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潇飞，Kim Kyung Yee
（1.韩国加图立大学 教育学院，韩国 首尔 14662；
2.甘肃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平凉 744000）
近年来，我国旅游产业驶入了高速发展和多元融合的双干道，文旅融合发展成为各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文旅融合除了谋求以旅游经济拉动区域发展之外，更是以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文化旅游产业的生态保护、文化教育与传承等复合功能逐渐被重视。因此，从文化赋予旅游产业发展意义来说，文化体验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度，使旅游产业作为我国地域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得以巩固；
旅游活动成为传承弘扬地域特色文化的重要载体；
更重要的是，旅游业成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理念的重要领域。2022年1月20日，国务院印发实施的《“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从发展空间、主要要求、具体任务和保障措施等方面对“十四五”旅游发展作出了总体部署，明确了“以文塑旅”和“生态优先”[1]的发展原则。可以看出，“文旅融合”和生态文明建设依旧是“十四五”时期旅游业发展的核心路径，为此发展新时代文化旅游产业自然也应继续以文化为支点，追求文化旅游生态文明建设和教育功能提升等复合功能的拓展。党中央和国务院最新作出的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便是影响新时代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国家文化公园是以“国家”为鲜明底色，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策划和推动的，具有突出整合意义的系统性文化建设工程。对新时代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来说，国家文化公园意义巨大，有别于以往的“国家公园”概念，在所辖区域、资源依托、文旅融合形式，以及在旅游产业体系中所承担的功能都将有巨大突破。目前，我国已开始长城、黄河和大运河等一系列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生活体验融入旅游目的地建设，形成能够凸显区域文化底蕴和民俗生活的旅游场景模块，提供开放共享的文化价值观、文化叙事形态和文化生活的体验感，从而建立国家文化公园应具有的“超级IP”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可以说，国家文化公园所体现的是一种集成原真性、艺术性和民族性的国家文化载体。[2]同时，以“公园”的权属表达和空间限定，为能够代表国家形象和华夏大地广泛分布的独有的代表性地域文化提供旅游文化载体，凸显特定区域内旅游文化的引领和标志作用。另外，进一步为“文旅融合”搭桥，长城、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跨越众多文化类型多元的省市地域，其建设和发展必将参与到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来，具备一定的旅游经济“造血功能”的同时，其对区域内各类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综合保护作用符合新时代文化旅游发展中“生态优先”的建设理念，为文化旅游的复合功能提供了全面拓展的契机。
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的初创概念，将其文化属性置于重要地位，将地域文化的利用与传承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凸显，并突出区域内各类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综合保护。可以说，国家文化公园并不专属于旅游产业系统，但可以看出其建设和发展理念与我国新时代文化旅游发展有一定的契合性，在我国文化旅游发展中既具有多维价值又应有统一规划。
（一）国家文化公园在我国文化旅游发展中的多维价值
相比以往的“国家公园”概念，国家文化公园对增强旅游产业的复合功能，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和提供文化教育等领域，作用更为直接和显著。“国家文化公园在‘生活共同体’（地域性文化圈）基础上，依靠线性文化遗产的文化联通性，凝聚不同地域或不同族群的价值共识，形成‘价值共同体’，再通过遗产教育和遗产旅游实现价值引领和价值共享，在遗产命运、民族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建立密切关联。”[3]其体现出多元与一体共生、保护和传承并具、经济与公益相倚等多维价值，共同引导我国文化旅游产业在新时代的发展。
1．多元与一体共生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向来有着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众所周知，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依托的长城、长江和大运河等国家地标性建筑和“地理标识”，虽然各自在性质上不尽相同，但它们无一不对我国由来已久的多元一体的精神文明的传承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大多在地理位置上绵延漫长，有的保护着人民的安全、有的哺育着周边的聚落、有的促进着商贸的发展，各自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上发挥着自身优势，维系着我国的统一和发展。如途经我国8个省份的京杭大运河，自开凿以来就因沿线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军事战略的需要而航运发达，囊括了我国若干朝代的政治、经济等国家因素和多民族历史、风土人情、价值观念等非国家因素的文化传承[4]。如果要找到长城、大运河、长江、黄河、长征的共同点，笔者认为它们都既是所在区域的精神标志，又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凝结体现。可以说，它们都是兼具地域性与“国家性”。因此，以这些“国家文化标识”为基础建立的文化公园本质上是实现“国家文化标识建构与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5]。从文化旅游发展的角度来看，此次长城、大运河、长江、黄河、长征作为五个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依托所在，充分体现出旅游产业开发中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中华精神的一体性，通过活化利用和弘扬长城、大运河等在不同区域的文化价值和影响力，连点成线、连线成网，不仅共同引导和推进我国文化旅游产业的自身发展和社会影响，而且使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浓缩景观，化身为中华大地的旅游标识，明显具有开放包容的国际交往观念，其建设标准必然要体现高质量和水平，突出地域特色与彰显“国家形象”并行。
