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
慢船去宋朝
青州云，建康树，
明州雪如霰，
打马到金华。
金华何所有？
有星大如斗。
床下蚁，喘如牛，
江上开复封。
平平书帖三两种，
中有一册野山河，
六味地黄可清瘟。
着我铁袈裟，
读我黄州词，
慢船去宋朝，
试灯分茶没心情。
——《步易安词意》
一、一个皇帝的画像
一幅出于北宋某佚名画家之手的宋徽宗像，画中人正襟危坐，他没有倚在龙椅背上，而是坐在一把蒙着黄色锦缎、象征皇家威仪的极为方正的木椅上。他面颊饱满，甚至看上去有些圆润，留着细细的胡髭。他身体的大部分都掩在微微起着皱褶的袍服下面。画中的中年人正凝视某物，好像陷入了深思。面对这幅画像，我们第一眼会感到，这是一个敏感而自信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容易自我满足的人。
元符三年（1100）正月十二日，赵佶的哥哥哲宗皇帝赵煦因某种不明病症突然去世，由于没有预先选定继承人，向太后（哲宗嫡母、神宗皇后）不顾大臣章惇、曾布等人的反对，指定了神宗的第十一子（于哲宗五个在世的兄弟中排行第二）赵佶即位。那年赵佶十七岁，住在皇宫外独立的府第端王府里，在一群宫女的簇拥下长大，热爱书法、绘画、骑马、射箭和蹴鞠，尽管有着少年人的顽劣和諸般的不正经，但没有一个人看出他身上携带着的某种不吉祥的气息。当时，向太后和最终接受了他的大臣们都以为，此子身体强壮，孝义双全，将会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
对青年赵佶来说，荣登大宝，对他的一生来说尚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但对于即将处于他领导下的帝国来说，无疑将展开一场深重的灾难。要是没有这场计划外的继位，这位放荡不羁的唯美主义者将一直安居在他的藩王府第里，创作精美细腻的花鸟作品，从事他终生迷恋的绘画、书法和其他优雅的艺术活动。他会以一个集创作者、鉴赏者、文艺资助者于一身的天才艺术家的身份千载留名，“天纵将圣，艺极于神”，而不必顶着一个惫懒而无能的统治者的骂名，致使王朝在他手上几乎倾覆，他自己也悲剧性地死在中国北方的极寒之地。
他不喜政治，不玩权术，他的内心深处应该与文人士大夫们有着更多的共鸣，乐于和他们一样用商周铜器和书法名画滋养一种艺术化的人生。皇家的雄厚财力足以支撑起他的精致生活趣味并优游终岁。因为有着得天独厚的收藏条件，这位备受争议的皇帝艺术家还在位的时候，就已经与著名画家李公麟、前朝古文大家欧阳修一起成为北宋“尚古”运动中的三大主角之一。1113年，他亲自主持下的《宣和博古图录》成功编纂，大量图录无疑来自于他自己的古青铜器藏品，以国家名义出版的这些大型书谱、图录与按照新的音阶系统编制的“大晟乐”一起，成了接下来展开的宋廷礼制改革的先声，宣示着帝国煌煌的文治之功。
这位新君登基之初用的是“建中靖国”的年号，其间释放出的与党争年代告别的信号，或许是出于对不赞成新法的钦圣太后的某种妥协。毕竟，要是没有向太后的支持，他皇位的取得就会丧失合法性。他的障眼法成功地蒙混住了摄政太后，为他自己树立起了“福寿”“仁孝”的形象，终于，半年后向太后就放心地把权力交给了他。但一等到向太后去世，他完全掌控了权力，他就迫不及待地扯下先前小心翼翼的伪装，表现出了对最初倡导新法的神宗皇帝的尊崇，改号“崇宁”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
由于自小生长在皇家，赵佶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画家或艺术鉴赏家。他对他治理下的国家是有自己的规划和目标的，那就是在他的手上实现传说中的“三代”圣王之治，实现“道统”与“政统”的合一，“内圣”与“外王”的合一。赵佶亲政后，他的施政纲领的第一步就是在他的政府里驱逐那些保守派或立场界线不清的大臣，重用权臣蔡京一步步地恢复新法，并让神宗年代的改革家、故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太庙。但改革走到这一步实际上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所谓的新法只是披着神宗时代的一件外衣，与王安石的最初设计已相去甚远，它的目的只为攫取民间财富和资源，成了往小老百姓头上媷羊毛、割韭菜的一把利器。
这个一开始以政治和解人面目出现的新君，乍一变脸，竟成了本朝自开国以来最大的党禁运动的策动者，这是九泉之下的向太后以及早先看好他的一班大臣们无论如何想不到的。徽宗朝的最初几个年头，在蔡京、王黼等一批钻营之徒变本加厉的推动下，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愈演愈烈，当权者把反对派全都流放到了充满雾瘴之气的南方，并使承接了汉唐余绪的蓬勃、粗放、昂扬的士气遭到从未有过的打击和摧残。整个国家的内转开始了。
二、错生帝王家
首当其冲的，是作为北宋朝文化象征的苏轼和他的文化圈。由于一向都站在新法反对派的阵营，这个松散的文化圈里的一批官员最先遭到清算。其中被祸及的就有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他的名字也被勒石于“元祐党人碑”上。他遭到的处罚是流放广西象郡。苏轼本人因在建中靖国元年从儋州放归时病逝常州，算是避过了刑辱及身，但他的门人不是窜逐蛮荒，就是死于道途，当初洛阳纸贵的著作也遭到了封禁。
这个文化圈里最先去世的，是和乃师同遭贬谪的秦观，再接下来是陈师道和黄庭坚。这些人里最晚去世的是张文潜，他在这些师友去世后还孤零零地在这世上活了十余年，晚年颠沛流离，因酒精中毒，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当然，新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权力永远是最好的催化剂，对权力的争逐又促使了新党内部的分化与对立，像章惇和曾布这些对蔡京的地位构成太大威胁的大臣，都被毫不客气地赶走了，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这样的不算太强劲的对手，也在跟蔡京几个回合的争斗后饮恨去世。
徽宗还是一位皇子时，就像《铁围山丛谈》的作者、蔡京的第四个儿子蔡絛观察到的，“学画，工笔札，所好者古器、山石”，是一位骨灰级的文艺青年。赵佶出阁就藩后不久，就跟随著名画家吴元瑜学画，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子弟赵令穰等一班文朋画友相往来，据蔡絛所说，徽宗那一手著名的瘦金体书法，就是在多年钻研黄庭坚书法的基础上改造而来。醉心于艺文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品行，不管他贵为皇胄还是下里巴人，诗歌和艺术都能让他活得更像个人。但因一己之私爱而荒废国事，只能说错生在了帝王家，就像日后元顺帝君臣对话时手下的一名大臣不客气地指出的那样，他做不了一个好皇帝——“独不能为君尔”。
从徽宗执政的第二个十年起，他对复兴新法的热情衰减了，他的政治激情开始被一些别有用心者成功地转移到了道教信仰上来。徽宗惑于道士林灵素，笃信神仙，自号“道君”，令天下大行道法。他的首席大臣蔡京积极引导他的这一爱好，鼓励他沉溺于道教仪式和音乐。一个叫刘混康的道士还撺掇皇帝不惜工本建造“艮岳”（因建于皇城东北、丑寅方位上，故名）。这是一个充满着奇花异草和珍禽异兽的规模庞大的皇家园林，由园林营造名家、户部侍郎孟揆按照余杭凤凰山的形制设计，征用役夫数十万人，历时六年方得建成。据说园内最为人称绝的，是从苏州和无锡运来的太湖石。
太湖石长于太湖之滨，因久受湖水侵蚀，石中脆弱部分早就剥落，被凿成一个个奇形怪状的石孔，堪称天造地设。应奉局雇用数千名劳工，沿着运河把老百姓俗称为“花石纲”的大量巨石和奇卉异植运往汴京。“纲”，即是船队的意思。据在京中担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的蔡絛说，因为运输速度奇快，船到京城时，那些花草的异香还没来得及散去。
负责督运的是蔡京亲自举荐的朱勔，一个来自苏州的性格十分暴戾的无赖子弟。此人在水路运输方面却是一个专家，为了防止太湖石在装运过程中受损，他将石孔和凹陷部位用胶填堵，并用黏土覆于石之表面，待其风干，就形成一个个类似于岩石的硬物，再起船装运就不怕被撞裂。最大的一块太湖石于宣和五年（1123）运抵汴京，这块巨型湖石，高四丈，载以巨舰，用了数千名纤夫，历时数月方运输成功，这块巨石被徽宗赐名“神运昭功石”，还荒唐地封为“磐固侯”。既然连一块顽石都能封侯，何况朱勔这样的利禄之徒，后来在童贯的暗中操作下，此人冒领了军籍，被擢升为威远节度使。
