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焱
(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福建 漳州 363105)
提要：
中国叙事学研究是最近四十年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领域。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和对话对象，中国学者采取了“照着说”“接着说”“对着说”“说自己的”多种研究方式，产生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一部分中国学者采取“照着说”的方式，主要致力于对西方叙事学成果的介绍、转述和将其运用于具体文学现象的分析。一部分中国学者采取“接着说”的方式，按照顺向性延伸的路径，从西方叙事学结束的地方开始拓展性研究，或对已有西方叙事学成果进行深化、发展、反省、审视性研究。一部分中国学者采取“对着说”的方式，遵循逆向性思维，追求寻找与西方叙事学已有成果相异相反的角度和领域展开研究。其中最重要而且有民族特色的，是对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清理总结，以及从中国古代丰富的叙事现象中归纳出系统的叙事理论的成果。“说自己的”，即按照追求独创性超越的思路采取多种方式形成具有超越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成果，许多学者先后进入过这四种路径，并在不同阶段取得了不同成果。其中申丹、杨义、傅修延、赵毅衡、谭君强、董乃斌、乔国强、赵炎秋、尚必武、龙迪勇等学者研究的创新性最为引人注目，有些学者和成果已经产生明显的国际性影响。中国叙事学的创新发展过程和路径对中国人文学术如何创新具有某种参照意义。
很多年来，一个问题经常被提出：为何中国当代出不了跻身世界人文学术界的大师名作？这个问题并不只确认中国当代人文学术水平整体上尚未达到足以影响国际学术界的状态，也表达了一个雄心和高远目标，泱泱大国，应有一批足以影响国际学术界的名师巨作。能提出这个高远目标，本身就是巨大进步。我们冷静环视，将发现中国人文学术界这几十年进步明显，一些重要学者的学术成果被国际学术界关注，故我们也不必太过焦虑。但应承认，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研究创新能力还较贫弱，有重大国际影响、引领国际学术思潮和走向的学说和学者还是凤毛麟角。学术成果的价值和影响力与创新性有内在关联，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一定是具有高度创新性的，因此如何提高创新能力才是大问题。学术创新涉及问题甚广，本文只以中国当代叙事学发展为例来讨论这个问题。
学术研究都面临特定学术背景，已有专业资源和传统，它由过去和当下其他重要学者的研究成果构成。中国叙事学研究面临的基本学术背景就是西方当代叙事学，它是在西方叙事学的刺激和召唤下产生并获得迅速发展的。谭君强教授统计的数据显示，1950年至1979年，有叙事/叙述这两个关键词之一的论文每年不足10篇。而1980年以后逐年增加，仅2016年一年内发表的论文就达到5548篇[1]，由此可见叙事学在国内发展的迅速。这与一个基本背景相关：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当代叙事学传到中国，激发了中国学者叙事学研究的强烈兴趣，相关学术成果激增。目前看来，这是最近四十多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绩最显著的领域之一，这不仅体现在成果越来越丰富，更体现在学者们的创新度越来越高。这个领域一些著名学者的成果已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并产生良好反响。例如，申丹教授的一系列成果，尤其是她关于叙事双重进程的成果，在国际叙事学引发热烈讨论。赵毅衡、杨义、傅修延等教授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也已引起国际学界关注，影响较广泛。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叙事学发展40年，由最初对西方叙事学的引介、运用，到现在其领军学者已进入具有相当独立性和创新性的研究状态。
以中国叙事学研究为案例，可以对学术创新的路径做某些归纳吗？记得1995年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论室为笔者文化叙事学成果举办的一个小型学术座谈会上，钱中文先生将中国学者对待西方理论的基本态度通俗地归纳为四种，即照着说，接着说，对着说，说自己的[2]，从本文所论中国叙事学研究而言，这也是四种基本路径，它们之间有关联，也有差别。我们不妨结合当代中国叙事学研究，按照这四种学术研究路径来讨论学术创新问题。
首先讨论“照着说”这条路径。“照着说”的方式有多种，复述、转述、围绕经典原意进行讨论、运用经典理论分析具体案例等，总体上都属照着说的路径。这些研究都是在承认作为学术背景的理论具有权威性和正确性前提下进行的。这种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者对这些著作和理论的译介、转述、复述、注解、运用是否正确和准确的讨论上，中西学术史上这都曾是重要的学术路径。在中国古代，“照着说”的学术路径是主要的，尤其体现在对儒家经学的研究上。西方学术史上这种研究也长期存在，最典型的就是对《圣经》的复述、注疏和讲释。中西学人这种“照着说”的研究，基本是延续“述经式”“注经式”或“证经式”阐释的路径。这种研究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准确了解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经典，是任何有价值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中国当代叙事学发展过程中这种“照着说”的研究大量存在，傅修延先生在2015年出版的《中国叙事学》中说“就其荦荦大端而言，迄今为止国内叙事学研究仍未完全摆脱对西方叙事学的学习和模仿”[3]14。国内学界需要首先客观准确阅读、了解和理解西方叙事学著作和理论，并初步学着运用这种理论分析叙事现象，其价值不可否认。大体归纳一下，“照着说”有三种主要形式：
一是介绍性著述。除了翻译西方叙事学原著外，国内学者自己撰写的介绍西方叙事学的著作也不少，如傅修延的《讲故事的奥秘》(1993年)、《文本学》(2004年)、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1994年)、《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8年)、胡亚敏的《叙事学》(1994年)、罗刚的《叙述学导论》(1994年)、张开焱的《神话叙事学》(1994年)、董小英的《叙述学》(2001年)、祖国颂《叙事的诗学》(2004年)、申丹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合著，2010年)、谭君强的《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2008年)等，大都属于此类。这一类著作对中国学人概要性了解西方叙事学具有重要意义，基本可以归为“照着说”的学术成果。
