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起艳，何志鹏，曾寅初
(1 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2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3 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渐明显，呈现出老龄人口多、老龄速度快以及未富先老等特征(1)据民政部《201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从2000年的0.88亿人增加至2019年的1.7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相应由6.96%提升至12.60%，正逐渐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杜鹏、李龙，2021；
曾起艳等，2022)。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进入新发展阶段后，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愈发迫切，增进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正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主观福利作为个体对生活状况在认知上和情感上的总体判断，不仅反映了其客观的物质生活状况，而且是人们获得感、幸福感和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但是，随着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持续弱化，我国老年人面临经济状况不佳、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缺失等问题愈发严峻，精神抑郁患病率和自杀率攀升等问题日渐突出，其主观福利状况不容乐观(Wang et al.,2011;姚兆余等，2018；
黄俊辉，2019)。在这一背景下，引入社会养老支持资源以弥补家庭养老支持资源的不足是增强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必然要求。尤其是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等因素的叠加导致老年人出行范围缩小，社区成为其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因此，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营造老年宜居的社区环境，就必然成为夯实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我国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2)源自《“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然而，由于缺乏养老设施空间规划等因素，我国长久以来面临着社区养老服务场地和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养老服务设施的供需矛盾不断加剧。为此，国务院办公厅和民政部连续出台《“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通过政府回购、租赁、改造等方式因地制宜补足养老设施，推进社区适老化改造。随着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行动计划的大力推进，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养老服务设施水平有着较为明显的提高，截至2020年，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已覆盖全部城镇社区和50%以上的农村社区，预计到2022年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率将达到100%(3)数据来源：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呈现多元性和高质量发展态势。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仍有待进行更全面的评估。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是否有效地改善了老年群体的主观福利状况? 进一步地，哪类设施发挥的作用更大? 哪些老年群体从中获益更多?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老年人的主观福利? 回答这些问题，显然有利于科学推进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并采取相应改进措施使其发挥更大的老年群体福利提升效应。
自Easterlin(1974)提出著名的“幸福悖论”以来，现有研究在集中关注财富或收入与主观福利关系的同时，也开始从其他视角探究影响居民主观福利的因素，具体包括宗教信仰与互联网使用等个人特征与行为，家庭规模与子女结构等家庭状况，失业率、城镇化程度、地区安全与战争等社会环境因素(Dolen et al.,2008；
王艳萍，2017；
鲁元平、王军鹏，2020)。相比其他人群，老年群体最明显的特征是年龄较高、健康状况相对较差、日常活动范围较小，是社会中的相对弱势群体之一。因此，学者们在分析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因素时，着重关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居住安排、代际支持、社会保障拥有率等因素(Chyi & Mao,2012；
Moreno et al.,2014;李静、王月金，2015；
江克忠、陈友华，2016；
方黎明，2016；
张聪、慈勤英，2016；
许琪、王金水，2019；
郑振华、彭希哲，2019；
王震、刘天琦，2021)。近年来，随着公共经济领域对社区环境的关注，学者们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决定因素的研究关注点逐渐从上述个人和家庭内在特征转向了外在社区环境因素。部分研究探讨了社区建成环境整体的福利效应，如黄瓴和牟燕川(2020)从理论上阐述了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积极影响，而对此的实证证据并未达成一致，Shen(2014)佐证了社区组织和设施总量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正向影响，但林杰和孙斌栋(2017)却发现公共服务设施多样性对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同时，也有一部分研究聚焦于分析某一类社区环境设施的福利效应，如彭岩(2014)指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居家养老中发挥着积极功能，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郑晓冬和方向明(2018)则发现社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尽管如此，国内外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已有研究往往聚焦于社区环境整体或是社区环境设施的某一维度，缺乏从与老年人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视角，分析其主观福利效应及设施各维度的异质性；
二是对社区环境影响老年人主观福利作用机制的研究相对缺乏，相关文献以直接进行变量之间影响关系验证居多，从逻辑上进行理论关联和作用机制检验的研究较少。
本文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考察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并通过将设施划分为生存安全型、社交休闲型和自我提升型三个维度，深入探讨这一影响在不同设施类型和老年群体中的异质性。本文对既有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首次基于全国层面评估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主观福利效应，扩充了主观福利影响因素的考察维度，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夏普里值分解法从全局角度获取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改善对主观福利不平等的贡献。第二，基于设施种类和老年群体分类全面探讨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主观福利效应异质性，为有限资源下的设施供给优先序和针对性提供借鉴。第三，深入分析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主观福利的影响机制，有利于深化社会养老支持资源对老年人福利作用关系的理解。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第三部分为数据、变量以及模型的介绍与描述；
