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峻峰
“雍进士第”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地泉州洛阳桥畔，洛安村洛阳街302号，为泉州洛阳吴氏二房（新厅）祖厝，历经数代承袭，建筑遗存至今。其先祖牌位及族谱均失于“文革”，家族中仅剩《洛阳吴氏二房（新厅）旧闻》①吴振灿整理：《洛阳吴氏二房（新厅）旧闻》，未刊稿，1995年。（以下简称《旧闻》）及2006年新修的《洛江吴氏宗谱》等少量材料，难成体系，故罕获学者关注，鲜有研究成果。然而，近年其家族墓葬的出土面世，为深入研究“雍进士第”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2014年10月，为支持泉州台商投资区第七幼儿园建设，泉州洛阳吴氏二房（新厅）后裔，对位于泉州九曲山的清代祖墓群进行了迁葬，此间共出土十一具瓮棺②瓮棺在闽南地区俗称“皇金”，用于“拾骨葬”，《墨子·节葬》载：“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棺盖内均载有墓主身份信息。于此，弥补了2006年《洛江吴氏宗谱》中的阙漏，形成完整的家族谱系，同时也印证了《旧闻》中的内容，使之成为可靠性文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三位墓主，身份颇为特殊，兹先将相关文字迻录如下：
祖考邑庠生吴公讳葵才，名煜，字尔教，号乐亭业，清雍进士，生于岁次乾隆戊寅年八月初六日吉时，道光岁次癸巳年八月初六日巳时，终庆安私第，葬九曲山，坐坤艮兼申寅。
公讳心藻，乳名监水，字邃铭，号古亭业，儒，清雍进士，毅庵公第三子，生于岁次光绪乙亥年九月初九日吉时，民国三年岁次申寅年五月廿日戊时卒于旧第，享年四十岁。
公讳心熙，乳名点水，字邃辉，号耀亭业，商，清雍进士，毅庵公第四子，生于光绪庚辰年正月初二寅时，民国二年岁次癸丑年七月十七日戊时卒于旧第，享年三十四岁。
以上三位墓主，一位生在乾隆年间、两位生在光绪年间，名号中均含“亭业”二字，独具特色，且做一点考释。
“亭”。目前发现最早的“亭”字，是先秦时期的古陶文和古钵文。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作如是解释：“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楼，从高省、丁声。”东汉刘熙《释名·释宫室》中云：“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也。”《一切经音义经》亦云：“亭，留也。”可见，亭是指一种有顶无墙的小型建筑物，供行人停留休息。“亭”历来为文人所钟爱，多见于诗词作品中，如李白《劳劳亭》中写道“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柳永《雨霖铃》中“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泉州洛阳古时处于水陆交通要塞，洛阳桥原建有七座石亭①七座石亭包括：“洛阳亭”“济亨亭”“泉南佛国亭”“中亭”“甘雨碑亭”“重修蔡忠惠祠碑亭”和“舆庆堂去思碑亭”。（参见刘浩然：《洛阳万安桥志》，香港：香港华星出版社，1993年。），唐代欧阳詹曾在此作《洛阳古亭留别》（《泉郡赴上都留别舍弟及故人》）一诗，曰：“天长地阔多歧路，身即飞蓬共水萍。匹马将驱岂容易，弟兄亲故满离亭。”②洛阳诗社编：《洛阳桥古今诗词选》，内蒙古：远方出版社，1999年，第1页。此外，“亭”在秦汉时期又指地方行政组织，具体分为两种：一是城里的“亭”，级别相当于现在城市里的区；
二是乡下的“亭”，相当于现在的镇，或处于交通要道上的处所。《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汉高祖刘邦曾任“亭长”，蔡伦晚年被封为“龙亭侯”，均相当于基层公务员，负责地方事务。因此，“亭”可引申为“地方”之义。
“业”。此字始见于西周金文，本义指古代乐器架子的横板，刻成锯齿状，用以悬挂钟、磬等。《说文解字》释云：“业，大版也。所以饰县（悬）钟鼓，捷业如锯齿，以白画之，象其龃龉相承也。”如《诗经·周颂·有瞽》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虡，崇牙树羽。”毛传曰：“瞽，乐官也。业，大版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大版”的注引是：“见释器。”查《尔雅·释器》，其云：“大版谓之业。”郭璞《尔雅注》进一步释曰：“筑墙版也。”即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然后在两板之间填土逐层夯实，用杵筑（捣）紧，如此筑成墙体。于是，“业”便可引申为基业、事业、功业等含义，如《易·系辞上》曰：“盛德大业，至矣哉。”孔颖达疏：“于行谓之德，于事谓之业。”再如《孟子·梁惠王下》中：“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等。