二是关键词和命题研究。这是围绕西方叙事学的某些重要概念、命题、观点、方法进行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准确理解它们。近四十年来，西方叙事学许多重要概念、命题、方法等，都在中国学术界被认真讨论或者争论过，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多位学者围绕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展开的讨论。钱中文先生在《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上发表一篇文章，对巴赫金复调小说有关作者与主人公对话关系的理论进行介绍[4]，不同理解和认知的若干位学者介入讨论，宋大图、张杰、黄梅等学者先后撰文，就巴赫金复调小说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观点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进行深入探讨①。其后，钱中文先生又发文对自己的理解和观点做进一步阐述[5]。这些讨论或者说争论的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谁的理解更准确？谁的理解存在误解？等等。这次讨论具有标本意义，讨论的核心就是如何才算准确地“照着说”。这些讨论的价值显而易见：准确理解西方叙事学本身，即准确地“照着说”，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三是理论运用。基本路径是将西方叙事学已有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对具体叙事现象研究中，这方面的成果最多。一些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研究者对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常有疲劳感，而文本叙事形式又是常被忽视的领域，西方叙事学的传入正好为这个角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切口。这种研究将所借用的叙事理论当成标准和框架，并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就逻辑而言，分析结果在分析的理论框架中潜含着，它客观上也证明了所使用的叙事理论的正确性有效性，是“照着说”的一种特殊形式。
从学术的创新性角度讲，“照着说”的方式在理论上有创新性元素吗？这要具体分析。上述三种都可能完全是“照着讲”，即复述性、证经性的，也可能加入了一定程度的创新性元素，即有作者自己的独创性研究在其中。如有些著作在介绍西方经典叙事学时加入了较多西方经典叙事学不研究而作者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内容，或加入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一些观点以扩大和丰富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有的著作在介绍时也带有某些检讨性，等等，这些都意味着这些著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创新元素。还有的著作将西方叙事学迁移到中国古代叙事现象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这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李杨教授的《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1996年)，他借鉴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分析模式，随机选取50个中国民间故事，从功能、人物、序列三个方面详尽探析其叙事形态结构。因为他的研究严格按照普罗普的理论和方法展开，印证了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分析模式的普适性，对于中国本土民间故事形态研究又是开拓性的，这是笔者迄今所见对中国民间故事进行形态分析的最地道、最严密的成果，其开拓意义和学术价值显而易见。
又如赵毅衡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一书引入比较的视野，该书在总体框架组织上保留一些西方叙事学的核心概念和命题，但具体讨论中则加入许多西方学者一般不讨论或涉猎较少的中国叙事现象及其特征问题。申丹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合著)、董小英的《叙述学》等书在以西方叙事学核心概念或主要流派理论构架全书的前提下也作了许多个人性研究的延伸。笔者的《神话叙事学》以形式—结构叙事学关于故事主体和故事功能作为核心结构框架前提下，加入了话语构形与形象及角色化特征、神格构成与叙事特征、功能组织与文化逻辑等西方形式叙事学不讨论的问题。并且在所有问题的讨论中，都平等地选择中国和国外叙事现象作为案例进行分析。谭君强的《比较叙事学》一书几乎每章都大量加入中国、印度等国家古代叙事理论和经验的研究。这些都突破了西方神话叙事理论的界限，具有一定新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许多叙事学学者在那些看似“照着说”的叙事学著作中加进了许多“接着说”的内容。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尽管使用的基本概念术语还是西方经典叙事学的，但他用以研究的主要对象却是中国古代的叙事现象。全书分上下两篇，每篇若干章，上篇为“中国小说的叙述学发展”，下篇为“中国小说的文化学研究”，讨论的都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问题。又如胡亚敏的《叙事学》，在扎实严谨地介绍西方叙事学方面获得普遍好评。该书在忠实介绍西方结构叙事学主要理论成果的前提下，引入接受理论的视野，对叙述接受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讨论，从而明显表达了突破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指向。她还将硕士论文《金圣叹叙事理论》附于书后，拓展读者对中西叙事理论差异的认知。
并不是只有这几部著作具有这种特征，本文第一节列举的不少学者的著作，在介绍国外叙事理论的同时，要么添加了大量他们认为应该进入叙事理论、但被西方学者忽略了的内容，要么对国外叙事理论成果进行清理和检讨，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都具有在“照着说”的框架中注入许多“接着说”的内容的特征。大量“照着说”的成果总体上创新度有限，主要以准确理解、传达、转述或使用某种叙事理论为目标，但其仍有重要价值，学术对话需建立在对对象的准确了解基础之上。“照着说”是学术创新的前提，更何况许多相关研究成果中也有不少突破其研究对象的内容。直到今天乃至以后，在与西方叙事学同行的交流中，“照着说”仍将是必要的。
“接着说”是指研究者顺着参照对象的逻辑，在其结束的地方开始自己的研究，或是对已有成果进行进一步深化性研究，得出新的结论，或是对其没有涉及、但在逻辑上可以推演延伸出的领域进行拓展，并提出新观点，建构新理论。这可能存在三方面的创新：一是对学术背景的反思和深化，二是新领域的发现，三是新观点的提出。
在当代叙事学中，这种“接着讲”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西方当代叙事学的奠基人之一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被认为是“为现代叙事理论树立的最重要的先例……成为结构主义人物理论的基础”[6]，相当意义上讲，后来结构叙事学应该是“接着讲”的成果。但法国结构叙事学家们并没有完全重复普罗普的理论，而是要么对他的理论进行检讨和深化，要么对他的理论的不足进行弥补，要么对他的理论未涉领域进行拓展，《故事形态学》只是在叙事研究的总体方向上提供了一个指引。对民间故事角色类型和功能模式的归纳是这部著作最核心的成果。无数民间叙事作品的人物千千万万，但角色类型可以简化为很少的7种，人物具体行动纷繁复杂，其功能(行动)单位可以归纳为很有限的31种。这一成果到格雷马斯那里，按照结构语言学的模式进行了更进一步简化和重新命名组合，归纳出三组六个行动元和二十种核心功能单位，格雷马斯做的就是典型的“接着讲”的工作。其他结构叙事学家如罗兰·巴尔特对文本叙事结构进行细致分层描述，托多罗夫对叙事语法进行高度抽象的提炼，布雷蒙对故事组织的逻辑进行细致推演，热奈特对叙事话语进行开创性的细致描述等，都和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关联在于，这些学者都是从叙事形态角度切入对叙事作品研究的，并且都将研究重心放在文本的话语和故事层面，致力于这两个层面的研究；