2．保护与传承并具
如果说“国家公园”强调旅游建设对于“青山绿水”的生态保护功能，那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否是与之相对的，只是单纯地驱使旅游建设侧重于文化传承功能？答案是否定的，“国家公园”属于保护区的一种类型，起源于国外，在我国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地开始兴建的，建设“国家公园”的最主要目的是保护国家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自然保护地环境与生态空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其定义为“大面积自然或近自然区域，用以保护大尺度生态过程以及这一区域的物种和生态系统特征，同时提供与其环境和文化相容的精神的、科学的、教育的、休闲的和游憩的机会”[6]。随着我国文旅融合的发展以及大众旅游时代旅游需求和消费偏好的转变，我国各地区充分利用旅游业涉及面广、带动力强、开放度高的优势打造拥有更强复合功能的旅游区域。国家在新时代提出“国家文化公园”的理念，必然不会从单一功能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会融合我国当代大众需求与旅游产业发展形势。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保护好长征文物、讲好长征故事、传承好长征精神、利用好长征资源、带动好长征沿线发展为总体建设目标”[7]。因此，从旅游建设的角度来看，较“国家公园”相对“单纯”的生态保护功能，“国家文化公园”是立足国家历史文化，突出所辖区域各类资源的综合保护，同时以保护和传承我国优秀的革命文化为目标，凸显革命历史文化和革命精神价值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对我国文化旅游产业来说，能够为各地旅游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国家文化”标识，增强“游览信度”，更重要的是能够给予新时代文化旅游提供生态保护与教育功能的双重拓展，必将发展为我国助力新时代文化旅游发展的主要力量。
3.经济与公益相倚
国家文化公园在空间布局上跨多个省级行政区域，在文化功能上又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说，文化属性与公园管理模式共同体现了它所具有的“公共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运营共同构成其价值实现过程；
同时，国家文化公园为提升公共文化空间的品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间形态或模式。”[8]这种“公共性”则充分说明了新时代文化旅游产业在功能拓展上应做到经济与公益相倚，我国文化旅游产业在近些年突飞猛进地发展，说明我国人民在实现物质生活大幅度提升的同时，精神生活也在走向“共同富裕”。以往的部分旅游活动只是高收入人群的娱乐项目，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大众旅游时代逐步来临，我国旅游经济大步向前，研学旅游、公益旅游、红色旅游等产业经济、文化氛围与公益事业兼具的旅游项目有所发展，长城、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标识”本身就与我国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切实相关。如今，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将通过这些横连区域和纵连古今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带使我国文化旅游的全民属性和公益性更上一层楼。
（二）国家文化公园在我国文化旅游发展中的统一规划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所关切的，能够推动我国在新时代文化和文明繁荣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进一步坚定广大人民群众的国家自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扩大我国优秀文化影响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项目开启建设以来，得到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等中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高度重视，加强整体统筹协调，各省有关地方单位积极落实，形成定位准确、贯通衔接的分区建设规划。上下协同一心，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前各项建设工作持续有序推进。虽然在建设形式上进行分区建设，但是在管理体制、权责体系和机构设置上予以中央统筹，保证国家文化公园的可持续建设和发展。
从分区建设规划可以看出，中央领导小组充分认识到当前正在规划建设的长城、长征、大运河、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区域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多样和复杂，如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3个部分组成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包含通惠河、北运河等10个河段，涉及北京、天津、浙江、河南等8个省市；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各涉及15个省份[9]。其规划采取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这一原则为各省份分区的建设工作提供了自主规划和建设的权益，各省份悉知自身资源禀赋、历史人文、区位特点和公众需求，在此基础上的分区规划更能活化运用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的各类综合资源，契合当地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易于形成独特创造、特色鲜明的差别化旅游标识。