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讨论；
最后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社区公共物品是在一定社区空间内,主要服务于本区域内部居民，且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是个体福利不可忽视的来源(何继新、罗永泰，2015)。从性质上来说，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属于准公共物品，是能够发挥老年人养老服务功能的各类社区设施，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康蕊、吕学静，2016；
王振振等，2016)。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之所以能够对老年人主观福利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是因为其能够为满足老年人需求提供平台支撑，并且具有鲜明的距离和成本的优势。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和认知功能逐渐下降，与社会网络成员的接触逐渐减少，这些因素叠加导致了老年人出行范围缩小，社区便成为其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黄瓴、牟燕川，2020)。与此同时，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劳动力流动等变迁使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持续弱化，独居和留守老人规模日趋庞大，老年群体面临照料缺失和精神关爱不足等诸多困难，对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凸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正是适应了这一背景下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为老年人不离社区就能以相对较低成本获得社会养老服务提供了基础的物质保障。因此，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越丰富，就越有助于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缺失后老年人的多层次需求，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利用的便利性和舒适性，从而提高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上述主观福利效应主要可以通过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得以实现。健康对于主观福利至关重要，健康状况的恶化会对人们主观福利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Helliwell et al.,2013；
李静、王月金，2015)。随着年龄增大带来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大多数老年人更是将健康视为最大的幸福(Bowling & Browne,1991)。健康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是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的重要健康资源禀赋(Minkler，2005)。一方面，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为老年人提供了维持身体健康的硬件资源。老年餐桌、体育健身设备等社区设施有助于保障老年人获得均衡的营养，并有充足的资源锻炼身体以提高抗病能力。卫生室等社区医疗设施则有助于老年人群获取健康保健知识，并增强有病就医的及时性和便利性。另一方面，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为老年人提供了获得情感支持和自我提升的平台资源。老年活动室、托老所等社区设施可以为老年人提供较好的精神娱乐场所，有利于驱动老年人走出家门，参与各类社区活动，增加与同龄老年人交流互动的机会，提高社会资本存量，缓解老年人尤其是空巢老年人的孤独感。同时，老年大学等社区设施也可以为老年人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提供平台，增强老年人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以促进心理健康的发展。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还可能存在异质性。首先，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主观福利效应受服务设施的初始水平和需求程度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改善可能对设施初始水平较低地区(如农村地区)老年群体带来的效用增加会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改善带来的效用增量受设施需求程度的影响，需求越高(如年老老年人)，则设施改善带来的满足感更强。其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种类或结构对老年人不同层次需求的满足程度不同。个体需求具有多样性，马斯洛把需求由低到高区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五个层次，且不同时期均有一种需求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需求则处于从属地位。从设施种类的角度看，由于不同细分领域的养老服务设施满足的是老年人不同层次的需求，从而造成其对老年人群主观福利的影响不尽相同。而从老年群体需求的角度看，不同特征的老年群体亟待满足的需求层次也不相同，造成同类养老服务设施改善对不同老年人的需求满足程度不同，从而其主观福利效应也会不同。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对主观福利效应的异质性分析，有利于解决不同状况下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优先序和侧重点问题。
结合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个需要验证的假说：第一，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改善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水平；
第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通过改善老年人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以提升其主观福利水平；
第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数量和种类对不同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CLA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发起，以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调查对象的全国性、连续性微观调查，首次调查于2014年进行，此后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访。调查目的在于全面了解我国老年人生活状况，为老龄政策制定和改进提供数据依据。调查样本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确定，涵盖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34个县(区)，462个村。调查内容涉及被访老年人个人及家庭特征、养老规划与社会支持、所在社区特征等信息，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撑。考虑数据的时效性与可获得性及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调查内容的丰富性，本文采用了CLASS的2016年数据，总样本数为11471人，剔除了关键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之后，最终得到有效老年人样本数为8805。
