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甲辰
摘要：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时代，鲁迅始终保持坚定的文化自信。他力主审视传统，大胆与过去告别；
他倡导“睁开了眼看”，直面血淋淋的现实；
他提出“拿来主义”，要求主动拿来他国他民族的东西为我所用；
他以“抉心自食”的勇气，不断进行自我剖析与自我反省。学习与借鉴鲁迅的文化自信，对于我们全面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弘扬与发展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鲁迅；
民族文化；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3）03-0034-04
中华民族在鲁迅所处时代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文化自信一再遭受碾压摧残，部分国人自卑自弃，文化自信完全丧失。在他们眼里，“世界上的五色人种中，白人是最为优等的民族”［ 1 ］ 552。他们甚至得出了“中国必定灭亡，黄种人必定剿绝”的惊人结论［ 2 ］。但是，鲁迅始终是一个“清醒的文化自信者”［ 3 ］。他坚持认为，“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围绕弘扬与发展民族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信，鲁迅曾提出一系列思想观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研究。
一、审视传统，大胆与过去告别
自信与自大自傲有着本质区别。“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
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真正自信的人不会自以为是，固持己见，而是敢于甚至乐于直面自身的不足与错误，一个自信的民族也是如此。高高在上，满脑子“中央之国”意识，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热衷于自我美化与神化，这从表面上看似乎非常爱国，也非常自信，但实际上或是出于夜郎自大，无知浅薄；
或是源于欲望膨胀，迷失自我，都是与文化自信相悖的。“要谈中国文化复兴，必须有一个批判清理的过程；
要谈中国文化的自信，也必须有面对‘国民性糟粕的勇气。”［ 4 ］鲁迅对传统文化始终持冷峻的批评态度，他认为自尊自大，故步自封会将整个民族拖入到危险的境地。他警告说：“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
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文化偏至论》）而对于部分人“时时念辉煌之旧有”，就像阿Q一样总是炫耀过去比人家阔多了，老祖宗比人家阔多了，鲁迅特别反感，曾给予辛辣的讽刺。他说：“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
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随感录三十九》）他明确警醒国人，必须正确认识和辩证对待民族文化，注意辨明善恶高下，决不能抱残守缺，以丑为美。
鲁迅自喻为“毒蛇”和“游魂”，常以非凡的勇气毫不留情地清理与揭批传统文化的糟粕。他敢于质疑：“从来如此，就对么？”（《狂人日记》）在他眼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曾说过：“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 5 ］ 44。他还嘲笑老子：“用尽哲学的脑筋，只是一个没有法”（《出关》）。他认为，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两种魂：官魂和匪魂，个人则永远不被发现（《学界的三魂》）。1925年3月18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里提到：“中国大约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东西去，都变成漆黑。”他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中国历史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两种（《灯下漫笔》）。他甚至说，传统仁义道德的本质就在于“吃人”（《狂人日记》）。也正是由于对中国传统与中国社会倍感失望，鲁迅才远赴日本留学，“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鲁迅还提出过一系列著名观点，像“中国国粹等于放屁”“中国古书叶叶害人”“中国汉字必须废除”“青年要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等。他担心中国如若“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他说：“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无声的中国》）在此基础上，他呼吁青年们“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
呼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灯下漫笔》）；
呼吁洞达世界大势的明哲之士“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鲁迅的这些阐述明显呈现出愤激与偏颇。但是，由于他处于一个新旧斗争十分惨烈，反封建任务极其艰巨的年代，因而他对传统文化持全力批判与矫枉过正的态度，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的这种愤激与偏颇对于促进国人的思想觉醒与个性解放，促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必须的。
二、睁了眼看，直面血淋淋的现实
自信与自怜自恋也有本质区别。习惯于自我否定与自我矮化，对于本民族的东西“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破恶声论》），连月亮也都认为是西方的圆，这肯定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而沉迷于中央大国的旧梦，习惯于歌功颂德，文过饰非，讳疾忌医，也同样是文化自信缺失的表现。鲁迅提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谈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纪念刘和珍君》）在他看来，闭目塞听，耽于幻想是弱者的表现；