区别也是明显的，所有结构叙事学家们，都有更强烈的以结构语言学作为元理论的意识，而这是普罗普没有的，所以，他们对叙事文本的构成和规则有远比普罗普系统、丰富和全面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从普罗普对叙事形态描述发展出来的，但从方法到结论又大大超越了普罗普的理论视野范围，丰富和发展了叙事学的领域和成果。
而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叙事学更是将叙事学的研究范围、观念和方法不断迁移到新的领域，如诗歌、戏剧、电影、电视、动漫、史著等，甚至音乐、舞蹈、雕塑、摄影、广告、心理分析、医学、法学、教育学等也都成为叙事学研究的领域，这是在经典叙事学基础之上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大扩张。同时，在语言学基础之外，还从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修辞学、认知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视角切入叙事问题研究，大大丰富了叙事研究的领域和角度。这些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的扩大与丰富，导致了众多叙事学分支产生。
在中国当代叙事学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照着说”的基础上，学者们“接着说”的意识日趋强烈，这种“接着说”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叙事学已有成果进行检讨，从而提出具有深化性的新见解；
二是将西方叙事学理论用之于新领域的拓展，并由此得出新结论或新观点。二者有时候是分开的，有时候则结合在一起。中国学者这方面的成果十分丰富，如徐岱的《小说叙事学》(1992年)、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1998年)、《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合著，2006年)、《双重叙事进程研究》(2021年)、乔国强《叙说的文学史》(2017年)、董小英《叙事艺术逻辑引论》(1997年)、张开焱的《文化与叙事》(1994年)、《叙事中的政治：当代叙事学论著研究》(2021年)、唐伟胜的《文本、语境、读者:当代美国叙事理论研究》(2013年)、尚必武的《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2013年)、《跨国界的非自然叙事:跨国和比较视角》(2019)、龙迪勇的《空间叙事学》(2015年)、方英的《小说空间叙事论》(2017年)、江守义的《叙事形式与主体评价》(2005年)、陈然兴的《叙事与意识形态》(2013年)、谢龙新的《文学叙事与言语行为》(2017年)、王委艳的《交流叙述学》(2022年)等，都大体属于这一类的成果。这些成果要么围绕西方叙事学的已有成果进行研究，对其价值、启示进行发掘，同时也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揭发和深入探讨，要么在介绍西方叙事学的理论中，加入很多西方叙事学没有关注或有意回避和拒绝的问题于其中，要么从西方叙事学已有理论出发，逻辑地推演出其未曾注意到的领域，并对其加以深入讨论，从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上述方面，中国学者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六个典型案例可稍加介绍。
对西方已有叙事学成果进行深入检讨，分析其价值，揭示其问题，并提出新领域、新观点和新理论以深化和拓展它们，这方面中国学者最成绩突出的是申丹教授。她一直活跃在国际叙事学界，发表出版大量学术论文论著，不少学术观点和成果获得广泛关注，其中她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隐性(双重)叙事进程问题的研究成果，这基本是沿着西方经典叙事学方向逻辑地拓展的一个领域。总体上看，无论是俄欧叙事学，还是英美小说叙事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叙事文本显性进程和叙述要素的研究。申丹教授发现很多小说实际上在显性进程之下，还存在一个隐性叙事进程，两者的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她指出：“在不少叙事作品中,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在富有张力的关系中共存。‘隐性进程’是一种强有力的隐蔽叙事动力,不同于以往挖掘出来的各种深层意义，它以其独特的方式使读者反应复杂化。显性和隐性进程在作品中从头到尾并列运行。情节发展本身可从各种不同角度阐释,而与之并行的隐性进程则进一步呈现出与之对照甚或对立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美学价值,邀请读者做出更为复杂的反应。这两种叙事动力以各种方式产生互动,从和谐互补一直到剧烈颠覆。”[7]十多年来，她通过一系列论文从具体文本分析到理论探讨两个层面揭示和论证双重叙事动力和隐性叙事进程的存在以及其理论特征。从逻辑上推断，文本有显性叙事进程，就可能有隐性叙事进程，而且它们并不一定简单同向，从叙述主体角度看也必然存在双重叙述动力。所以，申丹的认知是能成立的。但“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对叙事作品的探讨一直聚焦于情节发展。若要挖掘和解释‘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动力,在叙事学、文体学和翻译学等领域,都需要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对现有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模式加以拓展或革新”[7]，西方叙事理论基本是建立在对叙事显性进程基础之上的，申丹的有关研究在逻辑上就是显性叙事研究领域的延伸、发现和拓展。而这也必然产生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必然产生新的认知和理论，从而更新叙事学已有的观念和知识。申丹就此发表的系列研究成果已在国际叙事学界引起广泛影响，美国《文体》期刊2021年春季刊将全部篇幅用于探讨由申丹首创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为此特邀申丹以《“隐性进程”与双重叙事动力》为题撰写“目标论文”,并邀请九个国家的十六位学者就此分别撰文发表各自的观点,然后再由申丹撰文逐一作答。这是文学研究领域西方顶级杂志第一次用主题特刊的方式集中探讨一位中国学者的理论创获[8]，正是申丹广泛国际影响的证明。
赵毅衡先生的《广义叙述学》(2013年)是另一个典型案例。西方经典叙事学基本是狭义叙事学，即它是建立在以语言为媒介的叙事作品(尤其是神话、民间传说和小说)基础之上的。后经典叙事学从媒介传播特征或职业特征角度对不同媒介与职业的叙事活动进行拓展性研究，于是就有了影视、音乐、舞蹈、戏剧、图像、教育、法庭辩论、医疗、经济、精神分析等领域的分类叙事学。还有从不同社会文化理论视角切入叙事问题研究，于是就有了叙事文化学、叙事政治学、叙事社会学、叙事伦理学、性别叙事学、后殖民叙事学、空间叙事学、认知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等主题性分类叙事学。基于不同媒介叙事研究的众多细分性叙事学，在逻辑上预留了一种可能，即一种超越各种差异性媒介和角度的、以一统万的广义叙事学，这种逻辑可能性在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中变成现实。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以符号学作为基础，将所有叙述活动看成是一种符号活动，这使人类所有叙事活动找到了一个共同基础，他从符号叙事特征角度推演所有叙事活动的基本构成特征、规则、规律，在这个前提下再探讨不同符号的叙事特征和规律，由此建构起一个逻辑上能囊括所有叙事活动的理论体系，《广义叙述学》基本是沿着形式论和符号论相结合的思路推演建构的。从逻辑上讲，从符号学角度建构一个囊括所有叙事现象的理论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种思路也正是经典叙事学思路的逻辑延伸。经典叙事学追求建立对所有叙事现象都有效的理论，在逻辑上必然诞生一门建基于符号学基础之上、对所有叙事现象都有效的广义叙事学。赵毅衡先生的广义叙事学是典型的“接着说”的成果。