李玉昆在《泉州古人的自号》一文中谈道：“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为自己取号。”③李玉昆：《泉州古人的自号》，《闽南》2021年第6期。据此，将以上三位墓主名号中的“亭业”释为“地方的事业”，殆无异议。由此明之，“乐亭业”“古亭业”“耀亭业”即对应解释为：“乐于地方的事业”“从事地方的事业”①《说文解字注》：“古：故也，故：使为之也。”根据前后语境释读，“古亭业”中的“古”即“使为之”，意译为“（让）从事”。“光耀地方的事业”。
传统中国社会有两个阶层，即官和民，随着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和科举竞争日益激烈，至明中叶以后，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官和民之间的士绅阶层或地方精英阶层。1910年《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论绅士之资格》，文中指出：“绅士者，立于官与民之中间，而为地方行政之一种补助机关也。”②《申报》1910年10月9日，第1版。清代著名巡抚胡林翼也曾说过：“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③（清）胡林翼：《麻城县秉陈各局绅筹办捐输情形匹》，《胡文忠公全集》，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第1757页。绅士一般“用私人财富和知识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努力营造其作为地方精英的形象”④徐祖澜：《近世乡绅治理与国家权力关系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2页。。明清时期的私塾、社学多由绅士主办，乡约等教化活动也时常由绅士主持，他们积极参与地方的公产、水利、桥梁、津渡等公益事务。《旧闻》中亦有这样的记述：“桥倾颓，先祖捐资为倡，多士协力，以迄于成。”结合此次出土墓葬考证，这里的“先祖”应是葵才（名煜，字尔教，号乐亭业），所记述的事件应是乾隆六十年（1795）由闽浙总督姚棻主持的重修洛阳桥事务。葵才为“邑庠生”，即本籍的生员。在明清时期，“绅士中最大的集团是由生员组成的”⑤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67页。“具有秀才身份者即可跻身绅士之列，而与普通平民相区别。”（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页。），他们有“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的责任”⑥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309—310页。，曾有绅士发出这样的感慨：“康济天下之愿无所施，则退而为善于一乡。”⑦（清）冯桂芬：《显志堂稿》卷7，《内阁中书功甫潘君墓志铭》。转引自余新忠：《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另外二位墓主，亦是如此，均把地方事务作为毕生志业，且在自己的名号中表露无遗。
综上，三位墓主的身份大抵可以认定为在地方享有声望的绅士。
从上引墓文中可见，三位墓主均是“清雍进士”，那么，何谓“雍进士”？
“雍进士”称谓一般出现在民间墓志、碑刻、族谱或匾额（图一）中，少见专门研究，既有的网络资料仅止步于一般性介绍，甚或存在讹误之处，故有必要做一番梳理考鉴。
