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阳,何诗雨
(1.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武汉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至2023年4月1日,已有7亿多例确诊病例,累计死亡人数超过680万[1],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新冠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状态[2]。虽然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流行病事件,如H1N1、非典、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等,但是从非传统安全和生物安全治理的角度来看,此次在全球暴发的新冠疫情不同于以往的大流行病事件。首先,新冠病毒所代表的微生物世界引发了全球政治博弈与对抗。另外,大流行病此前一直被视为公共健康领域的非传统安全事件,然而,此次新冠疫情不仅对公共健康和国家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可能消灭一国核心人口基数,进而影响到一国能否正常运转和生产发展。因此,这起非传统安全事件实际上正在重塑传统安全内涵,以及由大国关系塑造的传统国际安全格局。
新冠疫情不仅严重威胁人类和国家的安全,还让人们意识到世界是由人类与微生物共同构建的。自从进入工业社会,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改造极大地促进了物质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将微生物视为可被利用的“工具”。然而,新冠疫情让人们感受到,在微生物世界面前,人类是极度脆弱的。这引发了人们的生存焦虑及对身份的不安全感,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自身定位以及人类与微生物的关系,并对人类安全进行重释。
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出台了生物安全战略。我国也越来越重视生物安全建设。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并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中[3]。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加快了构建生物安全治理法制体系的步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应运而生并于2021年4月15日正式实施[4]。但是,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生物安全建设起步晚、基础理论和政策研究不足,具有后发国家特点,中国亟需建设一套既有自主性、又具开放性的生物安全基础理论。
因此,发展生物安全治理及更新相关研究理念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理论意义。本文期望达到以下研究目的:首先,通过对生物安全治理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国际政治从“生物转向”到“微生物转向”的范式演进,阐释国际安全与生物安全治理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其次,通过微生物转向的理论进路,以及对“安全边界”与“安全身份”建构的分析,完善生物安全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最后,回归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视域,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实证探讨,并在此基础上优化本文的理论建构,从而发展生物安全体系与能力的理论构建路径。
(一)生物安全的定义
狭义的生物安全是指对人类和动植物传染病、实验室中的危险生物因子外泄和转基因生物的治理。例如,“为保障一国食品供应和农业资源免受生物恐怖主义威胁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5],将生物安全局限于国家的食品供应和农业资源。广义的生物安全是指由各类生物技术或生物因子引发的对人类遗传、公共健康、生态系统的生物性危害,以及使生物性危害处于相对安全可控的状态。例如,我国学者王秉认为,生物安全是指某一特定生物系统不受内外不利影响的状态[6]。
此外,生物安全的部分定义含有明确的国家观念元素,强调生物安全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例如,《俄罗斯生物安全法》[7]和《英国生物安全战略》[8]从国家角度界定生物安全,认为国家是生物安全的受害者和维护者。生物安全的另一部分定义则超越了国家,将生物安全的关注点延伸至人类、生物和生态系统,认为生物安全是“人类的健康、生物的正常生存,以及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不受侵害的状态”[9]。20世纪90年代,“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议程的出现为理解生物安全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拓宽了传统的以国家与战争为基点的安全概念,它强调“国家之下”和“国家之上”的人的安全[10]。从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c approach)到以人为本(people-centered approach)的观念转变,意味着生物安全治理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合作与斗争,更重要的是应对人类与自然界微生物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人类安全”不可能完全回避人的族群属性、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因而在探讨某一国家的生物安全治理时应当考虑“人类为谁”的身份边界问题。