第三个典型案例是谭君强先生的审美文化叙事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谭君强的学术研究兴趣一直集中在叙事理论研究，除先后译介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初版本和修订本外，还出版发表了大量研究性论文论著，是在这一领域成就卓著的学者。他的成果中既有研究西方经典和后经典叙事学的，也有研究中国著名作家鲁迅叙事艺术特征的，还有独立建构自己叙事理论的。“审美文化叙事学”是其独立建构自己叙事理论的重要成果，除发表许多学术论文外，他先后就此出版《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2002年)、《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合著，2011年)，系统展示了他“审美文化叙事学”的基本思考和构想。在谭君强的理论中，“审美文化”的范围包含了文学、影视、广告、戏剧、舞蹈、音乐等所有具有审美特征的艺术符号样式，尽管罗兰·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文中一开始就说叙述不仅存在于文学中，还存在于人类许多符号形式中，但西方经典叙事学主要还是以神话和小说作为其研究对象的，这在逻辑上就暗含了将叙事学对象扩充到文学之外广大审美性符号叙事样式中的可能性。如果说赵毅衡的广义叙事学是建立在符号学基础之上的，那么谭君强的审美文化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就要相对有限一些，只针对那些有审美特征和价值的符号样式，这使他们注意的重点也因此而有区别，谭君强更关注的是叙事文本的审美特征，关注叙事方式、策略、形式等如何能创造和传达特定的审美意义和价值，这种关注其实早就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中(2000年)，可以说，这是他三十多年叙事学研究关注的重心所在。西方叙事学基本不关注叙事的审美问题，谭君强的“审美文化叙事学”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在逻辑上是“接着说”典型成果。
第四个典型案例是乔国强教授的文学史叙事理论研究。二十年来他在叙事文本研究、叙事理论研究等领域成果颇丰，尤其是在文学史叙事理论研究领域，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他的《叙说的文学史》是国内外第一部从叙事学角度研究文学史撰写的理论著作，他在对中外文学史撰写的各种理论，尤其是西方多种著名文学史理论问题的分析基础上认定文学史是一种叙事活动，从叙事学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就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他将叙事学的一些理念和方法用之于文学史研究，从文学史的虚构特征、时空构成、伦理意涵、文学史叙述主体(叙述者)的三重身份、文学史的三重世界、文学史话语构成等方面，深入讨论了文学史的叙事特征和独特性，建构起文学史叙述的一套基本理论，这个理论体系获得学术界广泛关注和好评，有学者评价他的文学史叙说理论“在当前的叙事学界独树一帜，是中国叙事学界对国际叙事学界的一份贡献”[9]。三十多年来，后现代叙事学已经由单数的经典叙事学变成了复数的叙事学，叙事学从文学研究向人文社科领域蔓延，文学史撰写领域在逻辑上也可以成为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之一。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将乔国强的文学史叙事理论视为在一般叙事学和历史叙事学的空白领域“接着说”的成果。目前来看，他的文学史叙事理论在中外叙事理论研究中还是填补空白之作，其独特价值显而易见。
第五个案例是尚必武的非自然叙事学理论研究。非自然叙事学是近二十年在西方兴起的叙事学一个分支，目前方兴未艾。尚必武在继2013年出版了《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后，2019年其新著《跨界的非自然叙事：跨国与比较视域》作为美国劳特里奇出版社“中国视野”丛书之一隆重出版。该书在西方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接着说”，他将非自然叙事理论与伦理批评理论、修辞论叙事学结合，还提出以非自然叙事理论不研究的“非自然情感”为研究对象，超越了已有的非自然叙事理论的论域。该书最令人注目的当然还是作者将比较和跨界的方法引入非自然叙事研究中，扩大了非自然叙事理论的研究视野，也丰富了这一理论研究的方法和领域。作者认为，目前非自然叙事理论研究基本是由英美学者主导并以西方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明显体现出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因此有必要引入比较叙事学的视野，这一视野追求在叙事理论领域中去殖民化，将那些被边缘化和被忽视的国家和民族的叙事理论和叙事经验引入研究视野，为此他在著作中专辟两章，分别研究中国古代和当代的超自然叙事作品(如古代的鬼怪故事与当代的穿越小说)，同时还专门选择伊拉克作家作为研究对象，这些都打破了非自然叙事理论已有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尚必武以开拓性、国际性和前沿性为研究目标，以问题意识、本土意识和对话意识为研究导向，重新界定当下叙事学研究的前沿议题，挑战在西方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然化解读与非自然解读策略，超越西方学界对非自然叙事学的现有研究。他重点反映了中国学者从比较与跨国的视角对世界文学作品的批评性接受和批判立场，实现了与西方研究同行的平等对话，赢得对方的认可与尊重。
第六个典型案例是龙迪勇的空间叙事学研究。西方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基本是建立在对叙事文本时间性研究基础之上的，对于叙事文本中空间的研究相对忽略。尽管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弗兰克的《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50年代法国学者加斯东·巴士拉的《空间的诗学》等已经对文学的空间问题进行过开创性的研究，70年代以后的西方文化和美学的“空间转向”也突出了空间的重要性，但在叙事学中，空间问题确实未曾获得与时间同等程度的重视。因此，在逻辑上，建立在时间性基础之上的西方叙事学就内在地预留着以空间性为基础建构一门叙事学的可能性，龙迪勇的《空间叙事学》就使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他也是在西方叙事学终止的地方“接着说”，从而开拓了叙事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在“接着说”方面取得较好成绩的不仅上面几位学者，像徐岱的小说叙事学研究、高小康的明清小说叙事图式与意识形态研究、笔者的文化叙事学研究都有创获。中青年学者中唐伟胜的物叙事研究、谭光辉的小说叙事符号学研究、谢龙新的叙事述行问题研究、方英的空间叙事问题研究、王委艳的叙述交流研究、陈然兴的叙事政治问题研究等，在西方已有叙事理论基础上都有所发展。可以展望，中国学者还会有更多的创新成果出现，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叙事学创新的另一个路径是“对着说”，所谓“对着说”，就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中，寻找与西方叙事学相异甚至完全相对的叙事学研究领域，并提炼出相应理论的方式。这种路径中，最典型的就是以中国古代叙事理论或叙事现象为对象，从中归纳出一套不同于西方已有叙事学的观点或系统理论。学者们认为，当代西方叙事学主要是以欧美为主的叙事现象为对象，对中国叙事现象的概括力和适用性十分有限。以建构具有普遍有效性知识系统为目标的西方叙事学并不具有普遍性，实际上也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傅修延先生指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叙事学，统统属于‘地方性知识’的范畴”[3]36。因此，建基于中国古代丰富浩繁的叙事现象和叙事理论基础之上，提炼出一套或多套具有中国特色、能充分表达中国叙事特征和传统的叙事理论，就既是可能的，也是中国学者的责任。