3.2 模型设定
城乡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是其对生活状况在认知上和情感上的总体判断，反映了老年人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效用评价，在严格意义上说是不能被直接观测的潜变量，通常采用老年人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评价来测度。因为这种满意度评价为排序变量，所以本文采用Ordered Logit(简称“Ologit”)模型实证分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1)
其中，Satisfy*是老年人潜在的生活满意度，m是生活满意度排序评价的类别数，C1、C2……Cm-1是切点， Satisfy*满足：
(2)
其中， Fi为关键解释变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Xki是一系列控制变量(k=1,2，…，n)，μi为随机扰动项。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计算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影响的边际效果。同时，为了探索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相对影响大小，本文采用基于回归方程分解方法的夏普里值分解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及其他影响因素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差异的贡献程度(4)限于篇幅，本文在此处省略了Ologit模型边际效果求解和夏普里值分解法。。
3.3 变量选取
3.3.1 被解释变量
借鉴现有研究的通常方法，本文采用生活满意度作为城乡老年人主观福利的衡量指标，因为这种单维度测量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Frey & Stutzer,2000;朱欢、王鑫，2019)。在CLASS问卷中，询问生活满意度的题项是“总的来说，您对您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吗？”，其回答选项包括很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很满意五类(即m=5)，依次分别赋值1-5。分值越高，表示其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越满意，即主观福利状况越好。
3.3.2 关键解释变量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是指社区内可为老年人使用，具有养老服务功能的各类设施，包括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养老专门服务设施和具有养老功能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康蕊、吕学静，2016；
王振振等，2016)。据此，在CLASS2016年调查的社区问卷中(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中的社区(村)医院/医疗服务站/卫生室/诊所、体育健身场所、图书馆、公园虽然不是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养老专用服务设施，但在《“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等政策文件中均被纳入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内容，也在相关研究中作为满足老年群体的医疗护理和休闲娱乐需求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Shen,2014;黄瓴、牟燕川，2020)而被纳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范畴(康蕊、吕学静，2016；
王振振等，2016)。，本文选取了以下10类养老服务设施，具体包括社区(村)医院/医疗服务站/卫生室/诊所、体育健身场所、老年活动室、老年大学、图书馆、公园、老年餐桌、托老所/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养/敬老院、老年公寓。若老年人所在社区拥有该类设施，则赋值为1，否则为0。表1报告了调查对象社区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拥有率及其城乡差异。由此可知，2016年我国老年餐桌、老年大学、托老所/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养/敬老院、老年公寓的拥有率相对较低，均在20%左右；
而医院/医疗服务站/卫生室/诊所、体育健身场所、老年活动室、图书馆的拥有率相对较高，均超过了60%。城市社区除了图书馆之外的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拥有率均远高于农村社区，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均通过了T检验，表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
为了从总体水平和不同种类两个层面分别探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来测度社区养老服务设施：(1)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总体水平由社区拥有的养老服务设施种类数累加所得，该变量取值范围为0-10，取值越大表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总体水平越高；
(2)结合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和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主要功能，将医院/医疗服务站/卫生室/诊所和老年餐桌视为生存安全型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体育健身场所、老年活动室和公园视为社交休闲型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图书馆和老年大学视为自我提升型社区养老服务设施(6)考虑到托老所/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养/敬老院和老年公寓发挥的养老服务功能和满足的老年人需求较为综合，难以准确地纳入三类设施中，因此，本文在考察不同种类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主观福利效应时，未纳入这三种设施。，并按照老年人所在社区各类设施的有无来测度，有则赋值为1，否则为0。
表1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拥有率分布
3.3.3 控制变量
为了反映关键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本文参照现有相关文献(Wang et al.,2011;郑晓冬、方向明，2018；
郑振华、彭希哲，2019；
王永梅等，2020；
王震、刘天琦，2021)，选取确定了以下三类控制变量(7)考虑到老年人受教育状况变量缺失严重，本文未将其纳入控制变量。同时，本文也尝试了在回归方程中控制老年人受教育状况，控制前后发现各种回归结果基本一致。：(1)老年人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水平、慢性病、基本生活能力(ADL)、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IADL)、社会参与、社会保障(养老保险金)等；
(2)家庭特征：居住安排(是否独居)、子女的养老支持(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健在子女数量等；
(3)社区特征：社区城乡属性、社区规模(社区户数)、社区经济水平(社区人均年收入)等。