(二)国家安全与生物安全情报
生物安全情报是生物安全治理的信息基础。关于生物安全情报的类型和来源,部分学者认为主要分为人工情报和开源情报两类。在处理和分析生物安全情报方面,多源情报和“数据+技术+人工”的多维分析模式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提出了“三角转化模式”[11]和“三元世界理论”[12]。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开始思考如何充分发挥生物安全情报的效用以进行生物安全治理。有研究指出,生物安全治理与核心情报流程和关键使能活动如何协同运作以有效发挥情报作用密切相关[13]。
事实上,作为信息基础的生物安全情报,与国家战略利益密切相关,其不仅是生物安全治理工具,而且也是政治化的关涉对象。例如,美国与北约将卫生威胁置于国家安全利益的框架内,以监测和评估其风险,并将健康安全情报定义为收集与评估海外医学、生物科学和环境信息而产生的情报类别,服务于战略规划与军事医学规划、保护战斗部队,以及提升军事和民用领域的医疗能力[14]。
(三)生物恐怖主义治理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认为,生物恐怖主义指故意释放或威胁释放生物制剂,包括病毒、细菌、真菌或其毒素,目的是在人类、粮食作物或牲畜中造成疾病或死亡,从而恐吓平民或操纵政府[15]。生物恐怖袭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该病原体能够在低浓度下持续产生特定效果;二是该病原体具有高度传染性;三是该病原体能够大规模生产和运输[16];四是目标人群对该病原体几乎没有免疫力,以及不能采取预防或治疗措施;五是难以迅速区别生物恐怖袭击和自然疾病爆发[17]。
生物恐怖主义的特点导致其后果是难以预防的和不可承受的。因此,为了防御生物恐怖袭击,已有部分国家建立了早期监测和预警机制。例如,美国的生物监视计划(BioWatch)采用综合症监测的方法,利用现有的实时数据对潜在的生物恐怖袭击进行即时分析[18]。然而,部分学者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建立早期监测预警系统,而是对当下事件的鉴别[19],因而任何一次疾病爆发都应当作为潜在的生物恐怖袭击进行评估,而且防御生物恐怖主义应当增强地方和国家层次的能力,尤其是加强公共健康体系建设的能力[20]。
(四)安全化线索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化包含三个要素:存在性威胁、言语行为和主体间性。安全化的行为主体将某一问题视为存在性威胁,利用其拥有的话语权力将这一问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框架,政府据此采取非常措施应对这一威胁,并力图使“听众”接受[21]。在某些情况下,生物安全问题被塑造为一种政治化与社会性的存在威胁。这一安全化行为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效果:合理安全化和过度安全化。合理安全化是指根据实际需要成功将某一问题安全化,使这一问题得到各方重视和有效应对[21],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国际社会对艾滋病的安全化,标志性事件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成立,以及柬埔寨对国内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22]。过度安全化是指别有用心或不恰当地提高某些问题的安全级别,这可能引发权力滥用和资源浪费,甚至陷入安全困境并走向安全的反面[21]。例如,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部分是由生物安全话语催生的对外战争。
通过梳理生物安全治理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发现现有研究存在层次或尺度缺失:缺少从微生物转向视角对生物安全治理进行反思性探究,进而缺少运用总体国家安全观去重构微生物转向背景下的生物安全治理认识论框架,并在此重构过程中不断深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生物安全哲学基础。国际政治领域的微生物转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微生物世界正在对“安全边界”和人的“安全身份”进行重塑,而这一重塑过程有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生物安全治理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治理模式,以应对此挑战。
(一)微生物转向
二战之后,许多公共健康机构认为人类与微生物处于休战状态,人类能够控制甚至消除传染病[23]。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新的疾病不断出现,旧的疾病以更强的形式重新出现。这在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大流行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自然科学领域,微生物研究正在经历概念性革命[23]。生物学家正在探索人类与微生物在相互依存中的共同进化问题,有学者认为,作为微生物宿主的人的身体和生命力为微生物提供了空间和动力。而且,由于微生物突变深刻影响了公共健康和国家安全,社会科学领域也开始关注微生物层次。2014年,人类学家Heather Paxson和Stefan Helmreich提出了“微生物转向”(microbial turn)[24]这一概念。微生物转向标志着一个新的自然模式的出现:在低于人类日常感知的精微尺度上,有大量的有机体涌现并运作,它们独立于其他生命形式的同时又与之互嵌共构。微生物转向同时蕴含着科学和政治内涵:既要允许微生物繁衍,又要保证作为宿主与“消费者”的人类的安全[25]。微生物转向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我”(self)的概念,即人类是与微生物同一等级的共构生命体,在对两者进行平层化定位后,“智人”(Homo sapiens)①被重释为“微人”(Homo microbis)[26]。