可以说，中央统筹-分区建设使国家文化公园既能形成一定的制度化和标准化，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其融入不同文化旅游区域的“异化”表达方式。长城、长征、大运河、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无一不是立足国家高度、世代传承、独一无二的，集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和得天独厚自然禀赋的线性文化遗产带。[10]对于文化旅游发展来说，国家文化公园沿线资源被有机整合，其中中华文化意义和内涵得以集中表现和传播，为不同的地域性文化认同提供了一个统一而宏大的旅游文化符号，受到广大人民群众高度认可，具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包容性。可以说，国家文化公园将助力沿线区域的地方旅游发展既永葆“国家”鲜明底色，又有自身文化符号的特有“异化”表达方式。“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的‘文化求异’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追求自我认同与地方文化认同的过程”。[11]因此，国家文化公园这种有感召力和包容性，协同其“异化”的表达方式，推进新时代文化旅游的国家认同教育功能的拓展，将给予游客前所未有的旅游体验与感知，对于打造新时代文化旅游品牌有重要启示作用。
国家文化公园多依托纵横千里，或绵延古今的线性文化遗产带而打造，“具有辐射范围的广域性、管理主体多元性以及功能多元性的特点”[12]，注定其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这一工程既有赖于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的统筹规划、政策引导、制度保护等顶层设计，也需要各省区市在分区建设中有效落实中央的整体统筹、引导和设计，更重要的是其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创新文旅融合途径。目前，长城、长征等五个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在顶层设计的总体规划和建设理念上已见雏形，各地区已经着手开启实际建设阶段。[13]在具体的实践中，分区建设所带来的同质化风险、资源保护手段欠缺、各地方之间权责利关系不明确、资源活用手段单一、区域特色文化标识难以形成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开始出现，不仅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构成挑战，同时影响新时代文旅融合的推进。
（一）分区建设的同质化风险
大多数社区公园往往以为居民延伸生活空间来满足其休闲娱乐需求，“当前，人们普遍将公园理解为：城市公共绿地的一种类型，由政府或公共团体建设经营，供公众游憩、观赏、娱乐等的园林”[14]，可以说，很多社区公园出现同质化问题，是由于缺乏特有的人文情怀的加持和地方历史文化的注入。在一般情况下，社区公园并没有更多样化的设计理念和更多元的文化输入，更多的应该在景观设计、产品设计的呈现等方面进一步细化。与之相反的是，国家文化公园恰恰需要多元化建设理念。分区建设更多的是为以省为单位的地方形象，乃至民族和国家形象服务。也就是说，分区建设不仅仅肩负“擦亮地方名片”的使命，更重要的是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服务。一方面，多地区协同建设，势必带来多地方文化、多民族文化融合；
另一方面，如此之大的跨区域系统工程虽然以分区建设的形式进行整合，但并不是罗列式的堆叠，而应在统一建设理念的指导下，将各个分区整合成一个系统性的有机整体。这也是由于“跨区域”建设，这一统指导理念必须是多元且包容的。
虽然这种多元化建设理念能够解决国家文化公园有机整合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同质化风险。第一，多元化建设理念首先需要深挖区域自身特色，有些相邻地区自然地貌、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有相近之处，在国家文化公园分区建设过程中难免会有旅游资源共用的情况，如多个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分区受环境因素变化影响，造成“植物生长加速，苔藓、菌类增加，潮湿、冻融加剧等，致使长城墙体、敌台、关堡、烽燧破坏”[15]问题。在修缮过程中可能忽略对墙体工程做法特征的研究，如分析研究砌筑材料的构成等物理特征，由此造成该段长城特色历史信息的灭失。第二，多元化建设理念要求多元文化的融入和呈现，以契合当代大众的多样化游览需求。多元文化的融入和呈现原本可以丰富旅游产品的多样化，增加吸引力，但如果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过程中过于侧重文化的多元融合，有可能消减自身文化特色的展现，出现多数分区景观和产品多而杂，而能够突出区域形象的特色景观和产品却寥寥无几。游客置身于多而杂的景观和产品中，反而会无法有效辨认地方生态文化内涵，影响其认可度。
（二）资源活用手段单一
在国家文化公园分区建设中，对地方历史文化价值的发掘与利用不仅能够使当地独特历史文化和生态文化凸显，基于此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景观和产品；
更是新时期文化旅游发展之下彰显地方文化自信、契合大众多样旅游需求、助力维护国家良好形象的重要途径。从实践来看，文化和旅游还处于融合发展的初级阶段，相对于遗迹保护、文博展陈、非遗传承，面向当代生活的内容创造和场景营造还有待于加强，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参与文化活动的频率在增加，但是文化获得感还有待加强。沿线许多地区还有只顾兴建、忽略需求，资源堆叠、忽略文化等现象。“游客要的是触手可及的温暖，我们总是无何止地诉说逝去的繁华；
游客要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总是一条接着一条规划那些想当然的线路；
游客要的是真诚的情感连接，我们总是高高在上地说教和戏剧化地表演。”[16]如何创新地呈现地方历史文化和生态文化价值，关键在于地方资源转化手段的创新。由于资源活用手段的单一，可能造成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地方资源无法合理融入，既很难为游客提供生态文化氛围，也无法使游客从旅游景观和产品中直观地体验生态文化，从而阻碍生态文化的广泛传播。
首先，如果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过程中，不能够紧跟时代发展需求，满足大众的期待，那么国家文化公园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活价值等多元价值将无法得到全面彰显。其次，传统的园林景观和自然景观虽然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下了丰厚的景观基础，但如果过度依赖传统的景观设计，偏重于自然风貌的呈现，而忽略与生态、历史文化的有机融合，国家文化公园就会丧失部分创新性和吸引力，从而出现只见其景，不见其韵的情况，使得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概念相混淆，无法突出其既新且全面的开发理念。最后，由于国家文化公园所辖区域涵盖许多已有的旅游风景区、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这些景区相对国家文化公园来说，无论在所辖范围，面向受众，还是对文化的融合上，都不够丰富，同时他们的景观设计和产品设计时初衷不一，对地方生态、历史文化资源的转化水平、程度也不同，因此有可能阻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历史文化资源的合理融入。
