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端
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可以归结为所谓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人权、法治和私有财产制这样一些政治原则”所代表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和建立在其上的一系列制度设计。1美国信念首先深刻植根于美国早期移民所带来的17世纪新教教义，“它为美国的政治思想注入了道德主义、千禧年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因素”。新教伦理不但以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新教教义所强调的“因信称义”为美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注入了个人良知的优先性和自由、反权威的精神。美国信念的另一重要源头来自于启蒙主义，特别是其中理性主义、自然权利、社会契约思想。这种拥有基督教和自然法双重基础的二元性，是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被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称为“自明的真理”。3而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来源，美国信念也必然蕴含了自由与秩序、个人与集体、自然与社会、情感与理智、信仰与理性之间的价值悖论，以及理性祛魅后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正如罗伯特·麦克罗斯基（Robert McCloskey）曾指出的，美国政治思想的“意识形态并非是内在连贯、趋于统一的教条，而是一系列可能而且经常逻辑上不一致的理念的聚合物”。4
维护美国国家意识形态是好莱坞电影的重要社会功能。罗宾·伍德（Robin Wood）在分析好莱坞电影时曾评论说：“影片中的美国是一片人人都快乐或可以快乐的土地；
因此，这片土地上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现有体制内得到解决（这可能需要在这里或那里进行一些改革，但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意图颠覆的行动都可以在制度内任何地方被同化，以服务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5于是，通过设置特定的叙事冲突和“大团圆”结局，赋予既存社会政治体制“合法性”，赋予美国信念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正义性”，是好莱坞电影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手段。而如何反映、反思并处理美国信念与生俱来的内部张力和悖论，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基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其对美国信念和社会体制反映方式和认知层次的不同，当代好莱坞电影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拥有多种典型模式，然而并非所有影片都会关注美国信念的二元性和其中的内部张力。
首先，喜剧片、剧情片、歌舞片等发挥“聚合仪式”功能的类型，主要表现了主人公通过自身努力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弘扬了美国式价值观，并强烈暗示出既存体制为“美国梦”提供了有力支撑，如《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yness，2006）、《弱点》（The Blind Side，2009）、《珍爱》（Precious，2009）等；
战争片、特工动作片、奇幻冒险片、史诗片等类型，则通过政体或统治方式之间鲜明的善恶对立来强化所谓美国式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如《角斗士》（Gladiator，2000）、《夺宝奇兵4》（Indiana Jones and the Kingdom of the Crystal Skull，2008）、《敦刻尔克》（Dunkirk，2017）等。这两大类影片基本上将美国信念和其之上的制度体系（或其象征性叙事载体）置于一种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的地位。
