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 娜
（哈尔滨音乐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于波澜壮阔的风云变幻之中，清政府一步步堕入深渊后没落，民国之初立俨然未形成单股欣欣向荣之势，社会还未完全安定，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所掀起的探求新思新制新知，一时成为社会的新风气。而在这乐坛凋零时期，刘天华先生等一行人扛起重担，发起国乐改进社，整理研讨民乐收集，改进民族乐器，改革记谱法，开办音乐演奏会，教授国乐之理论技法，极力推行中西音乐并重，并刊行《音乐杂志》。兹此浅析国乐改进社所处社会之大背景，并与“爱美乐社”成立因由予以比较，由此可为当时的国乐凋零而国民不自知现象深感遗憾，若非刘天华等一行志同道合之士发起国乐挽救活动，那纷纷效仿欧风之乐的民众，抛弃先哲之优秀果实，国乐还能坦然若之？以下将从四点浅谈辄论。
（一）刘天华的音乐一生
刘天华少年时代曾名刘寿椿，曾学于常州府中学堂军乐队，系民国之初立这一政局大变革，初入二年级的刘天华无奈离校返故里后，还曾在兄长刘半农的推举下成为“反满青年军乐队”头领，军号之声响遍及街坊四邻。1912年，刘天华随兄长赴上海“谋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刘天华在“美新舞厅”吃了闭门羹，而缘分就是这么巧合，由当初常州府中学童斐校长领其前往开明剧社，亦成为其艺术生涯之初探。缘此触及到西洋管弦乐器，而后便握住二胡之“孤独”的柄。在见到街头乞讨父女二人以胡琴为伴，卖唱为生还饱受欺凌的景象后，受兄长的一席触及底线的话语，心中便已悄然埋下了一颗种子，只改眼前之景象犹未有用，要从根本去改良！他决意以改造胡琴为突破点，担起改革国乐的重任时，开明剧社解散，这无疑阻断了他前进的道路。1914年归乡后，经殷先生介绍，于本邑华野镇当起教员，可他并未放弃这一伟大事业，在老道士赠予的曲谱之中，钻研学习，后者师从周少梅，并结识阿炳先生，对他学习胡琴，收集民间曲目更为锦上添花。好景不长，又遭学校辞退，他心中一事再次模糊。正徘徊之际，父亲辞世，屡遭厄运的刘天华满心惆怅，作《病中吟》一曲以寄托其苦愤之情。时逢运际，童校长再次聘用刘天华于常州中学之教员，又一次打开了他心中那颗未尽之种，他兴办丝竹合奏团，尽心培养，自己亦潜心习艺，在刻苦钻研与各种碰壁的紊乱之绪中，他自行在胡琴上增加把位，又在琵琶上增加品位，效果既出，已然成为坚持革新之成果。后又从“亦能”学以唢呐吹奏，并从中感悟出要想将胡琴登上大雅之堂，须得独奏的思想。再者又继续收集佛曲，涌塔庵、石坊庵都成为他收集之地。他也曾组织“国乐研究会”，举办过“国乐演奏会”，但总觉步履缓慢，随即他又开始改良工尺谱为五线谱，简化记谱法。在常州中学任教期间，带领他的丝竹合奏团为校争光夺得头筹而名声大噪。1922年，刘天华被蔡元培先生聘请于北大音乐传习所任教，虽遭刁难，但以自己多年所习经验及先进之思想打动了蔡元培和萧友梅，成功担任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不久，又兼教于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师从苏联小提琴家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希冀学以西洋演奏技法来提高胡琴技法，还跟随欧罗伯学习理论作曲，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理论兼演奏水平。可这军阀混战中的国乐又如何能安稳自处，西乐派、保守派的否定与封闭，加剧了振兴一事的难度。而传习所濒临关门之时，更使刘天华心力交瘁，惆怅多年汗水付之东流。时局变更，还是摆脱不了厄运降临，传习所的停办，无疑是雪上加霜，可刘天华并未就此放弃，终于在1927年成立“国乐改进社”。而后便开展他的一系列工作，最终因采集锣鼓经—吵子会时不幸染上“猩红热”，与世长辞，而国乐之魂却永留人间！
（二）刘天华的音乐思想
刘天华的一生都在为国乐改进而奋斗，从一开始的否认胡琴教法，到收集研究民乐曲谱和演奏技巧，再到学习西方技法革新国乐，无不透露出其在当时的先进思想，并渴望更多仁人志士参与其中，以求唤醒人民对于国乐的良知。当军阀政府不重视国乐并将其进行扼杀之时，刘天华虽满怀愤懑却无可奈何，虽有徘徊无奈之举，可他从未放弃。国乐改进社缘起中提及“一国的文化必须既采取固有的精粹，又容纳外来的潮流，打出一条新路。”以文化之语映射国乐，在学习任何一项新事物，都须秉承专心细致与辨别是非态度，切不可未触及本质时便妄下断论，何为新路？据此给予的解释，已昭然若揭，无疑是值得所有人钦佩的新思想新观念。《音乐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再次提到“我们惟一的感觉就是在这过渡时代国乐的改进与西乐的介绍是并重的”。这一先进思想再次崭露无遗，非常准确又郑重地向读者和社会传达了该社所有人的信念与坚持，也再次印证了刘天华从一开始萌生改进观念并为之付出实践后所获支撑的进步思想及坚韧毅力。他的国乐改进思想从未改变，并随着时间推移生根发芽，不仅对于国乐自身改革抱以推陈出新之态，而且对于曲谱采以求实的态度，更不希望这些万古千秋的曲谱流逝于乱世之中。
