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泊 戴敏
摘 要：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者，十分重视家风家训建设，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家规家训。周恩来家风家训思想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是共产党人高超智慧和崇高人格的生动表达，对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家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建构新时代共产党人家风家训新的向度，要深入学习周恩来家风家训思想，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优良家风促进党风、政风、民风建设，自觉掌好权、用好权，守住守好守牢政治关、权力关、交往关、生活关、亲情关，以增强党和国家的公信度，提高民众的向心力。
关键词：周恩来；
家风家训思想；
家规；
家教
中图分类号：D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23）03-0083-07
今年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同志诞辰125周年。学习宣传和传承弘扬伟大的恩来精神，就是为了铭记周总理的殷切期望，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斯人已逝，言犹在耳，精神长存，砥砺前行。家风家训思想作为恩来精神的重要内容，对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共产党人家风建设依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基石。”[1]重家训、育家风在我国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了家庭成员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审美气质，是家庭建设的风向标、方向灯。周恩来在为新中国的创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长期奋斗历程中呕心沥血、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功勋卓著，展示了共产党人伟大而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家庭教育中，周恩来重视家风、强调家训，不仅是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楷模，更是共产党人修身齐家的典范。周恩来家风家训思想对当下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塑造一批批、一代代“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新时代一心为民、廉洁奉公的党员干部新形象，离不开优秀家庭精神文化的滋养。
一、周恩来家风家训思想的形成渊源
周恩来家风家训思想承继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汲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观，受到了良好家风的熏染，成为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家风家训思想的集中呈现与时代表达。
（一）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文脉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具有独特的价值体系，优秀的传统文化植根民族基因，影响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传统美德的家风家训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是承载着中国精神独特价值符号的文化产品。
家风家训历经岁月洗礼、积淀而成，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缩影，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传统文化中，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的德目，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构成周恩来家风家训思想的道德取向和存在模式。一方面，“家训”以家庭成员为对象，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式。《颜氏家训·省事篇》指出，“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天由命”，告诫子孙后代立身做人的基本范式，将家庭视为最基本的道德养成场所，督促子孙后代要行为得当，守规矩、不逾矩，成为建立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家国情怀与集体认同。坚持用家训管人、育人，注重个体内在的道德养成，衍生出了《周氏家训》《颜氏家训》《章氏家训》等传世著作。另一方面，“家风”一词始见于魏晋南北朝，唐代以后广泛流传使用。在家训的规范和共同践行下，形成一种独特的家庭风貌——家风，得益于家训的赓续传承，其主要功能为“化导然也”，即教育引导。古人将家风家训视为教育的初始阶段，强调“昔称幼学，早训家风。少习家训，长得名师”。《哀江南赋》指出，“潘岳之文章，始述家风；
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皆以“世守家风”为要务。至此，“家风世德”显现于诸多文学作品，呈现出家庭或家族整体的道德品质。古代不少大户人家尤其重视家风家训的创建，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家规和具体而明确的家法，彰显了“忠孝廉悌、爱国敬业，妻贤夫安、兄友弟恭，尊老爱幼、仁者爱人”的传统美德，这些优秀的家风家训思想指引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去做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为周恩来家风家训思想提供丰厚的文化土壤和不竭的精神滋养。[2]20
（二）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家庭观的理论境脉
