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书怡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200062)
据统计,仅在1938年5月至8月的4个月时间里,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青年就有2288人。[1]621其中,女青年占30%。[2]41吴玉章则概述道,“到延安来学习的青年女子成千上万,络绎不绝”,[3]4而作为“一枝生力军”,[3]4她们“使中国革命胜利更有保障”。[3]4然而,综观已有研究成果,研究者们要么是对当中较为突出的个人进行了考察,以作品来透视个体思想的转变过程,从而探究与延安相关的更为宏大的命题;(1)主要是集中在对丁玲、陈学昭个人的研究。如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第112-127页;何吉贤《“流动”的主体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1940—1950年代转变之际的丁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第18-33页;周锦涛《抗战时期延安女性知识分子及其革命化——以陈学昭为例》,《学术论坛》2005年第1期,第135-140页。要么从文学史的视角出发,对延安女性作家群进行了研究。(2)如赵学勇《天地之宽与女性解放——延安女作家群述论》,《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162-180+208页;马海娟《从文小姐到武将军——延安时期女性作家的精神变迁》,《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34-36页。总体而言,较少对延安时期女性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予以关注。因此,本文以奔赴延安的女性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在深挖史料、回忆录的基础上,揭示女性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深层动因,呈现党对她们进行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内容,展现她们接受教育后思想与行为的具体转变,从而总结党在延安时期的成功教育经验,以为后事之师。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企图侵占中国的野心已暴露无遗。国破家亡的阴影,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女性知识分子在侵华战争中被激起的民族情感,却被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浇熄。因此,她们将目光投向坚决抗战的中国共产党。此外,她们选择奔赴延安,也受到身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日军侵华激起民族情感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由主动封锁变为被动开放,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人民的生存处境愈加艰难。其中,中国妇女更是被“直接压迫与蹂躏,失职、失学、流离失所、逃亡颠沛、被奸淫、被强征”。[4]1人民悲惨的生存状况激起了女性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感,特别是亲历过战争的女学生,她们的感触最深,抗战的决心也最坚决。
家住东北松花江上的路毅,切身体验到了战争对自己生活的改变。生活在日寇扶植下的东北傀儡满洲国的两年多时间里,她感受到了何谓国破家亡:
学校要开日语课,学生还要每天面向东方朝拜日本天皇。强迫农民种鸦片,在城市设立烟花馆,用女色鸦片来麻痹毒害中国人,妄图达到从意志到身体来灭绝中华民族的罪恶目的。[2]71
在这样的情形下,路毅“下定了去延安学习的决心”。[2]71
(二)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失望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激起了女性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她们希望当局政府能够积极抗日。然而,国民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这加深了女性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
北平学生杨清华关注着九一八事变的事态发展。通过报纸报道和人们议论,她知道了这场事变的每一个过程。所以,于她而言,这场亲身经历的事变“和历史上的国耻纪念日不太一样”,[5]65她感到痛苦和悲愤:
但是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使我苦闷、彷徨,无所适从,接着是热河失守、绥远抗战,这些都曾激起我一阵激奋,却又以悲愤告终。[5]65
国民政府在对日妥协退让的同时,却对内镇压人民。面对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国民政府采用消防车水龙头喷射、警棍袭击的方式残忍镇压。[6]25这些行为让女性知识分子更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从而明确了自己的追求。
(三)备受党坚决抗战的鼓舞
由于国民党的歪曲舆论引导,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缺乏正确的了解。此时,从延安发来的纪实文学和新闻报道,减少了女性知识分子的疑虑,这是她们奔赴延安的另一原因。
