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蕊
疾病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史上的一个古老议题。此外，它也是文学创作众多母题中的一个独特存在。文学作品中的疾病不仅仅指涉身体层面的某种残缺、不健康状态，还负载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和时代风貌。疾病书写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作存在，为世界文学经典史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司汤达是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学术界对其作品人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心理描写等方面，从疾病书写角度对其作品进行阐释的研究则寥寥无几。但其文学创作中蕴含的疾病书写元素却是不容忽视并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的。《阿尔芒丝》的生理疾病叙述并不是很多，其疾病意识主要体现在奥克塔夫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上。典型的表象有闷闷不乐、不愿同人交往、愤世嫉俗等。因此，精神疾病书写解读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加入医学理论研究，能够更加全面且科学地对文本予以分析解读。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作品创作的历史时代背景进一步解读《阿尔芒丝》中的疾病书写表现，从而分析作品中忧郁症的隐喻内涵及其意义。
一、“精神残体”的病因诊断
“精神残体”概念的使用基于有学者针对苏珊·桑塔格文本研究提出的“残损身体”概念。对于人类而言，身体可分为健康或不健康两种身体状态。从生理身体出发，病体可被称为“残损身体”；
就精神身体而言，则可被称为“精神残体”。依据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所言，躯体化疾病是病者对个人或社会苦痛的一种表达，只有通过理解作为疾病结构性因素的社会文化在生存体验中所扮演的角色才能有效医治躯体化疾病。[1]
男主人公奥克塔夫在幼年时期就体弱多病，母亲常常请各方的著名医生悄悄地来为自己的儿子瞧病。她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儿子可能患上了某种疾病，另一方面还得忍受可能患严重疾病带来的恐慌。母亲发现奥克塔夫有些异常，唯恐他得了肺病。在作品中，“肺病”一词在文本中多次出现。德·马利维尔夫人根据奥克塔夫生活中的表现，以为儿子患上了肺病。但她拒绝说“结核病”，因为她认为一旦自己对儿子的假象病症的担心成为现实之后，奥克塔夫的病情便会迅速发生恶化。德·马利维尔夫人的举动有其深层次原因。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论述结核病是一种需要新鲜空气的疾病。在作品第二十三节，司汤达也写道“杜克雷尔先生的医道高明，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做不同的处理，认为奥克塔夫只要到空气新鲜的环境里，就可以康复，因此吩咐他到昂迪依山丘上去度过秋天”。虽然奥克塔夫的病症并非结核病，但从医生对其建议可以得知奥氏的身体的确是处于不健康的状态。在心理学上，心理学家根据人的体液不同，将人的人格划分为四类：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忧郁症质。后一种人格体内过多的黑胆汁使人性情消极。根据文本中作家对于奥克塔夫的状态描述，奥氏显而易见应该被划分到忧郁症患者的阵营当中。
环境是造成奥克塔夫忧郁症的首要原因。奥克塔夫虽然是“贵族二代”，但是家族已经没落。父亲需要自己的接班人再现曾经的家族荣光，但奥克塔夫的忧郁性情却使得他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奥氏在家庭环境中感受到的只有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奥克塔夫从小在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中间长大。他穿梭在封建贵族家庭与虚伪的上流社会沙龙之中，却无法让自己融入进去。奥克塔夫的额头上挂着悲哀的神情，他厌恶上流社会的虚伪与做作，他厌恶自己“静止不动的家”。家庭与社会自然是不可能为治愈奥克塔夫的忧郁症提供良好的环境。
压抑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是导致奥克塔夫走向悲剧的另一大原因。无论是与家人的沟通，还是同阿尔芒丝的爱情，奥克塔夫在其中所扮演的总是一个“沉默者”角色。他极端厌恶自己的那间卧室，但害怕内心的想法会暴露，于是只好在自己的父母面前一直夸赞。同母亲亲近，却在沟通方面表现得有些退缩。对表妹阿尔芒丝生发了爱情的火种，却没有勇气去承认自己内心的真实之感。在奥克塔夫向阿尔芒丝表达爱意时，他情绪急躁，等刚要补充一句，却又陷入忧郁的沉默中，使阿尔芒丝十分痛苦。奥克塔夫在接下来同阿尔芒丝的表白中，说话结结巴巴，脸上的肌肉痉挛起来，嘴唇抽搐，眼神也是恍恍惚惚，不复最初的无限温柔，显然奥克塔夫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司汤达的作品中“情感”是贯穿始终的主体。对于奥氏的刻画，无疑也是作家对自己创作理念的实践。奥克塔夫一面具有激烈情感，而另一面则对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采取冷漠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交织在奥氏的身体中，成为其忧郁的种子。