于是，当徽宗喜欢的大臣们扮成戏子的模样混在宫女中逗乐的时候（据说大臣王黼和蔡京的长子蔡攸都参加了这样的宫中秘戏），当运送花石纲的船队由上千个纤夫拉着、沿着运河吃力地前行，负责督造“艮岳”的太监梁师成派出的士兵们在京城内外到处洗劫珍宝、拆卸建筑用材的时候，当后世说部《水浒传》里的好汉们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两浙路愤怒的農民在方腊的领导下拿起武器公开挑战朝廷的时候，国家这辆大车加速了向着泥潭滑落。蔡京把控朝政的后期，官家夸富竞奢，民间负担的各种赋税、附加税、茶盐专卖税等层出不穷，国家实已财政拮据，显现出穷途末路的征兆来，可怜徽宗此时还自我感觉良好。
价值观的混乱导致共识的消失。对任何一件事的争论都会分成两派。社会被撕裂，官与民的对立开始加剧。为了不让各州各路散点式爆发的起义火种蔓延开来，朝廷不得不出动数以十万计的军队前去镇压，这些兵力本来是要用来制衡北方的草原部落的，不让他们越过长城，这样一来，北方战线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造成这个王朝在劫难逃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着的外交和军事的危机。当国者，不了解世界大势和历史逻辑就会把整个国家拖入泥潭，连累百姓吃足苦头，看来真不是一句空话。
徽宗这位皇帝并不是只知道沉迷于奢侈的花园之乐的尼禄式的君王，出于极度的权力膨胀和自信，自即位以来，他一直梦想着夺回神宗和哲宗朝时被辽和西夏夺走的土地。比如燕云十六州，就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为此，自他继位后一直在奉行一种军事和外交的扩张政策，说硬话，出狠招，不惜多方树敌，在边境地区主动寻衅。但很不幸，宋朝的政府军战力孱弱，不是擅长骑射的西夏和辽军的对手，打了几年仗都徒劳无功。
为了摘下光复失地这个欲望的金苹果，宋朝方面出了一个“以夷制夷”的昏招，想要与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结盟，共同进攻辽国，以期能分得一杯羹。但当宣和四年（1122）金国对辽国发动大规模袭击，拿下其南京燕京时，宋廷却没有同时发动军事行动，因为他们的手脚被一桩意外拖住了，童贯的十五万精锐官军被派往南方去平定方腊之乱去了。这是一桩致命的意外，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金国在没有得到宋朝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打败了辽，而宋廷违反了两国间的军事协定，未按约定出兵。
于是，当宋向金继续提出领土要求时，在金主完颜阿骨打（即金太祖，1115-1123）看来就成了十分可笑的贪婪之举，他毫不客气地予以了拒绝。最终，宋与金达成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宋交给金国二十万两折银和三十万匹丝绸的岁贡，额外再加一笔一百万贯钱的一次性付给，金则归还燕云十六州中的七个州，即燕京及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等周边六州。
宋廷征辽政策失败的后果，是把军事上的软肋暴露给了潜在的对手。在接下来的领土争议和外交谈判中，徽宗的使节更以一种不切实际的傲慢激怒了金人，招致了对方在宣和七年（1125）末的一次惩罚性进攻。虽然年事已高且双目失明的蔡京已在这年四月在侍郎白时中和监军童贯的共同施压下不得不辞职下台，执掌朝纲近二十年的蔡、童联盟也被继起的王黼和梁师成取代，但恶因已经种下，先前在外交和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流毒尚在。即便是神仙妙手，也已无法制止宋朝这辆大车跌跌撞撞驶入战争的泥淖，并最终遭到灭顶之灾。
三、 汴京末日
宣和七年（1125）冬天，金国发动的那场闪电式进攻，由于前辽国降将郭药师背叛宋朝，致使金国骑兵毫无障碍地驰过河北平原，前锋直指汴京。但当时徽宗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迫近，十二月二十一日，他还在和大臣们一起布置元宵灯节事宜。时腊月新霁，风日妍暖，已作春意，徽宗看着槛外的千叶桃花，还心情不错地说，“杪冬隆寒，花已盛开”，并让一班文学侍从之臣作诗为贺，“璿玑星回斗指寅，群芳未知时已春。人心荡漾趁佳节，灯夕独冠年华新”。他不知道，这是他在御座上最后一次看到桃花了。
闻听金人再次入境，事已紧急，徽宗才发布了一份罪己诏，半心半意地同意废止臭名昭著的“花石纲”，号召周边地区的臣民迅速组成军队前来勤王。在女真军队离汴京只有七日时，他作出了“内禅”的决定，把皇位传于长子赵桓，是为钦宗。钦宗以“日靖四方，永康兆民”之意改元靖康，而他那个把国家搞得一团糟的父亲则保留了太上皇的称号。
正月初七日金兵围城前，已成为太上皇的徽宗着一干老臣逃出汴梁，名义上是去亳州太清宫烧香，实际上是要南逃了。他先是坐汴河上的御舟，嫌水路太慢，又换乘了陆路的骡车，一直到符离，眼见得运河在望，这才放下心来。钦宗唯恐太上皇到了南方再搞出一个朝廷来，于是派右相李纲追赶，一直追到镇江，才召回了太上皇。自那以后，徽宗不得不称他的儿子为陛下了，自称也从“朕”变成了“老拙”。
徽宗亲信的大臣被毫不留情地铲除了，先是王黼和梁师成，接着是蔡京和童贯。一个叫陈东的太学生发起联合上书，请求朝廷诛杀“六贼”。“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本就对蔡京十分嫌恶的钦宗认为这句话代表了汹汹民意，而且国家混乱至此，也是需要有人顶缸的，于是同意把蔡京逐出京师。据说蔡京当初是反对徽宗废立太子的，对钦宗上位算是有功，但恼怒的钦宗仍然没有网开一面，而且在蔡京死后还命人将其首级送来查验。
国家再次斥巨资（原先的岁贡之外，又加上一笔巨大的战争赔偿金）买来了和平。二月中旬后，敌人已在开封城外退去，蔡京和“六贼”也都已遭到朝廷的惩处，沸反的民意也稍稍平息了。但这些小修小补已无法阻止灾难的最终到来。这一次，下台的徽宗逃不掉，他身后的国家也逃不掉了。
毕竟缺乏治理国家的有效训练，新继位的钦宗皇帝和他的臣僚们在主战还是主和之间举棋不定，其外交上的无能再加出尔反尔，惹得金军发动了再一轮的报复性反扑。靖康元年（1126）九月拿下太原后，金兵前锋再次剑指汴京。是年十一月初，第一支金军骑兵已经到达汴京城外。在他们的后面还有斡离不和粘罕两位将军带领的两支人马，共计十万余人。
从徽宗手里接过烂摊子的钦宗这才意识到，他和他的父亲一向自恃的帝国军队是如此不堪一击。他想不惜任何花费换取和平，甚至以黄河为两国分界线的条件也硬着头皮答应了，为此还诏令河北和河东的数百万臣民停止抵抗。但金国方面拒绝了。于是，冰天雪地中，汴京的末日毫无悬念地到来了。
长达三十天的护城之役的最后阶段，城中的粮食、燃料皆已告罄。绝望的人们涌入竣工才四年的艮岳，捕食园中鸟兽，拆掉大部分建筑，把奇木异材用来生火做饭。艮岳的太湖石料则被用作石弩的炮弹射向城外。洪迈《容斋三笔》载：“靖康金兵围汴，诏取（艮岳）山禽水鸟十余万，投诸汴渠，拆屋为薪，凿石为炮，伐竹为篱笆。大鹿数千头，悉杀之以噉卫士。”对于一心求道梦想长生不死的徽宗来说，这真是极具讽刺性的一幕。
大雪已经连下二十余日。长驱而下的寒流使得气温继续急遽下降。一片肃杀中，汴京城成了冰窖雪窟般的囹圄，抹平了所有棱角和颜色。风势回旋，飘雪响昼夜，如雷霆声，城头将士负盾而立，不寐达旦，冻栗堕指。战斗从一个城门转到另一个城门。纷飞的大雪使攻城者和守城者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总体而言，是攻击的一方占到了便宜，就像女真大将粘罕对一名手下所说，“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新兵”。
一些钦宗信任的文官被紧急起用，分任东、南、西、北四壁提举官，派到城头督战。但他们大多毫无军事经验，遇事迟缓不决，致使金兵在城下冰河架桥成功。战斗最危急的时候，钦宗戎装亲临城墙慰问前线将士，以御膳赐与他们，他还在皇宫里祈求雪停。但大雪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且北风继作，发屋折木，宋军睁不开眼，也拉不开弓箭，好多士兵的手指头都冻僵掉了。整个世界好像在黑与白中哀悼着王朝的覆亡。
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时，城陷。《靖康纪闻》记录城破之日奇异的天象：“二十五日，大雪。未明。南壁有气若横青山，城上有赤气，横亘十里，其气如血，黎明不消。”而城破之时的惨状，也有不著撰者姓名的《朝野佥言》记录无遗：“二十六日早，城南百姓相惊，云向北金兵下城，入五岳观。醴泉观、陈桥、南薰、封丘门皆有金人下城，杀人劫取财物，城中百姓皆以布被蒙体而走，士大夫以绮罗锦绣易貧民衲袄布裤，以藏妇女，提携童稚，于泥雪中走，惶急弃河者无数，自缢投井者万余，哭声彻天。军民逾城出走者十余万人，城外为番兵杀死者居半。是夜，上在小殿中抱太子，内侍止三四人，余皆遁。道君自龙德宫徒行入大内，诸王妃后、帝姬相聚哭，亦有遁于民间者。”