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 所示。
表2 描述性统计
4.1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效果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老年人主观福利的Ologit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表中，模型(1)、(2)分别估计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总体水平及不同类型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由表3可知：
第一、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水平的改善将显著提升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模型(1)中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总体水平的系数，以及模型(2)中各类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系数，都在5%或者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是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总体水平的提升还是各类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完善，都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证实了研究假说1。
第二、各类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主观福利提升效应大小存在差异。比较模型(2)中各类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估计系数大小可知，社交休闲型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提升效应最大，生存安全设施的提升效果次之，而自我提升型设施的提升效应最小。这一结果与现阶段我国老年人的需求状况相契合。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多数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医”物质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但家庭结构核心化及劳动力的地域流动等变迁导致老年人孤独感上升，老年人群的归属需求、社交娱乐需求和社会支持需求明显增强(杨雪和王瑜龙，2020)，因此，社交休闲型养老服务设施产生的主观福利提升效应强于生存安全型设施。同时，这一结果还反映出老年人对继续学习、提升自我的高层次需求也在不断增强，但在现阶段这一需求不占主导地位，产生的主观福利提升效应相对较弱。
第三、控制变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基本符合预期。从控制变量来看，个人与家庭特征变量中，年龄、婚姻状况、基本生活能力、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社会保障、社会参与、经济支持、精神慰藉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慢性病、居住安排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年龄较高、在婚有配偶、日常活动能力较好、有一定社会保障与社会参与、子女能够给予经济支持与精神慰藉的老年人主观福利更高，而患有慢性病、生活独居的老年人主观福利明显较低。此外，相比城市社区居民，农村居民的主观福利较低。
表3 基于Ologit模型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同时，为了明确上述主观福利提升效应对处在不同主观福利水平老年人的不同影响，本文根据表3的模型估计结果进一步计算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影响的边际效果，结果如表4所示。由此可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老年人主观福利提升效应具有显著的“锦上添花”特征，即对主观福利越高的老年人起到的正向影响越大。就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总体水平而言，每增加一种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可以使老年人自评生活满意度为“很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0.05%、0.3%、0.9%，自评生活满意度为“比较满意”和“很满意”的概率分别提升0.3%和0.9%。也就是说，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于主观福利较低的老年人提升效应较小，而对于主观福利较高的老年人提升效应较大。这种“锦上添花”的特征，在不同类型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主观福利提升效应上体现更加明显。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利用存在机会不平等。主观福利较低的老年人受自身健康状况较差、日常活动能力受限、经济水平较低等因素的影响，利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机会较小(马文静等，2019)，从而使得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于生活满意度较低的老年人难以提供“雪中送炭”式的主观福利提升效果。
此外，为了验证前文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分别采取了模型调整、变量调整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方面，采用OLS模型替换Ologit模型进行结果估计，另一方面，改变关键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即按照老年人所在社区是否有养老服务设施(有则赋值为1，否则为0)来测度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总体水平，所得结果与基础回归O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证实了本文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8)篇幅所限，本文正文中省略了稳健性回归结果，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4.2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影响的异质性
为了探索设施初始水平和老年群体需求特征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主观福利提升效应的影响，验证本文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假说3，本文将从社区城乡属性、老年人年龄等方面入手，继续分析这种提升效应的异质性。这对于确定在不同状况下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优先性和侧重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表4 基于Ologit模型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影响的边际效果
考虑城乡二元结构可能导致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初始水平和老年群体需求的差异，本文首先考察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影响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城乡异质性，将调查对象划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子样本，分别估计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总体水平对农村、城市老年人主观福利的不同影响，其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城乡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异质性影响