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国际政治和安全研究也正在经历微生物转向,并且从国际政治微生物转向的视角研究生物安全治理是有必要的。一方面,新冠疫情是微生物世界向人类反击的历史性事件,它加剧了全球政治对抗与安全退化,典型表现是美国将新冠疫情政治化,作为全球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微生物在影响国际政治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国际政治的视角。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微生物的特性,微生物能够借助人和物的流动,隐蔽而迅速地跨越“为了安全而确立”的边界,它不仅打破了地理意义上的安全边界,还重塑了知识和身份等观念的边界。因此,本文引入“安全边界”和“安全身份”两个概念,旨在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和安全研究的微生物转向。
微生物的流动性是对传统“安全边界”的僭越。美国“9·11”事件和“炭疽邮件”事件表明,即使是小规模的攻击,它所产生的涟漪效应超出了任何一个特定地区的界限。同样,微生物已经超越了地理界限,影响到其他多个领域,如国家、社会、科学、知识、人的身体与身份等。本文将生物安全涉及的不同领域所构成的交界面称为“安全边界”,在不同的特定情况中,生物安全会在不同领域之间转换并重塑安全边界。人的身份也是一种边界,身份能够区分自我与他者,通过划定界限来确定和维护该身份所代表的安全范围。本文提出的“安全身份”是指“我”作为物种族群中的一员,通过区分自我和他者、经过长期形成的、在人类社会中达成群体共识的,并且习以为常的身份认知,从而为自我提供安全感。
本文将先从本体安全的角度,深化对安全身份的认识,再通过对边界与身份的分析,阐释微生物转向的理论内涵,从而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
(二)本体安全
本体安全是一个与微生物转向息息相关的背景概念,也是构成安全身份的重要因素。本体安全是指人们感受到自己是一个真实的、有生命力的、完整的、在时间意义上连续的人[27](P41)。本体安全源于人们能够依赖某种社会规范和可预测性,这些社会规范和可预测性使得日常生活自然和正常,它掩盖了我们自身、他人和物质世界的问题并使之理所当然,以便人们能够进行日常活动,并从中获得安全感[28]。缺乏本体安全意味着个体将不断受到日常生活的威胁,它们可能来自社会、伦理、精神和生物,进而丧失自我能动性,产生害怕、焦虑和恐惧[27](P42)。由于潜在行为者(包括病毒、生物恐怖分子等)的意图和能力对于人们来说都是未知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既无法预测和控制微生物威胁的出现,也无法时刻预防和控制自身不与之接触,因而人们的恐惧感会增强。因此,从本体安全角度来看,微生物威胁是一种能够激发人们恐惧感的风险,人的恐惧感与实际威胁可能不成比例,甚至可能独立于实际威胁而存在。
微生物转向对本体安全的破坏有两个方面,本文概括为内外两层“异化”。一是内在异化。病毒存活依靠人体和人的生命力,同时又试图破坏和统治人的身体系统,导致其宿主成为隔离和治疗的对象,从而成为一个他者。另外,病毒能够僭越人的身体边界,在人际、人畜甚至非生物体间流动。因此,这一异化过程表现为:病毒寄养于人,但异于人、重构人。一些社会科学学者认为,微生物的“入侵”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我”(self)概念,提出将“智人”(Homo sapiens)这一物种名称改为“微人”(Homo microbis)[26]。“微人”不再仅仅将人类视为动物界中的智人种这一生物分类学的最小单位,而是从更加精微的微生物尺度去思考人类归属。从“人类”到“微人”的转变意味着学界开始反思人类自身定位以及人微关系,并将人类视为与微生物同一等级的共构生命体。二是外在异化。一方面,微生物突变僭越了社会尺度,打破了日常场景的规律和意义。例如,新冠疫情期间,建立隔离点等防控措施改变了日常空间的原有用途,人们外出的次数、时间和路线受到严格管控,这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被带入到一个陌生场景之中,并开始适应疫情常态化之下的生活。另一方面,微生物突变僭越了地理尺度。新冠病毒不仅能够跨越身体边界,实现人传人,还能够跨越国界等地理空间,造成全球疫情暴发。
尽管微生物的群内变异和群际感染在一定程度上促发了人所固有的恐惧感,但是本体安全结构在受到冲击之后能够调适和演化[29]。结合微生物的安全化实践,可以看到,虽然微生物对“人类”的“入侵”让人类感到恐惧,但是人们正在积极适应这一变化,在进行生物安全治理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处理人微关系,这体现了本体安全的适应性,也意味着在微生物转向背景下,积极重建本体安全和重塑安全身份是可能的。
(三)安全边界
安全边界是指由生物安全涉及的不同领域所构成的交界面。本文通过分析国家边界、身体(身份)边界、微生物(知识)边界三者之间的互构,并观察微生物转向对安全边界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从而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
1.微生物(知识)与身体(身份)边界的互构
在微生物(知识)与人的身体(身份)边界方面,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微生物可能会危害人体,引发双方的对抗与斗争,但是,从生物进化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来看,微生物与人体其实一直处于互嵌共构的状态。