（三）资源保护制度和权责利关系问题
国家文化公园对相关资源是侧重于保护和利用并重的，而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的分区建设模式来说，“就地保护”也是其中重要工作之一。从整体上看，我国当前处于“自然保护地立法不足，已有的法律规范立法层级低，作用范围小，且缺少法律之间的结构关联性”[17]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虽然对生态红线保护制度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等有所规定，但对于线性文化遗产地的自然资源规制仍不具有针对性；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健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并将“合理利用”作为工作方针，同时提出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要求为文化资源提供安全保障为基础，充分融合国家文化公园所涉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既有的旅游产业体系，但也存在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综合资源保护的不全面问题。除此之外，在具体管理上，一些地区存在管理重叠问题，如一些既有的风景名胜区在接受主管部门管理的同时，又受到当地林业、水利和旅游等机构的管制，难免出现管理监督重叠的情况；
还有些地区则因地区偏远而出现管理空白的情况。这些在游客眼里都有可能被视为对生态保护的漠视或形式化，造成国家文化公园品牌口碑的下滑。
在支援新时代文旅创新发展的视野下，国家文化公园从多维价值引导总体设计，到分区实践建设，再到有机统筹整合，统分结合的理路清晰可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依托于线性文化遗产，要使其成为新时代文化旅游发展的有力支撑点，就必须处理好线性文化遗产所涉及的综合资源如何转化为中华文化标识，本质上即处理好文化与旅游的一体化发展，“在旅游产业与地域文化内涵之间建立合理、有效的价值联系是文化与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这种价值联系使文化旅游在新时代从自然景观的赏心悦目深入到文化意蕴对游客心灵的丰富”[18]。这就需要合理地设计与游客旅游需求相适应的旅游产品体系，同时兼顾相关地区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激发国家文化公园对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和传播的可持续运行活力。另外，国家文化公园也需要考虑如何以现代化手段展示和阐释线性文化遗产带的价值意涵，在具体落实中做到有统有分，侧重生态保护和教育功能的延伸。
（一）协调保护制度与实际利用，保证文旅融合的可持续性
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其所囊括景点所共同具备的文化属性，这也使其与以往的公园明显地区别开来。国家文化公园无论是从发展的角色定位上，还是从地理范围来看，对于地方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都不应也不能局限于单个地方的文化保护或旅游景区的开发，而是对文化公园范围内所有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的综合利用与保护，最终达到形成开放式的文化输出载体，从而能够更好地拓展其生态保护和教育功能，呈现与传承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内核，保证国家文化公园所在的整个线性遗产带文旅融合的可持续性。
自2021年以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印发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相关建设和管理文件，同时，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其他省份的建设保护规划也近完成。下一步，向上应考虑设立针对国家文化公园综合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向下各省份应考虑建设落实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制定地方相关管理办法。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立法或制定管理办法，一方面应注意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各类资源进行整理与细分，要有利于挖掘各类资源能够往深、往外渗透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
另一方面则是要思考如何保障国家文化公园分区建设中，能选取最适合的方式将综合资源转化为能够体现生态文化与精神的载体。
此外，还要兼顾相关地区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维持周边群众在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过程中日常生活的稳定。“公园是公共空间，属于全民所有，具有全民属性。因此，只有从大众性出发理解、建设和管理国家文化公园，才符合国家文化公园的初衷，才能使其功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19]只有通过合理的资源利用以满足游客的游览需求和接受偏好，同时维护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游客和当地居民都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受益者和传播者，才能保证国家文化公园各项工作得以顺利、长久的推进，同时推进整个线性遗产带文旅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二）兼顾区域特色与整体统筹，为地方特色注入“国家性”
国家文化公园的地缘位置一般都横跨数个省份，包含的文化遗产与文物遗产往往具备占地面积广、分布线程长、辐射地点多的特点。因此，建设国家文化公园首先要坚持整体观念，加强系统统筹。同时，在统一的策划设计方案之下，还要考虑到每个区域的地方特色。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吴殿廷认为，可以按照“和而不同”的战略来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和”指的就是文化公园在主题设计、策划推广等方面的一致，就是要突出整体一致的“国家性”，“在关键性历史区域开发时，要挖掘能够构成时代记忆的历史信息，使其成为认识国家历史、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功能区”[20]；