马克思、恩格斯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对家庭问题展开了深入思考和综合考量，认为家庭教育基于现实生活，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视为建立在夫妻、父母、子女基礎之上的培育人的实践活动。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家庭教育中，人作为受教育的对象，是对具体情境的切实关照，被赋予了现实性的具象表征，成为个体责任与义务的结合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父亲、子女等称呼，并不只是荣誉称号，代表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了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3]也就是说，在家庭关系中，父母对子女具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要重视家庭教育，关注子女的教养问题，塑造良好的家风家训，与国家和社会发展发生关联，将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相衔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家庭教育作为人生教育活动的首要前提，承担推动个体成长成才的重大使命，对子女的教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教育实践的指导下，发挥教育的能动性，完成人的社会化改造，掌握“改造世界”的主动权，促进人与家庭、人与社会的多重变化，开展“主观见之于客观”无差别的社会化教育，探寻自然、融入社会，推动子女完成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家庭教育功能的科学论述，也力证了家风家训思想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家庭是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结合体，在马克思、恩格斯家庭观的指引下，催生周恩来家风家训思想一心为民的初心，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天下为己任，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突出位置，实现了“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紧密相连”[4]。
（三）源于优秀家风熏染的发展血脉
蔡元培在《中国人的修养》一文中写道：“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中。”[5]家庭作为人生的第一课堂，对个体发展至关重要。
家风正，人才不斜。长辈的人格特征以及家庭教育智慧、营造的家庭氛围，对于培养子女的人格特质和个人魅力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的父亲为人忠厚、性情耿直，是位慈祥、宽厚、诚实、话虽不多但十分有主见的人，这也造就了周恩来对外工作冷静、沉稳的性格特征；
生母万氏善于调解矛盾纠纷，为周恩来日后养成高超的处理复杂国际关系的本领和谈判能力打下了基础；
在嗣母陈氏的言传身教下，周恩来练就了“好学、仁慈、谦让”的性格品质，彰显其精忠报国、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以及志存高远、追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崇高志向；
乳母蒋江氏正直善良，培养了周恩来大公无私的品质，教会他了解体会农民的艰辛生活。家族前辈恭谦有礼、精明干练的行事作风是周恩来家风家训思想的渊源所在，长期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和生活作风。[6]和睦的家庭氛围滋养了周恩来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大情怀、大胸襟，以及立身严谨、品德高尚、性情温良、识大体、顾大局的宝贵品质，并教化后代为民者“积德、行善、慈爱”，为官者“廉洁、勤俭、治躬”，谨记人应行善，不贪不义之财。融洽的家庭氛围涵养了周恩来爱国爱家、“立大志”的人格特质，铸就了周恩来忠诚、宽容、清廉以及细致、严谨、果敢的鲜明个性，使其成为深受全党全国人民敬仰和爱戴的人格楷模。
二、周恩来家风家训思想的主要内容
“青年渴望英雄，渴望那些能够向他们揭示人生真谛的人物。”[7]周恩来就是这样的英雄，他的一生揭示了优秀家风家训的奥秘所在，形成的家风家训思想涵盖“严管厚爱”的修身之道、“睦和融洽”的齐家之道、“克己奉公”的治国之道，对个体的价值遵循和道德追求产生无比深刻的影响。
（一）个人层面：“严管厚爱”的修身之道
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和伟大风范见诸于“严管厚爱”的修身之道，造就了伟大的人格魅力，他十分注重加强对晚辈教育，严立家规、耳提面命，约束自己和家人的行为举止。
严于律己，谦虚谨慎。周恩来对晚辈的教育注重榜样引领，发挥言传身教的示范作用，强调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提高，重视良好行为品德的养成，帮助他们树立大局观和整体意识。一方面，周恩来德行高尚，重视个人修养，严于律己，制定了《我的修养要则》，对自己提出五个不虚度：“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8]。另一方面，周恩来在待人接物、行为举止上，从整体出发，放眼全局，教育亲属用长远眼光、全局思维看待问题，形成“家国一体”的强烈意识，以民族利益为重，树立爱国的思想、人民的立场，站在党的立场考虑问题，坚定不移地坚守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严格贯彻党的纪律。[9]身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始终按照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以切身实际的修为为后人做出表率，践行所言所思，为亲属留下严格的家训、良好的家风。地方政府多次想修葺周恩来老家的房屋，建立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得知后，立刻写信回绝，并提出自己出钱修葺破损之处，信中多次使用“请求、请”字，语气诚恳，毫无架子可言。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周恩来奉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严格要求亲属，制定的“十条家规”明确提出“生活要艰苦朴素”，着力培养晚辈艰苦奋斗的品质。即使在家里举行晚宴，桌子上也只是摆着家常饭菜，平时以粗粮为食，吃完饭周恩来会用菜叶子把碗底抹干净再吃掉，将共产党人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贯穿于日常的生活。在国家危困之际，带头执行粮食的定量供应制度，切实做到“艰苦奋斗一辈子”。作为大国总理，衬衫领子缝了又缝，公文包表皮斑驳脱落仍继续使用，两双皮鞋穿了整整26年之久。他鼓励动员侄子、侄女去基层，在艰苦的环境中劳动，提高思想境界，正确认识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对坚定政治方向的促进之用，让他（她）们知道只有过好“生活关”，方可牢牢守好“政治关”。他告诫晚辈要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即使生活越来越好，也不能丢掉艰苦创业的传统，我们经历了困苦才有今天的生活，不能铺张浪费，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10]
