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鸿
(闽江学院 新华都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路径既是夯实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求，又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选择。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党的建设的重要部分”[1]到列宁文艺观中的“齿轮和螺丝钉”[2]，再到毛泽东革命文艺工作的“协助功能”[3]，作为文化符码的文艺及文艺作品，其时代价值与使命始终贯穿其中。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将文艺战线比做“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1]更是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中国化的时势探索与赓续升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正式进入中国，文艺作品的传播方式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升级、演进，文艺作品的传播不再囿于传统媒体时代广播、电视、报纸的单向度传播，多维度空间、立体化裂变式传播首先打开了文艺作品传播增量的通道。施拉姆认为这种扑面而来的被打开传播增量通道的信息，即时性补偿了受众对信息的即时需求，满足了受众的好奇心。同时，信息延时性地补偿了受众内心某处的“感动”，并引发出那源自“感动”而来的心灵深处的强烈触动。[4]于受众而言，这种因信息延时性补偿而获得的、来自内心深处的感受，不仅更为深刻、持久，而且会被选择性地记忆。信息延时性补偿使得媒介融合背景下、用文艺作品涵养公众爱国主义情怀有了理论可能，文艺作品的教育价值引领作用在信息延时性补偿的土壤中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文艺作品的爱国主义价值引导和实践路径是探究的主要问题。
丰富的“内隐性”是文艺作品精神内核之艺术魅力所在，文艺作品通过其富有独特表现力的艺术形式，或高度凝练的概括、或润物无声的浸润、或春风化雨的启迪、或爱憎分明的引导，形成潜在的宏观、中观、微观的立体式爱国主义价值引领优势。从宏观方面而言，文艺作品对提升国力具有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功能；
从中观方面来看，文艺作品对大众文化的审美具有隐性的构建功能；
以微观视角审视，文艺作品能够通过具象化的历史叙事对公众革命历史认知进行重构。
1.1 文艺作品对提升国力具有文化软实力建构功能
全球化进程中的综合国力之争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而且也体现于文化、艺术等方面。我国文艺作品的文化魅力是承载中国上下五千年丰厚文化底蕴的窗口；
文艺作品所凝聚的民族精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前赴后继、开天辟地、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
文艺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核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与大国责任。文艺作品所传递出的文化魅力、所凝聚的民族精神、所体现的思想核心往往浸润于艺术细节之中，能够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教育感染作用，能够产生引领发展方向、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民族士气的精神引领作用，能够发挥文化输入的鉴别力、提升文化输出的综合实力、弘扬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展示各美其美和美美与共的文化向心力的价值导向作用。
1.2 文艺作品对大众文化审美具有隐性构建功能
文艺铸魂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实践。“意义世界—观念世界—情感世界”逻辑观照下的“信仰—价值—精神”意识形态之魂，与文艺铸魂拥有同样的内容向度和思想维度。文艺作品塑造的具体形象是感性动人的，文艺作品通过一个个正向感性的艺术形象鼓舞人、激励人，但其感性形象所展现的机理内核是理性的。不同个体在欣赏、品鉴文艺作品内容时，文艺作品也同时在重塑不同个体的审美取向与审美价值，即文艺作品对大众文化审美具有隐性构建功能。文艺作品正是通过“涵化”来吸引受众文化审美心理，通过“涵化”来实现塑造大众文化审美形态，从而最终实现影响和培育受众思想情感的隐性构建功能。
1.3 文艺作品具象化历史叙事对公众革命历史认知有重构功能
文艺作品具象化历史叙事是指文艺作品通过再现真实生动的历史场景、塑造生动鲜活的历史人物、建构具体可感的历史情节来叙述历史事件，表达对历史的观点，揭示历史的意义。文艺作品具象化历史叙事往往对公众革命历史认知产生重要影响，能够重构公众对革命历史的认知结构，深化公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公众的爱国主义情感。2021年春节档影片《悬崖之上》构建了和平年代大众对革命历史记忆的新认知，片名中的“悬崖”更是形象地突出了文艺作品的“隐喻”功能，让广大受众身临其境地感悟到革命之艰辛、和平来之不易、现世安稳之珍贵。作为媒介的荧屏把宏大叙事的历史题材，跨越历史尘封的艰难岁月，具象化、可倾听、可感知、生动地还原在公众面前。《悬崖之上》在艺术呈现的情节中重构了大众对革命历史的认知，剧中英雄主义的革命信仰激活了公众爱国主义深挚情怀，鲜明地表现出文艺作品具象化历史叙事对公众革命历史认知的重构功能。
