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艳红，高 艳
(黑河学院 图书馆，黑龙江 黑河 164300)
东北抗日联军在1936年进入最为困难时期，屡遭日军残酷围剿，并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1940年12月的第二次伯力会议后，东北各地党组织、抗联各部领导人决定保存实力，跨越国境，陆续赴苏联境内休整。这支部队被编入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直接由苏联远东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指挥，部队的建制、装备、供给、作训教程全部与苏军相同，但是内部仍然保持抗联组织的独立性，保持东北抗联单独的党组织系统。
这支特殊的跨国部队是中共党史和中共军史中唯一一支被纳入苏军编制的部队，在解放东北行动中接受联共(布)和中共的双重领导。一方面，它在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前后，承担向导、翻译、侦查及苏军卫戍部队军事代表等特殊使命；
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恢复与中共中央中断9年的联系，先后在中共东北委员会、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争夺东北，开展“三建”工作。东北抗联教导旅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中共解放东北做出重要的贡献。
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已有相关研究(1)国内学者对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研究分为三类: 1.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东北抗联官兵的回忆录、口述史、日记等资料，极具史料价值。如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
冯仲云：《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王明贵：《踏破兴安万重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陈雷：《征途岁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以及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编：《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中信出版社，2016年，等等。2.中央、东北三省党史办、档案馆、抗联研究会等挖掘整理的大量东北抗联文献资料集，以及部分专著和人物传记。如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45年)共70册；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编：《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
高树桥著：《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白山出版社，1993年；
赵俊清撰写的《周保中传》、《李兆麟传》、《赵尚志传》、《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3.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专题论文，如郝江东的《一九四五-一九四六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关系再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3期；
《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过程中的苏联因素》，《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相较前两类具有较明显的学术深度，但此类成果并不多见。原因在于，第一，专门从事此问题的学者甚少。第二，已有研究成果较少使用俄文文献。，但现有成果大多缺少原始档案文献，尤其是俄文文献的支持，在重大史实和关键事件的描述和评价上颇有疏漏。俄罗斯(苏联)学界相关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2)在中苏关系从友谊转向波折年代，该问题在苏联由保密转为被忽视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俄罗斯才开始此问题学术研究，成果较少，水平较低。如根纳基·康斯坦丁诺夫(Геннад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的《远东前线第88特别国际步兵旅》(Особая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88-я отдельнаястрелковая бригад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фронта.Хабаровск : Приамур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2015. 239 с.)、卡德舍夫采娃(Е. В.Катышевцева) ：《第88旅的党政学习和金日成(1942-1945)》 //《历史问题》2018年第9期(Партий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учеба в 88 - й стрелковой бригаде и Ким Ир Сен (1942 - 1945 г). 2018年)等。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联境内的军事训练和部分高级军官方面，较少佐以中文资料，许多观点失之片面。，如较多关注于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联境内的活动，对其在出兵东北中的作用评价不足，尤其忽视了东北抗联教导旅在中共解放东北的“三建”工作。事实上，日军对抗联数次的围剿讨伐导致大量原始文件遗失，1945年7月17日、7月30日，周保中曾记录“关于文书统计薄记材料之清理、保存、焚烧”“1944至1945年度以前之文书焚烧”[1]，另外，东北抗联教导旅解散时，“大量俄文文献的销毁”[2]，加上东北抗联官兵大多已经谢世，苏联和俄罗斯方面长期未解秘相关档案文献，给研究者增加难度。