金兵拆毁了城墙上宋人的防御工事。十二月二日，钦宗在郊外原来祭天的青城向金国递表，宣布无条件投降。其时，已雪止转晴，唯受降时的青城上空，“日出无光，有飞雪数片”。宋答应把河东路和河北路完全割让，同时，还要向金国支付一笔数额特别巨大的战争赔偿款，计绢和缎各一千万匹，金锭五百万条（每条为五十两），银锭一千万条。但过了新年，金廷旋即下达一份诏书，剥夺了徽、钦二宗的皇帝身份，继占领首都后彻底终结了北宋王朝。
先是金兵把钦宗在大营里扣留了十余日。传来的消息是，“元帅留上打球，未得晴，俟打球毕，即还内”。城中百姓父老持香炉于雪中，每日御街上候驾。又请僧道作道场祈晴，大小道场自宣德门一直排到南薰门，时雨雪大，冻饿死者无数。军前索教坊内侍、露台妓女及宫女无数，都是开封府勒令牙婆、媒人追寻，哭泣之声遍于闾巷。金人好酒，从城中买酒，占领区的百姓故意把溲水卖给敌人，金人大怒，张榜告示，今后凡有以诸杂物博易者，一概军法从事。
到二月初七日，未见钦宗放还，却把上皇徽宗与诸王后妃以下，用金铜车子拉到金军大营，并有诸王三十二人，驸马四十七人，内人、宦官多相携步从。百姓见了，都知皇帝要被废掉了，“惊忧战栗，心胆丧乱”。市上人相逢，皆张目相视，“色若死灰”。留守司官员怕城中军民作乱，给金军找了一堆纵兵的理由，出榜说，上皇并妃嫔、诸王诣军前，是去恳求放还皇帝车驾。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睁着眼睛在撒谎。
史称“靖康之耻”的这出大戏的最后一幕是这样落下的：靖康二年（1127）三月，在占领汴京城四个月后，女真人洗劫了整个都城，抢走了国玺，掏空了皇宫内库里所有的珠宝、古玩、善本书籍、工艺品和一应祭祀礼器，把这些战利品装了一千余辆大车，带着一支超过一万四千人的俘虏队伍离开开封，渡过黄河北上。在这之前，金人扶植一个叫张邦昌的原北宋大臣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国号“大楚”。
押解北上的这支俘虏队伍里，有曾经梦想“三代圣王”之治的徽宗和他的儿皇帝钦宗，有随行的皇后、嫔妃、皇子、公主、驸马等皇族成员和宗室贵戚，还有数不清的艺人、工匠、太监和宫中奴仆。在长达数月冗长而又屈辱的旅程结束后，“北狩”的两位前皇帝将以囚徒的身份在异域的森林和草原里度过余生，他们的家人和随从全都沦为了奴隶。
四、物的焦虑
巨变发生得太过突然，那烈火烹油般的繁华之世就这么落幕了，许多人根本就没有心理准备。因为在这之前，不只是徽宗，几乎所有的臣民都感觉良好，以为国威传播遐迩，震慑夷狄，三代“圣王”之治即将实现。整个国家陶醉在不切实际的幻觉中，边境的小胜被吹嘘为大捷，或瞒败为胜，花钱买和平的勾当被小心掩饰着，臣僚们的奏章里充斥着令人肉麻的阿谀之词，御用作家和诗人们的作品中频繁出现“太平无际多欢乐”“升平歌管趁飞觞”等矫饰浮夸之语，“大晟乐”在皇城上空钟声悠扬，用二十万斤铜铸造的“九鼎”安放在新落成的九成宫中，正象征着这个国家万邦来贺的煌煌之仪。
汴京之变发生时，李清照四十四岁，丈夫赵明诚四十七岁。
金兵围汴梁，正是赵明诚出任淄州太守的第二年。其实自他到任，青、潍、莱、淄所在的京东东路已颇不安宁。宋、金在边境不断爆发小规模武装冲突，从前线溃逃的散兵游勇也不时窜入淄州境内，他们滋事扰民，烧杀抢掠，与盗寇无异，搞得地方上人心惶惶。靖康元年（1126），朝廷的一封敕书表明，刚到任不久的赵明诚率地方兵民弹压这些“逋卒”有功，得到了朝廷表彰，官秩也晋升一级。
积极主战的大臣、时任中书舍人的许景衡在《横塘集》里载录了这道敕书《赵明诚转一官制》：“敕：逋卒狂悖，惊扰东州。尔为守臣，提兵帅属，斩获为多。今录尔功，进官一等，翦除残孽，拊循兵民，以纾朝廷东顾之忧。惟尔之职，往其懋哉可。”
从敕书所说的“尔为守臣，提兵帅属，斩获为多”，可知赵明诚虽不知兵，是一个没有多少战争经历的贵家公子，但颇具乃父的杀伐果断之气概，对付这些“狂悖”的乱兵毫不手软。
战火虽暂未波及淄州境内，但南下的官道上，已挤满了逃难的人群。身为一州太守，赵明诚守土有责，此时再也顾不上他视若性命的金石碑铭，“拊循兵民”，以保地方安靖。他家老夫人年事已高，此时已由在京城做官的兄长做主，送到金陵的一家亲戚处暂避，总算是少了一个牵挂。就这样，惙惙不安中到了年底，终于传来了汴京陷落、满城生灵涂炭的消息。
由于记载资料的阙失，我们无从得知他们夫妻得知这个巨变时的反应，是震惊、痛苦、悲愤还是如丧考妣。首都失陷，金兵铁蹄势必南下，朝着京东各路而来，但他们似乎也没有来得及为自身的安危着想。相对茫然中，他们第一件想到的事是，这些二十多年来辛苦搜罗的金石文物怎么办？数目如此庞大的这批古器物，“盈箱溢篋”，已经渗透进了他们整个的婚姻生活和生命里，而且对赵明诚来说，它们的重要性可能更高于生命。
这样一个揪心的时刻，他们肯定想起了熙宁十年（1077），苏轼在给好友、驸马都尉王诜的《宝绘堂记》里提到过的历史上那些因沉溺搜集珍宝而招致横祸的不幸故事。苏轼说鉴赏家们穷其一生心力财力聚拢藏品，到头来这些藏品总不免于颓坏。所以，“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苏轼还说，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那都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他的经验是从此走出对物的迷恋，碰到可喜的就收，碰不到也不气恼，被人取去也不感到可惜。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苏轼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在作出告诫，这些年来，他们不只是“留意”于物，简直是自甘沉溺在古物的世界里了，现在看来，难道不就是“不知命”的两个傻瓜么？
他们一定也会想起经常共同研读的欧阳修的《集古录》里的话，收藏古玩的危险在于，这些古器物的美会令人迷醉，以致移情动性，无法自持。但物“聚久而无不散”，“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他们预感到，这些精心收藏的金石古籍也许将不为他们所拥有，很快就要弃他们而去了。因为国家正面临着不可预测的灾祸，没有人再为每个臣民的生命负责，离乱中肯定没有人会顾得上这些古物。明白过来这一点，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深深地陷入到了“物的焦虑”中去：
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
《〈金石录〉后序》
怎么办？或许苏轼说得对，“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记》）物有限而欲无尽，生活中的“美恶”“去取”又屡屡让人心不能平，人总是生活在不快乐中，如果能做到既寓身物中，又游心物外，那么就能挣脱精神的束缚，无处而不乐。可是，他们真的能舍弃眼前这一切吗？
《〈金石录〉后序》写到他们命运中转折性的这一年时，再次省略了人称代词。从最初的闻寇讯，到后来的整理藏品，一路南迁，都缺失了一个主语。其实这个主语一直都是在场的，它隐含在自此以后通篇的叙事里，那就是：我们，我和他。自此以后，所有的决定都是他们共同商量后作出的，也是共同承担的。
另外，我们会发现，当绍兴五年（1135）五十二岁的李清照追述往事，从这个时候开始，她对赵明诚的称呼里用上了敬词“侯”。“侯守淄川”“侯起复知建康府”“侯性素急”。“侯”是古代五等爵位的第二等，也是对士大夫的一种敬称，她这样称呼丈夫，不只是乱世中夫妻的一份敬爱吧。过早降临的死亡，使得他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变得高大了，某种意义上，他的死亡拯救了自己。
五、载书十五车
金陵那边传来了消息，前往金陵避难的太夫人可能是不堪背井离乡途中颠簸，也可能是年事已高又受惊吓，到了那边不久就去世了。消息传到淄州已是第二年初，赵明诚的两个兄长在汴梁之围时已失去联系，赵明诚只得丁忧，南下金陵奔丧。
接下来的叙述中，由于《〈金石录〉后序》的作者省略了她自以为繁琐的过程，省略了必要的人称代词，致使他们的南下之行在后世读者眼里充满了巨大的谜团。“奔太夫人丧南来”，去金陵到底是赵明诚孤身一人，还是他们夫妇一起？
日后，赵明诚在他们的一件藏品蔡襄书《赵氏神妙帖》的跋语中有“老妻独携此而逃”的表述，据此，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因赵明诚素来孝恺，接到母亲在金陵去世的消息，他方寸已乱，匆匆忙忙就买舟南下奔丧了。妻子李清照则同时离开淄州，前往青州老家，处理“归来堂”中的金石书籍，装满十五大车，再前往金陵与他会合。但也有一种说法，青州“归来堂”的金石文物，赵明诚历官莱州、淄州太守的几年里，他们都是随身携带的，眼下情势紧急，李清照用不着再孤身前往青州，赵明诚是和妻子一起把搬迁的文物作出安排后，从淄州出发前往金陵的。
且不说乱世将至，太平日子里，一个妇人“载书十五车”，从山东淄州前往金陵，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活计。以常理揣度，她要雇用这十五辆车的车夫，要沿途安排这一众人的餐宿，要指挥舟车接驳时的搬运，这些烦琐杂事，一个长处深闺的妇人何能胜任？更不必说这兵荒马乱之际，她还要应对途中的乱兵、盗匪和种种无法预测的危险。俗话说财不露白，乱世中一个妇人带着这十五辆显然是装载着珍宝的大车独自上路，难保没有人不起觊觎之心。接下来我们会知道，其实有许多双眼睛是盯着这些宝物的。