表5中模型(3)和(4)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村地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改善对老年群体主观福利提升效应强于城市地区，进一步的Chow检验结果证实了这种强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结合表1所反映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拥有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距的事实，这种强度差异可能是因为相比于城市社区，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于城市，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总体水平也显著低于城市，因此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下，设施改善对设施初始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老年群体带来的效用增加会更加明显。
进一步结合表5中模型(5)和模型(6)的估计结果可知，在农村地区这一提升作用主要来源于生存安全型和社交休闲型设施的完善，而城市地区则主要来源于自我提升型和社交休闲型设施。在农村地区，生存安全型和社交休闲型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自我提升型设施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这反映出现阶段，由于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生理、安全与社交需求仍是农村老年人的需求重点，自我发展需求相对较低(姚兆余等，2018)。这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呼应，当生存等较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老年人才将以追求社会参与等高层次需求为主导，这是老年人养老需求层次的演进(石园等，2019)。在城市地区，社交休闲型和自我提升型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供给对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生存安全型设施的主观福利效应并不显著。这反映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区及周边基础设施完善，能够较好地满足城市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医”物质层次需求，在此基础上强化了以社交休闲型和自我提升型设施为依托的精神层次需求。
同时，考虑到不同年龄层次老年人可能的需求差异，本文分析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不同年龄组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异质性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划分标准，本文将样本划分为60-75岁的年轻老年人和75岁以上的年长老年人分别进行模型估计，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首先，由表6中模型(7)和(8)的估计结果可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改善对年长老年群体的主观福利提升效应强于年轻老年人，Chow检验结果证实了该异质性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其次，结合表6中模型(8)和模型(9)的估计结果可知，对于年轻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提升效应主要来源于生存安全型、社交休闲型、自我提升型设施的完善，而年长老年人则主要来源于社交休闲型设施。上述结论与郑振华和彭希哲(2018)的研究相似，这意味着社区交往环境对年长老年人更为重要。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长老年人对物质生活层面容易知足常乐，但更容易遭遇人际交往匮乏、孤独感增加的社会隔离困境(程新峰等，2020)，对社区养老服务中的社交休闲需求更为强烈。而年轻老年人处于刚离开工作岗位阶段，除了要实现生存适应之外，仍保留着强烈的实现自身价值和充实自我的需求。
表6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不同年龄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异质性影响
表7 老年人主观福利决定因素的夏普里值分解
4.3 老年人主观福利差异的成因及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贡献
为了探究老年人主观福利差异的成因及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相对贡献大小，本文对基准模型中的老年人主观福利影响因素进行了夏普里值分解。在实际操作中，为提高分解速度，参考王阿妮和赵广川(2019)的做法，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合并。具体而言，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合并成个人基本特征，慢性病、基本生活能力、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合并成初始健康水平，子女数量、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合并成子女支持，社区城乡属性、社区规模、社区经济水平合并成社区特征。
结果如表8所示，在本文考虑的所有因素中，初始健康水平和子女支持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差异的两大主要原因，其贡献率分别达到30.40%、15.06%，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水平的贡献率为9.16%，与社会保障因素和社区特征的贡献率相近，并远高于老年人个体基本特征与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的贡献。同时，细分不同类型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贡献率大小，可以发现社交休闲型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贡献率最大，达到16.32%，生存安全型与自我提升型设施的贡献率相似，进一步支持了上述实证结果。这一结果表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差异的解释力较大，并且由于其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政府对其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较高，因而更加不能忽视其产生的积极影响。
表8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机制分析
4.4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主观福利的影响机制检验
前文已经证实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那么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老年人主观福利呢？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是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的重要健康资源禀赋，具备鲜明的距离和成本的优势(Minkler，2005)。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总体水平的提升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维持身体健康的硬件资源，也为其提供了获得情感支持和自我提升的平台资源。因此，健康很可能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老年人主观福利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本文借鉴中介效应步骤法(Baron & Kenny，1986)，逐步检验健康在社区养老设施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其中，由于自评健康是衡量身体健康状况的综合性指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Crossley & Kennedy，2002；