基于这种认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批学者先后转向中国叙事学研究，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在学术著作方面，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1995年)、《中国叙事学》(1996年)、高小康的《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2005年)、赵炎秋主编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全三册，2011年)、江守义的《唐传奇叙事》(2006年)、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1999年)、《中国叙事学》(2015年)、《听觉叙事研究》(2021年)、张世君的《红楼梦空间叙事研究》(1999年)、《明清小说叙事概念研究》(2007年)、张开焱的《世界祖宗性型神话：中国上古创世神话源流与叙事类型研究》(2016年)、董乃斌主编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2011年)等都属于此类。董乃斌、傅修延分别主持了国家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叙事性问题研究”和“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系列著作即将出版，这些成果总体上是显在或潜在地沿着与西方当代叙事学逆向对行的路径展开研究的。
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叙事问题研究取得不俗成果，加拿大学者浦安迪在北京大学系列讲座基础上成书的《中国叙事学》(1996年)是一个代表，这部书对中国学者研究本土叙事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但比较简略浅显，中国学者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这部书。中国学者杨义和傅修延各有一部以“中国叙事学”命名的学术著作，比较之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杨、傅二学者著作的丰厚和独特性。
就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来讲，整体框架与西方叙事学著作大不一样，以结构、时间、视角、意象四个关键词设篇组书，每篇都结合中国叙事现象和作家创作实际过程的特征，对其所涉问题进行精心设计，并作出独具特色的论析。例如首篇《结构篇》中，作者借鉴李渔“结构第一”的戏剧理论，首先解释“结构”在中国古代不仅是名词，更是动词(这和西方结构叙事学的“结构”相区别)，指的是作家构思作品时对作品宏观组织构架的设计和创造过程，这就使他的叙事学一开始在关键词的使用上就具有中国本土的特殊含义。而且这样使用“结构”，就既将叙事文本的宏观构架和设计、组织、创造这种宏观构架过程的双重含义有机融合到一个词汇之中。这样的理解内在地设定了作者切入结构问题的研究角度和路径，即从作品的宏观叙事构架组织的生成过程、动力、规律、技法等等角度来研究叙事结构问题，而西方叙事学的“结构”恰恰是名词，指文本已成的客观组织形态和规则，完全不内含过程性和主体性。所以，杨义叙事学的《结构篇》中主要研究的叙事问题有结构的动词性与“精神契约”、结构的技与道的双构性思维、结构的要素、结构动力学、结构形体发展的五个主题，这五个二级题目下面又包含着众多的三级题目，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叙事文本或叙事理论中特别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西方经典叙事学都不涉及或不从这样的角度涉及。杨义中国叙事学研究贯穿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中国古代叙事中的所有问题、作家创作叙事文本的所有环节所有构成都渗透了中国古人对于天地自然哲理、历史发展之道、个人生命真谛的哲性思考和领悟，渗透了中国特定文化观念和文化精神，如中国古代叙事组织、技巧中有天道和结构中有生命。因此叙事研究也不仅是一个客观分析死对象的技术性过程，而是要投入研究者的生命体验，从有限中领悟无限、从具体中参解天道、从叙事结构中感受生命脉动的过程。杨义并不只是站在叙事文本外面冷静地解剖分析文本，而是既从文本之外又从文本创作过程的双重视角透视和分析文本。他有超强而丰富的文本感受力和领悟力，并将这些感受和领悟以充满灵性和理论色彩的语言表达，这使他的论析充满了丰富的个人感受性和领悟性、同时又具有理论的可传达性和理解性。在中外叙事学论著中，他的这部著作最具有感受性和理论性结合的特色。
傅修延先生的《中国叙事学》也独具特色。近四十年间，傅修延的学术道路贯穿了中国叙事学发展全过程，早年他有“照着讲”的《讲故事的奥秘》，但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他迅速转身投入对中国本土叙事问题的研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中国叙事学》是这一转向的结晶，前者以对先秦叙事实证研究的方式，从源头上研究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在中国早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这些刻写在简帛、甲骨、金石、建筑物等介质上的图画和短小的记载性文字，从来不被叙事学研究者注意，但在傅修延那里则具有叙事源头的意义，被深入研究。他的研究揭示，正是这些早期叙事的涓涓细流，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汇聚成了后世雄伟的历史叙事和繁复的文学叙事的长江大河。《中国叙事学》作为他对中国叙事问题系统研究的理论成果，具有标本意义，故略加介绍。这部著作在总体结构上，有意打破西方叙事学乃至西方大多数理论建构过分追求形式逻辑严密性的基本思路，全书除绪论外，主体部分分为“初始篇”“器物篇”“经典篇”“视听篇”“乡土篇”。这种总体结构框架不具很强逻辑性，而有一定的时间性和主题性。从华夏民族远古神话“元叙事”，到早期器物(青铜器与瓷器)中体现的叙事特征，到秦汉以后经典的文人和民间叙事作品和文类的特征，再到这些叙事文本中体现出的视听倚重，突出中国古代叙事对听觉的特别倚赖，以及听觉叙事研究的重要价值。最后“乡土篇”通过对羽衣仙女传说和许逊传说的个案研究，探讨古代叙事传播的一些规律性现象。这些内容板块之间逻辑性相对松散，让人感觉到它们像是几篇专论。傅修延并非不知逻辑结构的规则和奥秘，他早期的《讲故事的奥秘》一书整体结构就比较有形式逻辑上的程序感和严密性，所以本书采用超逻辑的专论性结构，明显含有不愿因循西方叙事学惯有思维模式的深意。