当前媒介技术更迭日新月异，传统媒体时代正在被新媒体时代所改变。在新媒体时代，文学艺术在引领爱国主义价值观时，其作品生产与传播、作品品鉴与赏析在时间轴前后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新媒体时代，文艺作品要有效发挥爱国主义价值引导优势，就要科学处理好四重逻辑矛盾，即文艺作品严重同质化与新时代对文艺作品创新需求的矛盾、空心化表达与现实聚焦需求的矛盾、出版数量与知识增量的矛盾、娱乐化倾向与正确舆论引导的矛盾。
2.1 同质化严重与创新需求的矛盾
要发挥文艺作品爱国主义价值引导优势，就必须加强文艺作品的推陈出新功能，以改革创新和精益求精的高质量艺术品质来不断赢得受众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认同。创新是文艺作品“续航”的生命动力，只有不断推出新的文艺作品，才能与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文明，以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相匹配。创新与继承不是矛盾体，创新要以继承为基础，汲取和借鉴东西方优秀文化精髓与文化成果。创新既包括内容上的锐意进取，也包括形式上的大胆探索；
既包含创作文艺作品观念上的艺术要素的创新，也包含创作文艺作品手段上技术要素的创新。新时代以来，我国文艺创作领域虽然在探索、创新方面取得诸多成就，但在很多方面同质化、类型化现象却比较明显。例如：红色影视剧《潜伏》在题材内容、艺术手法等多方面进行了有力突破，给受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创新感，深受人民群众欢迎；
在较短时间内类似影视剧《旗袍》《风声》《借枪》纷纷出现。这些以谍战为题材的红色影视剧“大多故事情节没有太大的变化，观众长期观看同类型的红色影视作品，也逐渐变得审美疲劳”[5]82。这种创作同质化与创新需求的矛盾，制约了文艺作品爱国主义价值引导优势的有效发挥。
2.2 空心化表达与现实聚焦的矛盾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这使艺术作品的定位与聚焦往往超越社会问题。所以，当社会问题发生或社会矛盾发生时，文艺作品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度、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度常常与现实聚焦产生疏离感。然而，好的艺术作品能明确地给受众以“道德感”，使沉浸在艺术氛围里的受众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权利、自由，激发起自己的勇气，最重要的是能唤起对祖国的热爱之情。[6]当前，我国优秀的文艺作品都能够紧扣时代脉搏，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歌颂党的崇高形象，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反腐大片《人民的名义》之所以火遍全国，收到“全民追剧”的强烈效果，主要原因就在于其能够聚焦现实，紧接地气，抒发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反之，空心化的表达，矫揉造作的内容，回避社会矛盾，疏离人民大众的情感，这样的文艺作品不仅不能发挥爱国主义价值引导优势，而且还会遭到广大受众的厌恶与嫌弃。
2.3 出版数量与知识增量的矛盾
要有效发挥文艺作品爱国主义价值引导优势，还必须花大功夫解决文艺作品中出版数量与知识增量的矛盾。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人民群众对较高精神生活的追求持续提高，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我国文艺创作蓬勃发展，作品出版数量日益增多，呈现出光辉灿烂的繁荣景象。但是，文艺作品的出版数量并没有同公众亟需的知识增量呈显著的正比例关系。文艺作品的年均高出版量，并未解决公众对优秀文艺作品知识增量需求的问题。大量内容重复的文艺作品流入市场，仅四大名著的版本平均就达到200种之多，[7]知识产权保护、知识增量提升都亟待需要予以关注和解决。多元文化交织、多种社会思潮并存的全媒体时代对文艺作品的知识增量需求大于对出版数量的需求，解决好文艺作品出版数量与知识增量的矛盾方是“良币驱逐劣币”的有效途径。
2.4 娱乐化倾向与舆论引导的矛盾
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入侵”，文艺作品娱乐化趋势愈演愈烈。一味追求流量而蹭热点、博眼球的低俗化、媚俗化的伪“文艺作品”频频出现，尤其是网络端文艺作品娱乐至死现象更加严重。无论是影视等动态文艺作品还是文学、绘画等静态文艺作品，都是通过“美育”的中介渗透、浸润受众的心灵，从而对受众起到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其舆论引导的功能往往比直接说教式的理性逻辑说服引导更有效。近年来，红色影视作品对宣传党的革命历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起到非常重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少数红色影视作品仍然存在着“红色影视泛娱乐化”[5]82现象，它们“为了迎合受众的喜好，过度追求‘热点’‘卖点’，将一些不必要的人物和剧情添加到严肃的历史革命题材影视作品当中……导致红色影视失去了应有的价值甚至还会误导观众”[5]82。因此，文艺作品爱国主义教育价值引领，需要培养文艺作品创作者高度的艺术修养，能够兼艺术性、思想性、引导力于作品中，同时，协调好文艺作品娱乐与舆论引导的现实观照，努力解决文艺作品娱乐化倾向与舆论引导的矛盾。
3.1 通过符号意象隐喻文艺作品爱国主义内涵