齐亚强，2014)，因此本文采用自评健康衡量城乡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具体来看，询问自评健康的题项是“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怎么样？”，其回答选项包括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和很健康，赋值为1-5，表明健康状况从很不健康到很健康。在心理健康上，本文采用抑郁程度(CES-D)进行衡量(郑晓冬、方向明，2018)，通过抑郁自评量表(CES-D)计算而得，该量表由被访老年人在最近一周内的心理状态的9个问题组成，将每题回答按抑郁状态从高到低分别赋值0-2分，然后将9道题得分汇总得到抑郁程度，取值范围为0-18分。分值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表8报告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影响机制的分析结果，反映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可通过改善身体和心理健康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同时身体健康发挥了更大的中介作用，这与研究假说2相符。具体而言，从身体健康来看，模型(11)、(12)显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水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身体健康分别有正向显著影响，模型(13)显示，在控制了中介变量自评健康之后，身体健康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水平的回归系数与模型(11)中的估计结果相比有所下降，表明身体健康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着影响机制作用；
同理，模型(11)、(14)、(15)的结果也佐证了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同时，相比基准模型11，模型13和15中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总体水平变量系数值分别下降了8.20%和4.92%，可见身体健康的中介作用相对于心理健康更大。
本文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水平提升对老年人主观福利有积极促进作用，夏普里值分解结果显示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差异的贡献率达到9.16%，其福利提升效应不容忽视。进一步的边际效果分析结果显示这种提升效应具有“锦上添花”的特征，即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供给对主观福利较高老年人的福利提升效应相对较大。这一结论充分反映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的重要意义，且由于其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政府从中进行干预的可行性较高，因此更加不能忽视其产生的积极影响。
第二，设施种类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种类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提升效应存在差异，社交休闲型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提升效应最大，生存安全型设施次之，自我提升型设施最小。这一结果与老年人现阶段的需求密切相关，反映出老年人强烈的归属需求和社交娱乐需求。
第三，老年群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改善对农村地区老年群体带来的主观福利提升效应比城市地区更加明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存安全型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提升效应会逐步减弱，而自我提升型设施的主观福利提升效应会逐步强化。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年长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提升效应要高于对年轻老年人的提升效应，且这种提升效应的差距主要来源于社交休闲型设施的完善。这表明有必要结合社区老年群体的特征，相对应调整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优先性和侧重点，这不仅关系到老年人对设施的利用动力，也是有限的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约束下的必然选择。
第四，在影响机制上，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可以通过供给维持身体健康的资源和情感支持与自我提升的平台来改善老年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从而提升其主观福利，并且前者发挥的中介作用更加明显。尽管如此，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身体和心理健康具有全面的综合影响机制，两者不可偏废。
本文的研究结论全面证实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对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的积极作用，并首次揭示了社区养老设施影响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异质性和影响机制，为全面推进我国社区养老设施建设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改进和完善我国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的政策启示：
首先，为增进老年人主观福利，需要进一步推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加强社区适老化改造，在现阶段尤其是优先加强老年活动室等社交休闲型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扩大设施供给数量和种类，保障设施供给质量,及时进行更新与维护，采用免费或低价使用等方式保障设施利用机会均等化。其次，需要结合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老年人年龄分布等因素，因地制宜确立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重点，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主观福利提升效应。如在较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现阶段应以生存安全型和休闲娱乐型设施建设为重点，而城市地区则应以休闲娱乐型和自我提升型设施建设为重点。最后，根据本文控制变量的结果，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提升还需要积极加强社会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建设，并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实现自我创造条件。
本文尚存以下不足：第一，尽管本文初步探索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作用效果，但受限于数据，仅揭示了设施种类数量的福利提升效应，未能考虑设施质量差异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第二，各类设施的主观福利提升效应存在差异，这一差异可能与老年人需求相关，但这种关系的内在逻辑尚待进一步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