在微生物(知识)和人的身体(身份)边界方面,知识的两用性与身份的双重性交织在一起,可能对人和国家构成安全威胁。微生物(知识)与身份边界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微生物(知识)固有的两用性可能打破健康“安全”与疾病“威胁”的对立,科学家身份潜在的双重性可能打破专业身份(科研人员)和政治身份(生物恐怖分子)的边界,而国家监管下沉则可能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权力领域与科学专业领域的边界。
科学家身份的双重性,是指生命科学研究者一方面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能够促进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另一方面,科学家借助其所拥有的知识资本、职务便利和生物制剂,开展生物恐怖主义活动,对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安全造成难以预测的危害。关于2001年的美国“炭疽邮件”事件,联邦调查局的大量证据表明罪魁祸首就是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的科学家布鲁斯·艾文斯(Bruce Ivins)。
知识的两用性是指同样的技术既可以合法用于改善人类生活,又可以被滥用于生物恐怖主义[30]。2011年9月,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的病毒学家Ron Fouchier及其研究团队成功将H5N1禽流感病毒转化为可在人类中传播的气溶胶,这引发了美国公众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H5N1案例并不是科学家个人运用微生物材料或知识蓄意制造安全威胁的案例,而是威胁本就存在于科学研究之中——“好的科学”直接创造出了具有潜在危害的产品,给公共健康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31]。但是,如果不对H5N1禽流感病毒进行研究,从长远来看,也可能给公共卫生带来潜在危害。可见,知识的两用性模糊了健康“安全”与疾病“威胁”之间的界限,而如何应对这种模糊性,即如何衡量两用性研究的风险和收益,则涉及国家边界。
2.国家边界与身体(身份)边界的互构
国家边界的内涵不仅包括领土意义上地理边界,还包含国家对边界内部事务所具有的主权。身体(身份)边界是指人体与人体之间的物理边界,以及国籍、种族和文化等类属边界。身体边界是物理意义上人的边界,而身份边界则涉及人的心理层面。在国家边界和身份边界方面,国家的社会管理对公民身份具有建构作用,但是难以管控人们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与模糊性。因此,身份的双重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挑战国家边界和主权,如美国“炭疽邮件”事件中科学家与生物恐怖分子的身份转变。
基于对国家边界和身体边界的传统理解,传染病往往被视为一种外源性威胁。国家依据过往流行病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和感染途径等信息,进行疾病预测、资源分配和人口管控。例如,我国疫情防控措施中的“行程码”和“健康码” 会显示健康状况、近期所到地区和疫苗接种情况,它们实际上变成了人们的健康证明和通行证,国家能够以此辨别健康人体和非健康人体,并对两者进行流动控制与医学监管,构成一种由 “生命政治”(bio-politics)向“生命地缘”(bio-geopolitics)意义上的治理复合型演化,其本质是在流动不居的多重元素之中,建立一种稳定性的安全边界,从而把病原体排除在安全边界以外,并确保安全边界内的健康人体免受病原体威胁。
可见,国家能够基于主权,通过地理限制,对作为微生物载体的人体进行管控,此时,人被简化为仅处于生物阀值状态的生命或人体,而国家治理能力的衡量标准表现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控制“不受欢迎”事物(包括病原体和携带病原体的人体)的流动性[32]。但是,治理效果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家对流动性的管控程度,且国家建立安全边界对人体进行管控的单一举措并非一劳永逸,这是因为微生物突变已经介入和打破了国家边界和身体边界的传统关系,并推动两者的互构。
从国家边界来看,首先,国家依据主权所建立的安全边界,本质上并不是安全与不安全实体的简单隔离线,而是接触点:一方面,疾病的不可预测性和激变性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安全边界的地理分布;另一方面,边界的渗透性是生命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边界有助于管理流动性,但不能彻底阻断微生物“越界”。其次,安全边界无法预测和改变内源性疾病威胁。病原体可能通过内部互动产生内源性危机,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是英国的口蹄疫事件。在口蹄疫爆发之前,英国的预防措施已经非常完备,包括边境管控、贸易限制和农业法规等。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由于土地所有权、市场流程和屠宰场运营等因素发生了变化,英国的牲畜流动量迅速增加,造成了 2001 年口蹄疫的迅速传播[33]。又如,尽管新冠疫情暴发期各国基本实现了对其的常规管控,但是在各国建立的安全边界之内,病毒自身也在不断进化,还会逐步突破安全边界和疫苗所建立的人体免疫屏障。
从身体边界来看,微生物的兴起使生命在分子层次被塑造和重新塑造[34]。因此,生物安全治理需要兼顾以人体为中心的治理方式(即通过安全边界管控人体)和以分子为中心的治理方式(即微生物是直接治理对象,如疫苗研发和接种)。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认为,我们需要从地理学上的“边界”(borderline)概念脱离出来,建立拓扑空间想象,并提出了“边域”(borderland)的概念[25]。疾病拓扑学和“边域”概念启示我们,生物安全不仅关乎病原体的存在和距离,更重要的是微生物、环境、宿主、知识与情报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在传染病治理层面,主权边界的逻辑可以服务于对身体边界的管控,但同时应当从微生物关系的复杂环境入手,将病原体的演化逻辑、人的社会属性等复杂因素纳入考量,努力建立良性的人微关系,这一良性的人微关系寻求疾病的“缺席”,而非彻底的消除,寻求相对安全,而非绝对安全。