在该书导论中他专门讨论过西方经典叙事学借鉴结构语言学的方法和概念带来的弊端，指出其体现出一种“物理学钦羡”，实际上是以自然科学作为最高原则的。他说：“经典叙事学表面上是以语言学为师，其实是在语言学引导下努力趋近‘精密深细’这一自然科学的目标。”[3]4而依赖自然科学的硬规则和硬逻辑，很难充分体现和展示人文学科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多样性、精神性和个性化特征，这正能说明他何以要使用超逻辑的方式结构全书的内在认知和追求。不仅在整体结构上，在每一篇中讨论的主要问题他也很少使用西方经典叙事学那些惯常的概念术语，而是另起炉灶，从中国古代叙事文本实际中提炼一些概念以构成自己的概念群。《中国叙事学》“器物篇”中论及青铜器上的“前叙事”，通过对“纹/饰”“编/织”“空/满”“圆/方”“畏/悦”等五对范畴的讨论，梳理出“前叙事”与后世叙事之间的内在关联。基本概念的不同，意味着切入的角度、关注的领域、呈现的对象和建构的理论必然不同，这使得傅修延这部《中国叙事学》比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在整体结构原则和基本概念使用上与西方经典叙事学距离更远。这样的追求在笔者看来利弊各有，但从与西方叙事学“对着说”，以追求自己学术研究的独特性和创新性角度讲，这种路径和追求值得肯定的成分更高。傅修延这种另辟蹊径的追求和成果不仅在国内学术界获得高度关注，也获得国际学术界良好评价。由德国著名出版社斯普林格发行的国际权威期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以22页的篇幅发表他的长文《青铜器上的前叙事与中国叙事传统》，论文指出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萌芽状态与原生环境，就像小说出现之前有各种各样的“前小说”一样，人类正式讲述故事之前也应有形形色色的“前叙事”存在——青铜时代历时1500多年，从叙事学角度观察青铜器上的“前叙事”，梳理“前叙事”与后世叙事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为认识中国叙事传统的谱系提供一种新的角度。
在“对着讲”的路径上，赵炎秋主编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三卷本)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西方学者对他们的叙事思想史的清理都要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起，中国有自己的叙事思想史吗？赵炎秋这套书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史进行全程性清理和研究的书，在这部三卷本著作中中国古代叙事类型特征和叙事学思想之间的关联性得到凸显，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或概念得到清理，展示出中国古代不仅叙事文类、构成、特征和传统与西方有明显区别，叙事思想和一些核心概念也有不同。
并不只是上面介绍的杨义、傅修延、赵炎秋等学者的叙事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对着讲”的意识，本文上面列举的叙事学成果都有意无意显示出这种思维取向，如高小康的《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从对中国古代叙事观念的清理入手，揭示中国古代以小说为主体的叙事文类观念，渗透了意识形态即中国特有的文化观念。这种意识形态又内化为叙事艺术中的世界图景，并影响到叙事文本的叙事特征和风格。张世君20世纪90年代的博士论文《红楼梦空间叙事研究》是国内学术界首次从空间角度对《红楼梦》叙事世界构成进行全面描述的著作，具有开拓性意义。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不俗成绩。董乃斌的《中国小说的文体独立》(1994年)通过文学与“事”的叙述关系及其发展历程，把叙事文学分为含事、咏事、叙事、演事四种类型和四个阶段，颇有新意。《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论稿》(2017年)从中国古代诗歌、小说、民间文学、史传叙事以及文论、史论中的叙事观念等方面对中国叙事特征和传统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江守义的《叙事形式与主体评价》(修订本，2017年)从叙事基本理论角度探讨叙事形式与主体伦理意图和评价的关系，突出运用中国古代小说和文论资源，提炼出若干有中国特色的观念。笔者的《世界祖宗型神话——中国上古创世神话源流与叙事类型》对中国上古四个创世神话故事进行还原性清理，对其故事组织规则进行研究，发现中国上古所有创世神话故事主体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创世神都是特定族群祖宗神，故而笔者将其命名为世界祖宗型神话。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大英百科全书》“人类创世神话理论与类型”词条将人类所有创世神话故事归纳为五种类型，这五种类型中唯独没有世界祖宗型，这意味着中国上古创世神话故事类型特征没有在其概括中获得表达，而创世神即祖宗神，恰是最突出地表达了中国上古强烈的血缘宗法意识的创世神话故事类型，对中国文化具有源头意义。上述这些都是“对着说”或具有“对着说”特征的成果。
“对着说”，意味着中国叙事学学者的本土意识、独立研究意识和对话意识越来越强。笔者在新近出版的《叙事中的政治：当代叙事学论著研究》一书后记中回顾自己对西方叙事学理论的认知和态度，“经历过一个从仰视性接受到审视性接受的过程”[10]，我想这是很多中国叙事学研究者都经历过的。他们都曾以一个聆听者和复述者的角色面对西方叙事学的成果，但后来他们不再满足于以西方叙事学为模板“照着说”，而更追求“接着说”或“对着说”。杨义先生这种“对着说”的意识十分强烈，他在《中国叙事学》的开篇中就强调中国文化和中国叙事自有渊源、特征和传统，与西方叙事现象既有相通之处更有相异元素。他说“二者之间存在着异质、异源、异流、异态等种种带实质性的差异”[11]6-7，这种差异是西方建基于语言学基础之上的叙事学无法圆满加以覆盖和表述的。他说当他看到西方学者对于《红楼梦》和鲁迅茫然不知时，“我觉得自己多少有资格对西方叙事学的‘世界性’产生怀疑”[11]4。他主张中国叙事学研究要奉行“对行原理”，“彼此相待为之对……‘对’之义在于注重文化交往中的主体性。举步来往谓之‘行’……因此‘行’之义在于强调文化交往中的开放性”[11]7-8。傅修延先生也在《中国叙事学》中很明确地主张中国叙事学研究要“穿透影响迷雾和回望自身传统”[3]14，他说的“影响迷雾”指的是对西方叙事学的仰视性心态，是将西方叙事学当成一种普适性知识的认知。他主张“回望自身传统”，那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大有别于西方叙事传统且一直被西方叙事学忽略的一个叙事海洋和独特传统。正是这种“对着说”的意识，使中国学者不再简单按照西方叙事学模式进行叙事研究，而是运用逆向思维，寻找西方叙事学没有涉猎的领域，建构与西方叙事学具有对话性的理论。而这个西方叙事学没有涉猎的领域，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首先是中国本土源远流长的叙事领域了，以这个领域为对象，建构出与西方可以对话的叙事学理论，既是可能的也是中国学者的责任和使命，还使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对话中获得独特性的资源。
中国叙事学界在“对着说”的路径上也存在一些需要面对的问题，对此王瑛在《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一书中有较好的提示，其中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是中国不同学者建构了不同的本土化叙事理论，但跟随响应、将之用于中国本土叙事研究的学者并不多，未能形成学派；
二是有些学者过度强调民族性而忽略了叙事规律的一般性、普遍有效性。这是在“对着说”的路径上的中国学者应该特别注意的。
