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闻
私纪录片是独立纪录片领域的一个分支，强调自我的生命体验。其观点强调创作者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家人与朋友，描绘日常的生活样貌。私纪录片需满足由创作者从个人视角聚焦周边亲友，并进入他们的私人领域，挖掘个人秘密的条件。私纪录片创作者以充分“在场”的方式进行最大限度的个人书写，将私人空间展现在公共视野中，坚持自我的立场。
私纪录片的“私”与传统意义上的“公”形成对照。创作者与被摄者的亲密关系所呈现的视角、拍摄方式和主题都与传统纪录片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成就了私纪录片独具一格的叙事魅力。首先，创作者的摄像机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被拍摄者的私人生活，全盘托出的个人生活隐私，让观众产生窥视他人隐私的快感。其次，私纪录片采取个人的主观化视角，聚焦于个人生活，注重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互动。最后，创作者不再是静默的旁观者，而是作为家庭成员成为事件的参与者、推动者，甚至在拍摄时直接与被摄者进行私密对话，或者进行亲密的肢体接触。这些特点造就了私纪录片独树一帜的表现形式。
从影片内容层面看，私纪录片可以划分为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是选择暴露私密信息和挑战公共禁忌；
另一种路径则是以平视、平实的创作视角记录家庭日常，以展现他们真实的生活和情感状态为目的，聚焦于最寻常的平凡生活。比如，《四个春天》像一篇抒情散文记录着导演父母的日常与生活情趣，老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化解了讨伐原生家庭的时代焦虑。当细微、温暖的生活在镜头前逐帧展开时，创作者和被摄者私人领域和私密情感被清晰地描述，即“私”的体现。看似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却都以自我为核心，讲述着个人生命体验的故事。这种新鲜的创作方式，展现“私人”的真实生活，在给观看者提供窥探式观影快感的同时，通过相似的情感经历引起观众共鸣，完成自我观照。
近年来，创作者的拍摄观念逐渐由关注大时代中的大人物转向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呈现出更加个人化、自由化的拍摄特点。同时，拍摄设备的迭代革新促使以专业媒体独揽话语权的媒体生态转变为如今人人都可以是视频创作者。设备的普及消解了拍摄的距离感，制作视频的技术壁垒被打破，独立纪录片便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现在，人们习惯用相机记录自己的生活，留作美好的家庭影像。哪怕是非专业的视频爱好者也可以拿起相机对自己亲朋进行拍摄，并通过剪辑制作出一部相对完整的影片。另外，新媒体的发展让人们逐渐关注自我的生命体验和个人情感诉求的表达欲望，这都是私纪录片作品数量日益增加的主要原因。
私纪录片因其舍弃了以往传统纪录片的真实和客观的中立态度，带有极强主观色彩和与众不同的创作风格，给观众一种新鲜感。越来越多的影视从业者喜欢这种表现风格并着手创作，使私纪录片的质量得到大幅提升，开始在各大影展崭露头角。2016年，黄惠侦的《日常对话》获得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剪辑提名；
2019年，陆庆屹的《四个春天》获得第5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剪辑、最佳纪录片提名，谭振邦的《夫妻不是同林鸟》入围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纪录片竞赛单元。而相较于中国，日本和欧美国家的私纪录片发展得要更快一些，并且很早就在业内获得过认可，观众对其的认可和喜爱程度也相对更高。2004年，美国导演纳撒尼尔·康恩的《我的建筑师》获得了当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提名。2011年，日本导演砂田麻美的《临终笔记》获得上亿元票房，缔造了当时日本纪录片市场的奇迹。凭借该片，砂田麻美获得第36届报知映画赏最佳新人奖。
私纪录片让我们看到了平凡生活也可以被记录、被展现，弥补了主流宏大叙事下具体的“个人”形象的缺失。创作者的拍摄对象是自己生活范围内的亲友，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创作者自己的生活圈，导致私纪录片创作者既是拍摄者，也因是家庭成员而成为被摄者。双重身份的错位感造成私纪录片具有私密、互动的属性。创作者充分“在场”的纪录片拍摄模式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私纪录片的创作。