依据最新俄罗斯解秘档案及部分中、日文资料(3)日文材料为关于各国军事谍报杂编中的一篇。这类资料或者消失在战火或被终战前焚烧或被华盛顿文件中心(WDC)接收。此杂编是残存文件和战后美国军方主管部门接收的一些资料再次编辑而成。1950年4月10日编辑。，本文将探究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联的军事政治活动，在苏军出兵东北和中共解放东北中承担的双重使命，发挥的重要作用。
东北抗联官兵自踏入苏境之日起，就注重军事训练和学习，为反攻东北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早在赴苏休整前许多抗联官兵曾经在苏联学习。如1929年1月，周保中就被中共党组织派到苏联(7)国内记载1928年11月。经查苏联档案，周保中本人填写的《学生党的工作经验调查表》及1940年11月填写《领导人员之履历表》中均记载1929年1月在苏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东方中国共产主义国际劳动大学(КУТК)、国际列宁学校(МЛШ)学习，“学习期间，参加四个月的五金工厂生产劳动和集体农庄劳动”[5]。1931年10月，周保中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中国东北组织抗日活动。
在赴苏修整前以及野营整训期间，为了提高部队战斗能力，抗联部队多次选派官兵到苏联学习。早在宁安一带活动时，周保中就选派萧向荣、姜世荣等人到苏联学习[6]，随后，抗联各部队根据作战需要，随时派人到苏联学习，进一步提高抗联官兵的综合素质。1942年1月20日，三支队给三路军总指挥的信中，汇报了选派“张子荣、王文生、兰宏胜、郭玉林、李树臣、李巨海、李洪生、赵文治等八名人员去上学”。
1940年11月13日，周保中制定野营操作起居时间表，利用南、北野营的有利条件开展军事训练。教官由东北抗联的指挥员崔石泉(8)即崔庸健。、李靖安等人以及苏军正式军事院校毕业且参加过苏德战争的军官和士兵组成，如参加北野营管理的苏方人员有吴刚上尉、李季南中尉、杨林大尉(9)苏联军官都有中文名字，吴刚上尉、李季南中尉的俄文姓名，尚未查实。(В. А. Самарченко)。
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非常严格，按照苏联远东军方面制定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大纲》进行训练。但是，周保中认为制定军事教育计划表要符合东北抗联教导旅实际情况，向苏军提出野营训练安排的建议，“二分之一时间为军事训练，另二分之一的时间为政治、自然常识和俄文、中文补习”，还建议“军事教务，应分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阵中勤务、实战演习、满洲军事地理”。
野营的训练计划根据作战任务和时间及时进行调整。1942年1月2日，周保中与苏方军事训练负责人杨林研究第一季度教育计划，在课时安排上决定 ：政治理论60分钟、爆破训练70分钟、战术教育80分钟、射击教育60分钟、滑雪60分钟、地形20分钟、内务规程8分钟、劈刺24分钟、实弹射击38分钟，共计420分钟。每天12小时工作、训练和学习，其中，操作7小时，学习俄语或者中文3小时，群众工作2小时。
针对中国东北冬季气候严寒、雪大的特点，东北抗联教导旅高度重视滑雪训练。2015年5月，笔者与抗联老战士李敏及抗联后代一起到北野营(哈巴罗夫斯克东北75公里处的阿穆尔河畔维亚茨科耶村去实地考察。在山上的制高点，抗联老战士李敏对我们说：“当时训练任务很艰巨，每天的训练时间都超过10小时，在集中进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必要科目外，还采取以小组、班、排的教育和训练方式，开展汽车驾驶、无线电通信、空降跳伞、滑雪等特种训练。”(10)2015年5月7日-13日，在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纪念日，在俄罗斯阿穆尔州老战士协会主席瓦列拉及秘书长拉丽莎以及维亚茨科耶村村长列娜的陪同下，抗联老战士李敏与黑龙江省东北抗日联军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及抗联后代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维亚茨科耶村(北野营)调研，笔者作为研究人员随同调研并记录。在临近苏军出兵东北时，部队增加了驾驶摩托、识图绘图、爆破技术、战地拍照、简易地形学等训练项目，提高指战员的战术水平和作战能力。
1941年2月20日，周保中给野营游击队全体同志的信，在谈到学习军事、政治、文化知识的问题时指出：在军事方面“要尽心讲求射击原理和法则，研究步枪、手枪、轻重机关枪、阻击炮、各种武器的构造和技能”，“对于侦探任务、步哨任务、传达任务的原则方法及其意义与用途和实际动作，都须进一步讲求”[11]。女兵在降伞的训练中表现得尤为出色，旅长周保中等带头参加空降训练，极大地鼓舞了士气。1945年7月，全旅加紧训练，全部移驻伯力市郊一所军营内，集中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跳伞训练，每人都从2000多米高空跳伞10-12次。四年多的整训将一支只会打游击的队伍，培训成勇猛精锐的侦查作战部队。
在野营训练期间，周保中注重野营训练和政治理论学习，在汇报与布置工作中反复强调政治文化学习。如金京石(Цзинь Цзинши)给周保中、张寿篯的报告中，汇报了野营组织管理和劳动学习情况；