（二）家庭层面：“睦和融洽”的齐家之道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
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睦和融洽的家庭氛围是周恩来家风家训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顺美满的家庭离不开严格的家规家训和良好的家风。
孝敬长辈，关心亲属。周恩来虽然没有子女，但他主动承担起教育引导周家下一代的责任，经常写信关心家中晚辈的情况，并制定了十条家规家训，要求年轻一代严格遵守，在大家庭内形成了良好的家风。周恩来弟弟周恩寿家因经济困难、住房紧张，加之孩子较多，临此困境，周恩来毅然地将侄女接至身边抚养了15年，直至出嫁才离开。周恩来自12岁离开老家江苏淮安后，一直投身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未曾回过一次老家，但他始终牵挂家乡的亲人们，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经常拿自己的工资接济老家的亲属。对于老家弟媳陶华等人，他主动提出负责其今后的生活费用；
当伯母去世，他又主动寄出安葬伯母所需费用；
年幼时，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与八婶母生活过两年，后来特意接上八婶母去北京居住，让她安享晚年，虽因住不习惯八婶母回到了老家，但是周恩来仍经常写信关心近况；
周恩来虽然工作繁忙，但仍会在周日将侄子、侄女们喊去家中，与他们聊人生、聊理想、聊进步等等。周恩来孝敬长辈、关心亲属的优秀品质影响着年轻一代，其侄子、侄女等人虽然远在外地，但是一直与他保持联系，经常探望周恩来夫妻。
伉俪情深，互敬互爱。家庭中，夫妻关系尤为重要，是良好家风家训思想萌发的温床，也是家风家训能否形成并代代传承的关键所在。周恩来与邓颖超携手相伴50余年，半个世纪里二人“互敬、互爱、互谅”，始终不离不弃、相濡以沫。因工作原因，二人虽聚少离多，但经常保持书信往来，聊理想、谈初衷，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关于邓颖超的任职、调级问题，按其资历和能力，理应有更好的职务安排，但周恩来多次压低，果断拒绝党内外人士在政府内为她安排的职务，并坚决表示，只要有其当总理的一天，就不许邓颖超在政府内任职。对于周恩来的做法，邓颖超得知后毫无怨言，表示十分理解，支持其做法，將之视为严格的家风。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说道：“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否则会有落后的危险，还得鼓足干劲，前进再前进啊！”这种为共同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的感情，情深意浓，在家庭关系中应注重夫妻关系的维护、沟通和交流，相互勉励、互相体谅，为教育和引导子女提供和睦的家庭氛围。
（三）国家层面：“克己奉公”的治国之道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周恩来十分重视党性修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坚定的政治感，不为身边人谋私说情，始终将“公”字放在首位，努力恪守和生动践行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传统。
不谋私利，不搞特权。周恩来给晚辈定的“十条家规”，其核心不外乎“不搞特殊”，明确提出“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杜绝特权思想贯穿始终，高度彰显“廉洁奉公”的思想。[11]侄子、侄女去农村时，叮嘱他们严格要求自己，带头维护各项政策、规定，不能利用亲属的关系搞特殊化，坚决不享受各种特权。[12]1970年，侄女周秉建因表现优异，被推荐应征入伍，在当时是个非常好的出路，但周恩来得知此事后表示“虽然你符合入伍的条件，但是内蒙古那么多人，为啥选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他要求周秉建脱下军装，立即回到内蒙古草原，坚决不能搞特殊化，并多次告诫晚辈“自己是国家的总理，而不是周家的总理”。受其熏陶，侄子、侄女们践行着周恩来的家风、家训、家规，为人处世非常低调，侄女周秉建说道：“我们就是普通的学生，长大后就是普通老百姓、普通劳动者，我们的前途需要靠自己努力。伯伯、七妈（指周恩来、邓颖超）是国家领导人，我们作为后代，决不能用他们的这种关系去搞特权，连特权化思想都不可以有。”
一心为公，执政为民。周恩来强调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至上，要有大公无私的精神。他教导后代在学习、生活、工作之时，首先应考虑国家的需要、人民的利益。他从自身做起，始终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勤务兵，不让个人的家事影响人民的大事。20世纪60年代因自然灾害，农村劳动力匮乏，复员的军人需返回农村，以恢复农业生产。周恩来作为党员干部带头动员侄子周秉钧参军复员，为农业生产提供劳动力；
侄女周秉建也因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去边远艰苦的内蒙古插队。当时一些干部为了让子女摆脱农村艰苦的环境，纷纷想方设法、挤破脑袋让子女参军，这对稳定国家边疆发展局势是不利的。于是，为稳定农村的知识青年队伍，保证农村的劳动力，他毅然决然地让符合参军条件的侄女周秉建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参与生产。周恩来以自己的方式告诉大家，要有“舍小我”的崇高精神和宽大胸襟。侄女周秉建以实际行动践行周恩来的谆谆教诲，优良家风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让困难的职工有新房子住，她多次放弃符合申请分房的机会，一直住在公公单位宿舍楼的老房子里。
三、周恩来家风家训思想的重要启示
“家风正，则民风淳，政风清，党风端。”家风建设是党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的家风家训思想不仅是对后辈的严格要求，更是培养党员干部家风家训的生动教材；
不仅关系党性、道德以及纪律问题，更关乎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
（一）思想上：要立家规，传家训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家规家训是一个家庭的“核心价值观”，对儿女成才、家庭和睦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若无良好家规之约束，则会导致家庭关系紧张，道德滑坡，风气低俗，甚至会触犯党纪国法。