3.国家边界与微生物(知识)边界的互构
一方面,微生物(知识)可能对国家边界造成安全威胁。病原体能够摆脱地理尺度和社会尺度的束缚,引发大流行病,而具有两用性的微生物(知识)可能被用于细菌战、研发生物武器和开展生物恐怖主义活动等。因此,无论是微生物本身,还是其相关知识的滥用,都可能对国家的边界控制与内部治理造成不同程度的挑战或危害。另一方面,国家监管下沉可能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权力领域与科学专业领域的边界。在某些情况下,国家甚至可能给微生物世界带来安全威胁——国家可能通过主权和国家意志,人为干预微生物世界,试图利用和改变微生物世界的规律来制造微生物突变,并以细菌和病毒等微生物为载体拓展国家权力。例如,个别国家在其境内外开展大量不透明、不安全、不合法的生物军事活动,把许多国家的生物研制资源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35]。
本文以尺度、边界和身份建构为理论视角,依据微生物转向的理论进路,探讨了微生物对安全边界和安全身份的影响,即国家边界、身体(身份)边界和微生物(知识)边界之间产生了互构,形成了微生物转向背景下的互动关系。如图1所示,国家能够管理人的身体,而人的身份具有双重性,因而可能挑战国家边界;身体(身份)与微生物(知识)处于一种长期的、超越二元对立的互构关系;国家边界与微生物(知识)可能互相构成安全威胁。
图1 国家边界、身体(身份)边界与微生物(知识)边界的关系
生物安全建设不仅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它对于我国安全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36]因此,有必要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导下开展生物安全治理。
(一)价值基础
生物安全治理是一国安全观的具体运用和外在表现,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基础、文化背景和实践机制,这奠定了我国生物安全治理的价值基础。
1.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生物安全治理的“再伦理化”
20世纪90年代,“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议题的出现拓宽了传统的以国家与战争为基点的安全概念,强调人的安全[10],实现了生物安全治理的伦理化,它赋予每个人以共同的内在价值,排除了国籍、性别等身份差异,将个体预设为一个稳定的、自主的和理性的人,使其通过自身能力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fully human)。尽管如此,“人类安全”具有不可避免的伦理局限。首先,“人类安全”无法回应现实中人们的族群属性、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即从根本上无法回应“人类为谁”的身份边界问题。其次,“人类”的建构具有排他性,与“完整的人”相对的是“不完整的人”(less-than human),两者的区别在于能力,且这种能力差异与道德相关[37],因而是否属于“人类安全”中的“人类”需要经过特定群体的价值判断[38]。
本文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生物安全治理,其伦理基础是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它吸收了人类安全的理论因子,但并不以原子化的分散个体作为安全关涉的基础,而是从人民、国家与微生物的关系视角,强调安全叠合体的辩证统一性[10],由此实现了从国家安全到人类安全再到人民安全的“再伦理化”过程,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生物安全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人”具有某种特定类属,因此,我国的生物安全治理需要围绕着人民的身体(身份)安全来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疫情防控主要介于两种“边界强关联”之间,即“国家边界与个体的身体边界形成强关联”和“国家边界与微生物边界形成强关联”之间,主要表现为小范围、短时间和高强度的“游击化”封闭管控,以及疫苗研发和超大规模接种等。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范式具有后自由主义偏好,这种治理思路的差异主要源于双方价值基础的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背后蕴含着自由主义逻辑,它将人视为抽象的、理性的、个体的人,重视个人主义价值观。由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主义功利角度出发,认为通过消耗弱势生命群体获得群体免疫的成本可能比国家干预的成本更低。例如,意大利2020年因新冠疫情节省约11亿欧元的养老金支出,这是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死亡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96.3%[39]。