创作者作为被摄者的亲友，与被摄者之间一定存在某种情感，或喜、或怒、或憎。强烈的情感倾向与两者的亲密关系直接影响着创作者的创作行为。区别于传统的纪录片创作者的“旁观”，私纪录片创作者的直接“介入”，使得创作者的一言一行也被摄像机记录，这就让创作者具有了影片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对创作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创作者基于与被摄者的亲密性，可以很容易得到被摄者的信任，自如进入被摄者的私领域，不仅能进行私密性的言语交流与亲密的肢体接触，还能随时跟踪被摄者的动作和情感状态。另一方面，视角的转换让“情感”融入影片的创作行为，会直接让具有双重身份的创作者在创作时陷入困境。
（一）伦理困境
在拍摄过程中，创作者在客观记录者与生活参与者之间任意切换身份，拍摄行为成为被摄者生活的一部分。创作者充分了解被摄者的情感经历与人际关系，这就赋予了创作者挖掘被摄者隐私的重要条件。创作者可以躲在摄像机身后对被摄者的隐私进行无限追问，当难以启齿的陈年伤痛被无所顾忌地暴露和深挖时，会对被摄者造成二次伤害。这属于创作者对被摄者的侵略性行为，不符合创作伦理。《日常对话》中，导演黄惠侦在一次和母亲的对话中一直在追问母亲“曾经为何要把年幼的自己送给父亲睡觉”这个问题，最后以两人痛苦地掩面而泣收场。当陈年的伤疤被亲密的人再次掀起时，被摄者内心的秘密与人性弱点被完全展现于大众视野下，极易产生伦理与道德上的争议。
创作者往往以其个人或者家庭的隐私作为切入点，这种独特视角增加了影片的可看性，激发了观众的窥私欲。私纪录片创作者与被摄者具有亲密关系，使得拍摄的灰色地带增多，有机会将分娩、暴力等过程真实记录，但忽视了镜头背后的观众和社会，增加了引发伦理问题的风险。“隐私”不光涵盖人们不愿意公开的秘密，还包括具体的个人观念、思想。被摄者在熟悉的环境里面对熟悉的人，不会刻意限制自己的言行，这就为侵犯隐私提供了条件，使影片游离于社会伦理道德之外。例如，在胡新宇导演的《男人》中，三个男人经常围绕“女人”展开话题讨论，并时常出现一些讥讽词汇，导致许多女性在影片放映途中愤然离场。可以看出，没有把握好暴露尺度的影片会有贩卖隐私、博取关注之嫌，在公映时直接侵犯了公众伦理，挑战了公共禁忌。不仅如此，用影像公开被摄者自我隐秘的私人空间，还可能会侵犯被摄者的隐私权，使之暴露在公众视野，造成难以逆转的伤害。
（二）情感障碍
创作者与被摄者的亲密关系使镜头合理顺畅地进入私人领域，甚至在多数情况下，摄像机的存在变为被摄者一个私密的倾诉空间，呈现出坦率且真诚的真实感，观众因此选择相信创作者的主观介入与描述。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拍摄中获得特权和便利的同时也树立了诸多障碍。双重身份下的创作者如何处理情感障碍是私纪录片创作者面临的突出问题。
私纪录片往往以个人或者家庭的隐私作为切入点，创作者的创作动因多是寻求某个重要的答案，或者试图通过记录走出成长阶段的某个心理阴影，这导致创作者在拍摄时具有极其强烈的体验感和情感波动。逃避情绪的感性障碍与继续创作理性选择的矛盾是亲密关系在创作中带来的消极影响之一。创作者在拍摄时首先会产生内心的自我触碰，然后再与被摄者进行情感碰撞。例如，《我的建筑师：寻父之旅》导演康恩身为私生子，因想了解抛弃自己的父亲而举起摄像机踏上寻访的旅程。在创作时，他带着疑惑、焦虑、害怕等复杂情感。这些情感障碍会抑制创作者的心理活动和创作行为，直接导致创作者失去对真相探究的动力。出于对被摄者和自身地位的保护，创作者会选择让家庭秘密随岁月消隐、永久尘封。
亲密关系的存在成为私纪录片区别于其他类型纪录片的特性。创作者鼓起勇气直面内心淤积许久的伤痛，于自己，是难以走出的心理阴影；
于被摄者，是隐藏在生活表面下的个人秘密与汹涌的情感纠葛。私纪录片需要深挖敏感的故事内核，以达到更完整的叙事。但是，当那份敏感藏在创作者和家庭成员心底最深处时，创作的过程便成为揭开伤疤的过程。创作者容易深陷情感障碍的泥藻，在画面内容和主题表达上过度小众，纠结于展现一个狭小的话题，却无法跳脱出与被摄者的亲密性而陷入死胡同。
（三）自说自话
由于私纪录片创作视角的特殊性，创作者自身的心理缺失和与被摄者的情感芥蒂往往成为推动影片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私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现场的突发事件会引起创作者与被摄者产生实时互动，打破纪录片客观记录的创作模式。创作者在现场或与被摄者发生对话、参与事件，或引导、发起话题。这种干预冲破了纪录片拍摄的“客观性”，控制了整部影片的主体建构，这种“侵入性”势必会模糊影像的真实性。创作者在拍摄时毫不忌讳地干预，成为对“我”的一种呈现，但是过度暴露的自我意识则有可能丧失难能可贵的交流感，变成乏味的流水日记，并且容易造成对现实作简单化、功利化的判断，捕捉不到被摄者隐秘的情感波动，形成创作者对被摄者的某种“剥削”。