Lakoff&Johnson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CMT)借鉴认知理论，打开了认知研究新视野，其源自身体经验的文艺作品艺术呈现、思想内核是“概念隐喻理论”中的概念系统。[8]Kovecses的“隐喻及文化模式”解析了文艺作品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的隐喻性文化模式，被建构的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是文艺作品创作时主体将已知的具体经验和具体概念映射(mapping)到抽象概念领域中，从而形成具身认知情境下“具体”与“抽象”的双向互通。[9]受众接受文艺作品时文艺作品已经经过接受者对作品符号或文本的“二次创作”或“二次加工”，此时“二次创作(加工)”后的文艺作品其实已经超越了文艺作品原有的艺术价值。文艺作品创作时主体通过爱国主义的符号意象隐喻将双向互通的“具体”与“抽象”相契合，从而实现对公众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的引领。
3.2 媒介技术重塑文艺作品爱国主义传播矩阵
媒体融合环境下的多元、交互技术重塑了文艺作品与受众角色的定位，受众角色不再是单一的被动接受方，媒介技术激活了受众主动“自传播”的可能。受众借助媒介技术完成作品的生产、点对点发送、精准传播的产销复合模式。[10]议程设置和爱国主义议题框架在受众积极“自传播”的传播范式下得以实现。这种借助新媒体技术丰富并拓宽文艺作品的传播形式及传播途径，为文艺作品培育和弘扬爱国主义提供了技术支持。一方面，文艺作品需要借助媒介技术多元输出平台提升传播路径、丰富传播形式、拓展传播渠道、加宽融合面向。另一方面，文艺作品亦需要借助媒介技术实现其内容生产的增量。媒介技术不仅能提升文艺作品的产出数量，而且也能从感官上提升文艺作品的质感，从而有效提高受众的视听享受水平。央视频中动画“神农尝百草”就是一个媒介技术重塑文艺作品爱国主义传播矩阵的成功案例，在央视频中关注人人动画网，搜索中华上下五千年，便可以看到以动画方式呈现的富有灵韵的“神农尝百草”。摆脱传统叙事风格，摆脱陈旧窠臼束缚，进行文化重塑的“神农尝百草”在移动端、PC端实现了文化自信的爱国主义传播矩阵。
3.3 借长效机制增强文艺作品与爱国主义熔融性
英国学者约翰·费斯克认为，消费社会中的商品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同时更具有文化价值。[11]商品流通的过程不仅只有作为物质的货币和商品本身，而且更有代表商品的文化符码及其背后的意义和取悦于人的艺术欣赏快感与文化审美共鸣。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中描述这种共鸣为：“明确的道德感，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发勇气，并唤起对祖国的热爱。”[12]文艺作品中爱国主义的因子是承载爱国主义教育文艺载体的重要元素，广大受众对文艺作品中爱国主义因子的吸取置于个体爱国主义情愫的感性体验之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文艺载体的长效机制建设，既是文艺作品的时代担当，也是文艺作品审美社会性规范的历史使命。
3.4 以“通感”“移情”方式增强文艺作品爱国主义感召力
受众在欣赏文艺作品时，文艺作品所渗透出的情绪、观点、态度与文艺作品接受者在情感的“场域”中形成无声的双向交流与沟通，这种交流与沟通打破了时空界限，不囿于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既可以与历史对话，又可以勾连此场域外的任何同类事件，形成庞大的“通感”场域与特殊的“移情”空间。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快闪”就是借助这种“通感”和“移情”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形成情感共鸣、情绪一致、观点相同、态度互通的特殊场域。不同“快闪”的主题确定了不同情感场域，爱国主义主题的快闪通常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用同唱一首歌曲的艺术方式凝聚人心、用歌曲艺术作品的感染力构建“共鸣式”爱国主义的感召力和向心力。这种隐性的艺术传播方式不同于显性的宣传方式，更能加深接收者内心深处对祖国之热爱的共鸣与共情。
3.5 用故事化叙事方法构建文艺作品爱国主义生活“美”学
文艺作品以源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经升华后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其自身的人文教化起到警醒“妄论”、平衡“舆论”、批判“谣言”、制约“谎言”等净化思想环境、提升精神水平的重要作用。文艺作品在呈现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时应注意故事化叙事方式，立意富有新意、主体脉络清晰、形式结构完整、内容生动有趣，引导公众在感官赏析中思考建构生活中的“美”。爱国主义文艺作品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将爱国思想进行重新编辑、艺术凝练，以新颖的视听形式、生动地呈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旨在反映社会现实表层之下的深层思想内核，并观照不同社会时代背景下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2021年国庆黄金档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是由《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四个不同时空的故事组合而成的多元化叙事艺术精品，其在时间轴上着意选取“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四个爱国主义结点，纵向贯穿家国情怀的情感线索，通过对父辈努力拼搏、顽强奋斗的故事化叙事，构建炎黄子孙血脉相连、精神传承的红色时代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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