真正自信而强大的人决不会惧怕真相，也不会逃避矛盾。但是，鲁迅却痛苦地发现，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猛士”实在太少了，“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只好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他说：“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骗。”他还说，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在他眼里，古代才子佳人小说便是“瞒”和“骗”的典型，因为它们总要编造一个“才子及第，奉旨完婚”的完满结局。鲁迅认为这种“瞒”与“骗”的作品是非常有害的，它所维护的无疑只是统治者的神圣形象与既得利益，同时它也显露出作者个性化思考与独立人格的缺失，而从审美接受的角度讲，它“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因此，鲁迅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瞒”和“骗”，疾声呼吁国人“睁开了眼看”（《论睁了眼看》）。鲁迅认为，我们只有“睁了眼看”，发现畸形，揭示病痛，引起疗救者注意，方能促进社会改善与进步，也方能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
在反对“瞒”和“骗”的同时，鲁迅不遗余力地倡导艺术的真实性。他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为此他鼓励作家“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无声的中国》）。他认为，一个作家“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致姚克》1934年月25日）。他还充满激情地说：“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论睁了眼看》）因为追求文艺的真实性，在鲁迅眼里，“辱华”的书籍和电影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闭目不视，充耳不闻，拒不改进（《立此存照·三》）。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曾感慨“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两地书之廿九》），因此他将自己比作猫头鹰，说自己的言论是声声“枭鸣”。在创作中，他勇于揭开层层假面，击穿种种谎言，呈现血淋淋的现实，报告那些“大不吉利的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一直十分留意他国他民族民众眼中中国国民的形象，他自己也曾以“立人”为目的，以小人物为对象，全面剖析与呈现了多疑、巧滑、虚伪、好面子、重名目、冷血麻木、调和折中、安于当奴才、喜欢当看客、说话不算数、做事总敷衍，以及对羊显凶兽相，对凶兽显羊相等种种“不长进的民族病态”，他对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全面清晰，入木三分。在学者们眼里，鲁迅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的第一个特点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鲁迅的创作，从总体上看不仅深入展示了当时社会的凋敝、混乱与黑暗，揭示了妇女、农民与小知识分子等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彰显了改革与革命的必然性；
更为重要的是他重新发现了中国与中国人，并以强烈的文化自信尝试培育与构建新型人格，“他在传统文化研究与表现方面的地位无可替代”［ 6 ］ 。
三、放手拿来，一切皆为我所用
自信不等于自守自闭。崇洋媚外，鼓吹全盘西化，总是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这固然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而盲目排外，闭目塞听，闭关锁国，关起门来当皇帝，也同样应该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一般而言，战战兢兢，畏寒怕风，视他国他民族的东西为洪水猛兽，只能说明自身体虚胆怯。自信总是与包容开放联系在一起，自信而强大的民族具有博大的胸怀、非凡的气度，总会放心大胆地敞开大门，从容拥抱和接纳四方来宾；
也总会昂首阔步走向世界，纵览全球风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鲁迅既坚决反对“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的“闭关主义”，也反对以“发扬国光”为名，遵照“友邦”喜好，将民族文化作品简单送往欧洲展览的“送去主义”。他一直大力提倡并始终坚持“拿来主义”。他的拿来主义强调以我为主，主动拿来，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使一切外来的东西都为我所用。鲁迅认为，对于他国家他民族的文化，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人家送来，因为人家“送来”的东西，未必就是我们需要的，像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法国的香粉和美国的电等。他说：“我们所要明白的，是要自己化自己，毋待他人来化我们”。他提出，我们要以“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态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不问新、旧，古、今，洋、土，只要有用，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占有，“拿来”，然后再甄别，挑选，根据具体情况“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拿来主义》）。他还举例说，我们应该像汉唐盛世时那样，魄力雄大，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地去“将彼俘来”“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而不应该像宋朝时那样，实力衰弊，神经过敏，“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看镜有感》）鲁迅这种对于民族文化的态度，无疑就蕴含着坚定而强烈的文化自信。
