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强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陕西咸阳 712082）
吐蕃与周边民族有密切联系，相互间不断派使者往来，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均以“”指代外来使者到吐蕃议事①，《大事纪年》部分共记载34次外来使者“致礼”，涉及唐17次、西突厥2次、突骑施2次、南诏2次、吐谷浑1次、小勃律1次、大食1次、后突厥1次、其他地区7次。为何以“”指代外来使者至蕃？有学者认为，这是吐蕃赞普为天神之子入主人间思想主导的结果，是吐蕃一统天下观念的反映[1]（P109-110）。吐蕃赞普确实有一统天下，为四方之主的观念，但笔者认为，赞普乃天神之子入主人间的说法是苯教出于维护赞普统治产生的观念，在松赞干布以前已广泛流传，而一统天下观则是随地域扩张，与唐密切交往的结果。敦煌文书以“”来表达外来使者至吐蕃议事，充分表现出树立四方之主的观念，这与唐政治文化有密切关联，是吐蕃效仿唐朝宾礼的结果。
汉文化中，宾礼最初是规范天子与诸侯关系的礼制，后来延及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以礼为手段建立差别有序的统治格局，并达到“宾服四方”的目的。为了使吐蕃使者能够熟悉唐礼制，唐朝有时会特意令其观礼。开元二年（714）玄宗勅：“自今以后，蕃客入朝，并引向国子监，令观礼教”[2]（P689），以规范礼制。在二百余年间，唐蕃使者交往频繁，唐繁琐而隆重的礼仪制度给吐蕃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吐蕃曾在唐朝学习的贵族子弟，熟悉唐朝典章，能够感受到礼在唐文化中的地位。《旧唐书》载，吐蕃“宴异国宾客，必驱牦牛，令客自射牲以供馔”[3]（P5220），此礼当是吐蕃早期的习俗，后来唐朝使者频繁至吐蕃，却未见有如此记载者。刘元鼎记述吐蕃礼制云，“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4]（P6103）。可见，随着唐蕃交往深入，吐蕃原有的一些接待使者方式被废除，唐礼制很多内容被吐蕃吸收。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自高宗永徽元年（650）开始按年纪事，至高宗总章二年（669），至少有两位唐使至蕃，高宗永徽元年（650）鲜于匡济入蕃吊祭赞普，龙朔三年（663）刘文祥入蕃责让吐蕃击吐谷浑。二人至蕃均不见于敦煌文书。从《大事纪年》记事特点看，会葬、责让使者不在史书记述范围内，也与吐蕃后来境域观相违背，故略而不书。
约在麟德元年（664）至咸亨元年（670）唐使陈行焉入蕃，因礼仪问题被钦陵扣留吐蕃十余年，最终客死蕃地，此事亦不见敦煌文书记载。陈行焉出使在时间上与吐谷浑遣人前往蕃廷致礼相距不远，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地域的扩张，这一时期正是吐蕃一改松赞干布时期臣服唐朝的转折期，吐谷浑使者致礼，陈行焉被扣，均是吐蕃以礼来提高其与其他民族交往地位的表现。然陈行焉在礼仪上的抗争，不利于吐蕃“一统天下观”的书写，故有意略之。
延载元年（694），“东叶护可汗前来致礼”[5]（P198），一般认为此可汗为西突厥阿史那俀子[6]（P121-128），同年，西突厥与吐蕃联合攻安西，可知，东叶护可汗应是与吐蕃商议联合出兵之事。东叶护可汗似是吐蕃对其封号，西突厥可汗亲自前往蕃廷，颇能反映吐蕃在周边民族中的地位，故唐圣历二年（699）再次前来致礼，亦被记载下来。
万岁通天二年（697），“揭陀潘之使者前来致礼”[5]（P198）。揭陀潘系指何地，不详，《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也仅见此处记载，可能是周边一个小邦，类似地名不详的小邦还多次出现，均是吐蕃史书政治功能的表现，旨在表现吐蕃宾服四方的局面。
万岁通天二年（697），郭元振入蕃报聘，至野狐河与钦陵会见[7]。《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对此事缺载，唐使者未见赞普，在边境仅与论相见，这种情况较少见，很可能吐蕃不将此视作使者入蕃议事。