（一）国乐改进社发刊词与爱美乐社缘起宣言的异同
国乐改进社与爱美乐社先后于北京成立，时间相隔之近，一者以改进国乐为宗旨，另者以研究提倡普及音乐为宗旨，初衷不同但道路一致、目标一致，包括社团章程如定名、进社资格、纳费还是分配任务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见当时这两个乐社在音乐方面的共通之处在于改善中国风气，唤醒国民良知，将这一思想观念传承并谋其普及，更有益于社会风气的正能量传承。在国乐改进社成立刊的发刊词中“吾人一为黄帝之子孙，又为人类一份子，仅能食西人之果，而不贡献我先哲之果于人类，亦何面目与他国之人握手为俦哉？”印证了国乐改进社的创社初衷，不随波逐流、摒弃国乐，也不似国民竞相投入西方音乐之怀抱的思想，而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开展工作，由此可见一群人为了振兴国乐而定下如此宏伟目标，并向国民解读与宣传，已是一巨大进步。后期更是以具体行动证明该社的发展工作，正如想成一事，必先去做，不能踌躇不前，而难能可贵得是坚持。爱美乐社缘起宣言中提及：“我们希望在很短期间内改进生活，或有大规模音乐学校出世，对中西音乐有共同的研究。”当时北京的环境乌压压似看不见尽头，而乐社认为当时的不良风俗都可用音乐感化进而改良，虽稍有偏激，但也同为观念靠前的一类人，且当时的贤达之士大多奔波于两社之中，正如是：不同的人携着不同的物走着共同的路。
（二）《音乐杂志》的刊行
杂志刊行是一种社会化行为，伴随着文化活动逐日发展。《音乐杂志》作为国乐改进社弘扬国乐思想的宣传之器，亦是该社流传至今的文字刊物，在当时是为该社所有活动成果的集中体现，以刊物为宣传工具，使更新的音乐文化观念深入人心。杂志内容较为丰富，其中不乏一些琴谱解说，还有改良工尺谱的心路历程与研究成果，至今都依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一些连载性文章还有到十期都未讲完之势，足见其理论知识颇丰，影响之深远。果如成立初期所称，中西音乐并重。但并未只注重于音乐理论的宣传，也兼有一些关于音乐的时文趣事。其中涉及中国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研究以及推广、西方音乐的引见、新作品的产生和推行及其他综合音乐文化现势，刊载有趣亦兼实际定见的音乐时事笔札。它记录着国乐改进社的成长经历以及当时音乐活动的工作时事，见证了20世纪20至30年代北京音乐教育发展的空缺时光。在早期的音乐文化转变期，在国民视音乐为不正当行业，对国乐进行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封闭手段时，该杂志的刊行对于人们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具有积极的引向作用，从而修正后人对音乐的浅识与无知。
艺术作为一种运动着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并不孤独，也不封闭，囊括了一系列活动行为，区分于其他学科，可谓是一独立系统。从古至今，艺术和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天下万物，瞬息而变又从未改变。历史是客观的，同时，各类文化要素的细节对艺术活动又有着潜移默化的熏陶。李岩老师曾在专著《朔风起时弄乐潮》中指出：“世间一切文化形态的衍变，一般都是在社会有某种需求之后才发生的。”伴随清政府的内忧外患，但凡一丝风吹草动都将遭受血腥镇压，这种国难危临时刻，文学界、音乐界都在急迫寻找发泄愤懑之法。民国初立，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如潮水一般涌来，文人雅士们发现古有的礼乐之邦、清平淡雅等雅俗音乐已无法挽回这一亟待解决之像。在对国乐持怀疑态度的过程中，学堂乐歌展露头脚，毅然成为国民心中“求新”之大道。而这异曲填词之势助长了某些唯西必崇之风，且未曾触及国乐改良的实质，文化的相互碰撞已然体现出新旧文化之交替。刘天华身处这动荡时代，于20世纪20年代前期就已萌生国乐改进之想，他从国乐技艺形式、收集整理民乐、设立研究部、国乐义务教育、乐器制造等方面着手起步他这伟大的举措，挽救国乐于颓唐。