征诸文献，得知“雍进士”之“雍”指“辟雍”。西周时期，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称为“辟雍”，《礼记·王制》云：“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⑧（西汉）戴圣：《礼记》第5，明代汲古阁刻本。历史上辟雍建筑的形制究竟如何？《大戴礼记·明堂》云：“明堂者……上圆下方，所以朝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⑨（西汉）戴德：《大戴礼记》第67，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刻本。《白虎通义》“辟雍”条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①（东汉）班固：《白虎通义》，清嘉庆九年（1804）抱经堂刻本。《明堂丹令论》云：“辟雍之名，乃‘取四面环水，圆如壁’。”②（东汉）蔡邕：《明堂丹令论》，载《汉魏遗书钞》，嘉庆三年（1798）刻本。随着朝代的更迭，辟雍建筑实物逐渐湮没无闻，直至清代，乾隆帝提出了：有国学而无辟雍，名实或不相称焉。③《高宗纯皇帝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见（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53页。
图一“雍进士”匾
清代的国学又称太学、国子监，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清代统治者对国子监非常重视，顺治帝曾亲自视察国子监（1652），之后历代相沿，称为“临雍视学”；
康熙帝曾率礼部诸臣前往国子监视学，举行“临雍大典”（1669），并亲自题写“彝伦堂”匾额；
乾隆帝更是谕令礼部尚书德保、工部尚书监管国子监事务刘墉、侍郎德成仿《礼经》旧制，于1783年在国子监彝伦堂之南复建“辟雍”（图二）。
“辟雍在太学门内，距门二十一丈，南向。池环如璧，径十九丈二尺，深一丈四。达以桥，桥各长四丈，阔各二丈二尺。周池护以石栏，池岸设噀水龙口四，以达水。水由太学门外东、西井及六堂后檐外东、西井暗沟分注之。池内为殿基，方十一丈一尺，白石瓮之，以起殿。殿顶圆，冠以火珠。宇方檐重，覆黄琉璃瓦。殿方五丈三尺，面各三间。中央一间,方一丈一尺四，正四间阔如之。深一丈六尺，四隅四间，方如之。九间合为一间。四面启门，门四扉。左、右窗各四。外周以廊，深六尺八寸。柱高一丈六尺，径一尺八寸。廊外出檐四尺三寸，柱高一丈八尺八寸，方一尺。四出陛。前檐恭悬高宗纯皇帝御书‘辟雍’额。殿中恭悬高宗纯皇帝御书额一，曰‘雅涵于乐’”。④（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1页。
图二国子监辟雍大殿
金、元、明三朝的帝王皆在北京建都，京城国子监内长期缺失一座辟雍，如今，依据周代四学的礼制终于建造完成了，实乃一大创举。竣工之际，乾隆帝亲笔题写楹联“金元明宅于兹，天邑万年今大备；
虞夏殷阙有间，周京四学古堪循”。至此，皇帝“临雍”得以名副其实。辟雍大殿位于“国子监的极近中心点上”①李永康、张炳谦：《北京国子监建筑群文化漫谈（一）》，见《孔庙国子监丛刊》（2007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140页。，等级之高不言而喻。此后，“辟雍”遂实在成为“国子监”之代称。
清代学子的仕途，一般是参加科举考试，秀才通过乡试成为举人，举人通过会试成为贡士，贡士通过殿试成为进士，授为翰林。除此之外，尚有一条捷径，就是通过考试或捐纳，进入国子监成为国子监生，肄业后再经廷试等方式获取官职。②详见张振国：《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清代的国子监生包括贡生和监生，据《清史稿》载，国子监“肄业生徒，有贡、有监。贡生凡六：曰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凡四：曰恩监、荫监、优监、例监。荫监有二：曰恩荫、难荫。通谓之国子监生”③《清史稿》卷81，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国子监生大体和举人一样，可以穿青绸蓝边公服和披领，戴金雀顶冠。因乾隆帝在国子监内重建辟雍大殿，故清代的国子监生在乾隆时期最被重视。
清代国子监生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录送乡试，即由国子监选拔后参加乡试；
二是考职，即在国子监学习期满，参加廷试，以获取做官资格。清前期，朝廷正值用人之际，国子监生出路较好，仕途与举人略同④郗鹏：《清代国子监制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中后期，随着进士、举人数量日益增多，再加上大量满人挤占了汉人的官缺⑤详见韩晓洁：《清代满人入仕途径与清代政治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国子监生仕途逐渐壅塞，只得另寻他处，在诸项选择中，经商不失为一条理想之路，正所谓“学不遂则弃之习文法吏事，不则行贾于四方矣”⑥（明）何乔远编撰：《闽书》（第一册）卷38，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41-942页。。对于国子监生来讲，“经商致富成为光耀门楣的又一途径”⑦朱树森：《试论明清晋江儒商传统的形成与区域经济的互动》，见福建省闽学研究会、晋江市历史文化研究总会编《朱熹理学与晋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部发行，2007年，第316页。，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带，“弃仕从商”曾一度蔚然成风。