周保中、金策(Цзин Чэ)给姜信泰(Цзян Синтай)的信中就党的统一、野营学习等问题进行部署；
周保中给季青(Цзи Цин)、安吉(Ань Цзи)、柴世荣(Цай Шиюн)的信中要求利用条件加紧学习搞好野营管理，周保中给王新林(11)1940年，苏联远东边防军曾派一名校级军官专门负责与抗联官兵进行联络，名字叫瓦西里，抗联官兵取其中文谐音为“王新林”，早期“王新林”指的是瓦西里(Василий)，1941年3月中旬，索尔金(Наум Семёнович Соркин)被任命为新的联络员，此时的“王新林”指的是远东方面军情报处处长索尔金(Н.С. Сорокин)少将。的信中提到对野营训练安排的建议，等等[12]。
在南、北野营里，按不同文化程度组成四个学习班，全旅干部每周集中一天进行政治理论学习，教师由鲍林(Бао Линь)、陈雷(Чэн Лей)、彭施鲁(Пэн Сылу)组成，学习内容有中国革命历史和政治经济地理、社会经济生活和现行政治制度、社会形势发展与阶级斗争、中国工人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三民主义、东北游击运动的历史条件及其发展、东北游击运动的经验教训及其前途等，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东北抗联教导旅官兵利用板报宣传革命思想、发表战斗檄文，传唱脍炙人口的抗日革命歌曲，举办座谈会等。北野营建立一个简易阅览室，图书不仅有中文版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还有《联共(布)党史》等政治书刊，中文报纸有《新中华报》《新华日报》[13]。派回东北执行任务的小部队多次给南北两个野营捎回文化用品和口琴、书籍等。部队注重加强官兵思想教育，对官兵的抗日宣传教育从未停歇。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满匪贼背后领导关系及補给系统》记载，“苏联人对他们实施反满抗日宣传谋略教育，是使游击队随时能够在各匪帮之间传达指令，有10名苏联人在金日成军中，5名苏联人在崔贤军中队担任指导工作”[14]。
东北抗联教导旅更加注重俄语学习，官兵每天学习俄语、汉语时间不少于3小时[15]。从1943年11月20日开始部队成立“翻译训练班，每人平均二百至三百字会话”[16]，翻译训练班到1945年7月17日才毕业。为使官兵详细掌握教学内容和训练知识，苏军为教官配备专职翻译别佳(12)苏籍华人，中文名字刘上林。和卢洪奎。与此同时，还从东北抗联教导旅中抽调文化水平较高的中国官兵，教授苏联战友学习汉语，由于出色完成司令员下达的培养汉语翻译干部的任务，别拉温(13)别拉温(Алексей Егорович Белавин), 1914年出生于帝俄奔萨省，1937年加入苏军，在东北抗联教导旅第二特别分队服役(88 осбр 2 ДВФ)，参加出兵东北行动，退役时为大尉。[17]荣获“红星”勋章(Орден Красной Звезды)。[18]
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官兵时刻想着驱除日寇，光复东北。1941年5月16日，季青、安吉、崔贤、金润浩给周保中的信中，对于苏联“小个子”政委的指令“由于国际形势变化，游击队不允许越境”表示不满，表达了“忍无可忍、忍无可奈”的焦急心里，陈述在野营“不能继续下去，有愧于死者”，坚决主张回到东北，“愿意死在这块土地上，追随我们那些先烈”[19]。
在苏联的四年休整、集训和强化，东北抗联教导旅官兵在体能、技能、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等方面都得到提高。周保中致华西列夫斯基(А. М. Василевский)元帅的报告中说：“全旅官兵精神面貌昂扬向上，战斗训练扎实充分，已经成为军事和政治干部培养的核心。”[20]
共产国际和苏军计划把东北抗联教导旅培训为具有特殊技能和肩负特殊使命的部队。1939年4月1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贝利亚(Л. П. Берия)和国防人民委员会伏罗希洛夫(К. Е. Ворошилов)联合签署密令[21]，让苏联远东边防内务与国防部从越境而被苏军扣押的“中国游击队员中挑选部分人员组成侦查小分队，派遣回东北执行侦查任务”，明确游击队工作“只允许军事委员会插手”，批准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赤塔区内务人民委员部长全力协助军事委员会开展当前的工作，主要“筛查从满洲过来的游击队员”，并把他们转交到军事委员会，“再将他们送回满洲做侦查员”。因此，苏军为完成出兵东北的战略部署，组建伊始就将东北抗联教导旅定位为侦查部队，下令组建“无线电连”“特务排”“谍报部”并实施特殊侦查任务，侦查地点均在日军占领的东北区域。
从1941年春到1942年1月B野营共派出侦查人员“第一路军51名(已回野营者18人，未回而尚在执行任务者33人)；
第二路军25名(已回者5名，尚执行工作者20人)，第一路军越境人员由法庭解散，直接被派走执行侦查等工作者57名，二路军5名”[22]。苏联远东军区还发展一批抗联人员为谍报人员。如李云峰，被苏军三次派回东北执行侦查任务；
1940年3月，孙耀武被远东军区派回东北执行侦查任务，潜伏在鸡西滴道地区以务农为掩护，等待苏军反攻东北；
被苏军选为谍报人员的还有原东北抗联第六军第五师三十七团一连的战士孙宝山，曾先后六十多次回国侦查；
列兵苏玉齐(Су Юйци)按照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侦察处的命令，“自1942年开始长期在满洲敌后对日军部队和军事基地进行侦察”[23]；
战士王喜富(Ван Сифу)从1942年2月开始“被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侦察处派往国内8次进行联络”[24]。虽然穿越边境艰难，但是他总是克服困难，联络任务得到保障，出色完成侦查任务。除了不间断地完成份内任务外，还获得了牡丹江地域敌人军队和军事基地的重要情报；
闫旺友(Янь Ванъю)等人对日军在山神府地域的军营和这一地域的防御工事进行侦察，对山神府、墨尔根和金矿驿道的铁路进行定期监视，获得了这一道路上特别重要的运输情报，对逊河—奇克地域的敌人军队进行侦察，同时定期监视临近这一地域的公路。