其次，《米尔克》（Milk，2008）、《林肯》（Lincoln，2012）、《间谍之桥》（Bridge of Spies，2015）、《华盛顿邮报》（The Post，2017）、《银行家》（The Banker，2020）为代表的历史传记、政治剧情以及政治讽刺喜剧等，涉及美国信念中自由平等的价值和个人主义的精神与制度现实之间的不协调，其主线叙事冲突反映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 u n t i n g t o n）所说的美国政治“理想／制度之间所存在的鸿沟”。6这些影片通过主人公所秉持的信仰，实现了对制度中不合理或非正义部分的矫正和超越，完成了对主流价值体系的赞颂和对美国信念的神圣化。但是，它们仍然未对美国信念自身进行进一步的审视和反思。
与前两大类影片不同，当代多数好莱坞科幻电影和超级英雄电影，将主要叙事冲突聚焦在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社会之恶，试图证明现代社会如果只依赖理性的自然法，放弃基督教的道德伦理，最终将会走向“反乌托邦”。而防止这种极端化恶果的不二法门，就是要继续维持宗教与自然法相生相克的对立统一状态。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讨论现代性危机时，采用了“恐惧启发学”（heuristics of fear）的方法，就是“让人们去想象行动的最坏结果……总是会把坏的结果和好的选择相提并论”。7借用这种表述方式，可以说当代好莱坞的这类影片同样利用“恐惧启发学”来构建和维护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它们用反乌托邦式“最坏的结果”向社会警示，无论是出于“理性的自负”追求所谓的完美世界，还是由于现代性悖论而彻底颠覆既存的社会秩序，两种激进的改变现状的做法只会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后果。同时，好莱坞还提供了自己所认为的“好的选择”，即在理性占主导的社会，用“复魅”的方式调和宗教和自然法的双重基础，维护以二元论为根基的美国式价值体系和社会体制。
（一）理性的自负与技术利维坦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好莱坞大量科幻影片描绘了人类希望完全依靠理性，将社会治理体系与科技力量相结合，从而达到消除犯罪或终结战争的状态。然而当技术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秩序维护手段，成为一种新型统治方式时，权力同样产生异化。这种乌托邦式的治理方式最终因为政治理想悖论和人类自身不可摆脱的缺点，而成为危害人类生存的源头，走向极权或混乱。
例如，影片《鹰眼》（Eagle Eye，2008）揭示了在极端理性的推理下《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立国之本在社会实践中充满悖论；
而在《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2002）中，整个社会如福柯所说的“全景监狱”一般受到高科技全方位监视，防止社会犯罪的系统成为侵犯和限制个人自由的枷锁。同样，《我，机器人》（I, Robot，2004）、《复仇者联盟2》（Avengers: Age of Ultron，2015）中人类为了避免战争和伤害而寄希望于超级人工智能，结果几乎导致人类自身被奴役和消灭。这些影片都刻画了因人类绝对化追求消灭社会不安定因素，意图达到完美和谐的社会理想状态，最终的行为结果引发的却不是常人所能接受的“正义”，而走向了一种“技术利维坦”。《分歧者：异类觉醒》（Divergent，2014）及其续集更以“后启示录”式的全景方式构想出一个极端理性的社会分工制度，而这种为了避免大规模战争所进行的实验并未给经历了全球毁灭性战争劫后余生的人们带来所谓的和平和安定，给乌托邦式制度想象蒙上了一层阴影。
正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所说：“人类及其社会，是演化的产物，绝非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妄图构建人间天堂的一切努力，都是理性的自负，终将带来匮乏、奴役和巨大的灾难。”8这些影片继承了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对人为设计的制度和规范都表现出极度的质疑。与《哈利·波特》系列（H a r r y Potter，2001-2011）、《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2005-2010）系列等奇幻冒险片比较来看，两种类型有着相似的冲突结构和主题，所要反对的都是暴政。但奇幻类影片中暴政源自个体的人性之恶，而这些科幻片中造成极权的根源都来自社会内部向善的理性设计。所以，这些科幻影片首先要警示的是理性的自负，强调绝对依赖工具理性非但不是化解现代性危机的解药，而是致使社会滑向不可控未来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这类影片与《林肯》《间谍之桥》《华盛顿邮报》等宣扬美国政治理想的神圣性的影片，都以美国既存体制存在的种种问题为背景。但前者侧重强调理想主义之上的政治应然，并对社会的未来许以不断完善的乐观主义承诺；