圣历二年（699），“夏，唐使周尚书入蕃致礼”[5]（P199）。此次通使，汉文史书缺载。唐万岁通天二年（697）郭元振入蕃报聘与钦陵遇于野狐河，钦陵请求罢安西四镇兵，分十姓地，并派郎宗乞思若入唐。郭元振提出将吐蕃归还吐谷浑故地及青海等地作为分十姓地的条件，以应对吐蕃的要求，此策得到武则天的赞同。周尚书致蕃应是就此事答复吐蕃。
唐圣历三年（700），郭元振入蕃报聘，至境上与赞普相见。《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秋，赞普亦往，引兵至河州”[5]（P199），却未记与郭元振相见之事。据《兵部尚书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载，“吐蕃请和亲，令报命。至境上，与赞普相见，宣国威命，责其翻覆，长揖不拜，瞋目视之。赞普曰：汉使多矣，无如公之诚信，远近疆界，立谈悉定，因遗金数十斤而还”[8]（P5112）。郭元振此次使命在于宣国威、责让、定边界，藏文史书仅记赞普行踪，而不记郭元振与赞普相见，应该是郭元振的行为无法以“致礼”来记述，故有意隐讳之。《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当年“马大使前来致礼”[5]（P199）。此次唐使入蕃，汉文史书缺载。考郭元振与赞普河州会晤后，向武则天提出与吐蕃和亲，以离间赞普与钦陵的计策，武则天“甚然之”[8]（P5112）。马大使前往吐蕃应是唐向吐蕃释放欲和亲的信号，因此，很快就有吐蕃遣使入唐求婚之举。自高宗始，唐对吐蕃一直施以武力，态度较为强硬。郭元振的设想，是唐对吐蕃策略的转变。在吐蕃看来，马大使的到来是唐朝向吐蕃“妥协”“求和”的举措。
长安三年（703），唐凤阁舍人摄鸾台侍郎桓某入蕃报聘。此事见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作“”（唐使者甘卿）②。查当年吐蕃遣使求婚，则天许之。可知，桓某入蕃应为和亲之事。
唐景云二年（711），甘昭、沈皓仙持节入蕃，册立金城公主为睿宗长女。《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失载。考《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事，凡与金城公主直接相关的入蕃使者，在藏文史书中均未提及，可以窥见吐蕃历史文书在撰写时均以赞普为中心，记入蕃使者目的在于突显吐蕃的“中心”地位，而非凡事必书。
唐先天二年（713），金城公主遣使告赞普祖母没禄氏丧，遣李敬持节入蕃会葬，《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失载。承担会葬之使的入蕃唐使很多，但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均不见记载。《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该年“唐廷允赐夏冬牧场，唐廷使者杨卿前来致礼”[5]（P202）。所谓“允赐夏冬牧场”应是指唐廷应允以河西九曲作为金城公主汤沐之地赐予吐蕃，杨矩是促成其事者，文书中所称杨卿很可能是杨矩，其出使使命应是关于赐金城公主汤沐之地事。杨矩出使吐蕃不见于汉文史书记载，而吐蕃对此极为重视，书于史册，藏汉文献对出使一记一缺，都是史官有意为之。
唐开元二年（714）唐蕃会盟未成，八月吐蕃发动战争，为安慰入蕃不久的金城公主，十月，唐遣尉迟瑰入蕃慰金城公主。开元四年（716），唐又遣使赍玄宗赐赞普与金城公主之绵帛、器物及书信入蕃。两次入蕃使均是慰问金城公主，《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缺载，其原因与景云二年同。
开元八年（720），“默啜之使者前来致礼”[5]（P203），后突厥可汗默啜于开元四年去世，此处默啜指代后突厥。
开元九年（721），“于果叶，上部地区之使者多人前来致礼”[5]（P203），果叶地望待考，上部可能指多个地区，众使者致蕃，颇似汉文史书的万国来朝。
开元十七年（729）五月，吐蕃囊骨某致书唐边将求和，“都督遣腹心吏，与曩骨还，议盟事。曩骨犹千牛官也”[4]（P6084），《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唐使者李总管前来致礼”[5]（P205）。此处李总管应为某都督所遣腹心吏，虽然不是唐朝廷委派官员，但此次唐使前往会谈，是扭转双方关系的重要通使。