原抗联第二陆军第三师侦察排长兼交通联络员张鸿林从1940年开始回国执行侦查任务，他有时带领几名同志深入敌占区进行侦查，有时只身一人化妆成平民百姓在饶河、虎林、宝清、东安、同江、抚远、密山等地传递情报。1942年秋，他受命从苏联乘小船过江传递情报，当时联络点已遭破坏，接头人已投敌变节，不知情的他正准备接头时，发现敌人从四面包抄过来要活抓他，他掏出双枪打倒五六个敌人往回跑，发现来时所乘的小船已不知去向，在受伤后急忙跳入河中往苏联方向游去，在河中心被苏联汽艇将其救上岸。他多次出色完成任务，得到上级领导的嘉奖和表扬。这次执行任务打死敌人并紧急脱险，“斯大林对此事曾亲自指示，奖他怀表一块”[25]。
派遣小分队回国侦查是东北抗联教导旅重要的任务和使命。由于苏军和中方分别派遣，苏军多次派遣致使许多官兵长时间执行任务无法归队，给旅内正常工作带来困难。从野营组建到1943年6月，苏军从南、北野营内先后派遣“小部队侦查人员共213名，未能归还原队，抗联因此被严重瓦解”[26]。周保中多次致信[27]王新林交涉派遣问题，“不允许由旅内派人到满洲去”做东北党组织工作和游击队工作，“这是总司令的指示，我不能不同意”。从野营派遣游击队员必须“有我的通知野营游击队上级负责者或党委”，如无通知，“即作无效”，该人不能调走。周保中还传达指令，如苏军又无通知信，“即可拒绝把人调走”。金京石、彭施鲁等人曾因拒绝执行苏军的派遣命令，被苏军处罚关禁闭。由于派遣问题，双方还存在意见分歧。1943年8月，因满洲日寇调动频繁，边防情事紧张，苏军认为“北满交通组和刘雁来、李永镐交通组停止派遣”，周保中坚决不同意，与苏远东军事委员会以理据争，认为“正因情事紧张，必须从速派遣”，旅外工作人员清理调回，总司令已经允可立即实行，“延迟到现在尚无端清”[28]，坚决反对迁延。经周保中多次沟通，双方在派遣上达成共识。
在周保中和苏军分别派遣抗联人员回国侦查时，日军也加紧对苏军和抗联人员的间谍活动。日军每月出版一期《思想对策月报》，详细记录日共、苏共策动情况、中共及抗日分子策动情况、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探知情况、共产主义思想宣传防卫情况、匪贼的治安扰乱情况，还详细附表，如“匪贼概数表、归顺匪贼数表、匪贼及对治安有影响的犯人逮捕情况表、收缴武器物件调查表、管辖区内匪贼盘踞图”[29]，并抄送外务大臣、在满各公馆长，企图消灭东北抗联教导旅。
苏联分期分批派出抗联人员回国搜集情报，为了获取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东北抗联教导旅的情报人员甘冒风险，长期潜伏。1944年7月24日，黑河领事代理三井义人报外务大臣极密文件，查苏军4-6月份派出侦查人员在瑷珲、孙吴、嫩江、漠河、欧浦、呼玛、逊克、乌云等地进行武装间谍活动，“4月份在瑷珲7次，6月份在瑷珲13次、在漠河11次，共计50次”[30]。为了详细掌握日军的作战部署和兵力，为苏军指引作战方向，准确打击日军目标，旅长周保中、政委李兆麟陆续选派官兵深入东北各地摸清情况，做好群众的思想发动及进攻前的侦查工作。原抗联第五军干部“王亚东、冯淑艳夫妇于1941年冬奉命秘密返回穆棱县泉眼河，以生产作掩护，广泛结交朋友，陆续弄清了日军的飞机场、军用仓库、兵营位置、铁路运输等情报，及时通过电台将这些材料发给周保中”[31]。1945年6月派“林民镐、金昌海(女)秘密到敦化接收组织关系”[32]。7月，远东司令部从东北抗联教导旅中选派官兵到“远东第一方面军164人、远东第二方面军80人、外贝加尔方面军100人”[33]，完成侦查任务。中共东北党委会又决定派出290人空降到东北[34]，组成若干个先遣小分队执行侦查任务，其中“派赵荣泽带一部电台来敦化搜集情况”[35]。他们携带电台，承担侦查日军兵力布置、火力点，收集武器，组织群众武装，袭击日军小分队的任务，获取大量日军的情报，侦查汇总给苏军，出兵前苏军将资料绘制成边境地带日军防御工事详图，下发给连以上军官人手一册，为苏军出兵东北，做好充足准备。
1945年8月8日，苏联远东各方面军接到出兵东北的命令，8月9日凌晨，苏军在远东最高统帅华西列夫斯基的指挥下，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一、二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及分舰队的先遣部队和侦查部队150万重兵从东北东部、黑龙江北岸、大兴安岭西面三个方向迅速向日军发起全面进攻。
苏军派东北抗联教导旅先遣部队配合苏军作战。一方面符合苏军作战计划，利用其作为先遣部队，扫平陆军行动障碍。另一方面，符合东北抗联教导旅官兵迫切希望重返家乡驱赶日寇的意愿。周保中表示：“三年(14)1942年7月21日，在南、北野营集训的东北抗联战士整编为苏联远东军第88独立步兵旅，称东北抗联教导旅。此处是改编后到出兵东北的时间。的训练就期待那一天，能够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这一天终于在8月9日到来了”[36]。
当空降部队和苏军与日本关东军激烈交战时，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主力部队返回东北作战却一波三折。8月10日，东北抗联教导旅召开配合苏军反攻东北动员大会，旅长周保中作题为《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本关东军，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动员报告，指战员们开始了紧张的战前部署。
8月11日3点钟，部队接到命令，第一梯队各部队停止派遣解散回营。18点钟接到司令部命令，全旅移驻同江准备由水路进攻佳木斯。但是8月12日接到斯大林电令：“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37]。
8月14日至23日，周保中“不止一次向少将索尔金同志”，并且通过他向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员、大将普尔卡耶夫(М. А. Пуркаев)“询问我旅使用情况，但是截至今日也没有得到正面回答”。8月24日，周保中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递交请战报告”[38]。华西列夫斯基是否收到这份报告，是否作出指示，笔者未发现俄国史料的记载，但是第二天苏军就计划对东北抗联教导旅主力部队进行派遣。