纪实文学和新闻报道,让延安坚决抗战的形象得以展现在人们面前。斯诺在与毛泽东谈及国共合作的问题时,毛泽东申明与国民党合作的交换条件是“坚决地、断然地坚持对日本侵略进行抗战”,[7]74并表达了东三省是必须要收复的坚决态度。[7]73这本《西行漫记》在广大进步女青年中广为传阅,给她们指明了方向。[5]294如奔赴延安的女性知识分子姜鹏就曾在回忆录中提到:“我通过《西行漫记》,从一位美国记者的笔下,第一次感性地、较全面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2]60这使得她坚定了信念,“要寻求个人的出路,要争取妇女的解放,要抗击日寇拯救中华”,[2]60就要奔赴延安,“去投奔共产党”。[2]60
(四)为身边人榜样示范影响
如果说日本蓄谋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她们人生中的突发事件,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不同的应对措施是较为宏观的内容,那么,身边人的榜样示范则是她们奔赴延安更“细微”的原因。这些身边人,有的是她们的亲人,有的是以教师身份隐蔽于学校的地下共产党员。
李晋昭参加抗日活动,决心去延安,“都是为了踏着姐姐的足迹走”:[5]175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她又给我讲了许多有关秋瑾、“五四”运动的故事,到她离开我家之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她讲的那些朱、毛领导穷人闹革命的故事。[5]174
教师赵琴先给年幼的张煜、卓琳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课时,她小声给大家讲《国际歌》,唱着唱着眼圈就红了。她还给同学讲劳工神圣,平等自由,天下大同的理想。[8]85
于女性知识分子而言,这些身边人无疑具化了共产党员的形象。她们从对亲人、老师的信任与尊崇出发,逐渐开始认识并信仰共产主义。这是女性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又一原因。
空有革命热情,而无系统完备的革命知识和共产主义信仰,不能称之为共产主义者。延安时期,党借助教育这一手段,对女性知识分子进行了“再塑”。经过延安潜隐的社会教育和系统的学校教育,扭转了女性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相悖的某些思想观点,也将她们关于马列主义的零碎知识升华为了系统的革命理论。这为她们之后从事“为国为民”的职业夯实了理论基础。
(一)延安的社会教育
相较于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知识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更多是通过环境的中介作用,来“塑造个人行为的智力的和情感的倾向”。[9]22在延安的社会大环境中,主要是自由平等的政治氛围、良好的社会风气及友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女性知识分子接受学校教育前后发挥了作用,最终促成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1.自由平等的政治氛围
与国民党的压抑与专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延安政治氛围上的轻松与自由。陈学昭在第一次访问延安期间,就讲到自己喜欢延安街上“民主与自由的空气”。[10]15具体来说,是你可以尽情在延安街头讲和笑,从国家大事聊到“你私人的感情事情”。[10]15不需要担心害怕,也不需要东张西望,因为“没有人在你旁边、背后偷听,没有人盯你梢”。[10]15这种自由激发了昂扬向上的精神,每个人都希望为身处至暗境遇中的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探求如何实现民族独立,“探讨驱逐敌寇之后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并憧憬着人类解放、共产主义实现的美好前景”。[2]50
在丁雪松看来,延安没有贫富之分,“所有的人都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官兵一致,首长和普通学员的穿着一模一样;男女没有明显的区别,一律穿着粗布军装”。[11]259延安的平等还可以通过诸多细节体现出来,如毛主席会在街上边散步边与学员们谈论政治大事;周总理与夫人邓颖超会种菜、纺线响应大生产运动;朱总司令会在球场上与学员们一起打篮球。[2]50在遍地烽火的时代,能寻找到如此自由平等的地方,女性知识分子深觉自己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2]49
2.亲切温暖的生活环境
在延安自由平等的政治氛围中也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使得身处其中的女性知识分子倍感亲切与温暖。学员间充满了战斗情谊。不管是在抗大还是女大,“新学员刚刚到达,老学员们忙着给她打来热腾腾的洗脸水,嘘寒问暖,为她拎行李,铺床叠被,向她介绍队里的情况”。[11]278在之后的生活中,如果有人遇到问题,总有同伴施以援手。所以,即使离家千里,新学员也能感受到“春风拂面一般的温暖与友善”。[11]278延安的百姓也很热情,这从陈学昭记录中可见一斑。陈学昭第一次访问延安时,有天午后想要上街买肉,当钱币兑换不开时,卖肉商人体谅她时间宝贵,让她后面记起再给即可。这件事情在以“外来者”身份观察延安的陈学昭心中掀起了波澜,因为她“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商人”。[10]20她印象中,由于地域、内战及盗匪的原因,陕北百姓“生性是非常强悍的”。[10]20对这种转变进行分析后,她觉得答案显而易见——“经过八路军的高度政治教育与动员抗战的工作后,这些善良的老百姓,得以坦白地显露他们善良的本性”。[10]20
来到延安后,女性知识分子看到的是一个自由平等、亲切温暖的集体。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在潜隐的教育因素的影响下,直接实现了有些已经完成高等教育的女性知识分子的“再塑”,有如陈学昭的再次奔赴。对于其他女性知识分子而言,延安的大环境也使得她们潜移默化地习得了何为共产主义,何种是共产主义下的同志关系、干群关系,从而为今后践行共产主义埋下伏笔。
