthiness of inferential tests of the indirect effect in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does method really matter？.Psychological science，2013，24(10)：1918-1927.结果显示，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在路径 A 和路径 B 中，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符号一致，中介效应存在。中介变量为负面情绪和城市生活能力。回归结果显示农村随迁老人参加社区活动显著增加了其城市生活能力提高效应，并显著降低负面情绪发生的可能，进而提高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可以看出城市生活能力和负面情绪是社区活动参与行为影响城市适应的两个作用机制，即参加社区活动会对城市生活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对负面情绪产生抑制作用，进而提高城市适应。研究假说2和研究假说3得到验证。
表7 社区活动影响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机制检验
(五)进一步分析
前文虽估计了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影响的整体效应，但未能反映社区活动对不同城市适应水平的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影响的差异。传统线性回归方法只能得到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期望值的影响，无法获得社区活动对不同城市适应水平下的农村随迁老人的影响程度分布规律，分位数回归方法最早由 Koenker，Bassett提出，相比于普通线性的均值回归，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对偏态、多峰和异常值数据更为稳健，而且从不同分位数上考虑问题，分析结果也更加深入。
表8是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分位数回归结果，QR 25、QR 50、QR 75、QR 90分别对应“弱”“中等”“中等偏上”“强”四个适应程度。为确保不同分位数下系数差异的显著性，本文进行了 Wald 检验，均拒绝没有差异的原假设，检验结果均通过。本部分重点分析社区活动、领悟社会支持量、医疗保险数量、受教育水平和配偶随迁等4个与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水平密切相关变量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从表8中估计值可知，社区活动对不同城市适应水平的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城市适应水平“弱”的农村随迁老人相比，社区活动对城市适应水平在“中等”和“中等偏上”的农村随迁老人的作用更大，而对于城市适应水平“强”的农村随迁老人作用又有所减弱，但依然显著且作用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城市适应水平“强”的农村随迁老人本身属于外向型性格且具有较多的社会资本，他们可以选择更多的路径和依靠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提升自身城市适应。由此说明提升社区活动的功能，需要针对不同群体特征有差别、有针对性地设置社区活动，以便更有效地发挥社区在提升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水平的作用。领悟社会支持量在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初期作用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村随迁老人进入城市场域初期，因子女忙于工作无法提供足够的情感慰藉而感到孤独时，或对新环境不适应时，自己感知到的有众多亲戚朋友和家人会给自己帮助和支持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随着不断接触新事物，无法理解和处理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时，挫败感、无力感袭来，这时候会寻求帮助以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学习新的规范，因此对于中等及以上适应水平的农村随迁老人，更多的是依靠外界工具性支持来增强城市适应。参加医疗保险的种类对城市适应水平强的农村随迁老人作用明显，随着在城市生活时间的增加，农村随迁老人逐渐适应城市规则，对城市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控力，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需求和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对自己未来也有了稳定预期，此时社会保险的全面性越高越能助推其城市适应。对于配偶随迁的作用，仅仅在25分位(城市适应“弱”)显著，说明了有配偶随迁仅在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初始阶段有显著作用。综上分析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因素的作用，不论农村随迁老人处于何种城市适应程度，社区活动均可以显著提高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但鉴于对不同城市适应水平的农村随迁老人社区活动作用存在差异，可以制定差异化的社区活动政策。
表8 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分位数回归结果
农村随迁老人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生理机能衰退，社会角色弱化使农村随迁老人在城市中被“边缘化”，“免费保姆”定位和“陌生人”形象也使其在社会生活领域相对封闭，与社会相脱离，他们渴望被关注，需要适应并融入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老龄化和农村人口家庭化迁移背景下，关注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问题，科学合理评价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提高其城市适应水平关系到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有序推进和构建和谐社会，对稳定农业转移人口就业与家庭和谐、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提供的2018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探讨了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活动能显著提升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社区活动通过降低负面情绪和增强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生活能力提升其城市适应水平。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表明社区活动对不同适应水平的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社区活动的作用随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以上研究结论对学界和相关部门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是，农村随迁老人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形成的一类特殊弱势群体，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家庭结构由“核心化”向“扩展化”的转变，农村随迁老人群体将进一步扩大，农村随迁老人普遍面临城市适应难题，成为城市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不利影响因素，在推进人口城镇化、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政府必须关注农村随迁老人这一群体。二是，社区在推进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应充分发挥社区的能动作用，加大对社区的支持与引导，以“社区为中心”组织协调资源、增强社区活动的靶向性，差异化开展社区活动，推进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
提升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须从不同层面同时着手。首先，发挥地方政府经济支持的作用。地方政府可提供专项资金资助社区，用于农村随迁老人社区活动发展，特别是活动场所的修建和完善，社区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其次，发挥社区能动作用，开展差异化社区活动。社区管理者和工作者在组织活动中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让更多的农村随迁老人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去，增加农村随迁老人与本地居民的交往和互动机会，推动构建农村随迁老人的本地社会交往生活圈。此外，鉴于社区活动的作用随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水平的上升而存在差异性，应根据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不同特征，实行差异化的活动安排。同时社区还应丰富活动内容和形式，加强城市社区间的协作。第三，注重家庭的情感和经济配合。农村随迁老人获得社区活动离不开子女的支持和配合，子女应给予农村随迁老人更多的情感支持和鼓励，并对其参与社区各类活动提供经济上的适当支持。最后，农村随迁老人应努力提升内在能力、克服畏难情绪，积极使用社区活动，努力融入到社区关系网中去，不断提高自身城市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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