而后者则试图对这种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进行保守的、现实的矫正。当然，后者并不否定追求政治应然，但要防止其导向工具理性控制下乌托邦式的激进化变革，而最终走向“包含一切的、强行一致性和同一性的极权主义社会”。9
图1.电影《侏罗纪世界》剧照
（二）“后启示录”的末日警示
《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2004）、《猩球崛起》（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2011）、《侏罗纪世界》（Jurassic World，2015）等科幻影片，主要描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说的“经济冲动力”10的激发下，人类试图无限制地利用技术向自然索取，或毫无原则地进行前沿科技开发，从而几近导致灭顶之灾。这些影片虽未直接涉及制度问题，但如果我们将这些警示末世灾难的“启示录”电影与构想末世后世界的“后启示录”电影结合来看，好莱坞科幻电影实际上展示了一种因果逻辑的连续性。因为工具理性掌控社会将给人类导致巨大的灾难，而这种灾难降临，给人类带来毁灭性打击。“后启示录”电影呈现出的这种末世后的世界将更加暴虐。在《疯狂的麦克斯4：狂暴之路》（Mad Max: Fury Road，2015）、《饥饿游戏》系列（The Hunger Games，2012-2015）等“后启示录”影片中，末世后的社会秩序走向丛林社会或者极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利已经无法获得保障。在这些影片中，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自然状态和极权相伴出现，反映出长期困扰人类社会的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张力。
《决战猩球》（Planet of the Apes，2001）和其前传《猩球崛起》可以说是一个打通“后启示录”和“启示录”的代表性文本。《猩球崛起》呈现了一种末日警示。影片中人类为了研制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药品而在黑猩猩身上做实验，结果使得黑猩猩具有人类的思维水平。它们不再甘愿接受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而一旦人类无法处理好与高智能猩猩的关系，在奴役和反奴役的战斗中败下阵来，便会进入《决战猩球》中所描绘的社会状态中，成为被黑猩猩奴役的对象。黑猩猩反人类与人类反黑猩猩之间的视角转换，让两部影片在角色定性和情感认同的角度上呈现出完全相对立的状态，但这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则共同构建起一个浅显而直白的反乌托邦主题：人类不断膨胀的科技霸权即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因此，按照这种好莱坞式的演绎方式，或以一种互文的视角看，虽然人类在《侏罗纪世界》中得以侥幸，但如果仍执迷不悟，人类的命运也会是像《决战猩球》那样被恐龙消灭或奴役。虽然在《后天》中暂时逃过了大自然的惩罚，但如果仍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人类只能面临着《疯狂的麦克斯4》中相似的为了争夺宝贵的自然资源而进行无休止的战争。
总之，从当前充斥着大银幕的科幻和超级英雄电影来看，好莱坞拒绝对工具理性掌控下的社会进行乌托邦式的推演或幻想，而是向社会警示，试图通过技术理性一劳永逸地消灭人类社会弊端的乌托邦实验，只会导致《饥饿游戏》《分歧者》中那样人类整齐划一、压制个性的极权社会，或者像《我，机器人》《复仇者联盟2》那样给人类招来灭顶之灾。同样，如果仍毫无顾忌地利用科技改造自然界，以追求乌托邦式的物质欲望满足，所受到的大自然的惩罚也极有可能最终将人类推向“后启示录”影片中所刻画的那种深渊。通过展示这种最坏的结果，好莱坞电影为维持不完美的社会提供了依据，为当前不会导致最坏结果的体制提供了消极的合法性。
（三）颠覆性变革的恶果
如果说前文所分析的科幻片中所造成的灾难来自于人类对理性的盲目乐观，那么《复仇者联盟》系列（Avengers，2012-2019）、《黑暗骑士》三部曲（The Dark Knight,2005-2012）等超级英雄电影中的破坏性力量则来自对人类社会的极度失望。前者中，理性的自负、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崩塌，使得现代社会由危机走向深渊；
而后者中的反派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视为无法克服的障碍和社会绝症，只有革命性、颠覆性的变革，才能让已经异化和扭曲的社会回归到“正常”的状态。影片将这种“革新”既存秩序的力量放在反派的角色上自然表明了好莱坞的立场，通过刻画它所造成的与科幻片同样的极权秩序或社会无序，表现出对颠覆性变革的警惕和担忧。