一是内容上：彰显时代精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党员干部制定的家规应在继承传统道德的基础上，赋予新的内涵，承接时代发展需求，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鼓励党员干部量身定制家规家训，主动学习、积极借鉴周恩来的十条家规，学深悟透共产党人的家风家训，深刻理解立家规、传家训的意义所在，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党的优良传统，总结提炼，形成系统感悟，制定出具有约束力、符合自身家庭特点的家规家训。同时，让家庭成员参与家规家训的定立，协同讨论、达成共识、共同执行，内容应涵盖教育子女做一个公正无私、坚持真理、诚实厚道、敬老爱幼、无私奉献，有能力、有本事，能抵挡得住诱惑的人，上升至理性的高度，并加以固化。将家规家训摆在家中显眼之处，时刻提醒家庭成员“见党性、知底线，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要立得住、可传承，做人做事讲道理、懂规矩、知荣辱、扬正气。
二是形式上：严导协同推进。家训是家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家人做人处世的道德标准，涵盖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等等。周恩来认为，“对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13]。党员干部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的家规家训决不是个人生活的小事，而是事关党风、政风建设的大事，更应立家规、传家训，对晚辈要严格要求、耐心引导、正面教育，循循善诱、以理服人，注重继承革命先烈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弘扬勤俭节约的革命传统。毛泽东指出：“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折腰。”对待亲友态度要正确，管好身边的人不出事、不添乱，强化配偶子女和身边人的教育约束，加强教育管理，禁止身边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打感情牌跟着自己“有官同享”，谋取私利，这是党员干部加强家规家训建设的关键一环，有利于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行动上：要重家教，正家风
“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党员干部作为国家的公职人员，代表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唯有“安内”方好“攘外”，先“齐家”方可“治国，平天下”，更应注重家教、严肃家风，方可取得威信、赢得民心。
一是家教上，强化伦理教育。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传统家规家训的内容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缺陷，加之个体认知的差异，有的过于放大家规家训中的糟粕成分，对其合理成分却视而不见，致使当下家规家训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道德伦理渐趋消失，出现“家无家规”的现象。有的党员干部因缺乏家规的道德约束，出现不赡养老人、辱骂亲人、赌博酗酒、婚外情等现象，夫妻关系不睦、亲子关系紧張等严重的家庭伦理问题。[14]因此，党员干部在建设家风家训的过程中，应注重晚辈伦理层面的教化，加强约束惩戒，对待家庭要有责任感，认真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如孝敬长辈、夫妻和睦、教育子女等等，围绕“治家教子”展开，真正实现“孝亲敬长、睦亲齐家”，提高道德伦理意识，规范个体的行为准则。
二是家风上，着力人格塑造。党员干部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要重视家风家教，增强自身的政治敏锐力和鉴别力，注重自身行为品德的养成，强调道德教化和心理培育，发展个体的品性与教养，彰显厚德载物的精神特质，重视健康人格的养成，要求家庭成员本分做人、干净做事，知晓悉事之理、悉人之情。将爱国、爱党、爱民与爱家、爱妻、爱子的精神相融合，谦逊豁达，培养君子之风气，做有涵养、有素质、德行高尚之人。在物质生活上，要知足常乐，奉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艰苦奋斗的工作态度；
在公德上，要有公德心，不结党营私，不偏袒他人，做一个正直无私的人；
在私德上，注重个人修养，克己奉公，坚持原则，该争的必争，同时要顾全大局、胸怀天下，该让的就让。[15]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子女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营造独立生活的环境，多参加志愿服务活动，锻炼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培养个体的家族自豪感、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推动其形成理想人格。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结合，涵养“周全、机智、缜密”的智慧，处事“机动灵活、通融退让、刚柔并济、情理相融”，教会做人之道德，学会建构和谐的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
（三）传承上：要做表率，扬家风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党员干部优秀家风的塑造和传承延续，必须注重言传身教、自身垂范、做好表率，通过全方位的浸染体验式教育，形成上行下效之效果。
一是修己身，做家风家训的示范引领者。“正人先正己，廉政先廉家。”党员干部作为家庭的“主心骨”，有责任和义务从自身做起，做家庭道德规矩的培育者与弘扬者，争做家风家训的引领者。要致力于自我修养，发挥榜样引领作用，产生示范效应，从自身做起、严以律己，树立遵纪守法、无私奉献、爱国爱党的良好家风，加强自身的管教约束，讲道德、守规矩、重家风，严格遵守党章党纪，防止自身出现腐化变质，继承党清正廉洁的优良传统，担起引领好、示范好构建优良家风家训的职责，提高家庭成员家风家训建设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家风正，则政风清、子孙兴。党员干部应加强个体修养，注重道德示范引领，涵养为政清廉之风气，秉持廉洁奉公之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并教导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许说出与自己的关系，不许打着亲属的旗号，也不要炫耀自己。[16]夯实道德基础，形成极具特色的家风家训文化，带头正家风，自觉立家规，树立可效仿的榜样，坚持以身作则，率先行家规、严家教，做到“吾每日三省吾身”，让良好的家风家训成为自己和家庭成员健康有序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目的，实现人格修养、道德完善和民族复兴的统一。