对赵明诚来说，奔母丧以尽人子之孝固然重要，妻子也重要，这些金石图籍或许更重要。所以，这段长长的陈述中虽然缺失了主语，导致对行动主体的多个想象，但从人之常情和夫妻人伦去揣度，赵明诚应该不会作出让妻子独自南运文物这一不负责任的决定的，这十五车文物很可能是他自己带到金陵去的。毕竟他是男人，还做过两任太守，尽管在丁忧中，但地方上还是有一些资源可供他驱策。从《〈金石录〉后序》上下文的语气来看，赵明诚也是从淄州出发前往金陵的。在他前往金陵奔丧的时候，他作出了安排李清照回青州的決定，因为“归来堂”里还有一大宗金石文物。他希望等到明年形势好转了，再设法把这些文物南运过去。
现在，到了他们离开淄州前整理行装的时候了，时间是 “建炎丁未春三月”。李清照在写下这个时间的时候可能犯了点小迷糊，因为“建炎”是宋高宗的年号，要到这一年的五月才启用，所以，准确的纪年应该是靖康二年春三月，也就是1127年的春天。他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怎样来处理这些金石文物。全部带着上路肯定不可行，因为数量实在过于庞大，“盈箱溢箧”，运费过于高昂，那就只能挑珍贵的、价值高的又容易携带的装车。
开箱整理这些金石藏品肯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在物与人几十年的厮磨下，这些古器物已经渗进了他们的生命深处，与他们难分难舍了，舍弃任何一件，都是要他们与过往的生命作出切割。而这种切割在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
但把这些古器物全部带着上路显然不切实际，作出必要的取舍刻不容缓，这难分难舍的心情，也真像五代时即将遭受灭国之灾的南唐君王垂泪对宫娥。夫妻俩只能狠一狠心，将金石文物中价值稍次或较为笨重者，先行剔除出去，其顺序是：
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
《〈金石录〉后序》
先剔除印本厚重的书籍，篇幅多卷的画本，没有款识又一时难以考辨年代的古代器皿。但这样还不行，行李仍然过于庞大，所以又只好将国子监印行的比较通行的版本的书籍、艺术价值平常的绘画作品和一些笨重的器物再次淘汰出去。
即便经过这样一轮轮的淘汰，最后还装了满满十五车。赵明诚驱着这十五辆大车上路，他的路线是：离开山东后，进入江苏，渡过淮河，再渡过长江，最终抵达建康，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金陵。因为李清照不是一起走的，她只能从丈夫事后的叙述里对这趟旅途撮其大概，所以记述至为简约：
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
《〈金石录〉后序》
我们今天习称的南京，在李清照笔下和她那个时代的文献中，出现了“金陵”“江宁”“建康”三种叫法。“金陵”是习惯性地以古都之名称之，“江宁”是某个历史阶段的正式称谓，李清照在写作《〈金石录〉后序》时称之为“建康”，是准确并且郑重其事的，因为之前的建炎三年五月八日，高宗驻跸“江宁”，南京已正式改名为“建康”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三：“三年己酉夏五月八日改江宁府为建康府。”
靖康二年三月，赵明诚南下金陵，四月就传来汴京撤围、金人掳徽钦二帝北行的消息。再到五月，逃亡中的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其间还夹着一个金人扶植的短命的傀儡政权、前宰相张邦昌的“大楚”朝。日后，类似的伪政权还有一些，如金人扶持原济南知府刘豫在山东大名建立的“大齐”朝。很可能就是在一个人回到青州的日子里，李清照有感于时势急剧变化，魑魅魍魉竞相登台，写下了一些充满讥讽性和正义、火气的诗歌。在这些历史题材作品中，她把两汉喻作两宋，把张邦昌的伪“大楚”喻为两汉夹缝中建立的王莽的“新室”，称之为丑陋不堪的“赘疣”，期望新君能够像东汉的刘秀一样光复社稷。
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
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
《咏史》
后两句的“嵇中散”，即三国时魏末“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因曾官中散大夫，所以人称“嵇中散”。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友人山涛，自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后两句的意思是说，身处乱世，是非不明，最好像嵇康那样，远名利，忘荣辱，含垢藏瑕，洁身自保。
朱熹把这四句看作同一首诗，他在《朱子语类》里说，嵇康批评汤、武得国，李清照以篡位的王莽比拟张邦昌之流，都是一种很高超的议论，尤其是这种大胆泼辣又有见识之语是出自一个女子之口，那更是世所罕见。他把李清照与人称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前宰相曾布的妻子魏夫人并列，说“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但很可能朱熹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仔细阅读他所激赏的这些诗句前后衔接和语气转折，这四句似并非同一首诗，更可能是分属两首诗歌的残句。
我们接下来会发现，南渡后的李清照还会写作类似的观点犀利而又风格隐忍的短诗。毕竟，相比较于她时时流连的歌词，诗歌可以让她更直接地对着时代发言，对着她一直关注的士人的世界发言。但出于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因，我们无法读到这些诗歌的全貌，只能看到一些残句。
六、江山半壁人离乱
李清照是建炎元年（1127）秋冬时节动身前往建康的。三月，赵明诚从淄州出发时，他们夫妻已有约，青州老家还有没来得及带出的古物和书册，数目也颇庞大，堆满了十几间房屋，待第二年春天日子安靖些了，再设法一起把这些文物南运。
但金兵还没来，青州地方却发生了一场兵变。这年秋天，临朐土兵赵晟聚众为乱，年已七十九岁的京东东路经略安抚使兼制置使、青州太守曾孝序派手下将官王定率兵弹压，王定出师不利，“大衂而归”，曾太守下令他不准入城，要他将功赎罪，不行还要军法从事。王定鼓动败卒夺门斩关而入，曾孝序不能制，因出据厅事，嗔目大骂，遂与儿子訏一起被乱兵杀死。不久后，赵晟又被继任的京东东路安抚使刘洪道设伏杀死。
青州乱成这样，李清照自无必要在这里等下去，估计就在青州兵变刚得平定后不久，她就匆忙收拾了几件随身携带的金石书画，仓皇南下了。这就是赵明诚日后所说的“去年秋，西兵之变”。她离开青州不久，青州、潍州等城都被金兵占领了，抵抗派领袖之一宗泽也病死了。十二月，金兵攻陷青州，“归来堂”里十余屋的文物，全都化为了灰烬。
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金石录〉后序》
这一时期到高宗正式登基前后，不只山东，南方的襄阳、杭州、寿春、镇江也是乱象纷呈，一些地方武装都想浑水摸鱼捞上一把，个别拥兵自重的大佬还会对皇权生出觊觎之心，四处抢掠地盘。李清照到了南方仍没脱离险境。
当初赵明诚南来建康，是经东海（古郡名，今山东郯城以南，江苏邳县以东）渡淮，再渡江，也就是到了东海即改走水路，溯淮至楚州，取道运河南下，经真州（今江苏仪征，当运河入江之口，南与镇江隔江相望）、镇江然后抵达建康，因为这样走最为便捷。李清照此番寻来建康，走的应该也是同一路线。
建炎二年（1128）正月，当她历尽艰辛到达镇江，正赶上张遇的乱兵攻打京口。这张遇，本是真定府马军，在山东兖州聚众为盗，人称“一窝蜂”，金人南侵时自淮西渡江，先占池州，后犯江宁，在江淮制置使刘光世追击下，再自真州率战船百艘入镇江。张遇乱军最嚣张的时候，距高宗临时驻扎的扬州不到六十里，情势堪称凶险。镇江第二次陷落时，守臣钱伯言弃城而逃，皇族的一位大长公主和其儿子，也在乱军中被杀。这就是赵明诚后来所说的“江外之盗再掠镇江”。
也不知她吃了多少的苦头，得以冲出乱军阵中，进入江宁城和丈夫相见了。时间当在建炎二年（1128）正月末，或二月初，距赵明诚南下奔丧正好一年。
依古制，“丁忧”期间，子女要在家中守丧三年，不赴宴、不婚娶、不担任政府公职，但自北宋真宗朝起，此制已有所改变，“丁忧”其间可不离任。眼下高宗接续大统，朝廷正在用人之际，南来后的朝散大夫秘阁修撰赵明诚已于建炎元年八月（九月系李清照误记）被高宗任命为江宁知府兼江东经制副使。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
《〈金石录〉后序》