明清时期，洛阳江中上游的洛阳港是泉州刺桐港支港，昔时船只鳞次栉比，商贾咸集。与之毗邻的洛阳街连通洛阳桥，是泉州至福州的官道，沿线遍布各式商行、店铺，“熙来攘往，声满街衢，朝暮不息”⑧施伟青、徐泓主编：《闽南区域发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洛阳街自古就有浓厚的商业气息，当地的国子监生自然受此影响，“由士而商”，不唯如此，亦有平民经商致富后，通过捐纳，成为国子监生，“由商而绅”，此二者并存，迭相为用。如吴氏二房（新厅）便是洛阳街上较早从事商业活动的家族，家传商号“庆安”。上引墓文中的心藻（乳名监水，字邃铭，号古亭业）和心熙（乳名点水，字邃辉，号耀亭业）兄弟二人，均是国子监生。心熙从商，承继家业，然“言商仍向儒”（张骞语），可谓亦士亦商的“士商”。
自隋迄清，士子以读书博取功名为目标，“进士”更是其最高追求，但此途异常艰难，多少人终其一生难圆夙愿。因而，一些未及进士的中低级功名者，喜好借用“进士”作为雅称，表现出对进士称谓的尊崇。清代毕阮曾言“凡试有司者皆得谓之进士”①转引自姚雯雯、高福顺：《金代“前进士”考论》，《北方文物》2021年第3期。，如附生雅称“附进士”、举人雅称“乡进士”，国子监生则雅称“雍进士”。“清雍进士”是清代国子监生的通称，其中的“岁贡生”“恩贡生”“拔贡生”“优贡生”“副贡生”“例贡生”有时也相应地雅称为“岁进士”“恩进士”“抜进士”“优进士”“副进士”“例进士”。以上三位墓主均是“清雍进士”，也就是清代的国子监生。
按照张仲礼的观点，绅士成员包括进士、举人、国子监生和生员。②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页。三位“雍进士”自然是地方的绅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曾指出，对于中国绅士的理解，应当将之视为“一群家族，而不仅是个别有功名的人”③[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3页。。德国学者W.艾伯哈德（Eberhard）也认为：“只有人们将‘绅士’设想为家族性的时候，对‘绅士’的理解才有可能。……绅士家族在家乡的名望极大，……从一段时期来看，构成绅士的不止一代人。”④[德]W.艾伯哈德（Eberhard）：《征服者与统治者：中世纪中国的社会力量》，莱顿E.J.布利尔公司，1952年，第122-123页。从以上出土的墓葬看，泉州洛阳吴氏二房在清代有三位“雍进士”，俨然是一个“绅士家族”。且有趣的是，《旧闻》中述及一则传说：先祖于六月初七夜，见天门洞开，光华万丈，仙人现，谓：“可许汝一愿也。”公跪求曰：“惟家中代代出进士也！”此说在吴氏二房中传扬已久，如今，墓葬的出土，亦可佐证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它曾经而且仍在影响着家族子弟的价值观念，“士商渗透”“绅商合一”已成为吴氏二房的祖脉遗风和家族文化。
由此，结合前文所考，进一步证实了三位“雍进士”即属泉州洛阳当地绅士无疑，其中，心熙亦有“绅商”的特征。
现存的泉州洛阳吴氏二房（新厅）祖厝，出土墓文称其“庆安私第”，因以上三位“雍进士”都曾在此居住，故谓之“雍进士第”。以下略述其概要：
（一）传统建筑类型：“第”
“第”常作次第义，引申为住宅始于汉代⑤宋杰：《汉代宫廷居住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81页。，之所以称“第”，是因为宅院有高低等级。《汉书·高帝纪》载：“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最高等级即“甲第”，如《史记·孝武本纪》载：“赐列侯甲第，僮千人。”⑥《史记》卷12《孝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最早特指皇帝赐予大臣的宅第，之后也涵盖上等房屋，“泛指贵族官僚或士绅人家的住宅”⑦雷冬平、胡丽珍：《〈现代汉语词典〉古词语释义考辨五则》，《晋中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日本著名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在其著作《中国建筑史》中论述到中国的住宅，即是“以中流乃至上流社会绅士的宅第为标准”⑧[日]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7年，第317页。。因本文研究所需，笔者摭拾群籍，归结“第”的主要特征有四：