二、“精神残体”的书写隐喻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词分为普通词、外来词、隐喻词等8类。疾病进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不再是单纯的医学表达。司汤达的作品，包括《阿尔芒丝》在内皆达到“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目的。抑郁症同结核病和癌症的隐喻一样丰富。司汤达在《阿尔芒丝》中所塑造的奥克塔夫，其身上的抑郁病症同样具有深沉的隐喻影射。与浪漫主义作家的天真激情不同，司氏的“文以载道”的文学社会观念已经深深地烙在了其作品的精神形态当中。司汤达赋予个体一种病态的形象特征，以此来暗示十九世纪病态的法国社会。对于忧郁症在整个文本中的隐喻，大致可将其归纳总结为三个方面：时代面貌层面的隐喻、个体道德层面的隐喻、作家政治理想层面的隐喻。
时代面貌层面的隐喻暗示的是法国社会所得的“世纪病”。十九世纪的法国在政治上制度不断更迭，社会处于一个较剧烈的转型时期。当时的法国社会正处于复辟时期，在国家“赔偿法案”通过期间，贵族阶层的反动态度以及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再现了复辟时期贵族们的倒行逆施景象。文本中有关贵族的描述主要通过德·博尼维夫人的沙龙中的相关场景展现。德马利维尔夫人想让自己的儿子尝试解开“封闭的枷锁”，于是劝奥克塔夫到她的表妹德·博尼维侯爵夫人的沙龙里去。人们到侯爵府去，都愿意成為她的常客，并寻求她丈夫的支持。她丈夫是个精明的朝臣，年高德劭，和他的先祖德·博尼维海军司令一样很受王室的敬重。博尼维夫人是沙龙的组织者，通过其丈夫的身份背景将许多贵族成员聚集在一起。奥克塔夫认为博尼维夫人沙龙中的这些名流感情卑鄙，他们都是金钱的崇拜者。
个体道德层面的隐喻主要通过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冲突来表现。司汤达对贵族持仇视态度，在他的作品中对贵族的冷嘲热讽随处可见。但在《阿尔芒丝》中，作家将自己的个人好恶暂且扔到一边。在文本中，对现实社会的图景描绘更加注重社会问题的多样性和阶层问题的复杂性。奥克塔夫的忧郁性情、摇摆的心理状态、模糊的价值观念都是动乱时代的影像。在奥克塔夫可能会获得几百万财产的消息传出后，“‘无动于衷的奥克塔夫，一踏进德·博尼维夫人的客厅，就觉出来大家欢迎他的态度格外殷勤。”奥氏面对这种对待，感到不舒服和鄙夷。上流巴黎社会和社交界原本就是贵族人员集聚的场所，奥克塔夫却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差别对待”。作为一个接受了启蒙思想影响的贵族知识青年，奥克塔夫感受到的是金钱对人、对社会的冲击作用。贵族社会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力量所入侵，他的郁悒之情便愈加深重。
奥克塔夫的病态性格属于世纪儿的普遍特征。在作家为作品写的序言当中，作家本人也提到“本世纪性情忧郁，脾气暴躁，跟它打交道要小心为妙”。世纪儿多数出身在贵族家庭，且受到优良的文化教养。在《阿尔芒丝》开头，司汤达为其设定的身份就是“德·马利维尔侯爵之子”“刚到二十岁就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的学生”。从文化身份的定位结合现实背景可知，奥克塔夫这一代知识分子受到了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烛照。但是，大革命之后的社会现实却同知识分子的理想蓝图相差甚远。他们无法也无力处理自身所接受的思想与实际情况的反差，故而极易出现悲观主义、怀疑主义的倾向。“奥克塔夫”是当时法国具有类似情状贵族的一个缩影，这类“世纪儿”如同“多余人”一般，在社会中左右摇摆，不知去往何处。
疾病类型的文学再现，大多数作家借此表达的是寻求社会病因和治疗方案的善良愿望。
通过对作家生平概况的大致了解可知，对奥克塔夫的塑造其实是司汤达的一个文本宣泄的缩影。奥氏身上的忧郁病症与作家的人生经历相对应。忧郁症作为一种最符合当时法国国情状况的隐喻象征，自然也就被司汤达拈来当作批判的一个工具。司汤达借助忧郁症这一病因，将其在现实中不如意的政治理想渗透在内。司汤达将复辟倒退的波旁王朝称为“发臭的烂泥”。对于大革命时期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不稳定状态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拿破仑帝国更符合司汤达的期望。但封建王朝则与司汤达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资产阶级的身份地位使得司氏以波拿巴主义的批判态度去对待复辟时代。而且《阿尔芒丝》的创作也具有政治批判的意图。虽然这部作品写于1827年，其时司汤达已经44岁，“许多风暴、激情和失望都过去了”，但作家的激情斗志仍旧不减。现实中的司汤达后来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伍，经常评议时事。也正是在与封建贵族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司汤达形成了独特的政治观点；