此时，赵明诚的两个兄长存诚和思诚也已南渡。赵存诚于建炎元年底除广东安抚使，知广州，在李清照他们南渡之前，他人已在江南。赵思诚出官较晚，不久也将重获起用（绍兴二年始以直秘阁主管江州太平观，守起居郎）。江山半壁人离乱，所幸人都跑出来了，赵母也已在金陵下葬，赵明诚从山东运来的“十五车”金石图籍，也够他们检点一阵子的了。
建炎二年（1128）三月十日，夫妻俩重新检视南运来的金石文物，一件著名书法家蔡襄所书《赵氏神妙帖》引起了赵明诚特别的注意。这并不是因为这件书法价值不菲（蔡襄的书法承平时已售钱二十万），“神工妙翰”，而是因为它特殊的经历。最初，它并不在从淄州运来的十五车文物里，而是李清照在“西兵之变”后独自南下时，从青州“归来堂”带出来的。此番妻子风尘劳顿而至，他郑重作跋，“老妻独携此而逃”，无尽的委屈、仓皇和体谅都在其中了。“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予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予家所资，荡无遗存，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
日后，这件《赵氏神妙帖》到了南宋收藏家岳珂手中，岳珂特作一段跋语云：“右蔡忠惠公《赵氏神妙帖》三幅，待制赵明诚字德甫题跋真迹，共一卷。法书之存，付授罕亲，此独有德甫的传次第……承平文献之盛，是盖蔚然可观矣。德甫之夫人易安居士，流离兵革间，负之不释，笃好又如此！所憾德甫跋语，糜损姓名数字。《帖》故有石本，当求以足之。嘉定西亥十月，予在京口，有鬻帖者，持以来。叩其所从得，靳不肯言。予既从售，亦不复诘云。赞曰：公书在承平盛时，已售錢二十万，赵氏所宝也。题跋皆中原名士。今又一百年，文献足考也。易安之鉴裁，盖与以身存亡之鼎，同此持保也。予得之京口，将与平生所宝之真，俱供吾老也。”
这批南运的书画古器，在他们故去半个世纪后开始偶现峥嵘，有的成了皇宫庋藏，有的出没在市肆的古玩市场。虽换了不知多少任的主人，但古物永流转，也真应了昔年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的故作旷达之语，“人亡弓，人得之”。
七、履冰渡河
当金人对宋廷发起一连串惩罚性战争时，钦宗的弟弟、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屡次被派去进行一场场徒劳的外交谈判。汴京第一次被围时，赵构和少宰张邦昌前往河北金营，作为宋朝履行割让三镇等议和条件的人质典押在金兵大帐里。但随即宋将偷袭金营，致使金帅斡离不怒而毁约，点名更换等级更高的越王作人质，钦宗以越王乃其叔父，不得已改遣肃王（徽宗第五子）、追加驸马都尉曹晟同为人质，皇弟赵构才获放归。在后世的官方叙述里，赵构能够从金营放归被视作是有神人护佑。
靖康元年（1126）冬天汴京最后陷落时，赵构被钦宗任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派驻在外，是唯一一个不在京城的皇子，因此他幸运地逃过了金兵的抓捕，避免了与他的父亲和兄长一样成为草原部落的俘虏。当时，他以告和使的身份再赴河北金营，刚到磁州，守臣宗泽以肃王被拘为前鉴，阻其北上。他最终听从了宗泽的建议。他的副使王云在混乱中被截杀。据说当时有一支五百余人的金军骑兵部队一路追踪着他，幸赖善良的磁州百姓骗过了金军骑兵，他才得以逃脱南归。
从磁州南下相州，经李固渡过黄河，官方史述里康王“履冰渡河”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日后孝宗朝的画院画家萧照所作的政治性宣传组画《中兴瑞应图卷》，中有一幅《大河冰合》图，图中冰河千里，与雪同色，等到随从们都过了河，康王最后一个上岸时，身后的冰已大声坼裂，他的马也陷在了冰中。这个神迹故事后来在南渡后又衍化成了家谕户晓的“泥马渡康王”，以表明高宗是上天眷顾的真命天子。这组宣传画的另一幅《脱袍见梦》，场景是大元帅府的行营殿帐，帐外树木旌旗林立，帐内康王正在酣睡，他的哥哥钦宗入他梦来，脱下龙袍让他穿上，而后者在梦里正作推辞状。同时代文学侍从之臣曹勋以画旁的一段旁白复述了这个故事：“上受命为大元帅，方治兵选将，应援京城。忽梦钦宗，如寻常在禁中，脱袍以衣上，上恐惧辞避之际，遂寤。”他的一段画赞“靖康之初，上为爱弟，连将使指，敌畏英睿。解袍见梦，授受莫避，天命有德，中兴万世”，正坐实了这位“神武”且“有德”的康王续统的合法性。
徽、钦二宗被押解北上后不久，赵构在宋朝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被元祐皇后（即昭慈圣献皇后，宋哲宗的第一任皇后孟氏，汴京陷落时她已被废去名号，再加所居昭华宫失火，临时居住在皇宫外的一处私人宅邸，因此成功逃脱，后被张邦昌迎入延福宫，上尊号为“宋太后”）宣布册立为宋朝的新皇帝。在这之前，只过了三十三天皇帝瘾的张邦昌在众人反对下已不得不同意放弃“大楚”的皇位。四月初八日，元祐皇后遣其侄孟忠厚和一位從“大楚”反正的官员、吏部侍郎谢克家前往济州，以“大宋受命之宝”玉玺进呈康王，劝请他早正大位，接过重建王朝的重任。
“王恸哭跪受命”。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接受了使命。
1127年五月初一日的册立仪式上，出自本朝肱股大臣之手的《手书告天下》有言：“汉家之厄九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惟天意，夫岂人谋？”北宋共九帝，康王赵构是徽宗第九子，由康王奉天承运，合乎法统。事实上他们已经把赵构看作了光复东汉的汉武帝这样的中兴之主。这边一即位，元祐皇后即撤帘，并被尊为元祐太后。
但是，这个在严重的政治危机中被仓促推出的年轻皇帝，读书虽多但偏隘，且从来没有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眼下他羽翼未丰，想要坐稳江山，最要紧的恐怕不是主战派大臣们叫嚷的光复中原失地，而是首先要保住性命。尽管五月份在应天府举行的登基演说中，他当着太后和群臣的面“南向恸哭久之”，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倡义旅”“冀清京邑”“复两宫”，其实内心里是虚弱而又惶恐的。
比如谈到首都南迁计划，像李纲这样的主战派大臣都认为汴京是天下根本，“敌可避，都不可迁” “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举而掷中州之地以资于敌矣”。但赵构内心里其实早就有了打算，认定外连江淮、内控湖海的东南会要金陵，将是未来的国都。是以，他一方面重用李纲、宗泽等官员以安抚主战派大臣，任命李纲为他的第一位宰相，并交与统管御营使之权，另一方面则打定了主意向东南撤退，并把他更为信任的两位大臣黄潜善和汪伯彦提拔到重要岗位上。这两位都是和他一样不愿意回到开封去的。果然，李纲只做了两个半月的宰相就被罢免了，他的权力被黄、汪两位左右丞相分享。
下定了决心去南方的皇帝于建炎二年（1128）十月一日启程离开应天府，沿运河而下，经宿州和滁州，约一个月后到达扬州。金兵追赶的势头实在太猛了，建炎三年（1129）二月初，徐州、泗州相继失陷，韩世忠也兵溃沭阳，迫使高宗作出了一个决定，命御营军的一位将军刘正彦，带兵护送诸皇子和六宫先去有重江之阻相对安全的杭州。
金军游骑破了天长军，高宗只带了几个近身官员和内侍狼狈出城。当时的混乱情形是，高宗“介胄走马出门”，随行的只有御营都统制王渊、内侍省押班康履等五六骑。“过市，市人指之曰：‘官家去也！俄有宫人自大内星散而出，城中大乱，帝与行人并辔而驰。”慌乱中，乘舆服御，官府文牍，全都丢弃了。那些跟随逃亡的百姓，被马蹄践踏者不知凡几。高宗还在扬子桥下亲手击杀了一名出言不逊的卫兵。他们在瓜洲镇坐小舟渡江，至京口，再至镇江，晚上在府治下榻时，连寝具也找不到一件，高宗只得取出一张自带的貂皮，半卧半裹将就一夜。
一些官员在渡江时淹死了，还有一些死于乱军中，百姓堕江而死者，更不计其数。史书载：“癸丑，金游骑至瓜洲，民未渡者尚十余万，奔迸堕江而死者半之。舟人乘时射利，停桡水中，每一人必一金乃济。比金兵至，皆相抱沉江，或不及者，金兵掠而去，金帛珠玉，积江岸如山。”
御前护驾的一些官员和内侍，如王渊、康履、蓝珪等人太过张狂，激起了先行遣往杭州的刘正彦将军和扈从流制鼎州团练副使苗傅的对抗。刘、苗杀死了签书枢密院事王渊等几个宠臣，逼着高宗把内侍康履腰斩枭首。他们还对高宗继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要他让位给三岁的儿子赵旉，改年号为“明受”，同时提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高宗无奈，只得同意逊位，移居改称睿圣宫的显忠寺。孟氏也被迫再度垂帘听政，她一面慰抚刘、苗等人，一面密召韩世忠之妻梁红玉，勉令韩世忠速来勤王。