在配合苏军出兵东北的战斗中，东北抗联教导旅按照工作任务分批分期回到东北，承担向导、翻译、派遣侦查小分队的工作任务。第一次派遣集中在六、七月份，集中侦查敌情，搜集情报，为苏军出兵东北做准备。第二次派遣在8月上旬，东北抗联教导旅空降小分队跟随苏军一起出兵东北。“空降小分队由4人组成，小组长1人、报务员1人、战士2人。每人1支手枪、1支冲锋枪，另配中、苏、日3套军服。”[39]8月9日晚，“李明顺、赵魁武、孙有成、姜德4人”[40]空降后在海林一带配合远东第一方面军作战；
傅玺忱、刘子臣小分队在林口一带降落后，及时向苏军电告日军部队行动地点和方向[41]；
徐雁辉、郭喜云小队及苏军40余人，于8月10日降落在东宁县大肚川一带后，立即展开对日军作战；
王乃武、陈忠领、王庆云等9人被派到远东第二方面军担任向导；
李东光(李希才)在密山为苏军作向导，引导苏军突破日军防线。[42]空降小分队凭借熟悉东北作战区域地理情况，与东北人民关系密切的优势，把日军要塞的构成如工事结构、位置、人员住所、弹药库、粮库、供水系统、发电站、飞机场和大小桥梁以及军队数量、番号、调动情况等进行标记，先遣小分队引导苏军快速袭击日军后方，苏军以机械化部队向处于混乱状态的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在东宁县老黑山的常维轩、延吉的林更芝、松花江的李景荫也都立即行动起来，利用农民会和农民自卫队等，将群众武装起来，配合苏军作战，仅六天时间就使西线、北线、东线方面军向日军纵深推进50-400公里。
空降小分队侦查时做好标记，精确轰炸目标。8月12日，第70步兵团突破霍尔莫津要塞时，指挥部决定：在标记“(8804)、(8802)的方向上进行攻击，然后向标记(8600)高地方向，在左翼步兵营的协助下包围和消灭(8806)地区的敌人”[43]。8月15日至19日，东北抗联教导旅空降小分队陆续进入日军后方执行侦查、向导任务。8月19日苏联红军进入敦化，教导旅的“沈凤山、李文章、陆保平(杨延庆)、朱永文、刘新太五位同志作为苏军的向导一同进入敦化”[44]。为苏军作向导的还有东北抗联教导旅的赫哲族官兵，董桂福负责八岔、董桂喜负责乌苏镇、董桂寿负责韩家小河子、付文昌负责抓吉、毕发祥负责海清、毕清林负责一部落[45]，他们为苏军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与苏军一起解放了抚远境内的东安、海青、抓吉、小河子、勤得利等地。
空降小分队陆续降落在东北各大、中、小城市，对东北各地筑垒地域的火力点、摩尔根—黑河公路、松花江方向、逊河—奇克、富锦—卧虎力山、锦河地域的敌人军队进行侦查，无线电侦查科不仅保障了无线电联络，还发现日军在满洲和北部的部署，拦截了司令部和关东军部队所有不加密的通信，就连日军由奇克—逊河地域撤退的路线都侦查得一清二楚。由于东北抗联教导旅侦查小分队机智勇敢完成侦查向导任务，原定“可能不得不用一年的时间”[46]的作战计划，苏军采取“闪电战”，出兵不到20天就击溃日军，以最小的伤亡完成解放东北任务。
随着苏军占领区域的扩大，东北抗联教导旅还承担东北各地苏军司令部翻译和卫戍任务。苏军根据战斗实际情况对东北各地苏军卫戍司令部分批进行部署。8月12日，根据远东第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派遣“准尉李海清在绥化城、上士孙志远在墨尔根城、上士吴保安在讷河城、准尉李树臣在孙吴城卫戍司令部”担任翻译[47]，此命令是对8月10日第01699号文件派遣4名苏军任上述市县卫戍司令员的补充。由于东北各地城市陆续解放，各地的卫戍代表工作时间并不统一。如8月9日，李东光(李希才)在东安市(15)现密山市。作苏军向导，13日东安解放后，8月15日，他担任“苏军东安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兼翻译”[48]。
第三次派遣是远东苏军司令部根据东北各地司令部的编制、物资及人员等事宜作出的新部署。8月25日，远东苏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丘维林(С.М.Чувырин)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进行详细汇报[49]：“从东北抗联教导旅中选派878人供苏联第二方面军调配使用；
选派279名原抗联官兵回东北开展工作。其中，115人担任卫戍司令部副职、153人为地方自卫队和其他机关的成员、40人为地方居民；
从94名苏籍华人中挑选最优秀者担任苏军翻译。”截至当天，东北抗联教导旅有“军官 149人、军士 358人、士兵 847人，总计 1354人。其中，中国 373人、朝鲜 103人、那乃和其他民族 416人、俄罗斯462人”[50]。丘维林还建议从东北抗联教导旅中选派“周保中任长春市、张寿篯(李兆麟)任哈尔滨、王效明( Ван Сяомин)任吉林、姜信泰、任延吉、冯仲云(Фэн Чжунъюнь)任沈阳、金日成(Цзин Жичэн)任平壤、金策任咸兴市军事司令部副司令员”[51]。史料记载，8月28日，东北抗联教导旅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部署各项工作并宣布人事命令。[52]
第四次派遣是1945年9月2日，丘维林致信[53]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索尔金少将：“苏联远东司令部向贵处派遣了东北抗联教导旅中国和朝鲜人组成的80人先遣小分队。”这些官兵承担“维持苏军卫戍司令部行动区的秩序”，扩大卫戍司令部的影响力，利用苏军卫戍司令部的“合法组织”，担任“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甚至“以普通当地居民身份加入地方自卫队”。同日，在东北地区对东北抗联教导旅官兵详细部署：“远东第二方面军派出21名军代表，其中讷河 2人，德都2人，通北 2人……；
外贝加尔方面军派出24名军代表，其中齐齐哈尔 12人，洮南2人，长岭 1人……；
远东第一方面军派出46名军代表，其中哈尔滨15人，林口 3人，珠河 3人，北河 2人，五常3人……”[54]同日，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员普尔卡耶夫和远东第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列昂诺夫(Д. С. Леонов )中将签署第0769号授军衔命令[55]，授予王钧、段大吉等12人为中尉军衔，授予国久发、高嘉流等45人少尉军衔，担任远东第一、第二、后贝加尔方面军所属卫戍司令员助理。