(二)延安的学校教育
潜隐的社会教育起着辅助、巩固学校教育的作用,正规的学校教育则是掌握系统知识最为有效的途径,两者不可偏废。为此,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调整了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对奔赴延安的女性知识分子进行学校教育。
1.政治教育
在当时,虽然不同的干部学校、同一干部学校不同期之间的教育内容都有所差异,但是基本的政治教育相差无几。这主要是通过这些学校都开设的几门课程体现出来,如《哲学》《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共产党问题》等。教授这些课程的教师也是当时延安的著名学者,如艾思奇、陈伯达、何思敬、徐懋庸、任白戈等人。[11]265在安排的自修时间里,延安女性知识分子根据课程安排阅读相关参考书目,如《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列经典著作和《矛盾论》《实践论》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代表性文章。[6]58在系统学习党的指导思想、基本理论、路线方针等知识后,她们夯实了思想基础,促成了自己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表1 延安主要学校政治理论课程一览表
2.时事教育
政治教育为女性知识分子指明了最终的奋斗目标,但最终目标是宏大且模糊的,需要在完成当前任务的过程中逐步接近实现。当前任务的完成,则离不开对实际情况的准确把握。正是基于此,党开展了时事教育。党的领导人极富洞见力的时事文章及演讲报告是时事教育的重要资源,通过他们对时局鞭辟入里的分析,加深了女性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抗战形势的了解。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是毛泽东于抗战一周年之际发表的《论持久战》的演讲报告,主席从中日双方特点及当前国际形势的分析中,对两种截然不同的“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驳斥,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论断。丁雪松多年后对这一场报告记忆犹新:“我还清晰地记得毛主席在北门外挥舞着手势用浓重的湖南话做报告时的风采。”[11]267中国女子大学为了时事教育的顺利开展,特设宣传干事负责全校的这一工作,并让各个班级推选出时事干事,“形成时事教育网络”。[19]244她们进行时事教育时的“活泼”情形值得一观:
用不同颜色勾绘出欧洲战场、亚洲战场、非洲战场,并用红、黑两种颜色做了一些一寸大小的三角纸旗,用大头钉插在地图上,挂在山壁墙上。战事发展到哪里,红黑小旗子就插到哪里。大家一看,对战事的进展即能一目了然。随着战况的发展,我们几乎读遍了全世界的地理,把过去刻板的、静止的地理教科书读活了。[19]245
通过党的时事教育,女性知识分子得以顺利开展战时工作。诚如石澜所言,这些时事知识让她“学会了在错综复杂的电讯材料中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方法”。[19]245大家虽远在西北,却“如亲临国际风云”。[19]245
3.军事教育
由于抗战需要良好的体能和坚定的信念,因此军事教育也成为延安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就军事教育而言,女性知识分子既“上游击战术,也实地去练习打游击战”,[20]19即军事教育包括军事课程和军事训练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在课堂和讲座中进行。军事教员会讲授战争的相关知识,讲解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内容。如抗日军政大学在1938年举办了一场关于游击战争的讲座,讲授大纲包括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基本任务,目前游击队对本身、居民及敌军的政治工作等条目。[21]159后者则主要通过常态化的军事训练实施。同学们根据不同号角声的提示起床、上课、吃饭、睡觉。天刚拂晓,在军号声的“召唤”下,抗大女生队的学员们需要在几分钟内完成穿衣、叠被、扫炕,且要符合标准,[11]269-270随后便是集合、出操、跑步。此外,还要进行站岗、打靶、投弹、急行军、参加战斗演习等方面的训练。参加战斗演习是紧张而有收获的:
整队出发到离延安几十里路的山野……临时队长和作战指导员便把我们分成了敌军和我军两队,分着两个地方去宿营,到了半夜,大家精神抖擞地爬起来带着鞭爆,趁着朦胧的月色悄悄的循着峰崎的山径向敌军的营地前进,用包抄和夹攻的战术向敌军攻击,喊杀声枪炮声不断地响着。[20]19
午夜站岗放哨、夜间突袭行军和战场模拟锻炼了她们,洗去了她们的娇弱习气,提升了她们的身体素质,将她们“锻炼成了坚决勇敢的女战士”。[20]19在抗战的大背景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实现了对奔赴延安的女性知识分子的“再塑”。在思想上,女性知识分子实现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轻视群众到学习群众,从民主思想到共产主义信仰的转变;在行为上,她们虽然选择了不同的职业,但都以奉献国民为出发点,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5]138-139
(一)思想的转变
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在一次自我批评会议上对自己过往的生活进行了反思,过去“我养成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自私自利,不负责任,小姐气息太重,学习不努力”。[20]18透过此事可以看出,女性知识分子正是在接受延安教育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反省,从而克服旧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靠近“无产阶级”思想的。