虽然这场小规模的叛乱在后来赶至的韩世忠将军、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张浚的弹压下成功平息了，两位叛将也逃走了（他们后来被韩世忠在福建抓住，押解到建康一同磔杀），但“建炎政变”对高宗的内心伤害无疑是巨大的，加深了他对大臣们的猜忌和对世界的不信任。他几乎是带着一种嫌恶的心情逃离了杭州（这次政变后杭州被改名为临安府），在常州短暂停留后，建炎三年（1129）五月初四到镇江，五月初八到江宁。
很快，江宁被正式改名建康。这年五月二十七日，高宗搬入了仓促布置好的行宫。就在这段闹哄哄的时期，他唯一的儿子赵旉去世了。对于皇位的继承人问题，大臣们肯定要比皇帝本人更加焦虑，考虑到高宗不大可能再有子嗣，大臣们提出从年轻一代的宗室子弟中挑选品行优秀者养在宫中，由元祐太后带着宫中女眷把他们抚养成人。高宗同意把这件事交给他的宰相范宗尹去办。
建康既是高宗理想中驻跸的所在，安全防卫自然十分重要，江宁知府的人选因此成了一件颇需斟酌的大事。前面说到高宗宠幸的黄潜善和汪伯彦，他们对李纲很是不满，正好李纲的弟弟李维新娶了江东经制使翁彦国之女为妻，黄、汪就把仇恨转嫁到了翁彦国头上，必欲除之而后快。翁彦国于建炎元年（1127）七月因不明病因去世后，正在江宁守制丁忧的赵明诚随即进入了高宗的视野。此时，大量官员滞留北方，新朝体制未备，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赵明诚是故相之后，经术和吏才兼具，任职淄州时就有过平定地方叛乱的经验，身上又没有什么党派色彩，因此有了这次出任江宁知府的机会，“仍起复直龙图阁赵明诚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赵明诚于建炎元年（1127）八月到任，《〈金石录〉后序》说他“己酉春三月罢”，己酉年是建炎三年（1129），故知赵明诚在江宁知府任上的时间，实足为一年零七个月。
八、花香熏破春睡
当清照、明诚夫妇在江宁安身之初，高宗和他的心腹大臣们正在金兵的追索下辗转于长江下游各州府。
1127年春，高宗在南都嗣位，国中一时有中兴之气象，高宗本人又果敢敏毅，与臣民同甘苦，思艰崇俭，这一切都让李清照对这位年轻的君王大有好感。但高宗随后的行径却让她深感失望。奉行不抵抗主义，一路南窜，丢城弃地，罢李纲，杀太学生陈东，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奸佞之徒，不只寒了前方忠良之士的心，更使收复中原变得遥不可及。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北来消息”中，更让她愤怒的是济南守臣刘豫的投敌，当金人啖之以利时，这个曾被徽宗鄙薄为“河北种田叟”的前济南知府竟然甘作叛臣，为金人长驱南下充当起了马前卒。
胡马长驱，两宫北狩，君臣偷安南避，“归来堂”看来是回不去了。思念沦陷的北方家乡，她更难抑内心的忧愤深广。周煇《清波杂志》卷八记载了冬日里她一次称得上疯狂的举动：“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大雪天，一顶笠，一袭蓑，走到离城很远的地方去觅诗，寻的是绕树三匝的诗情，亦是内心悲愤的发泄。只是新上任的知府大人要处理繁忙的政务，哪顾得上跟她唱和，即便强打起精神，也是没心情。
想起燕太子丹易水设宴，送别荆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个英雄辈出的大时代，终究是远去了。再想起北狩的二帝，吴江之冷，更多的是心头的一片寒意吧。
南来尚怯吴江冷，
北狩应知易水寒。
《佚句》
她应该还会想起“新亭对泣”故事里的王导，和西晋八王之乱时坚持抵抗含冤身死的大臣刘琨。当渡江南来的一众大臣跑到新亭相对饮泣时，席中有人大放悲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只有宰相王导站出来拍案而起，大声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眼下神州瓜分豆剖，可叹满朝士夫，竟无一个是有血性的男儿了。
南渡衣冠少王导，
北来消息欠刘琨。
《佚句》
作于这一时期的政治讽喻诗，应该还有不少，可惜存世的只有这么两句了。就这两个残句，“忠忿激发，意悲语明，所刺者众”，也把苟安避世的满朝文武给得罪了个遍。赵明诚的中表兄弟谢克家、妹婿李擢这样曾在张邦昌的伪“大楚”朝短暂效力的官员，读了怕是更要汗颜吧。
更多的时候，她被思乡之情湮没。夜里大醉，来不及卸妆就和衣而睡，发髻上还插着梅花的残枝，最后又是浓郁的花香将她熏醒。《诗经·邶风·柏舟》云，“忧心悄悄”，毛传说，“悄悄，忧貌”。醒后再也不成眠，思乡又得不到安慰，愁闷无聊，手指徒劳地揉搓着花瓣和线香，这个有点孩子气又有点神经质的动作，怕也是有一肚子怨气要发泄吧。
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酒醒熏破春睡，梦断不成归。
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更挼残蕊，更捻余香，更得些时。
《诉衷情枕畔闻梅香·夜来沉醉卸妆迟》
乱世之中，夫妻能于劫后重逢于江宁，也是上苍垂怜，所以这一时期她的心绪，大抵还算不错，“一枝喜得东君信”，她还能灵敏地捕捉到季候的变化。从后面说的要把梅枝折來，“插向多情鬓”看，这一阕《七娘子》似作于前词稍前数日。
清香浮动到黄昏，向水边、疏影梅开尽。溪边畔，轻蕊，有如浅杏。
一枝喜得东君信。风吹只怕霜侵损。更欲折来、插向多情鬓。寿阳妆鉴，雪肌玉莹。岭头别后微添粉。
《七娘子·清香浮动到黄昏》
这一阕《河传》，似也作于宁静而短暂的建炎初年的江宁城：
香苞素质。天赋与、倾城标格。应是晓来，暗传东君消息。把孤芳、回暖律。
寿阳粉面增妆饰。说与高楼，休更吹羌笛。花下醉赏，留取时倚阑干，斗清香、添酒力。
《河传梅影·香胞素质》
丈夫忙于公务，虽同在一城，也像出门远游去了一般，留她一个人坐对小园嫩绿。柳絮飞了，笋根上又长出新竹了。唐王建《宫词》说，“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她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寂寞的宫女，只有在梦里，才穿越千里，来到老城墙背后的溪边。那时，她就像凌波仙子，曾长时间驻留在那人的眼帘，可是现在还有谁会顾她一眼呢？
零落残红，恰浑似、胭脂色。一年春事，柳飞轻絮，笋添新竹。寂寞幽闺，坐对小园嫩绿。
登临未足，怅游子、归期促。他年魂梦，千里犹到，城阴溪曲。应有凌波，时为故人留目。
《品令·零落残红》
九、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从李清照的少女时代起，我们就在为她扑朔迷离的生平感到困惑。我们从她父亲和丈夫的履历、从她的婚姻里，一点点地想象、建构着她的生平，在借用她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还要警惕滑入“自传式解读”的泥淖，避免对诗词本事作过度阐释。但自从建炎二年（1128）春天她来到江宁起，我们发现，她的生平资料开始有所增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她和丈夫一起被迫卷入了两宋之交的历史迭变，许多当时的文献都提到了他们，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她改变了早年的写作习惯。她开始更郑重地对待写作。
或许是纷乱的岁月使她明白，写作是为了记住，叙述过了才可能永久存在，她开始有意识地对自己的作品标注写作时间。
建炎二年（1128）春天，上巳节， 她发起了一场亲属女眷聚会。参加这次亲族聚会的女眷，有她的两个姑子（一个是李擢的妻子，一个是出使金国不屈而死的傅察的遗孀），赵明诚的姨表兄谢克家、姑表兄綦崇礼此时也到了南方，他们的内眷应该也会参加。她母亲王氏一系的亲属在江宁的虽也不少，但平日里殊少走动，倒不一定会来与宴。存诚、思诚已任新职，一赴广州，一赴泉州，他们的家眷估计也到不了场。
这样劫后余生的聚会，大抵是悲欣交集的。女人们会带着夸耀的语气谈论她们夫君的新职务，交换一些八卦消息，谁升官了，皇帝对谁不满意了，谁被拿下了等等。最后，作为一场酒宴的例行节目，会安排歌女出场演唱新词。她触景生情，新填一阕词：
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宜相照。
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
——《蝶恋花·上巳召亲族》
词的上半阕说，漫漫长夜让她提不起一点精神，心情也郁郁不欢，只有在梦里，还能辨认出熟悉的京都的街道。像是为了报答眼下的好春色，花儿与月影也相互映照着。下半阕简要介绍了宴席，菜品一般，酒却是美酒，味道也很合口，一切都让人称心如意。这不过是些应景话。接下来，出现了一个趁着酒兴的意外的举动，“醉里插花”。这动作故作洒脱，却难掩年华老去的落寞。她说，喝醉了将花插在头上，花儿不要笑我，可怜春天也要老了呀，就像人无可奈何走到老境一样。
是啊，留不住的春天挽不住的华年，毕竟她四十有半，连丈夫都要开始叫她“老妻”了。