“不同”指的则是各个景点之间应该也需要具有的差异性与丰富性，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游览体验。可以说，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既要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标识，同时也要服务于地方特色文化旅游品牌的打造。
比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中的嘉峪关景点在保持长城整体雄浑壮阔审美前提下，与地方特色结合，着重突出本地的边关风情。嘉峪关被誉为“长城第一墩”，无论是悬崖峭壁、黑山石刻，还是魏晋墓群、木兰城，这些大漠风光都是嘉峪关在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过程中着力打造与宣传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中的青铜峡景区在建设过程中，一方面献力打造黄河文化这一国家级形象，一方面借力盘活本地的水利文化，集中展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兼顾区域与整体的建设原则在其他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也都有所体现，以文化公园的整体生态文化意涵为“根”为“魂”，侧重突出本地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设计旅游精品线路，带领游客以点带面领略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精神内核。
（三）切实融入多元文化，强调文化旅游的功能拓展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主题之一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成为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治理和国际治理、全球博弈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成为衡量‘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否全面、协调的重要内容”[21]。合理融合民族、革命和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公园发展建设的重要工作。因此，建设中要以区域历史为背景，以自然生态为依托，以民族文化和革命文化为底蕴，拓展文化旅游的教育功能。
当前的5个国家文化公园都在不同程度既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同时能够突出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该地区的发展进程。通过多样灵活的方式和内容将这些文化教育素材呈现出来，能够使游客在体验我国传统文化时，接受生态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国家文化公园拥有着丰富的生物物种，除了各种野生动物之外，还有稀有植物以及山水景观。利用这些生态教育素材，为游客安排观潮、赶海、看日出、赏月等旅游活动，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成果自然而然地展示给游客，起到一定的生态文化教育作用。在此基础上，可以添加文化教育素材与之相结合，无论是党的故事、革命故事或是历史故事，都能够成为激励游客、教育游客的素材之一。以国家文化公园为教育载体开展针对不同游客群体的、类型多样的研学旅游活动，能够激发全年龄段的游客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热爱之情，培育游客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游客对地方和国家的认同感。
（四）合理引用现代化建设手段，有效优化游览体验
国家文化公园的特质属于线性遗产，但由于地缘分布、路线设置与活动安排等条件限制，游客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的实际游览行程却往往不是线形的，通常只会把其中的几个景点作为游览节点。这就导致了游客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几个景点，不能对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有一个整体上的认知。而数字技术的注入，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全面的游览内容。“科技创新为当前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诞生了云旅游等新业态，突破了传统地域、交通、空间的限制，能够真正让游客获得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22]通过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思维的结合，推出系列数字产品，以适配公园的线性特征及游客的活动规律，从而有效优化游客的游览体验。
利用游客使用新媒体平台的习惯行为，以及数字平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制性，开发手机App或运营新媒体账号。一方面采集国家文化公园的自然及人文的数字资源，并将其以符合新媒体时代传播特征的方式以线性的形式展示出来；
另一方面配合游客的旅游活动规律，在满足其在当前旅游景点的活动需求前提下，为其提供线上体验整个国家文化公园旅游景点的功能，激发游客对其他景点游览的兴趣，为游客从整体上认知国家文化公园的生态价值提供可能。例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先后推出了官方网站、“长征文物地图”手机小程序和“强渡天险”App等系列数字产品，并根据不同平台自身的特点投放了不同的数字产品内容。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长征主题红色教育相关的宣传片、影视节目等；
“长征文物地图”手机小程序将长征文物与其地理位置及历史故事相联系，增强使用者体验；
“强渡天险”App则通过5G、AR、3D技术实现了历史场景复原。这些极具特色的数字产品内容使游客切实体会长征精神、学习军事知识、树立文物保护意识，保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精神与文化形象能够得到全方位的有效教育及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