“说自己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学术创新路径吗？这首先取决于如何理解这个命题。什么是“自己的”？稍微宽泛一点看，“照着说”的成果中有许多其实是中国学者自己的总结和发现，具有某些“对着说”的质素。“接着说”和“对着说”，自然更是“说自己的”。“接着说”，是学者遵循顺向思维规则，从作为背景的理论知识体系中，看到了它们存在的问题或空白领域，因而进行深化性或矫误性或延伸性研究，这些研究中所体现的发现和理解，基本是学者自己的。至于“对着说”，是研究者遵循逆向思维规则，去寻找与学术参照背景相反、相异的研究领域、得出相反相异的理论观点。这当然是研究者自己探索、思考的结果，也是“说自己的”。因此，“说自己的”理应包括上面“接着说”“对着说”的方式，但前面两种方式和路径都囊括不了“说自己的”的全部路径和方式，所以有必要单独作为一种包含了多种方式的创新路径提出讨论。
如何界定“说自己的”？一个核心标准应该是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和什么路径，其所讲的都是别人没有讲过的，都是带有明显的言说者个人发现和标记的。按照这个标准，“接着说”和“对着说”的许多成果应该都是“说自己的”方式和路径之一。但在这两种之外，还有其他“说自己的”方式和路径吗？笔者觉得下面两种最为重要：
一是超越顺向-逆向思维模式，追求在学术背景基础之上综合创新的言说。有一类学者的研究成果，看不出与特定学术背景简单的顺向或逆向关系，他主观上也不单纯地以顺向或逆向思维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而是以一种超越顺向-逆向思维方式，追求综合创新的立场来对待已有学术背景的。作者将自己的理论建基于综合众多相异或对立的思想基础之上，形成一种非此非彼、亦此亦彼、彼此互渗的理论。作者当然也有自己的基本框架，但它们与已有学术背景却非简单顺-逆关系，而是一种顺-逆兼有、超越顺-逆的综合关系。国外当代学者中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是典型的代表，四十多年来，詹姆逊驰骋欧美文化与文论前沿，不断以自己的理论搅动和影响西方文化与文论的走向。他的理论中几乎可以看到近现代和当下西方那些最有影响的文化、美学和文学理论思想家、学者和流派的理论元素，这些思想家、学者、流派的理论之间可能互有对立或矛盾，但在詹姆逊的辩证阐释体系中，它们都在不同层次获得了特定的地位和价值，同时也显露出各自的历史和理论局限。有人曾批评詹姆逊的思想是个大杂烩的拼盘，没有个人独立的思想立场，这样的批评显然没有看到詹姆逊令人眼花缭乱论述后面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这个基本理论框架在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等书和论文有明确表达，那就是将“生产方式”作为基础性符码来建构自己的社会结构理论框架。他很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一个主导符码(a master corde),但这个主导符码并不像人们有时所认为的那样是经济学或者狭义上的生产论，或者作为局部事件/事态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主导范畴，即‘生产方式’本身。”[12]强调“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中的统摄地位，这是詹姆逊从阿尔都塞那里借来的，但在他这里做了创造性地发挥和延展。在此基础之上，他特别强调通过辩证法的运用，整合形形色色的近现代各种思想家、学者和流派的理论资源，在不用层面和阶段利用它们的合理性达致对文化、文学和社会现象的历史分析。因此，在他的理论中，所有这些近现代西方各种理论家、各种流派的思想都被信手拈来地加以利用，这些思想都在其理论体系中获得自己的地位，展现自己的阐释能力，同时也显示出自己的局限性。因为詹姆逊有自己的终极性解释框架，所以他有自己的立场和目标，但这种目标不是通过单纯地依赖对某种理论的顺向或逆向思维方式和路径完成的，而是通过对众多相关理论资源既超越又综合的辩证利用和阐释完成的，他的路径我们可称之为“综合创新超越”的路径，这应该是一种独特的“说自己的”言说方式。
在叙事学研究中要具备这种“说自己的”言说方式，需要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思维和差异比较意识。二元对立的逆向思维方式，为中国学者寻找和发现作为背景的西方叙事学理论之外的领域——尤其是中国本土叙事资源——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学者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努力寻找和突出中国叙事学中与之相异的叙事构成特征和传统，以建构富有特色的中国叙事理论，这是迄今最有成就的研究领域之一。但也应该看到，逆向思维和差异性比较的方法路径可以将各自的差异性特征突显出来，并且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放大而有意无意忽略和遮蔽双方相同相近的构成，因而也暗含了某种局限。同时，这种思维方式和追求潜含一个问题，即人类有可能建构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叙事理论吗？如果认为追求普适性的西方叙事学不具有普适性，只是一种地方性理论，并不能有效覆盖和解释中国叙事文类的历史源流、结构特征和传统，那不是正说明应该建立一种超越中西的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互融的具有普适性的叙事理论吗？这个问题是运用逆向思维的学者必须面对的。
研究中国叙事学的学者大都会尽力突出中国叙事现象中那些和西方叙事现象差异性比较突出的叙事构成和特征，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就不以追求建构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叙事理论为目标，一些研究中国叙事学的学者们在实际上确认了自己所研究的叙事学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相当意义上其内在潜藏着一种抵抗性心理，这种心理既有价值也有局限性，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掘了中国叙事现象的特征和价值，局限性在于自己将这种理论定位为只能解释中国叙事现象，而不具有普适性。但西方叙事学家们的目标可是要建构一种对人类所有叙事现象都有解释力的叙事理论的，我们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并未实现这个目标，但他们的主观追求却是理论的普适性。因为这种求异性抵抗心理，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实际上我们的中国叙事学研究还是被西方叙事学预设了，这使得我们既是在“说自己的”，但“这样说”深层仍然受“他者”潜限。