开元十七年冬，皇甫惟明、张元方等入蕃，此次入蕃主要目的是与吐蕃约和，但唐朝为了显示朝廷之威，以看望金城公主名义出使。《新唐书》载，皇甫惟明言约和之利曰：“陛下幸诏金城公主，许赞普约，以纾边患，息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张元方往聘，以书赐公主”[4]（P6084）。此次出使是改变唐蕃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然藏文史书缺载，究其原因，亦应是皇甫惟明等人是探视公主使者，在吐蕃史官观念中，无法突出“赞普”为中心的理念。
开元十八年（730），唐遣崔琳使于吐蕃。《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称之为“（崔大夫）”[5]（P28）。时崔琳为御史大夫，故有此称，但汉文史书均记为开元十九年，藏文史书记为开元十八年，似有误。开元十八年，吐蕃有三次遣使入唐的记载，崔琳使蕃名义为“报聘”，依当时的唐蕃关系看，出使任务仍是约和。
开元十九年（731），《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载，“夏，唐廷使者张内侍等前来致礼”，开元二十年（732），“唐廷使者李卿与大食、突骑施之使者均前来赞普王廷致礼”。[5]（P205）张内侍似是指张元方，开元十七年与皇甫惟明同使吐蕃，若敦煌文书记载不误，则张元方是二次使蕃。李卿是何人，不可考。以上两次出使汉文史书缺载。开元二十一年（733），“唐廷使者李尚书、蛮罗阁等人前来赞普王廷致礼”[5]（P206），据汉文史书记载，当年李暠携“国信物一万匹，私觌物二千匹，皆杂以五彩”[9]（P76），前往吐蕃。这一段时间唐蕃为约好、互市、划界不断协商，使者往来频繁。从吐蕃角度理解，唐使至蕃均为“求和”，能体现吐蕃强大之地位，故得以记载。南诏在文书中第一次出现，此时正是南诏兼并其他五诏时，通使应是向吐蕃示好或求助。
开元二十二年（734），《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唐廷王内侍前来致礼”[5]（P206），据汉文史书，开元二十二年李行祎曾前往吐蕃，王内侍系何人不可考，很可能是二人同时出使，目的是谈唐蕃立碑之事。
开元二十三年（735）③，窦元礼入蕃报聘，兼送悉诺勃藏及蕃俘还蕃，见《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开元二十四年（736），《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唐廷使者李尚书前来致礼”[5]（P206），此李尚书是否是指李暠无法确定，但其使命可见张说所撰《敕吐蕃赞普书》“近窦元礼往，事具前书，赞普后来，亦知彼意”[8]（P2392）。这是继窦元礼之后的又一次出使，应是敦煌文书中所称李尚书，其使命在于解释南方隽州之争端。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开元二十五年（737），“小勃律王降，前来致礼”[5]（P206），降后致礼，说明“ཕྱག”具有吐蕃威震四方的含意。
据《唐蕃交聘表》，开元二十五年有三次唐使入蕃，均是为解决西南地区矛盾以及吐蕃与突骑施合谋西域之事，然汉文史书仅见于张九龄代撰的《敕赞普书》，其他文献均未记载使者出使事。《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仅记“唐廷使者王内侍前来致礼”。[5]（P206）从张九龄撰写的敕书可以感受到，唐蕃间已矛盾重重。天宝元年至三年（742-744），唐蕃间战争频繁，《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却有天宝元年安大郎、天宝二年郭中郎、天宝三年张员外三次入蕃唐使的记载。据此推断，天宝初年，唐不断派使者入蕃和谈无果，汉文史书中仅记战争不载遣使。自开元二十五年（737）至天宝三年（744），有数次唐使入蕃，汉文史书缺而不载，反而吐蕃史书多有记载，其中缘由值得深思。这一时期唐使均是前往吐蕃约和，却未能成功，唐史官或有意匿之，以免失“大国之威”，对于吐蕃来说，唐使频繁前往约和，更能显示其强势地位，故多书于史册，双方记载各异，然史意却颇有相似之处。
天宝元年（742），“乌蛮使者罗皮怡前来致礼”[5]（P207），乌蛮应是指被南诏兼并的部落，有些部落主为吐蕃收容，接受吐蕃册封。天宝三年（744），“突骑施使者前来致礼”[5]（P207），据学者研究，此使者可能是黑姓伊里底密施骨咄禄可汗[10]（P281），黑姓可汗遣使者至蕃，应为联合攻唐之事。