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军出兵东北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周保中说：“88旅给处在中国内陆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铺平了通往东北的道路’，并且为实现党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56]在《可歌可泣的诗篇——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一书中，毛泽东同志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来是关怀和重视的，作出过一系列高度评价和重要指示，1949年5月14日，毛泽东同志亲笔手书：“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57]东北抗联教导旅由多国多民族官兵组成，官兵们在整训中结下深厚友谊，原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教官、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俄罗斯老战士协会副主席B.伊万诺夫(16)B.伊万诺夫生于1921年，1937年起加入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了苏军对德、对日的反法西斯作战。曾经在伏龙芝军事学校等两所军校学习，参加了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后的远东战役。参战前，他被派往88旅参谋部作教官，任部长助理，其间结识了东北抗联及88旅的许多中国、苏联、朝鲜的军事将领，如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人。1957年起，从事军事外交工作。先后在苏联驻缅甸、埃塞俄比亚和中国的大使馆武官处任武官。1993年退休后，投入到俄中友好协会、俄罗斯老兵协会和莫斯科老兵协会的社会活动中。现为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和两个老兵协会附属的苏联对日作战老兵团队队长。在《战斗在敌后》[58]一书中对88旅在苏联出兵东北、结束中国东北的战事所做出的特殊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经过远东方面军严格训练的88 旅官兵，是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支高素质的战斗部队。他们被指派到远东地区进行军事侦查，为苏军结束远东地区对日作战提供了准确的情报，大大减少了苏军的伤亡”，受到苏军远东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高度赞扬。
东北战事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他说：“第八十八旅英勇的中国战士们，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远东军进攻中国东北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关东军戒备森严的要塞、堡垒进行的侦查和营救活动，高度体现了中国战士的优秀品格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我代表苏联人民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59]。
1945年9月12日，苏联普尔卡耶夫将军签发远东第二方面军部队第043/н号嘉奖令[60]，奖励百余名远东第二方面军的侦查官兵，其中刘山宗(Лю Шаньцзун)荣获三级光荣勋章；
列兵苏玉齐(Су Юйци)荣获红星勋章；
杜长齐(Дун Чанци)、古齐山(Гу Чишань)、王喜富(Ван Сифу)、王明多(Ван Миндо)、王家山(Ван Цзяшань)、朱志海(Чжу Чжихай)、周德林(Чжу Дэлинь)、张文学(Чжан Вэньсюэ)、丛庆吉(Цун Цинцзи)、佟德顺(Тун Дэшунь)、柳希权(Лю Шицюань)、柳京哲(Лю Цзиньчжэ)、闫旺友(Янь Ванъю)、于明盛(Юй Миншэн)、舒凤奎(Шу Функуй)荣获战功奖章，他们少则在东北执行几次任务，多达十余次，闫旺友从1943年进入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被派往东北执行侦查任务多达15次。
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东北抗联教导旅按照苏军指示取消配合远东第二方面军进攻佳木斯的计划，而是在苏军占领区发挥作用。根据与苏方的约定，中共东北委员会决定组成57个进驻工作组，中等以上城市由10人以上人员组成，大县城3—5人，小的县城只有1人。从9月5日到9月10日，东北抗联教导旅330名官兵在周保中、李兆麟的率领下，先后分四批从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乘飞机或者火车返回东北，在苏军的支持和帮助下，抢占大、中、小城市等12个战略中心点，计57个战略要点。其中黑龙江地区有哈尔滨、齐齐哈尔、海伦等7个战略中心点，哈尔滨由李兆麟负责，齐齐哈尔由王明贵负责，海伦由张光迪负责，绥化由陈雷负责，北安由王钧负责，佳木斯由彭施鲁负责，牡丹江由金光侠负责[61]。