欧阳修有《蝶恋花》词，为一时之名作：“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金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梨花，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一句连三字，既险且美，李清照用《临江仙》曲调，作“庭院深深”数阕，既流露人老不得归乡的担忧，也是向她心目中的大师致敬。
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扃。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
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
这第一阕《临江仙》说，那么深的庭院，像是藏在无穷的转折中，云雾缭绕的楼阁门窗也经常关闭。骋目四望，柳梢返青，梅萼绽红，春天的景象越来越分明了。这古秣陵城的周遭，树木渐绿，似乎在宣告春已归来，但我却无家可归，看来要老死建康城了。“云窗”“柳梢”，俱是初春景色，寒冬再怎么漫长，春天犹有归时，看到树越来越绿，她才会黯然神伤。想想过去多么幸福啊，吟風赏月，饮酒作诗，如今却人已老去，什么事也做不成了！年老了，还有谁会记得你青春的容颜，怜悯你的憔悴与衰败？元宵试灯也罢，踏雪赏景也罢，都没有心情去做了。
她是什么时候起对时间的流逝这么敏感了？这急景流年里，又要逃难，又要安家，她要操心的事儿太多，很多时候应该是无感的才对，因为把日子都过麻木了。为什么一个四十五岁后的妇人，还那么纠缠于“人老”“老去”，会说出“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这般情绪化的话来？难道仅仅是因为回不去故乡的“归来堂”了吗？
先前，她很少在自己的作品前写一些开场的介绍性的短语，这两阕《临江仙》词的开篇，却难得地有一段“序”。“欧阳公作《蝶恋花》，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其声即旧《临江仙》也。”这段序文，或许是解开她心情为何如此恶劣的一把钥匙。
“予酷爱之。”她说，她酷爱欧阳修的这首《蝶恋花》。这是真话吗？我们仔细读两遍欧阳修的这首《蝶恋花》，会发现他书写的对象是一个无比失意、落寞的闺中女子，这个女子想念意中人而不得见，盼望意中人而不得归，因为这个意中人流连的地方，是男人都懂的“游冶处”“章台路”。这样一首词、这样一个丧气的女子的形象，怎么会让李清照“酷爱”，还郑重其事地记下来呢？
至此，我们或许会明白，她已经与欧阳修词中的那个闺中少妇发生移情，《蝶恋花》里的女子，《临江仙》里的女子，都是庭院深处同一个女子，她们正被爱情之箭伤害着。“无意思”“没心情”，是因为受不了丈夫冷落心底发生的委屈，“予酷爱之”，也不过是把意思反着来说。自从来到这六朝金粉的古都，尤其是当上江宁知府后，她的丈夫又经常借故不回家了，他的身边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女人。而这诸般一个妻子眼里的恶行，知府大人是不会稍加留意的，二十多年前，他还是一个小京官时就已经屡屡有故事传出，而这不过是每一个男人身上都会发生的故事。
于是我们读到了《临江仙》的第二阕，一首写梅花的词。据说，花与风之间有一个古老的约定，即花信风，自小寒始，每五天应期而来的风，吹开一种花，开得最早的便是梅花。我们知道李清照是一个爱花人，尤喜梅花，写了很多小词为之留影。少女时她蹴罢秋千，见客入来，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与丈夫婚后，共赏金尊沈绿蚁，明月庭院照白梅，梅都对应着她的一段心境。到江宁的第一个冬天，一个人踏雪狂走，说是寻诗，其实寻的也不过是雪中墙角的一抹红罢了。而这首词里的梅，却让我们感到了陌生。这也是让我们读了为红尘中的词人命运感到悲哀的一阕词。
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春迟。为谁憔悴损芳姿。夜来清梦好，应是发南枝。
玉瘦檀轻无限恨，南楼羌管休吹。浓香吹尽有谁知。暖风迟日也，别到杏花时。
《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
词的上片，云爬进了窗，雾升起，终日湿漉漉的天气，春天总是迟迟不来，梅还没有开。它后来或许是开了，却是在梦里，在梦里开得很灿烂。
而到了词的下阕，梅却已经落了。它“玉瘦檀轻”，憔悴凋零，留在空疏枝头的只有“无限恨”。它的生命还没有开放就已凋零了，世上还有比这悲惨的事吗？为谁憔悴？花落又有谁知？开放与凋落的中间，只有一段空白。
十、古画流转
金陵乃长江下游重镇，南北对峙的第一线，赵明诚在此开府，足见朝廷对他期待甚殷。南渡之后，明诚守江宁，存诚以广南东路帅臣的身份知广州，思诚不久也升任中书舍人，至此，赵氏一族已从当初的打击下完全缓过劲来。
我们找不到确切记载证明赵明诚在江宁知府任上的治绩，但以他历任莱、淄两守的从政经验，在江宁府上的表现应该也不至于太差。看起来赵明诚也是挺满意这个新职务的，至少他的心情很不错。安徽的当涂和芜湖地界是江宁府治下，他出城巡视到那里，两次碰到江西派诗人、江州知府韩驹，韩驹跟他开玩笑，说他的神采像天上的明月，朗朗照人。“西来有客共征途，不恨维舟日日孤。爱子清明似秋月，当涂见了又芜湖。”
江宁是六朝文物荟萃之地，酷爱金石事业的赵明诚来到这里，肯定会有不少收获。可是除了建炎二年（1128）三月检视南运文物、为《赵氏神妙帖》题跋这件事，我们鲜有看到他继续从事文物研究的记载，但我们不妨想象，公务之余，他还在继续收集金石字画。赵明诚留观一个亲戚所藏唐阎立本名画《萧翼赚兰亭图》，很长时间都没有归还，许多人认为是他品格有亏的一个证据。
南宋历史学家施宿编写的《嘉泰会稽志》记载了这则故事：
唐太宗雅好法书，他手下的御史萧翼，从王羲之第七代传人智永的嫡孙辩才手里，骗得了人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修禊叙》真迹。当时的名画家阎立本根据何延之所撰《兰亭始末记》，绘制了一幅《萧翼赚兰亭图》。画中，一书生状者是萧翼，一老僧状者，是智永嫡孙辩才和尚。此画笔画秀润，人物神采毕现，可谓神品。南唐时，这幅画为江南内府所藏，宋太宗平定江南，将此画赐给兵部外郎杨克逊，杨传至其五世，后人归于子婿周氏，其孙周榖藏之甚秘。徽宗朝的大太监梁师成请以礼部度牒易之，也没有拿到手。后经扰攘，周榖将远行，这件宝物转到了同城收藏家谢伋手里。
这个谢伋，字景思，乃是赵明诚中表兄弟谢克家之子，曾官工部郎官，却生性不喜官场，唯好金石书画。赵明诚和谢克家同是郭槩的外孙，他们的母亲是亲姊妹，赵谢两家的往来一直热络，南渡后也没断了联系。大表侄谢伋带了这卷《萧翼赚兰亭图》过江宁，明诚热情招待，说要借观此画，借去后就一直没有归还，大概他是想借着亲戚关系，老着脸皮把这幅兰亭图留下。谢伋也一直没有好意思去讨还。赵明诚去世后，所藏金石字画散落外间，到了绍兴元年七月，有人携此轴在钱塘出售，被刚刚出任淮南转运司转运使、人称“吴紫溪”（因家居钱塘紫溪得名）的书法家吴说贱价购得。这自然是后话了。
或许，我们也不必就此对赵明诚进行严厉的道德谴责，那时候上流社会亲友之间，留画相观亦是常事。赵明诚留下这幅画，并不是打定主意不还了，只是他没想到死亡会来得这么快。赵明诚死后，宫中有人打这批南运来的文物的主意，谢克家出面阻止，足见他的保全之意。要是赵明诚的人品为他所不齿，他还会出面吗？另外，谢伋的《四六谈塵》说到江宁城里的赵、李夫妇，也从来未见其有不敬之语。
日后，李清照在丈夫故去后回忆他们共同拥有的藏品，它们怎样来到他们夫妻的身边，又怎样一点一点地散失，她的心绪无疑是复杂的。当初想尽各种办法、辛辛苦苦搜集来的东西，不是散失了，就是换了主人，可笑明诚在世时，身为物役，心无旁骛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好像全然为这些古物而活似的。而她兴兴头头地跟在后面，也陷入得不浅，回想起来真是愚蠢啊——“何愚也耶”。刚到江宁时，明诚给《赵氏神妙帖》题跋时，庆幸地说若有神物护持，那么这些物次第散去，莫不是也出于神的旨意？
到底人是物的主人，还是这些物反过来成了他们的主人，这真值得好好思量了。
十一、不肯做烈士
赵明诚被罢江宁知府的原因，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没有明说，仅以“己酉春三月罢”一语带过，似有难言之隐。参阅同时代人文献，他的丢官似与一起玩忽职守案有关。历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记录了此事。
建炎三年（1129）二月，御营统制官王亦率京军驻扎江宁，图谋发起一场叛乱，相约以夜间纵火作为起兵的信号。这一消息被江东转运副使李谟获悉，李谟急驰奔告守臣赵明诚。按李心传的说法，“时明诚已被命移知湖州”，同时他对李谟的消息也不太相信，就把此事压下了。李谟只得自己暗中准备，命令部属率地方民兵，埋伏在乱军必经的巷弄口，同时在路口设置了军事障碍。