天宝十四载（755），唐遣崔光远入蕃吊祭，《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缺载。
至德元载（756），“黑邦瑕、廓、悉尼等上方之使者前来致礼”，上元元年（760），“上方之使者前来致礼”[5]（P209-210），这些可能均是一些小邦。再观敦煌文书发愿文所称：“我当今圣神赞普，惟愿寿囗永等乾坤，六夷伏，四海宾”[11]（P194），都是将汉文史书万邦来朝的记述方法移用至藏文文献中。
至德二载（757），唐遣南巨川入蕃，此前，吐蕃遣使请出兵助唐平叛。南巨川应是前去商议请兵之事，《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唐廷使者前来致礼”[5]（P209），应是南巨川。唐在危难之际请吐蕃出兵相助，更能体现吐蕃之地位。
宝应元年（762），《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唐廷使者杨内侍等前来致礼”，同年，又载“以唐人岁输之绢缯，分赐各地千户长以上官员”[5]（P209）。据《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载：“唐主孝感皇帝君臣大怖，年纳绢缯五万匹为寿，以为岁赋”[12]（P91）。据此推断，杨内侍是唐蕃宝应会盟后入蕃使者，其使命应是执行会盟之约，给吐蕃输送绢缯等。不仅此次出使汉文史书缺载，对唐蕃盟约、唐输送吐蕃绢缯等事也略而不书，应是唐史官有意隐讳之。
对汉文史书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比较，可以看出，吐蕃记载入蕃使者致礼，有以下几个特点：
二是敦煌文书对入蕃使者是否记载受政治影响明显。唐入蕃使者使命很多，如责让、通好、吊祭等，然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仅记通好使者，或许在吐蕃看来，这些使者承担着重要政治任务，涉及双方利益，且使者主动前来约好，能够显示吐蕃势力之强大。有不少入蕃唐使，见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而汉文史书缺载，这些使者所承担使命多有利于提高吐蕃的地位，如杨矩前往吐蕃赐予河西九曲，“杨内侍”前往吐蕃输送绢缯等，汉文史书略而不书，却受到吐蕃重视，这与吐蕃树立“权力中心”观有一定关系。其他诸如往视公主、会葬等均不记载，尤其对于丧葬，在汉文史书占有很重要地位，在吐蕃史书中却不见记载，说明史官在编写历史时，只是将能够反映向赞普表达敬意，并显示吐蕃中心地位的通使予以记载，正如《唐蕃会盟碑》所记“四境各部，来盟来享）”[12]（P41），注重于“”（拜见），“”（会盟），这与藏文史书记载报聘使者、约和使者恰相一致，史书编写与政治理念关系密切。
三是吐蕃史书中基本不记载向外派遣使者。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多是记载其他民族使者至蕃，吐蕃向外派遣使者仅见一次，“黑邦瑕、廓、悉尼等上方之使者前来致礼，任命巴郭那东、介·囊赞二人为使前往报聘”[5]（P209），吐蕃遣使报聘，藏文称“”[5]（P33），并不以致礼称，可见使者交往在用词上有严格区别，这一点与汉文史书相同。吐蕃向外派遣使者次数很多，却在大事纪年中仅见一例，又与汉文史书迥异。尤其是，吐蕃出使唐朝人员很多，竟未有一例载入《大事纪年》中，必不是随意之作，背后蕴含着吐蕃史书编写的动机与方法。笔者推测，《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对于使者交往的记载，在词汇的运用、记载内容上，都表现出吐蕃强调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心理，史书仅记外来使者“致礼”，而不记吐蕃使者出使，一方面说明吐蕃极力维护赞普的权威，模仿唐朝树立天下中心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吐蕃不能像唐朝那样具有文化自信，仍然处在唐的影响之下，无法真正确立天下中心的地位。