一是规模较大。“第”大多用以彰显主人的尊贵身份和地位，故在规模上要大于普通民宅。如唐代郭子仪在长安城内的“第宅”，史称“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①《旧唐书》卷120，列传第七十《郭子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史载杜牧祖父杜佑的“甲第在安仁里”②《旧唐书》卷147，列传第九十七《杜佑》，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有屋三十间”③（唐）杜牧：《樊川文集》卷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44页。。《清波别志》载“蔡京赐第，在都城之东，周围数十里”④（宋）周煇：《清波别志》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足见其规模之大。据《齐东野语》记载，南宋杭州西湖边有一龟形巨宅：“杨和王居殿岩日，建第清湖洪福桥，规模甚广。自居其中，旁列诸子舍四，皆极宏丽。”⑤（宋）周密：《齐东野语》卷4，《杨府水渠》，民国涵芬楼藏版。更有甚者，在宅第中建造园林，如《旧唐书》载，裴度“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⑥《旧唐书》卷170，列传第一百二十《裴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显然，“第”的一个特征是规模较大。
二是多重院落。刘敦桢在《中国住宅概说》中提出，唐宋时期的大型宅第多用四合院。⑦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6-42页。如中宗与韦后之女“长宁公主第，东有山池别院”⑧（宋）宋敏求：《长安志》卷8，明成化四年（1468）郃阳书堂刻本。。《唐两京城坊考》载：“神龙初，宗正卿李晋居焉，缮造廊院，称为甲第。”⑨（清）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2页。而且，“第”普遍由多进层次的院落或内天井组合而成。举唐代安禄山宅第为例，天宝十年（751），“安禄山初承宠遇，敕营甲第，瑰材之美，为京城第一”⑩（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5，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5页。，史称，“堂皇三重，皆象宫中小殿，房廊窈窕，绮疏诘屈，无不穷极精妙”⑪（宋）宋敏求：《长安志》卷8“道政坊”下引《谭滨录》，明成化四年（1468）郃阳书堂刻本。。《旧唐书》中描述胡政“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闾巷。”⑫《旧唐书》卷163，列传第一百一十三《胡证》，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唐代白居易《伤宅》描述甲第“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宋代欧阳修《蝶恋花》的“庭院深深深几许”亦是对多重院落的描述。清代和珅的家宅，时称“和第”⑬刘临安、陆翔编著：《北京王府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89页。，初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有东、中、西三路三进院格局，后又增至三路五进院格局。这些例子均说明，多重院落是“第”的一个典型特征。