然而,我国并不具有亦不完全认同类似的自由主义传统。这也不是对人的个体性、自主性、独立性与理性的否定,而是意味着兼顾各个阶层与地区的社会性共生。在生物安全治理过程中,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人民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理念,把维护人民安全作为生物安全治理的基本逻辑和最终目的[40];二是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构筑人民参与生物安全治理的制度设计[38];三是将服务人民作为生物安全治理的落脚点,在生物安全治理过程中,尊重和保障人民的生存权、知情权和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由此,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人民性对生物安全的伦理基础进行了再构,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生物安全观,党的领导与人民的身体(身份)边界之间构建出互惠互建、和合认同的关系。
2.相对安全原则:从一般相对到优态相对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是敌我二元对立的绝对安全观,它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本文并不支持“共生论”等一般意义上的相对安全,而是认为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相对安全指的是一种优态相对的关系。例如,我国采取“动态清零”的新冠疫情防控总方针,即对传染源进行有效识别和管理,有效阻断传播链,不让疫情造成持续性社区传播和规模性反弹,这样的生物安全治理本质上是保持人类优态下的安全、人民优势下的共存,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对安全。
我国学者余潇枫提出,相对安全原则指导下的生物安全治理需要摒弃安全与威胁二元对立或敌我二元区分的思维,采用“非传统战争”(occupation but not war)的非传统安全思维[41]来思考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面对微生物突变引发的“非传统战争”,人微关系是建立在人类相对优势基础之上的“和合理性”。国家在生物安全治理过程中则需要尊重、促成和维护“以人为本、相对优态”的良性人微关系,并保持国家与微生物(知识)之间的边界,防止国家为了追求绝对安全,而陷入对一切有害微生物的过度安全化反应,从而形成国家、微生物与相关科学知识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
3.兼顾原则:有机整合安全要素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兼顾原则是指在实现国家安全的过程中,统筹和平衡不同安全领域的需求、长期和短期的安全利益,以及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生物安全治理需要有机整合三个安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除了需要依据相对安全原则维系人民、国家与微生物之间的良性关系之外,还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人民安全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即人民的身份安全和个人的身体安全。这意味着,国家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同时,还应当尽量关注人民的身份安全,包括人的自我认知、日常关系、群体认同与社会身份,以及对生活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的心理需求等,进而降低恐惧风险,并维护人的自我完整性和自叙连贯性。国家还需要正确认识国家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为人们重建本体安全和重塑安全身份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生物安全治理需要兼顾对不同对象与不同尺度的治理。尽管人作为病原体的载体,可能造成疾病的传播,但是真正的致病物质是病原体,而非人体。因此,国家在对人进行管控的同时,有必要兼顾宏观的群体治理和针对微生物特征的微观精微治理[42]。疫情期间,我国的生物安全治理是一种为了维护相对安全的动态治理,部分体现了生物安全治理的兼顾性和相对性,其最终目的是维护人民安全。
(二)政党变量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生物安全治理的另一特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和奋斗目标,并且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生物安全治理的领导是寻求政治安全、维护国家安全、最终实现人民安全的重要保障,这在我国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中国:党的领导
在紧急状况下,面对多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人民性决定了我国新冠疫情防控的资源分配和社会利益格局,这集中表现为我国一直实施无差别化救治,②并由国家承担治疗费用和疫苗费用。
在实践机制方面,中国共产党首先对中央-地方、 政府-市场-社会,以及政府各部门进行了整合,形成了全国抗击新冠疫情的强大合力[43]。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非常规动态决策[43]灵活应对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例如,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党中央紧急关闭离汉通道的重大决定有效遏制了疫情扩散,而当全国各省(区、市)陆续实现新冠病毒零新增时,党中央将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③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统筹推进科学精准的疫情防控、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另外,我国的党政体制是富有弹性的组织架构[43],党员干部下沉社区进行基层治理和社区网格化防控管理体系在我国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们分别从人员队伍拓展和工作体系延伸两个方面层层落实了党中央的疫情防控政策。