《复仇者联盟》系列中的灭霸与《我，机器人》中的薇琪和《复仇者联盟2》中的奥创类似，都是试图利用极端理性主义解决人类社会矛盾的代表。但是灭霸与工具性的人工智能不同，他是社会的一分子，在无法为现代性危机找寻到一条更合适的出路后，选择以更加理性和功利主义的方式去改革社会规则。灭霸积极寻求统治性权力，有计划进行灭绝性的屠杀，其目的在于希望解决资源危机而实现宇宙的持续发展。他童年见证过自己的母星泰坦因资源枯竭而带来的恐慌与血腥，因此坚定地选择了获取终极力量随机消灭宇宙中一半生命以实现宇宙平衡的道路。灭霸在《复仇者联盟4》（Avengers: Endgame，2019）中反复所说的“我即天命”（I am inevitable），流露出其对人类社会发展悖论和人性之恶这一死结的无可奈何，从而认为他所面临的问题和所做的选择终究都是无可避免的。
灭霸的功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象征了面对现代社会危机与纳粹相似的极右翼颠覆力量，而《黑暗骑士》三部曲代表了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和道义上对现代社会的双重挑战。《蝙蝠侠：黑暗骑士》（The Dark Knight，2008）中的“小丑”，以极高的洞察力认识到以哥谭市为代表的美国现代社会已经腐朽至极。他像后现代哲学家一样消解着上帝及人类的主体性，一方面导致了人本身存在主义式的荒谬感，另一方面消解着道德、制度的正义性。他将自己的思想革命带入社会实践，以极端的行径将社会推至“电车难题”式伦理悖论的场景中，毫无顾忌地迫使社会表现出秩序掩盖下的矛盾，肆意试探人类的道德底线。小丑认为，正因为理性的道德悖论无法逾越，混乱才是社会的本质，意图以秩序代替混乱，最终会陷入理性与道德带来的二律背反。就像他在影片中所说的：“生活在世界上唯一理智的方式就是不要规则。”因此他选择以反理性的终极混乱来反对和替代追求秩序的理性人类社会。在《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The Dark Knight Rises，2012）中，反派贝恩则以一种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的身份和民粹主义的话语意图暴力推翻哥谭腐败的政治体制，揭穿了在上一部中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将双面人塑造成英雄形象的谎言，从道义上控诉所谓理性秩序的阶级性和腐败。
无论是灭霸的极端功利主义，还是小丑的反理性、反秩序，他们不但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而且对这种秩序背后的道德伦理和价值体系发起挑战。至少在表面上，他们的行动并非出于自私或个人欲望，而是源自对既存秩序和制度之下不可治愈顽疾的失望，企图以极端的方式实现革命性的颠覆，以达到另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但从影片的立场看，灭霸的理念和行为虽然目光长远，但对自由主义下的个人权利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走向了理性的个人极权；
而小丑纯粹消解秩序和意义的无政府主义所带来的暴力和混乱，并不能完成社会的再次建构，也非普通大众可接受的生存状态。
查尔斯·泰勒（C h a r l e s Taylor）在分析应对现代性危机的不同立场时曾总结道：“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们能够或者应该做些什么，就此可能会爆发出一场争论：以一种决绝的勇气来面对这个空洞的世界，或者是质疑对于宗教的拒斥，或者也可能是发现新的意义源泉。”11
面对现代性内在的悖论，以科幻和超级英雄为代表的当代好莱坞主流影片，利用“恐惧启发学”的方法向社会警示，不能任由理性霸权继续毫无节制的发展，以避免个体被囚禁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铁笼”之中12，面临着异化的悲惨宿命；
同时好莱坞也通过小丑、贝恩这样的反面人物向社会宣教，不能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批判、否定和解构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工程，防止社会不得不面对消解了意义的“空洞的世界”，最终造成无序和混乱。好莱坞的选择是“质疑对于宗教的拒斥”，利用自然主义情感道德，以及宗教信仰的力量，来防止理性化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走向自我毁灭，调和现代性危机中理性的自然法与非理性的宗教之间的此消彼长，以维护二元论为基础的既存体制，这在超级英雄电影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一）自然主义情感道德的宗教化
从早期超级英雄电影的叙事模式来看，影片的矛盾冲突和人物设置主要突出情感道德在维持社会秩序和调节群体矛盾中的核心地位。同时，影片还将这种情感道德以象征性的手法宗教化、神圣化，将卢梭式自然主义与新教伦理融合，凸显其在灵与肉的冲突中个人道德选择的重要性。典型影片如世纪之初的《蜘蛛侠》三部曲（Spider-Man，2002-2007），它们基本延续了奠定超级英雄电影在好莱坞大片历史地位的《超人》（Superman，1978）的结构和模式，着重刻画了主人公获得超能力后一系列自我认同的挣扎和变化。这种变化与他们所面对的超级反派相呼应，突出表现了其在道德与欲望之间的矛盾和选择。