鲁迅很早就明确倡导“别求新声于异邦”（《摩罗诗力说》）。他认为，中国要想避祸就福，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在立人，立人而后凡事举”（《文化偏至论》）。而欲立人，则离不开“别人的精神燃料”。他还认为，文艺对于培育新型人格非常重要，而要发展新文艺，也同样离不开“异域的营养”。闭关锁国，一味拒弃他国他民族先进的思想文化，势必会导致文艺的衰落，也势必会导致国民的愚弱。他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他曾疾声高呼：“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忽然想到·十一》）。要求我们坦然承认差距，广泛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他曾这样总结创作经验：“此后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致董永舒》1933年3月8日）1927年9月，他为辞谢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写信给台静农，明确说自己因为作品分量还不足，还不配得这奖金，“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同时，他提出中国文学还比较薄弱，应该多向外国文学学习（《致台静农》1927年9月25 日）。在民族文化建设方面，他坚决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封闭與保守，他非常重视世界性的眼光，强调以更宏阔的视野来审视与发展民族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认识，鲁迅舍身求法，自比普罗米修斯，盗他国他民族之火，“煮自己的肉”，在30多年时间里先后翻译出100多位作者共300多万字的作品，享有“现代玄奘”的美誉。而在他的创作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勃劳绥惠德尔、斯威夫特和夏目漱石等人的影响。
四、抉心自食，深入剖析自我
自信也不等于自满自欺。孤芳自赏，孤高自许，总觉得自己超人一筹，这往往不是源于自信，而是源于自卑与虚荣。在鲁迅看来，一个人越是缺乏自信，往往越是讲究脸面，维护声誉，阿Q就是如此。阿Q虽然身处社会底层，却总是要维护畸形的自尊，连自己的癞头疮也被认为是光荣的标志，是别人不配有的。相反，“明哲之士，反省于内面者深”（《文化偏至论》）。自信而有智慧的人往往能直面自身的缺点与不足，乐于且善于自我检讨与反省。鲁迅认为，这种自我检讨与反省对于民族的振兴非常重要：“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摩罗诗力说》）。因此，他很早就希望中华民族能够“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文化偏至论》），时刻不忘自省与自强。鲁迅还提出：“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里的“发现我们自己”，应该既源于作者“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的切身体验，也源于作者的自我省视与自我剖析。作为一个作家，鲁迅特别重视审视与剖析自我。他认为，我们不仅要研究读书，还要研究自己；
不仅要有“知人之明”，还要有“自知之明”。他痛惜“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他自喻为“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长蛇”（《墓碣文》），对自我的解剖与反省一直是冷峻而严苛的。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写在〈坟〉后面》）在鲁迅无情的自剖与反省里，我们不难看到他追求浴火重生的自由意志，看到他始终面向未来，不断提升与完善自我的自信与坚定。
鲁迅关于民族文化的自信，“建立在自我解剖的基础上”［ 7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痛苦的一颗灵魂”，一个追求“精神独异”的个人，鲁迅在创作中并不是一个站在云端“超人”，嘴角挂着庄严的微笑，一味指斥世人的愚劣；
相反，他始终不忘聚焦自己的内在世界，冷峻地审视与呈现自己情感的伤疤、性格的弱点与灵魂的暗斑，坦承自己的孤独与徘徊、迷惘与无奈、虚无与绝望。他对自我的批判是冷峻的、深广的、赤裸裸的。他明确意识到，自己不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而且置身在吃人的家族中，还曾无意间吃过几片人肉（《狂人日记》）。他从不避讳自己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想要去除而不能。他感觉自己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匆匆“过客”（《过客》），一个颤动着身躯的“垂老的女人”（《颓败线的颤动》），一个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影”而已（《影的告别》）。他的作品因而常呈现“反省”与“忏悔”的特征［ 8 ］，也常具有自我宣泄与自我救赎的意味。而在以“立人”为目的，揭示民族劣根性的过程中，鲁迅始终不忘将自己也摆进去，视野由外而内，将关注点更多地转向启蒙知识分子本身，在自我审视、自我剖析与自我否定中，完成自我超越、自我革新与自我涅槃，从而摆脱“彷徨于无地”的困境。作品里的人物因而常带有作者自身的影子，孔乙己穿着破烂的长衫，在众看客嘲笑声中普及“茴”四种写法之类的学问，折射出鲁迅自己对启蒙知识分子身份与职责的坚守（《孔乙己》）；
夏瑜身陷囹圄，还不忘对狱吏进行启蒙教育，却反挨狱吏耳光，折射出鲁迅及其战友们推进启蒙教育的尴尬与痛苦（《药》）；
面对祥林嫂关于人到底有没有灵魂的询问，“我”只能支吾、逃逸，折射出鲁迅等启蒙知识分子面临现实问题时的无奈与困惑（《祝福》）。而《一件小事》《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风筝》等作品，更是均以深入的自我剖析而著名，曾被研究者定义为“自剖作品”。
五、结语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现代语境中，民族文化的交流融会与对立冲突日益频繁，坚定民族文化自信较之以往更为重要。“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鲁迅还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在民族文化的研究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鲁迅的文化自信，不是口号和宣言，而来自亲身实践。”［ 9 ］鲁迅被誉为现代中国的“民族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曾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0 ］ 698。因此，学习与借鉴鲁迅的文化自信，对于我们进一步提升民族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2］章太炎.演說录［J］.民报，第6号.
［3］李继凯.鲁迅：现代中华民族魂［J］.鲁迅研究月刊，2018（3）：4-8.
［4］张钊贻.鲁迅“国民性”思想与中国文化复兴与自信［J］.齐鲁学刊，2019（3）：146-152.
［5］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温儒敏.为何读鲁迅，怎么读鲁迅［N］.深圳特区报，2021-10-9（08）.
［7］张妮. 透过家书，走近真实的鲁迅［N］.环球时报，2021-09-24（13）.
［8］伊藤武丸.鲁迅的“生命”与“鬼”──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J］，文学评论，2000（1）：135-141.
［9］黄乔生. 立此存照：拿来主义与中国人的自信力——鲁迅晚年文化定论［J］.名作欣赏，2021（13）：107-110.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陈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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