也正是因为在复辟时期所受压制的社会地位，形成了对贵族的反对情绪。《阿尔芒丝》是司汤达向贵族阶级发起的第一次进攻，也是作家政治、文学观点在小说创作中的第一次表现。作品显露了疾病叙事与作家政治意图之间的隐喻关系，也表达了司汤达面对知识分子无力扭转政治局面的无奈之感。
三、“疾病书写”的意义阐释
司汤达的忧郁症书写除了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之外，小说还具有人文艺术所追寻的美学价值与意义。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司氏的小说大都是较为冷静、理性的书写风格，《阿尔芒丝》也不例外。这种冷静与理性的表达方式与作家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联系。司氏在置身于变幻莫测的社会的同时又能抽离当时的环境，从而客观理性地对复杂的社会变化予以分析。冷峻风格在文本中主要表现在对人物的刻画、对环境的布置以及平静的叙事上。此外，对忧郁症的疾病选择也体现出了“美丑对照原则”——文学上“疾病之美”的艺术表达。
小说以阿尔芒丝和奥克塔夫的爱情故事为基础，建筑起政治批判的大厦。在叙述过程中，司汤达采用的并非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描写，平淡、冷静的叙述方式在文中占据了上峰。在处理男女主人公角色的时候，由于“忧郁症”等情绪因素的影响，偶尔会体现出一些叙述高潮。福柯认为，家庭和精神病院是体现权力运作的政治领域，人们在如同囚室的家中、如同监狱的医院中接受强化治疗的刑罚，受到残酷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与暴力联姻的疾病成了统治阶级惩罚和规训的手段，它被用作控制他人的工具。在此，福柯将疾病与统治权力挂上了钩。权力与医学的“勾结”让社会的秩序变得复杂化。司汤达在塑造奥克塔夫时选择了忧郁症，疾病与人物的性格命运发展走向相得益彰。奥克塔夫的忧郁症对其在贵族圈子里的处境并没有任何益处，这只会让他与那个社会格格不入。男主人公的忧郁症在小说中其实担任着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介质，引发之后一系列的故事走向。
读者或许会因疾病的因素对主人公性格和情绪的作用激起丰富的想象。司氏虽然有时会为奥克塔夫的忧郁症提供对应的环境，但有的不是十分具体，甚至可以说是无迹可寻。这就给人物形象在性格层面蒙上一层薄纱，读者需要依据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进行知识补充。假设读者受过类似经历的折磨或者具备相关疾病的临床诊治经验，那么就会对作家刻画的这些病症感同身受，甚至会作出符合科学的病理学诊断。这种叙事手法能够给作品的故事情节增加些许魅力。由此，忧郁症的功能表现在文本中就为作品带来可供读者阐释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多义解读丰富和扩大了司汤达作品疾病书写的研究和艺术内涵。
对于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状况而言，忧郁症无疑是与作家想要传达意思最贴切的时代对应病症。忧郁症一方面能够融入所塑造人物的性格中，一方面还能对人物的行动、故事的情节予以影响。忧郁症是法国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状态，作家选取忧郁症作为奥克塔夫的性格疾病来进行疾病书写，其立意更具有宏大性。与此同时，忧郁症不同于其他的精神性疾病。它属于一种“向内”的心理性疾病。大部分患者不会对周围的人造成威胁，他们的精神苦闷往往压抑在自己的内心中，往往使自己变得愈发痛苦。在世界文学经典作品当中，大多数忧郁症患者都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心灵向往的是纯净无比的世界，然而世界的阴暗面使他们痛不欲生。在格格不入的大环境中，要想获得理想的净土，唯有自杀这条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说，疾病叙事，尤其是以自杀为结果导向的忧郁症书写更是在艺术上美化了“这类格格不入之人”。
奥克塔夫式的法国贵族青年的忧郁症主要是时代环境所致。这种疾病容易在文本人物与熟悉法国历史背景的读者大众之间达成认识上的趋同性。对忧郁症的无奈、对青年一代的理解和同情或者是对法国历史环境的叹息等诸多情感，糅成一团积聚在读者的内心。这些交织的情感通过疾病书写这一方式不但使读者的心灵得到净化，而且疾病书写也是排解作家否定性情感的一种途径。司氏以疾病书写的方式获得精神疗救，并且试图通过原因分析达到疗救社会的現实目的。在司汤达的作品中，忧郁症作为病症是审美理性的外在艺术化形式。对于承载疾病的个体而言，对当时历史环境和政体的无奈态度构成了否定和破坏秩序的符号，它是对社会政治无理性的一种批判。
注释：
〔1〕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Ｍ].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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