这些影片中，超级英雄个人身份的认同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起初走上超级英雄身份的是来自父权的规训，而爱情、欲望使得超级英雄放弃甚至走上了原本身份的对立面。而从他们所面对的超级反派一般是疯狂的科学家、企业家或兼具两种角色，妄图利用技术和资本特权来满足补偿性心理和实现复仇、统治的欲望，或者在无视社会伦理，追求科技极致，以至于在实验中失控将自身变成逐渐丧失人性的恶魔。因此，超级英雄内心中道德与欲望、社会公义与个人满足之间的矛盾镜像投射到社会中，呼应或转化成为他们与超级反派之间的殊死斗争。影片构建的超级英雄与反派的对立象征了卢梭式自然与社会的对立，而超级英雄所选择的正义，正是自然状态下良善的自我：正义的超人来自田园牧歌式的美国堪萨斯农村，蜘蛛侠是典型的理想城市的“好邻居”。他们正是美国一直所推崇的“绅士农夫”的代表。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认为：“自然与社会的对立是导致人性分裂的原因。他发现在爱自己与爱他人、本能倾向与义务、真诚与虚伪、保持自我与异化的冲突中，资产者体验着这种人格分裂。”13这种人格分裂通过上述影片中超人和蜘蛛侠反复调整自我认同的过程得到了完美体现，而个人在灵与肉之间的徘徊则是社会走向失序的根本原因。影片中超级反派都是因为倒向了满足自我的欲望而开始变得邪恶。
由于没有直接涉及社会制度和权力秩序，这些影片信任卢梭情感主义自然状态，让大众以及超级英雄通过爱与信任维持着社会的基本稳定。因此，这些超级英雄电影中自然与社会的对立与经典西部电影采取相反的设置。在西部片中，自然与社会分别象征着野蛮与文明，所代表的自然状态是霍布斯式的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为了避免这种自然的无序，社会才不得不接受一个利维坦；
而这些超级英雄电影中多数反派都是“社会化”的产物，是卢梭所谓的“资产者”丧失了本真走向堕落的状态。
好莱坞通过这类超级英雄电影集中展示了典型的美国式理想社会中植根于自然主义与新教伦理的一面，更具有美国特色的是好莱坞将两者在理性社会背景下相互融合以对抗道德危机。就像雅克·马里坦（J a c q u e s Maritain）在评价卢梭时所做的宗教化的解读，“当他以自然和她那根本倾向来反对他们的空洞理论和致命的虚无主义时；
当他盛赞德性、清白、家庭、市民奉献时；
当他肯定良知和人格的尊严时，卢梭是在向他的同时代人展示基督教的真理。”14《蜘蛛侠3》（Spider-Man，2007）中蜘蛛侠在教堂中摆脱自身邪恶的一幕，代表性地反映了这种自然主义情感道德的宗教化，也反映了面对现代性危机和祛魅后社会道德的沦丧，好莱坞所采取的宗教“复魅”的解决方案。
图2.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剧照
（二）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理性秩序的内部张力
早期《超人》系列和21世纪初的《蜘蛛侠》系列为新世纪后来的超级英雄电影从政治理念和价值观上奠定了道德主义和基督教复魅的基调。从《黑暗骑士》三部曲开始，之后包括DC扩展宇宙（DC Extended Universe）和漫威电影宇宙（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等主要超级英雄电影关心的不再仅是灵与肉之间的个人价值分裂，而开始表现现代制度下个人与社会、无政府与秩序、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张力。这主要表现在影片在超级英雄与超级反派这一主要冲突之外，还将超级英雄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和冲突放在影片叙事突出的位置。
例如《蝙蝠侠：黑暗骑士》,在小丑极端的行为压迫下，制度之恶和人性之恶被无限放大，蝙蝠侠与公众之间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其秘密的身份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地位受到质疑，也让公众担忧他会成为凯撒那样以保护共和制度的名义而变为独裁者。《蜘蛛侠》三部曲中唯一反映出的超级英雄与大众的对立仅仅是报社老板不痛不痒地抨击蜘蛛侠；
但在新版《超凡蜘蛛侠》（The Amazing Spider-Man，2012）中，蜘蛛侠与警察的冲突成为蜘蛛侠与蜥蜴魔的矛盾之外叙事里最强的一对冲突，以至于蜘蛛侠大战蜥蜴魔之前先要与警察展开一番大战。就像影片中警长所说的：“他戴面具，而我戴警徽。”
漫威宇宙中《美国队长3》（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2016）整部电影都围绕超级英雄与社会公众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冲突展开。由于在其前作《复仇者联盟2》中为了战胜奥创，给虚构的索科维亚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同时影片的开始在拉各斯的战斗也因为超级英雄的失误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各国政府开始质疑和谴责不受控制的法外力量给社会秩序带来的威胁。于是索科维亚协议意图将超级英雄纳入联合国的监管之下，超级英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的一面与社会秩序的对立而被凸显。