有没有一种超越单纯的顺向-逆向思维的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互融的“说自己的”方式？詹姆逊那种超越对立、整合创新的方式可能是值得借鉴的。在这种言说中许多在别人看来对立的理论元素都能获得一种熔炉般的收纳和重铸，而被用之于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独特理论目标，我将这种方式称之为综合-创新-超越的方式，这种方式也许是我们在未来的叙事学研究中应该注意和追求的。在追求发现自己民族叙事现象和传统的独特性基础之上，进一步融合中西，概括提炼对人类各民族叙事现象具有普适性的叙事学概念、命题和理论模式，这应该是中国叙事学家们的任务之一。西方叙事学家们对理论的普适性追求是值得肯定的，尽管他们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许多中国叙事学者的研究中其实都包含有这样的潜质，像赵毅衡的广义叙事学研究、傅修延的听觉叙事研究、谭君强的审美文化叙事学研究、笔者的神话叙事学与文化叙事学研究、龙迪勇的空间叙事学研究、谭光辉的小说符号哲学研究等，其实都有这样的追求和意识。傅修延教授的《听觉叙事研究》将中西叙事文本和理论资源都当作自己的参照对象，尽管他更倚重中国资源，但并不简单将听觉叙事认定为只是中国古代叙事的突出特征，而更多的是从人类叙事活动的古今之变角度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迄今为止的中西文论均有过度倚重视觉之嫌，当前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些文论术语如‘视角’‘观察’‘聚焦’‘焦点’之类，全部在强调眼睛的作用，似乎视觉信号的传递可以代替一切。很少有人想到我们同时也在用耳朵和其它感官接受信息。”[3]241这正是他研究听觉叙事的原因和意义之所在，他认为“在当前这个过分倚重视觉的‘读图社会’,人们的听觉敏感和想象力正在逐渐丧失……讲故事本来是一项诉诸听觉的行为,从听觉角度重温叙事作品中的相关书写,既是为了抵抗日趋严重的视听失衡,也是对人类叙事‘初心’的一种回望”[13]。他的听觉叙事研究是基于人类具有普遍性的叙事历史进程中的共同现象而展开的，尽管在这个研究中他仍在突出中国古代文化与叙事中突出听觉的传统(如突出中国古代文论对“物感”“听无”“大音希声”“渊默而雷声”“无听”等的强调[14]，借用麦克卢汉关于中国古代人是“听觉人”的说法，强调听觉叙事对中国古代叙事的特殊重要性等)，但他的整体理论基础则是建立在人类听觉与视觉叙事的古今之变这个历史现象基础之上的，其理论所覆盖的范围也具有普适性。
“说自己的”还有一条路径不可忽略，那就是似无依傍，独出机杼，原创性地提出自己独特的理论或观点，这最有难度、但也最具有原创意义。这里说“似无依傍”不是说和学术背景、学术积累无关，而是说看不出与特定学术背景的简单影响关系(其实这种影响关系实际仍然是隐在的)。能在这条路径上有所成就的学者，除了一般学者所需要的才、学、识外，最关键的是有过人发现力和理论原创力，这种发现力和创造力既与他的知识、理论积累有关，但又远远超过了这些。我们发现在学术史上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理论家，他们在提出自己具有原创性理论的时候，往往不是知识与理论积累最丰厚的时段，而是相对年轻、思想最活跃、思维能力最强的时段。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奠定尼采“悲剧精神”核心美学思想的《悲剧的诞生》一书，是他26岁时候出版的；
影响了卢卡奇一生对小说“总体性”特征认知的《小说理论》，是19岁以前写的；
奠定了西马理论基础、被评为卢卡奇哲学著作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多，也许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的”[15]《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是他37岁完成的；
等等。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如果细究，都与某些思想学术背景有关，但都超越了这些思想学术背景，而提出了自己具有原创性的理论。
这里最典型的学者之一是巴赫金。巴赫金影响深远的复调小说理论和对话主义理论是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问题》(以沃洛希洛夫之名出版②)两书中分别表达的，它们出版于1929年，文稿大约完成于1925年至1928年间，那时他才30岁上下，年纪很轻，学养和知识积累都不能说很丰厚。但在这一阶段他却提出了原创性的理论。这原创性在叙事学领域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巴赫金建基于对话主义、狂欢化理论基础之上的叙事理论，这一理论在西方叙事理论的系谱中一直是令人棘手的问题，它无法归类到任何一类叙事理论谱系中，这在詹姆斯·费伦等主编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中有典型证明。该书“叙事理论的历史”一编中，由戴维·赫尔曼和莫妮卡·弗卢德尼克两位名家分别按照欧陆形式—结构叙事学和英美小说叙事理论与后经典叙事学路径撰写的叙事理论发展史中，巴赫金却榜上无名。所以，该书主编又邀请另一位叙事学者赖恩·麦克黑尔再写一章，专门讨论和介绍巴赫金的叙事理论。麦克黑尔在该章一开始就说：“有一个幽灵缠绕着叙事理论……这个幽灵不是别人，正是米哈伊尔·巴赫金……他无疑是20世纪影响最广的叙事学家……一个人人喜欢的叙事学家怎么能从历史中消失，尤其是从叙事史中消失呢？”[16]他说巴赫金叙事理论无法归入俄法为主的形式-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和英美为主的小说叙事理论和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中任何一个谱系中，乃因它太独特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复调小说理论、狂欢化理论等，当然不是没有学术根基和背景的平地高楼，但他的理论远远地超越了其学术背景中的任何理论，而显示出突出的原创性。
中国当代叙事学中有这种似无依傍、独出机杼的成果吗？应该说有一些，上文提到的申丹、杨义、傅修延、赵毅衡、乔国强、尚必武、龙迪勇等人的成果，都有这样的元素。当然，如果从更高角度看，大多数中国叙事学成果的原创性还相对有限，尤其是还未产生广泛的世界性影响，这也是事实。要追求独出机杼的原创性自然最为不易，但包括叙事理论在内的所有理论，如果要产生大范围而持久的深远影响，这却是最为重要的一条路径。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学者追求原创性的意识显然是越来越强烈了，有一批学者在国际叙事学领域已经走上对话的前沿，在国际上最权威的学术杂志发表论文，在西方大学或研究机构做叙事学讲座，以独立不倚的学术立场和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理论在国际叙事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一些重要的叙事学成果被遴选进中华外译图书项目，在国外重要出版社出版，中国叙事学界在四十年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是引人注目的。在当下和未来，一方面中国叙事学界还将持续地对西方叙事学同行的成果保持高度关注和聆听的姿态，还会“照着说”，另一方面他们更会“接着说”“对着说”“说自己的”。世界，尤其是西方叙事学界，也越来越注意倾听中国学者的声音，重视中国学者的成果，注意中国的叙事经验，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变化。
以上从中国叙事学发展历程中归纳了几种创新路径，正是通过这些创新路径，中国叙事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按照现在这样的势头，我们有理由期待不远的将来，在这个领域中会出现更多具有原创性成果、更多具有中国立场和世界眼光的学者，产生更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
注 释：
①参见宋大图：《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黄梅：《也谈巴赫金》，《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张杰：《复调小说作者意识与对话关系——也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②巴赫金早年撰写的几部著作，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以他本人名义出版外，其它均以他人名义出版，有关原因和澄清过程相当复杂，可参见钱中文先生为其主编的《巴赫金全集》(六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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