目前,我国在探索本土化抗疫路径和疫情治理上已取得了一定成效,虽然依然面临极其复杂的治理挑战,但是我国已进入到疫情防控常态化和风险可控化阶段,为进一步创新与改革生物安全治理创造了条件。
2.美国:市场主导
尽管我国为世界赢得了抗击新冠疫情的宝贵时间和经验,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却陷入了社会失序与疫情失控的治理困境。以美国为例,美国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型的政治体制,因而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国家难以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难以凝聚共识和整合资源,甚至出现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自为政、推诿责任的现象[44]。同时,美国政党政治极化,民主党和共和党将疫情作为政党斗争的工具,导致国会决策效率低下,甚至陷入僵局,导致美国疫情形势一再恶化。另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市场联系密切,其政府和政党离不开财团的支持,因而必须关照财团的利益诉求,导致美国不太可能实行开支巨大且无利可图的疫情防控政策。
通过对我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击新冠疫情的形势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生物安全治理方面,我国的党政体制符合我国国情,虽然面临愈发复杂的现实挑战,但依然具有独特的制度韧性、适用性与优越性。因此,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政党的角色甚至比国家的意义更加显著,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物安全问题则主要由市场或社会主导。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我国的生物安全治理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一是生物安全以人民安全为核心价值,旨在维护最大多数人的身体和身份安全;二是我国生物安全治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图2所示,本文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本文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优化,并尝试拓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生物安全理论建构。
图2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边界、身体(身份)边界与微生物(知识)边界的关系
在探究人类世界与微生物世界的辩证关系基础上,本文试图建构生物治理的中和理念。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框架与指导原则下,生物安全治理的思想基础与路径选择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并将微生物等多元万物纳入思考的范畴。在微生物转向的理论启示下,本文探究了国家边界、身体(身份)边界与微生物(知识)边界三种互动关系,三种关系的良性平衡一旦被打破,形成长期二元对立的紧张状态,就可能造成微生物世界与人类世界的相互破坏。这一破坏关系的潜在性威胁是生物治理的根本关切对象。
因此,生物安全治理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治理模式,以应对此挑战。本文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对这一生物安全核心关切的理论意义,试图进一步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生物哲学基础。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国际政治中“微生物转向”的理论进路,以期重新审视与构筑这一认知转向背景下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共性,进而促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优化。
[注释]
① 智人(Homo sapiens),是人属下的唯一现存物种,形态特征比直立人更为进步,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早期智人过去曾叫古人,生活在距今25万-4万年前;晚期智人(新人)是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大约从距今四五万年前开始出现。
② 无差别治疗意味着在短期内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不惜成本和代价救治病患、挽救生命,不论病人的年龄、性别、民族、经济状况。
③ 外防输入:一是强调入境人员的隔离观察,以便及时发现境外进入的感染者;二是强调涉及境外冷链或货物运输的人每日监测,及时发现“物传人”后继发的“人传人”。内防反弹:一是要加强新冠疫情地区的人员流动控制,严防感染者流出,将新冠疫情带入非疫情地区,造成新的疫情;二是加强门诊就诊者监测,对发热、咳嗽等疑似新冠病毒感染者,进行核酸检测;三是出现咽喉红肿或疼痛、咳嗽等症状的人,可以用抗原筛查方法进行自我检测,如果发现阳性,要及时向当地防疫部门报告,以便妥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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