创作者的私人情感、成长创伤、专属回忆都可以成为影片主要表现对象，私纪录片创作者往往不为从中获得名利，由此导致创作与传播脱节。日本私纪录片《临终笔记》的导演举起摄像机的目的是为身患癌症的父亲留下最后的生活影像，以温柔书写残酷，用记录的方式陪伴父亲走向死亡。创作者的创作初衷大多为留下家庭影像，并在镜头前诉说、宣泄、释放自己压抑的情绪，以此达到疗愈自我的创作目的。所以，大部分私纪录片的使命在拍摄结束时就已经完成，不再有传播的必要。这也是多数私纪录片只会进行小范围的展映，出席影展，并不会在互联网上提供片源的主要原因。《四个春天》是中国首部出现在电影院的私纪录片，其他私纪录片作品虽已在诸多独立影展崭露头角，但未能打开市场大门。创作者在双重身份下的选题、叙述方式、主题都为后续传播埋下“走不出去”的隐患，私人话语与私人情感带来了表达与传播之间的矛盾，使私纪录片陷入自说自话的囹圄中。
因为充分了解被摄者，所以创作者能够敏感、准确地洞察到被摄者内心的真实想法，通过介入、主导事件进行情感发酵、释放，这是私纪录片的创作优势。创作者必须把握好旁观和介入的分寸，找到理性与感性的平衡点。
（一）破解伦理困境，重视个人隐私
影片的私人领域会因作品的曝光被过多关注。将作品价值观与个人道德联系在一起放在大舆论环境下讨论，更需要创作者把握展露隐私的限度，遵循叙事的伦理。通常，创作者为了保护被摄者，可以在后期剪辑时删减极为隐私的部分，或者采取不公开放映的方式阻断被摄者被大众讨论的可能性。胡新宇的《男人》、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都出于保护被拍摄对象的立场选择不提供片源，只进行不定期展映。另一种方法是在制作时于结尾部分对人物形象进行一定的弥补和修正，以避免影片进入大众视野后给被摄对象带来负面影响。被摄对象是叙事文本的基础灵魂，在触碰到被摄对象的私人领域时，私纪录片不可避免地会暴露被摄对象的缺点，这就需要私纪录片创作者保持初心，不能让被摄对象百分之百的信任沦为创作者获取利益的牺牲品。
（二）化解情感障碍，率先完成自我救赎
创作者出于拍摄需要，与疏离的被摄者互动以寻觅自己内心的需求，主动触碰创伤以求在精神上治愈自己。私纪录片的创作过程就是化解情感障碍的过程，创作者赤忱地聚焦被摄者的深层情感，通过影像找到治疗情感障碍的良药，进而增添一份情感厚度。当创作者成熟到足以正视过往经历时，可以用影像记录寻求内心的平衡。在纪录片《治疗》中，导演吴文光用影像缅怀已经过世的母亲，展现心中淤积的情感，试图通过平实的创作视角抚平自我成长过程中的创伤。一方面，私纪录片具有“自我观照”的功能，它的价值在于在诉说“我”的过程中梳理自己内心，抒发自己的情感诉求；
另一方面，创作者也可以深入挖掘被摄对象的内心，寻觅一些难以启齿的故事和不为人知的秘密，完成救赎与自我救赎。对于私纪录片创作者来说，化解情感障碍的关键是要对自己和观众足够真诚。私纪录片的创作过程是自我诊疗、疗愈的过程，摄像机像一把手术刀一样，可以切除藏在内心深处的“肿瘤”。创作者与被摄者之间隔着一个若有若无的摄像机，它是创作者的盔甲，创作者躲在摄像机后面可以更好地反观自我。私纪录片的创作过程是创作者对内心重新进行剖析诊疗的过程，这也是私纪录片的价值所在。
（三）跳出关系，俯瞰与解剖关系本身
优秀的私纪录片是脱离纯私人的、个性化的隐私暴露。创作者需要站在一个高维层面审视所处环境，既让自己参与其中、释放情感，又要跳脱出双重身份的创作困境，不被情感支配。私纪录片的意义并不一定单纯指向个人或一段关系，它是折射出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是引发情感共鸣的连接线。创作者需要跳出这层关系，以客观的态度，站在更高的角度和立场，探寻影片的公共价值。在《四个春天》中，导演陆庆屹作为主人公的儿子，通过朴素的剪辑呈现出美好真实的父母爱情，其中有趣的日常生活，是属于个人的专属影像。但影片也引发了观影者对原生家庭的反思，以及对父母情感的思考，这也正是《四个春天》社会价值的体现。这种情感认同是自发的，是经得起回味的，也体现了私纪录片以“小家”折射“大家”，能够在社会层面引发共鸣的价值所在。①创作者能否将个人凝视转向背靠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下的某类群体生活，关键在于能否从日常琐碎的生活中进行深层思考，提炼主题，引发大众的思考与讨论。将个人体验融入社会议题的做法，不仅仅是由“私领域”向“公领域”的跨越，更是将私纪录片从“自说自话”“炫耀不幸”“消费苦难”的泥潭中解救出来的有效方式。当孤独的个体找到了归属感时，私纪录片便能翻越私人领域的藩篱，展现出具有共同价值的社会现状和问题。
私纪录片拓宽了纪录片的功能与观察角度，推己及人释放和弥合伤痛，并且获得了更深意义的公共话语表达。当前，如何提升影像主题的终极价值，提高叙事手法及视听语言的规范与创新，让现实价值与艺术价值并驾齐驱，让更多的人创作私纪录片，让私纪录片更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成为私纪录片创作者要继续突破的问题。
注释：
①宋安琪.私纪录片的创作特征与价值分析——以《四个春天》为例[J].新媒体研究,2020(16):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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