此时，东北抗联教导旅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恢复与中共中央中断多年的联系。魏拯民同志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提到，“自1936年后期在哈尔滨接到王明同志著《为独立自由和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文件以来，前后六七年间没有收到任何文件”。[62]日本也已掌握“东北满的各匪团以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1936年时候，联络中断，接受苏联直接或者间接援助和指导的事实是确凿的”[63]的资料。赴苏整训前后，周保中多人曾多次尝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一直未果。1943年1月，周保中再一次写信给王新林，请求苏军帮助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络，“向中共中央写信报告关于东北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斗争的情形”，希望能和中共中央建立直接通信联系。可是东北抗联教导旅在编制上已经隶属苏军，苏联方面多方阻拦，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出兵东北后，周保中迫切希望与中共中央恢复联系，9月18日，新成立的中共东北中央局在沈阳开始办公，获得这一消息后，9月25日，周保中与崔石泉立即向东北局领导“报告整个工作”[64]，并移交了东北党组织关系。彭真、陈云向周保中等人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对东北创建根据地和扩大武装作出重要指示。这支与中共党组织失联9年的部队，成为联系中共东北中央局和东北党委的桥梁，成为东北57个战略要点“三建”工作的核心力量。
远东苏军司令部为东北抗联教导旅官兵发放苏军军官证，统一着装，东北抗联教导旅官兵以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东北抗联和进驻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三重身份开始建党、建军、建政工作，甚至以当地普通居民身份加入地方自卫队，加快东北根据地的建设步伐。
他们着手开展党组织创建活动，寻找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和走失的抗联战士，恢复建立东北党组织，指导各地党组织活动。周保中率先恢复长春地区党组织，组建中共长春地区委员会，陆续建立伊通、双阳、公主岭、扶余、乾安、德惠、九台等县委；
李兆麟建立中共松江地区委员会，建立了中共黑龙江地区委员会、中共佳木斯地区委员会、中共牡丹江地区委员会，组建阿诚、方正、延寿、无常、通河等县委；
冯仲云建立中共沈阳地区委员会，建立辽东、安东、大连、辽阳、沈阳铁西等党组织。东北抗联教导旅建立以长春、沈阳、哈尔滨为核心，立体交叉、辐射周边市县的党组织。9月中旬，中共党组织遍布东北各地，加强了党对东北各地的领导。
他们大力发动和组织群众，动员东北人民就地参军参战，以抗联部队为骨干，组建东北人民自卫军，迅速扩建武装。仅在黑龙江就建立嫩江军区、黑龙江军区、松江军区、合江军区、绥宁军区5个省军区。王效明回忆，部队建成后又3次扩军，仅在吉林市就扩大了8000多人。[65]截至1945年10月下旬，东北人民自卫军人数达4万以上。[66]东北各省各地方的武装力量迅速建立和发展，沉重打击国民党及日匪残余势力，维护社会治安，为中共接收东北创造了条件。到10月15日，各地抗联部队收缴来的日伪武器共有：步枪约6万支、轻机枪2000余挺，重机枪800余挺，掷弹桶500余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野炮共5门，弹药1200万发，[67]以及部分苏联新式武器，支援了新四军，解决武器装备不足的难题，为保卫新生革命政权发挥积极作用，为解放战争提供武器装备保证。
他们积极动员逃离的居民返回家园，宣布苏联红军具有保护和平居民的生命和财产的权利与义务，动员城市居民向卫戍司令部上缴武器、弹药、无线电、发报机等，敌伪宪特及日军残余份子应立即到卫戍司令部登记，所有居民要帮助苏联红军尽快恢复各地经济，修理桥梁和道路。他们设法恢复城市的正常生活，满足居民的日常经济需要，并对城市卫生管理等提出具体要求，维护苏军卫戍司令部活动区的秩序，扩大苏军卫戍司令部在当地影响力，为中共党组织进驻并接收东北创造一切条件。伍修权回忆:“周保中熟悉东北情况，对苏军的行动起了顾问作用 。”[68]
为了建立东北战略根据地，中共中央先后派二十多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二万名干部、十万大军进入东北。东北抗联教导旅做好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迎接安置工作，并协同八路军、新四军抢占东北，迅速接管政权，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发挥了先导作用，加快东北解放的步伐。
由于东北抗联教导旅的成员组成复杂，有抗联官兵，还有苏联人、朝鲜人，以及鄂伦春、赫哲(苏联称那乃族)等少数民族，多国、多民族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略显薄弱。虽然部队由苏联远东方面军事委员会主管，但是机构配置由中苏人员组成，因此作战部署、军事派遣、军事学习训练等方面有局限性，但是它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1945年10月12日,远东军区第042号密令，在本年10月15日至12月10日期间对远东军区第88独立步兵旅进行解散，为此还成立了以旅长、中校阿尼金(Аникин)为主任的清算委员会。密令对第88独立步兵旅人员、物资、财产、档案等进行明确要求和分配，汽车、汽车配件以及完好的工具交由第110号汽车修理组装站；
武器(战斗的和教学的)、示范的和教学的器材、仪表、炮兵器材、拖拉机和拖车交由国防部人民委员会第74、第75军事仓库(红色小河)；
通讯物资交由第125号军事仓库；
医疗卫生物资交由区肃反委员会第8独立通信旅，政治教育物资交由第3183号军事仓库。除此之外，“清理委员会还销毁了徽章的、胶泥的和火漆的公章和印章，部队及其隶属部队的总务和现金文件的公章，焚烧销毁了该旅的全部公文”[69]。1945年12月11日，东北抗联教导旅正式撤销。
结语：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历史评价