终于在女子大学、北京大学和艺专等诸位志同道合者合力于1927年5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国乐改进社。各部井井有条，各司其职，而《音乐杂志》的诞生正是该社重要传述内容，以歌曲《乌鸦》为例，何为乌鸦？是雀形目鸦科鸦数种黑色鸟类的俗称。为何在杂志第1期（1928年）中出现名为《乌鸦》之新作？笔者认为是关于历史大背景之缘故。北洋军阀旗下的主要派系一之奉系军阀，以张作霖为首领，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替代北洋政府行使统治权，化作国度最高统治者。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任命的教育总长刘哲到任后于1927年6月将北京所有高校中的艺术科系以“有伤风化”加以取缔，这与国乐改进社的成立原因亦有关。刘天华于1922年从家赴京执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后又被聘于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又同时任教于艺专，1927年不顾经费紧张，义无反顾地成立了国乐改进社，可见这种观念早已深深植根于他的心中。试问一位任教于多所高等院校的音乐教师在经历被取缔艺术学科的历史背景下，再加上“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推动，与刘天华坚定改进国乐之思想观念不无关系？黑色的乌鸦是否喻指这军阀下达的取缔任务未有可知，但此次事件亦是阻碍音乐发展的有害之行。是矣如此憾事皆无奈之际，嗟乎，哀哉哀哉。张友鹤在国乐改进社发刊词中提及“方今欧风东渐，国人多喜新厌故，竞习西乐，对于国乐，鲜加注意”。这其中盘根错节的原因是否真的扑朔迷离？仅此起以抛砖引玉之意，奉此，国乐改进社身后的社会历史不言而喻。
文章至此，将以三点小结论表露笔者心中所思。
结论一：所列参考文献据笔者考证，发现遗误两处，一则音乐研究中梅雪林的从《音乐杂志》看国乐改进社—兼谈刘天华的国乐思想里某注释解释引文来自国乐改进社成立刊，而其年代却标为1827年，而成立刊封面既已注明十六年八月，此处意为民国16年，即1927年，不知此误为作者笔误还是另有其因，犹未可知，但作为如此重要期刊，更应严谨文风，而此纰漏抑或将成为后人研究之考，岂不让人无意混入不尊史学之道？二则《刘天华全集》1998年第二版里吕骥所著序中，提及刘天华约1917年就已萌生国乐改进一想，但从其音乐一生中自可知他在开明剧社时就已埋藏下一颗等待生根发芽的种子，而这一时间更是早于1917年，吾自知文笔之陋，举此两例，是以匡扶尊重史实、审视之漏一意也。
结论二：刘天华是我国国乐之魂，是大师乃至教授级别人物，他的音乐理念值得所有人学习，他希冀乐器制造，并去民间搜集乐谱，听民间艺人的演奏记谱，使许多过去的音乐得以留存至今，可谓是当今社会之文物保护之行。他师从托诺夫学习小提琴，亦跟随欧罗伯学习理论作曲，正体现他不拘泥于二胡这一类乐器，而是广涉音乐类别，而今音乐专业划分得越来越细，很多音乐系学生仅在主项领域研刻苦练，稍有进步便沾沾自喜，忘却以前的音乐名家都是由点到面逐渐精通，极具各方面之音乐素养。学习刘天华及其国乐改进观念有益于我们去粗存精，发扬先哲成果，本着更全面客观的心态对待我国源远流长的民族音乐。
结论三：国乐改进社的成立不仅是一次对国乐的挽救活动，其《音乐杂志》这一期刊更是以文字、图片、曲谱等将当时的改进思想观念记录下来，虽只发行了10期，确然为后期国乐的研究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资料。但仍然有其局限性所在，例如期刊中大量出现二胡、琵琶的乐曲及工尺谱的改良，兼以一些浪漫主义如舒伯特的音乐宣传，并无其他古琴一类器乐，抑或是乡野间的民歌小调、劳动号子，市井间说唱和地方戏剧高腔，庙堂之中的僧法道曲等，虽然在杂志的第2期中提到“自来很少有人将它作为一件正式的乐器讨论过，这真是胡琴的不幸”。虽然提及各类国乐中缺少不了二胡，但作为客观研究者，笔者认为，其刊物还是存在一定的狭隘性。但因刘天华少年时期之经历及当时社员的经济条件方面和篇幅考虑，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本文从国乐改进社的发起人、所处时代背景及所创佳绩等方面粗略对国乐改进社进行简要论述，意在提醒自己及各位研究者，在当初动荡不安之际，安能出现国乐改进一进步思想，而当今社会身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更应思考如何将国乐更好地传承与发扬，对现实与未来都有重要意义，希冀国乐在世界范围内焕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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