1.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
经由“五四运动”的启蒙,个人主义本位的思想弥散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他们带着强烈的怀疑态度及批判精神,审视着周围的现实世界。初入延安的陈学昭即是典例之一。在第一次访问延安期间,她盛赞延安的清明政治及朴实人民,但也对抗大的腐败现象、延安小学教育过于强调政治内容及女性仍会遭受不幸的婚姻等情况进行了批判。然而,在文艺座谈会后,她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她指出过去的写作“纯粹是发泄个人情感,即使写了一点对旧社会的不满,那也是出于个人观点、个人立场的”,[22]对于革命事业并没有什么帮助。换言之,经过延安教育,陈学昭的立场发生了由纯粹个人主义到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变化。
党的决策代表了集体利益,服从党的安排也是服从集体主义的表现。奔赴前线抗日救国,是康岱沙一直以来的理想。她向组织提出赴前方的申请被拒后,也有一定的情绪。但是,在经过指导员的思想工作及中央党校的学习后,她“认识到作为一个党员要站在时代的前列,要服从组织、听从党的召唤”。[5]28所以,在大后方人手紧缺时,康岱沙放弃了个人理想,服从安排回到她认为统治腐败的重庆进行上层统战工作。[5]31
2.从轻视群众到学习群众
在抗战建国的历史时期,群众有着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经过分析后,颇具远见地指出“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23]136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23]136才能“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23]136然而,受传统观念影响,知识分子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轻视群众的思想。也因此,作为或将要作为干部、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知识分子,无法真正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无法设身处地“关心群众的痛痒”,[23]138“为群众谋利益”。[23]138
延安的教育促成了女性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由轻视群众到向群众学习。在向群众学习,从对象上而言,既包括普通百姓,也包括当地工农干部;从内容上而言,既在外在形象上,更在思想情感上。王云在延安县农村工作时,察觉到“在服饰上穿得同群众一样,但是思想感情不一样,依然是‘隔靴搔痒’”。[5]297随着工作的深入,她进一步认识到,知识分子要真正与工农相结合,就必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虚心向他们学习”。[5]297从1937年接触群众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庞文华用了两年多时间。特别是在经过大生产运动的教育实践后,她“初步知道了自己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差距,认识到了对自己世界观改造的必要和重要,开始注意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5]211延安七年多的生活工作经历,让她“懂得了劳动,懂得了劳动人民”。[5]212
3.从民主思想到共产主义信仰
亲历过日本侵华战争苦难的女性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民主革命的方式实现民族独立。在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不作为后,女性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了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在地延安。然而,女性知识分子虽有进行民主革命的希望与期待,但她们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路线、斗争方式等问题并不一定有系统深刻的理解。她们“由仅仅为了抗日救亡的民主革命思想,升华到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高度”,[11]265-266这种转变是在延安实现的,实现的途径来自延安的教育。
延安教育对女性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影响是巨大的,让她们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路毅曾说到,延安的学习让她“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2]73将她从“一个幼稚的革命青年,逐渐成为一个清醒的革命者”,[2]73从此,她“更坚定了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决心”。[2]73夏似萍也提到,在延安,“我树立了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远大目标和信念”。[5]251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也包括对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到来的坚信。