随着军事势力的强大，统治地域的扩展，吐蕃开始模仿唐朝逐渐建立权力中心，实现“宾服四方”的局面。《贤者喜宴》记载，在松赞干布时，“东方之咱米兴米，南方之洛与门、西方之香雄及突厥、北方之霍尔及回纥等均被收为属民。遂统治半个世界”[13]（P100）。赤松德赞时“东达昂宿星升起之地京师万祥门，南抵轸宿星升起的边地恒河河畔建立石碑之地，遂统治世间地区三分之二”[13]（P370）。统治区域扩大是吐蕃建立权力中心的基础，蕃占河西地区的汉族文人、僧侣将汉文用于皇帝的词汇移用至赞普，以讨其欢心，敦煌文献《愿文》云：“伏惟圣主道阐八方，思（恩）加四海，光临日月，威震雷霆。故得杂虏服款以归心，蛮戎稽首而投化”11]（P186），《行城文》祈祷“惟愿万国纳贡，四海来庭”[11]（P239），这些汉文常见的颂扬之词，被广泛运用至赞普身上，也得到了赞普的认同，与之相应的权力中心观逐渐融入吐蕃社会中。《唐蕃会盟碑》载：“王曾建立教法善律，恩泽广被，内政修明，熟娴谋略，外敌慑服，开疆拓土，权势增盛，永无衰颓。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密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12]（P50），与汉文史书中所描述宾服四方的记述方法颇为相似。实际上，吐蕃也仿效唐，通过通使、和亲、册封等手段，如与吐谷浑、突骑施、小勃律和亲，册封南诏为“赞普钟”（后降为“日东王”），以“”书写至蕃使者，企图达到树立权力中心的政治目的，然因种种原因，吐蕃的仿效不可避免流于形式，有不可克服的困境。
1、缺乏吸引周边民族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支撑。上文我们分析了使者入蕃记述方法，以“”来书写外来使者，表现其他民族的“宾服”，这与汉文史书的朝贡有相似之处。不过，吐蕃对唐朝的模仿并不成功，因为吐蕃并不像唐，将礼作为整个社会运行的重要手段，是社会统治的基础。汉文化的五礼虽侧重于不同社会领域，但又相辅相成，宾礼对周边民族首领、使者礼仪的规定有深厚的儒家礼文化作支撑，换言之，汉文化中宾礼是治理边疆的手段，背后是强大的文化和制度自信，具有对周边民族、政权强大吸引力。吐蕃重视礼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却没有系统的礼仪制度，缺少唐朝那样融汇整个社会的礼文化。虽然吐蕃也强调恩泽四方，如《唐蕃会盟碑》所云“受王之慈恩者，无分内外，遍及八方”[12]（P51），但现实中，吐蕃仍强调武力为核心的交往观念，如汉文史书所载“每唐使入境，所在盛陈甲兵及骑马，以矜其精锐”[3]（P5233），其他民族使者至蕃，很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吐蕃并没有形成区别于其他游牧民族的交往礼仪。因此，致礼是吐蕃强调其得到其他民族尊重的社会心理表现，并没有类似汉文化中“教化四方”的内涵。
吐蕃对周边的威慑完全以武力为基础，既缺乏唐朝文明对外吸引力，也不能模仿运用儒家的治边思想，这是其效仿唐朝不能成功的重要原因。吐蕃在其他臣属地区，多采取高压政策，吐谷浑被吐蕃灭后，成为吐蕃的附属地区，吐谷浑王虽作为吐蕃甥，受到礼遇，然其部族尽受吐蕃官员欺压④。南诏述其情形云：“往退浑王为吐蕃所害，孤遗受欺；
西山女王，见夺其位；
拓拔首领，并蒙诛刈；
仆固志忠，身亦丧亡”[4]（P6273），南诏与吐谷浑处境相似，故最终脱离吐蕃统治，重新归唐。
2、吐蕃始终处在唐朝文明的辐射圈中，不可能同唐朝一样建立宾服四方的局面。吐蕃的强大主要表现在军事方面，这也是其能够威服其他周边民族的主要原因，但吐蕃又与其他民族一样处在唐朝文明辐射圈中，从中汲取营养。吐蕃在史书撰写中以“ཕྱག”来表达四方“来盟来享”，然唐朝的强大使其不能不仰慕之，故称“此王与蛮貊诸国迥异，教善德深，典笈丰闳，足以与吐蕃相颉颃”[12]（P50）。自松赞干布始，吐蕃始终以甥相称，“舅甥”关系，并非是流于形式的称呼，亦非操纵和战之工具⑤，其中包含着吐蕃对唐的尊服，尤其是文化层面的向往，唐文化对吐蕃的影响，学界论述已多，兹不赘述。吐蕃使者至唐也严格遵守唐朝礼制，史书中未见吐蕃使者在唐争礼的记载。敦煌吐蕃文书中虽同其他民族一样，以“”来记述唐使者至蕃，实际上，唐使者具有极高的待遇，唐使入蕃，“公主遣人于一千四百九十里外的鹘莽驿迎劳，赞普遣人于八百里外的突录济驿慰劳，宰相则遣人于五百五十里外的农歌驿迎候”[14]（P50）。藏文史书“”最早是为了记述吐谷浑等使者，后来在史书中被广泛应用，并不能以此认为吐蕃具有高于唐朝的社会心理。因此说，吐蕃模仿唐建立权力中心只能是基于军事实力的一种设想，其天下中心观仍处在向唐朝学习的阶段，事实上，也不能同唐朝一样形成“宾服四方”局面。一旦吐蕃统一政权瓦解，军事实力下降，政治上“天下中心观”亦不复存在。藏族的政治观念，从吐蕃时对唐的模仿，到后来倾向中央政权，有其内在必然性。