理性制度下维护社会秩序需要合理合法的规则来规范、维护秩序和正义的行动，但这些影片中反派多数所挑战的是现代社会无法摆脱的矛盾和悖论，这使得社会希望在理性逻辑和程序正义的范围内解决反派的挑战几乎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以暴力的方式对抗暴力，以破坏秩序的方式来保护和恢复秩序，以非理性的方式来维持现代理性社会，成为对抗颠覆性力量的不二法门。
所以，对于超级英雄而言，如果希望战胜超级反派，他们的行为方式必须采取个人主义导向的“正义行动”。他们可以对抗超级反派，不仅仅因为拥有超能力，而且在行为方式上总是与超级反派相似，无可避免地打破程序正义。由此导致超级英雄的能力和行为同时也被大众视作一种威胁和破坏既有社会秩序的力量。就像《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Batman v Superman: Dawn of Justice，2016）中女参议员对超人的质疑：“他的行为是源于我们的意愿还是他的意愿”“在民主制度下，善是对话而不是单边的决定。”
理性制度下理想状态所强调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完美结合，要求超级英雄或者每个人的行为动机、方式和结果都是符合制度下的规则。超级英雄对社会的威胁不再像早期《超人》系列或《蜘蛛侠》三部曲中所表现的，只是因为主人公个人欲望的失控，进而滑向自我满足，而是超级英雄面对理性社会悖论时，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分裂。这要求超级英雄不但要战胜那些希望彻底破坏和颠覆既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超级反派，而且还需要弥合自身的破坏性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新世纪超级英雄中的蝙蝠侠和钢铁侠两个典型人物，都曾试图在既存体制框架内，以避免（至少表面上）破坏社会秩序的理性方式解决社会矛盾，但最终都遭到失败，证明现代社会无法依靠知识和理性获得自愈。
图3.电影《超人：钢铁之躯》剧照
（三）“双领军英雄”中的基督教复魅
DC扩展宇宙和漫威电影宇宙各自设置的超人和美国队长两个超级英雄角色，作为蝙蝠侠和钢铁侠的对立人物，体现出两个最重要的超级英雄系列各自试图在信仰与理性、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进行调和，同时也用这种在电影宇宙中“双领军英雄”的方式宣告，只有进行宗教复魅才能治愈现代性社会顽疾，必须保持基督教和自然法的双重基础，才能不断巩固美国政治理想和制度的根基。
DC扩展宇宙开启后，从《超人：钢铁之躯》（Man of Steel，2013）开始对超人进行了重新塑造，在教堂与神父对话的情节彰显了超人所选择的宗教救赎。在后续《蝙蝠侠大战超人》中，超人凌驾于社会和政府权力机构之上的地位和破坏性引发公众的不安和焦虑。当参议院举行听证会时，超人也如天神降临一般主动在社会权力机构和公众面前现身。DC让超人在这部电影中为了保护地球而牺牲，又在《正义联盟》（Justice League，2017）中将其复活，完全以耶稣为模版进行宗教化塑造。在漫威电影宇宙这边，二战所造就的美国队长一直怀有朴素的自然主义情感道德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在《美国队长3》中，他拒绝接受政府的制衡和监督，坚信自己所代表的正义。他们都是宗教式的殉道者，在影片中都拥有超越普通人类的“神格”。
对于超人或者美国队长来说，以理性制度为基础的体制并非不需要保护。如果维持社会秩序需要他们凌驾于制度规范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实质正义。这造成了超人与蝙蝠侠、美国队长与钢铁侠之间的矛盾，并分别通过《蝙蝠侠大战超人》和《美国队长3》展现这种宗教化了的卢梭式自然情感与洛克式社会理性之间的价值观冲突。超级英雄之间形成的这种矛盾体恰恰代表了美国政治理念和制度中基督教和自然法的双重基础。就像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观察到的：“我们的国家（美国）是一个伟大思想的大舞台，上演的是洛克的自然状态观和卢梭对它的批判之间的经典对抗。”15当期待现代性文明可以实现自我救赎的蝙蝠侠和钢铁侠无法走出理性悖论时，超人和美国队长所代表的宗教化的情感道德成为矫正和维持社会平衡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看，漫威电影宇宙前22部电影所构成的“无限传奇”（The Infinity Saga）以《复仇者联盟4》中钢铁侠牺牲自我战胜灭霸为结局可谓是最佳选择，最终彰显了理性社会对宗教复魅的需求。从《钢铁侠》中他对自己的科技能力炫耀式地说“我是钢铁侠”（I am Iron Man），到终局之战结尾打响指时的“我是钢铁侠”，“漫威”向我们展现出了他从现代人类“理性自负”到宗教式自我牺牲“神性”的完美蜕变，也完美诠释了贝尔所做的判断：“人类既需要利用科学了解和征服自然界，也得依靠宗教来把握自己的文化。”16