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丁雪松受到了“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是共产主义社会”。[5]131在延安期间所受的教育,也让王腾波“认识到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5]62并且,更进一步地,她们明白了自己多元身份及其所担负的责任。作为女性,“要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5]208作为共产党员,需要完成抗日救国的近期目标,也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作为无产阶级战士,要致力于自我解放、民族解放,也要奋斗于全人类的解放。[5]251从妇女解放到民族解放,从民族解放再到全人类解放,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写照与延伸。
(二)行为的转变
接受延安教育后,延安女性知识分子服从党的领导与安排,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恪尽职守,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们在职业中的种种作为与担当诠释了其行为转变的深刻内涵。
1.持节使异域:丁雪松
丁雪松在政治领域有所建树。在接受延安教育后,丁雪松就担任绥德、米脂选举工作团的副团长。为建立起以“三三制”为原则的民主政权,她与庞文华经过8个月艰苦紧张的工作,纠正了群众对党的误解,赢得了开明绅士的支持,胜利地完成了选举任务。[11]302之后,不论是奉调担任边区副主席李鼎铭的秘书,还是任边区政府调查组组长,或是跟随丈夫郑律成回到他的家乡朝鲜任职,在不同的职务中,虽遇到了挑战,但她都顺利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丁雪松的工作中心逐渐向外交领域转移,在1979年,她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大使。在任职荷兰期间,她拜会荷兰的主要领导人,“向他们介绍了我国国内形势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对内对外政策”;[11]13参观考察荷兰工农业生产企业,“调查研究哪些先进技术和设施是我国所需要的”,[11]22以为双方的合作打好基础;在中美建交的背景下,积极同驻荷兰的美国女大使及其他大使聚晤,展开友好交谈。[11]2
2.挂帅进工厂:赵志萱
赵志萱进军了经济建设领域。赵志萱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却在新中国成立后,“跨界”开始了在经济领域的工作。她投身经济工作,最先是从担任沈阳毛织厂厂长开始的。毛织厂历史复杂,几易其主。党接手时工厂不仅硬件设施堪忧,人事动荡,而且“生产工艺落后,产品量少质劣,滞销、积压现象严重”。[24]8进入工厂后,赵志萱积极调动自己,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工厂建设——“一面刻苦阅读工业经济,企业管理教材,一面请专家讲生产技术,下车间实践”。[24]10通过努力,她“很快成为纺织行家”。[24]10在她的带领下,落后的旧工厂成了先进的模范工厂,还受到了纺织工业部的嘉奖。[24]156在“一五计划”即将实施的重要时期,赵志萱调任大连机床厂厂长。到任后,她“几天时间就走遍了厂里的各个角落”,[24]119对机床制造,“如何实行计划管理、开发新产品等一系列情况,做了详尽的调查”。[24]119一年后,大连机床厂就“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而且年初试制出的普通车床当年就生产出一百台”。[24]120
3.提笔书神州:严慰冰
严慰冰主要致力于文化领域。1939年3月中旬,严慰冰接受组织安排,作为妇女考察团的成员奔赴晋察冀前线。从严慰冰的视角看,晋西北的妇女们虽无知但善良,她们没有反抗意识,认为“做错了事,要(被丈夫、婆婆)打呀”;[25]20也没有反思意识,被困在家里,不知道除养孩子以外,“更有她该做的事”;[25]20对童养媳也司空见惯。虽然如此,但她们是非常善良的,待人极为诚恳,会送冷糕和热米汤给大家吃,用烂草和残煤给大家烧炕。[25]20严慰冰在知道妇女会受到暴力殴打的情况时,故意说:“我们男人可不敢打我们”,[25]20因为“我们自己会挣钱”。[25]20而从妇女们的反应来看,这话或是促成她们自我意识觉醒的第一步——同座的妇女们感到十分惊奇,“‘不敢欺侮你们!’‘自己会挣钱’?!”[25]20“天下有这等事?”[25]20具体而言,希望妇女觉醒,打破家庭桎梏,并通过经济独立来获得自身解放的思想,无疑是党的妇女观在个体——严慰冰身上的体现。而她在认同党的主张的基础上,将思考付诸笔端,影响到更大范围的女性,则是其行为的落实。
囿于战争的历史环境,党对女性知识分子进行的主要是非体系化的学校教育。但是,从教育的结果看,延安时期党的教育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一批女性知识分子从延安出发,成为抗战建国的中坚力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总结党在延安时期对女性知识分子的成功教育经验,依然可为当前的知识分子教育问题提供某种借鉴与启示。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牢把握“教育为政治服务”的这一主线,如不管是在抗大还是女大,或者其他高级干部学校,都首要重视政治课程的学习。其次,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还要重视隐性教育的推动作用,在课程和教学外挖掘其他的教育资源,从而“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26]再者,要注意教育内容切合实际,教育方法灵活多样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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