3、缺乏经济基础的支撑。吐蕃无法与唐朝一样与周边民族建立藩属关系，也与经济有密切关系。古代朝贡既是政治行为，也是一种经济交往。周边民族通过向唐朝朝贡，可以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其赏赐物品数量十分可观，可以说朝贡建立的“宾服四方”的形势不仅要有强大的军事势力作后盾，还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支撑，唐朝得到了天朝大国的自我满足感，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故而，外来使者多能接受唐朝规定的肢体动作，不断地跪拜，按照繁琐的礼仪行事，即便是在唐朝衰弱时候仍对此不持异议。有时周边民族、政权向唐朝朝贡，并遵循唐朝的礼仪，并不一定完全是因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吐蕃的经济力量远不能与唐相比，佛教发展又严重制约着吐蕃经济发展，以牺牲经济利益而换取表面上的政治虚荣，是传统儒家文化治边的特点，却不符合吐蕃的文化心理。在经济往来上，吐蕃无法像唐朝一样吸引周边民族。为了弥补吐蕃本土经济之不足，吐蕃在附属地区重征税赋，引起所统治地区的反抗和不满，南诏自玄宗时归降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15]（P7626-7627），最终，南诏脱离吐蕃，重归唐朝，这与唐朝对周边民族予以经济上支持形成了鲜明对比。
虽然吐蕃在势力强盛之时，有模仿唐朝建立权力中心的观念，但由于在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无法对周边民族形成持久、强大的影响力，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主要建立在军事基础上，一旦统一政权崩溃，对周边的威慑力即不复存在。吐蕃趁唐朝内乱之际，能够占据河西陇右广大地区，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直被唐朝所吸引，自始至终，吐蕃与突厥、回鹘等一样，处在唐朝文明辐射圈内，“ཕྱག”的运用本身即是学习唐文化的结果，这种向心力为后来西藏纳入中央统一管辖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王尧译为“致礼”，被学术界普遍采纳。
②《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藏文），载《王尧藏学文集》（1），第20页。疑此处是将唐景云二年（711）甘昭出使吐蕃，册封金城公主相混。
③《唐蕃交聘表》依据《张曲江集》认为开元二十三年唐使潘息赍玄宗敕书入蕃。该说有待商榷，查张说所撰《敕吐蕃赞普书》云：“近闻莽布支西行，复有何故？若与突骑施相合，谋我碛西，未必有成，何须同恶。若尔者欲先为恶，乃以南蛮为词，今料此情亦巳有备。近令勒兵数万继赴安西，傥有所伤，慎勿为怪也。朕心无所负，事欲论平，但国家之所守者，信；
鬼神之所助者，顺。未有背道求福，违约能昌。何况兵众不可当，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求济，不亦难乎。远道所传，多应不实，亦言赞普不合异图，故令人审看定何缘也。待潘息回日，更别具委曲”。（《文苑英华》卷469，第2392页）玄宗敕书中指责吐蕃谋图安西，但又不敢确定，潘息应是前往安西查看实际情况者，而非出使吐蕃。
④吕温在《蕃中答退浑词二首》中注“退浑种落尽在，而为吐蕃所鞭挞。有译者诉情于予。故以此答之”。（《全唐文全唐诗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4页）。
⑤学者林冠群认为，吐蕃似乎从来不在乎唐蕃“舅甥关系”，“舅甥关系”只是用来作为对唐的外交辞令。于需要之时，挂于派赴李唐之蕃使嘴边，或写入国书，试图以之达到某种既定目标；
不需要之时，则弃如敝屣。纵观唐蕃200年的互动，唐蕃“舅甥关系”于吐蕃而言，是为操控对李唐和战之工具（《唐蕃舅甥关系释义》，《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