二是正家风，做家风家训的努力践行者。“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欲治国，先正其家，良好的家风家训不仅要写在纸上，更要写进后辈的心中，将其代代相传、发扬光大。《礼记》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党员干部要立党为公，牢记使命，切实按照定立的家规家训为人、处世、做事、当官，“身体力行、以诚待人、言行一致、敢于担当、为人正派、廉洁自律、生活朴实”，管好家人更要管好自己，模范践行家风家训，带头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坚持立言立行，切实立家规、正家风、传家训，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美德，做一个平易近人、性格平和的人，不居功自傲，不摆领导架子，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把为民的初衷贯彻到底、落在实处，将人民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引领自身价值追求的人。党员干部要定期举行“立家规，正家风”的主题活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员干部家风建設的重要论述，相互交流探讨，深思细悟亮出家规，选出以身作则践行家风家训的先进典型，公开表彰和宣传，调动他们重视家庭、加强家风家训建设的积极主动性，灵活推进，加强督促指导，创新利用各类载体平台，将开展党员干部家风家训的活动做强、做大、做细、做实，以良好家风家训推动党风、政风、民风建设。
总之，周恩来的家风家训思想承载“立德树人、不忘初心、家国情怀、胸怀天下”的特征元素，彰显其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崇高的个人修养，为后人留下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光辉形象，为世人景仰。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仍然要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把家风家训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立足家治国兴，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做一个组织上信得过、人民能放心的党员干部，引领新时代社会道德风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添砖加瓦、增光添彩，真正铸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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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陈 瑶
Zhou Enlais Thoughts on Family Atmosphere and Family
Discipline and Their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SUN Bo， DAI Min（School of Marxism，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s the leader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Zhou Enlai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atmosphere and family discipline， formulating specific family rules and family disciplines that are feasible and practical. Zhou Enlais thoughts of family atmosphere and family discipline are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far-reaching in significance， which is the effective ex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s super-high wisdom and lofty personality enlightening for the family atmosphere construction of Party cadres in the new era.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imension in the families of communists in the new era， Zhous thoughts in this regard have to be explored，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a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to be jointly considered for Party members to promote Party style， administrative style， and civil style so that the public trust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can be improved with an improved public centripetal force of the masses when they consciously execute their power in a well-controlled manner and safeguard the gates of politics， public pow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ir personal life and their affectionate relations.
Key words：
Zhou Enlai；
thoughts of family atmosphere and family discipline；
family discipline；
family instructions
收稿日期：
2023-01-12
基金項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KS165）
作者简介：
孙泊（1979— ），男，江苏连云港人，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
戴敏（1996— ），女，安徽合肥人，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