许多学者认为，追求碎片化的高概念、奇观化的视听体验，导致了以科幻电影、超级英雄电影为代表的好莱坞大片叙事的崩溃。但叙事的弱化并非放弃叙事，好莱坞大片仍然建立在讲述故事的基础之上，而背景和人物越来越走向虚构化的世界，反而让掩藏在现实场景中性别冲突、种族冲突和国家间冲突背后的核心问题——价值观冲突，以更加抽象却直接的方式显现出来。因此，好莱坞的这类影片为彰显美国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最重要的叙事载体。而这些影片的核心任务，就是维持美国社会的二元对立，调和美国信念内部所蕴含的基督教与自然法之间的张力，以保存西方世界的根基：“矛盾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当哲学要通过不受支配的人类理性认识善时，信仰则使人接受了与神圣的法律相对的温柔的爱。两种答案相互排斥。……没有根本的两难抉择的冲突，就如同没有矛盾的社会一样，西方传统不可能存在。一团和气将导致毁灭。”17
【注释】
1[美]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36.
2[美]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M].先萌奇，景伟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25.
3 Leo Straussl.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2.
4 Robert Mccloskey.The American Ideology[A].Robert Mccloskey.Continuing Crisis in American Politics[C].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1963:14.
5 Robin Wood.Ideology, Genre, Auteur[A].Gerald Mast, Marshall Cohen, Leo Braudy.Film Theory and Criticism: Introductory Readings[C].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549.
6同2，361.
7成伯清.乌托邦现实主义：何以可能与可取？——兼论吉登斯社会理论的特性[J].社会学研究，2008（06）：22-32.
8[英]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9[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38.
10[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蒲隆，赵一凡，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1 Charles Taylor.Disenchantment-reenchantment[A].Charles Taylor.Dilemmas and Connections:Selected Essays[C].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293.
1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3[美]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M].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125.
14徐卫翔.超越现代：马利坦对现代世界的批判[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62.
15同13，127.
16同10，20.
17[德]考夫曼.列奥·斯特劳斯论现代性危机[J].邓安庆译.世界哲学，2004（03）：61-66.
猜你喜欢好莱坞理性英雄英雄犬环球时报(2022-10-21)2022-10-21“双减”的路向反思与理性审视中国德育(2022年18期)2022-10-1412月好莱坞精选电影(2018年12期)2018-12-2311月好莱坞精选电影(2018年11期)2018-11-24人人都能成为死理性派高考金刊·理科版(2018年9期)2018-10-31好莱坞精选电影(2018年10期)2018-10-26好莱坞精选电影(2018年8期)2018-09-21重走英雄路昆嵛(2017年2期)2017-04-07绛红英雄谱足球周刊(2016年15期)2016-11-02改革牛和创新牛都必须在理性中前行IT时代周刊(2015年7期)2015-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