夜半，叛军果然在城中天庆观放火，鼓噪而出，企图冲进城中掠劫。但因为李谟事先设置了防务，叛军无法冲进城内，只得砍开南城门逃离。到天明，忠于职守的李谟再次前往拜访赵明诚时才发现，赵明诚已和通判毋丘绛、观察推官汤允恭连夜翻越城墙逃跑了——“缒城宵遁矣”。事后朝廷追究责任，毋丘绛和汤允恭都受到了处罚，赵明诚也被罢职。
或许我们可以相信李心传所说，叛乱发生前，赵明诚已经接到移知湖州的调令，只是因为接任江宁知府兼江南东路安抚制置使的黄潛善尚未赶来办理交接，是以他还暂摄知府一职。赵明诚接到奉调湖州的命令，对这一调动可能还会心怀不满，但不管怎么说，下一任知府到任前，他毕竟还是全城的主官，获悉御营军兵变消息时竟然没有任何应对，叛军冲城时又连夜弃城逃跑，这实在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从事后朝廷对毋丘绛和汤允恭连降二官以抵罪的处置来看，高宗也是大为光火的，赵明诚这官丢得一点也不怨。至于李清照日后写《〈金石录〉后序》時不说破，也是认为此事大失体面，为尊者讳，有意省略了吧。
这样一个弃城而逃的官员，跟我们之前所认识的在混乱中捕捉逃卒的淄州太守的英武形象，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他怎么就变成一个胆小鬼了呢？但凡他有一点责任心，他完全可以在接到李谟报信后调兵遣将，把叛乱的火花先行掐灭，让叛军闹不成事。要是他担心御营军实力太大，区区一个江宁府对付不了，那也有死在青州的曾孝序这样的榜样在前，死在乱军手里，他也还可以做一个烈士。
那么，或许他在官场上真的受了什么委屈？但那都不是他逃跑的理由。当赵明诚以一个旁观者的目光看着江宁城里的火光升起，带着几个亲随抖抖索索地溜下城头，他是打定主意不去做烈士的。他还不到五十岁，但当他明哲保身，作出这一逃跑的决定时，他已经老了。
江宁叛乱发生时，高宗正在一路惊惶南逃中。二月甲寅（初五日）至常州，乙卯（初六日）至无锡，丙辰（初七日）至平江府。稍事休息，又继续南下，壬戌（十三日）至杭州。他要在杭州平息一场叛乱后，于五月八日才抵达江宁。
十二、与身俱存亡
赵明诚挨了处分丢了官，没脸再在江宁住下去了。他想走得越远越好，于是备办了舟船，想要和妻子一起前往江西，在赣江岸边随便找个什么地方隐居起来。
具舟上芜湖，入姑熟，将卜居赣水上。
《〈金石录〉后序》
出发时，船里装上了他们在江宁府所有的财产，日常用品之外，应该还有赵明诚自己从淄州带来的十五车金石文物，李清照从青州带出来的部分书画图册，宗庙祭祀的青铜礼器，《金石录》的全部手稿。他们的行箧中应该还有一部他们向来秘不示人的《哲宗实录》，那是赵挺之任礼部侍郎时为主修撰、最后由蔡京领导完成的一部大型皇帝实录。
三月，他们离开江宁，沿长江西上，一路经芜湖、姑熟（即今当涂县城，因城南姑孰溪而得名），向着江西境内而去。春日里的一天，舟过和州乌江县。昔年项羽西渡伐秦，就是在这里过的江。他们去看了乌江东南凤凰山上的项羽庙。李清照那首评说项羽的著名绝句，应该就是在看了庙壁题诗后写的。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項羽，不肯过江东。
《乌江》
《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突出垓下之围，被汉兵追击到乌江，再至赠马亭长、短兵接战、受伤自刎一节，自是荡气回肠：“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历代诗评家都认为这首诗写的是对高宗小朝廷偏安江南的不满，未免陈义过高，其实它讽刺的就是丈夫那次不光彩的逃跑行为。这一行为不仅让他自己蒙羞，也使他在她眼里失去了敬重。他最后要以死亡重新赢回这份敬重。
五月，当他们行至池阳（今安徽池州）的时候，从刚刚改名为建康的江宁，忽有御旨追来。驻跸建康的高宗任命赵明诚为湖州知府，眼下正在“行在”等待他前去“过阙上殿”，进行官员正式就职前的例行召对。
从一个丢城弃地遭到处罚的罪官，到重获起用，只短短两个月时间，很可能是赵明诚的两个正处于仕途上升期的兄长起了作用，当然也不排除赵家其他在朝中做官的亲戚故旧施了援手。
考虑到赵明诚到建康面圣后还要赶去湖州，夫妻俩商议后，决定把家暂时安在池阳，赵明诚单身匹马，沿长江东驰建康，这样也可节省时间。“缒城宵遁”事件后他一直生活在强烈的自责中，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赶去建康了。他希望这次重新任命可以洗刷掉承受了三个多月的羞辱。嫌船行太慢，他决定骑马走陆路。
毕竟此去数百里路，且战火已蔓延到了南方，前途殊不可料，李清照执意要送他一程，先坐船，水路尽了再上岸换乘坐骑。
这一次逃离建康城，完全是赵明诚玩忽职守被罢官而引起，对一向心高气傲的李清照也是一次不小的打击。所以即便他复官有望，面对着即将到来的离别，李清照的心情也是十分恶劣。日后她在自述这段往事时也毫不讳言：
余意甚恶。
《〈金石录〉后序》
从李清照多年后的回忆来看，池阳离别的一幕深深地镌进了她的脑海，让她日后一回想起来就既悔且痛，百感交集。他舍舟登岸，即将骑马远去了。她在船上看着丈夫。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扫近三个月来的阴郁之色。岸上的赵明诚葛衣岸巾，就好像年轻时一样神采俊逸。我们知道，是即将到的权力使他重新变得年轻。他的目光里重新充满着对前景的渴望，散发出异样的光。
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
《〈金石录〉后序》
这一天，是建炎三年（1129）六月十三日。
看着岸上人，她心中突然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她被抛下了，就好像主人随便掷出一个不再需要了的器物，把她丢在了陌生的池阳。这一次分别后，还会见面吗？红尘滚滚中，兵荒马乱，她守得住丈夫丢给她的这一大堆东西吗？她负不负得起这份责任？
于是，一个在船里，一个在岸上，隔着中间的流水，他们有了一番对话：
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
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
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
遂驰马去。
《〈金石录〉后序》
她强抑着心头的不快，望着岸上那个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的男子，几乎是用全身仅存的力气在喊了：“要是碰上紧急事情，我一个人可怎么办？”
她那个英姿勃发的丈夫，“戟手”——曲肘如戟形—— 一手叉在腰间，一手遥指船里的妻子，匆匆说出两个字：“从众。”意思是说，随大流，别人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呗。似乎觉得这样说太过含糊，妻子不一定能理解，稍一停顿，他又吩咐道：“到了必不得已的时候，先放弃辎重包裹，其次衣服被褥，再次放弃书册卷轴，最后是古董器皿，只有祖宗灵牌、青铜祭器这些宗室器物，你一定要随身携带，与它们共存亡！”
不等她说什么，他已经纵马驰出了，还不忘告诫一声：“勿忘之！”
赵明诚临行前向她匆匆交代的这几句话，对于万不得已时应该丢弃的家产和藏品的次序作出了一个安排，由轻到重依次为：辎重，衣被，书册卷轴，古器，宗庙礼乐之器。在这个次序里，这个堪称自私透顶的安排里，没有她的位置，人是被忽略的。对她的安排，是她必须守着这些宗庙礼乐之器，必要时亲自负抱，“与身俱存亡”。
李清照是在丈夫去世几年后透露临别之际他们夫妻的这番对话的。建炎三年以后一大堆离乱的日子里，她记住了这个对她来说值得纪念的日子，“六月十三日”。记下了即将策马远去的丈夫的英武形象，“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我们可以想象，她望向他的目光，是敬仰的，信赖的，带着赞赏的。但丈夫给出的这个安排，却让她感到了一丝彻骨的寒意。
那些物，那些藏品，再次显露出了它们不受人控制的丑陋的一面。它们不再是快乐的源泉，反而要爬到主人的头上来，让主人甘心受它们的奴役。她丈夫不就是这样要求她的吗？必要的时候，为了这些“宗器”，要做好牺牲掉自己的准备。
赵明诚这样说的时候，内心里其实已经把妻子牺牲掉了。他把情逐出了他的世界，而不管他的妻子还多么留恋他。惯于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往事再现”的视角解剖人的情感的斯蒂芬·欧文说：“她是带着骄傲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的，但是，如同好多讲到恋人之间炽烈爱情的故事一样，一种苦楚感不时露到表面来。”
【责任编辑 李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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