东北抗联教导旅是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中迎敌作战时间最早、坚持抗战时间最长、生活条件最艰苦、所处国内外环境最特殊的一支英雄部队。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共中央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东北抗联教导旅先遣部队提供的准确情报，减少了苏军的伤亡，1945年7月，远东苏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丘维林、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安库季诺夫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提交报告，建议对第88独立步兵旅官兵进行表彰，“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优秀的50名抗联官兵，25名中国和朝鲜培训军官，协助抗联游击队工作并将其组建为苏军联合部队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的部分官兵授予苏联国家勋章、奖章；
派到东北、朝鲜军事司令部担任副军事代表的中朝士兵授予官衔，授予大城市军事司令部副职的军官以更高的军衔”[70]。
1945年8月29日，远东第二方面军签署命令，授予“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旅长周保中中校、政治处副旅长张寿篯(李兆麟)少校、营长金日成大尉、营长王效明大尉、营长姜信泰大尉、营长王明贵上尉等10人红旗勋章；
授予政治部指导员曹世传、上尉张光迪等45人红星勋章；
授予上尉朴德山等51人勇敢勋章；
授予徐宝英等149人战功奖章”[71]，共有255名官兵获得嘉奖。[72]
这支部队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认为东北抗联(包括东北抗联教导旅)在抵抗日本法西斯和保卫苏联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即“满洲的游击战起了重大的作用，致使日本法西斯军阀至今不敢发动反苏的反革命战争”[73]。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称赞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是中国党光荣历史不可分的一部分”[74]。
东北抗联教导旅是中共军史上唯一一支被整编为苏军的跨国多民族部队，除了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一段段神秘、传奇和感人的佳话之外，它更为中共军史留下了一段极其特殊并且鲜活的宝贵篇章。原东北抗联教导旅参谋彭施鲁回忆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军的关系是在“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75]。其特殊性在于这支部队曾与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共中央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通过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因此东北抗联是联系中共中央、中共满洲省委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桥梁和纽带。东北教导旅在苏联整训期间，成立独立的中共东北委员会(17)抗联赴苏整训后，北野营选举产生中共临时委员会，姜信泰为书记。资料来源：赵俊清：《周保中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5页。1941年3月，中共吉东、南满野营委员会合并为中共南野营委员会，书记为季青。1942年9月13日，教导旅召开全体中共党员大会，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为崔石泉。特别支部局是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统一临时最高领导机关，负责教导旅的党务工作。资料来源：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东北抗日联军综述》，解放军出版社 2015年版，第217-218页。，[76][77]东北抗联教导旅为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民主政权培养了大批的军事和政治干部。赵一曼、周保中、李延平等抗联干部都曾在联共(布)领导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列宁学校学习过，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力量，也是中共在东北各地区和各级层的主要依靠力量。
东北抗联教导旅在中共军事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整训后期部队多次组织军事演习、步兵营进攻和步兵连防御的对抗演习,每年由远东军司令部派出检查团到野营逐个科目进行考核。官兵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他们反攻东北后，在反击日寇、剿匪、解放战争中展现出色的指挥作战能力和建军能力。
在新中国成立后,彭施鲁、王效明等人把军事理论知识用于军事院校实践教学中，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们在海军建设以及军校军事训练以及现代化军事国防建设方面做出突出的贡献，对于我国军队的发展和建设以及培养军事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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