三是当街辟门。在汉代，严格的封建礼制规定，一般居民的住宅不得当街辟门，但享有封建特权的显官贵族则除外。⑭赵晓峰、刘佳、潘莹：《汉代画像砖石图样中显现的建筑文化特征探析》，见《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建筑遗产——第四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2页。唐朝令式亦规定，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和坊内三绝者（指三面都没有出路的住宅）才能直接向街开门。⑮参见《唐会要》卷86“街巷”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67页。从某种意义上讲，当街辟门是“第”的特权。如张衡《西京赋》“北阙甲第，当道直启”，魏晋时期，左思在《蜀都赋》里说成都“亦有甲第，当衢向术”，术的本义指城邑中的道路，当衢向术，其意谓甲第面向交通大道。另据《初学记》卷24“宅”条云：“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第”①（唐）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78-579页。。《太平御览》亦载：“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②（宋）李昉、李穆、徐铉等编纂：《太平御览》卷181，居处部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前引《伤宅》一诗的起句即是“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唐代韦应物《长安道》诗云：“归来甲第拱皇居，朱门峨峨临九衢。”九衢指纵横交叉的大道。以上诸例，皆可看出，当街辟门是第的特征。
四是装饰考究。“第”往往极尽装饰之能事。史书记载，唐高宗与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崇饰邸第”③《旧唐书》卷183，列传第一百三十三《太平公主》，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中宗与韦后之女安乐公主“竞起第舍，以侈丽相高，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④《资治通鉴》卷209，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宋代赵仲全的宅第，墓志铭载其“治第吹台之东，亭榭池阁，雕饰甚丽，图书翰墨，环列左右”⑤（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51，《右监门卫大将军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代陆游《题郭太尉金州第中至喜堂》所谓：“第中筑堂最宏丽，奎画岌岌蛟龙缠。”《明史》中有：“公主第，厅堂九间，十一架，施花样兽脊，梁、栋、斗栱、檐桷彩色绘饰，惟不用金。正门五间，七架。大门，绿油，铜环。石础、墙砖，镌凿玲珑花样。”⑥《明史》卷44《舆服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由此不难看出“第”的装饰考究之特征。
需指出的是，明清时期“在闽南地区以官家宅邸为样板”⑦关瑞明：《泉州多元文化与泉州传统民居》，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建成的民居，大多具备一定的规模，其通廊、厅堂宽敞并贯穿全宅，把前后、左右有机地衔接起来，成为多层次进深的院落。这种“具备两进以上的住宅，称为‘大厝’‘官式大厝’”⑧曹春平：《闽南传统建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因其多是当街辟门，故又称为“街路厝”⑨顾煌杰：《闽南沿海地区传统民居平面格局研究》，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37页。。此类民居在建造工艺上，采用了传统的官式做法，完全按照营造则例精工细作。可见，有些闽南传统官式民居在规模、院落、辟门和装饰等方面，完全符合上述“第”的特征，因而称之为“进士第”“大夫第”“中宪第”等。
（二）建筑遗存所见“雍进士第”格局
“雍进士第”建筑遗存整体格局清晰可辨，《洛江吴氏宗谱》载有其平面示意图⑩《洛江吴氏宗谱》，2006年，第179页。（图三），通过现场踏勘进一步确定，该宅第临街而建，坐北朝南，是一座规整的三开间四进院落，占地面积约406ｍ2，符合上述“第”的特征。
第一进：门厅。老辈称之为“口厅”，入口处悬挂“雍进士第”匾额（图四）。面阔1125cm，进深840cm，门厅原貌现已不见，被拆除改建为石构二层建筑，但是，根据建筑位置和基址所反映的营造尺度，可以复原出明清闽南官式宅第的门厅样式。
图三庆安祖厝平面示意图（族谱载）
图四“雍进士第”大门
第二进：顶厅（礼仪厅）。顶厅面阔1125cm，进深1020cm，最近的一次修缮，在2004年。从大门进入，可见深井（天井）两侧的榉头已被拆改，因此深井（天井）尺度也相应缩小。大厅屋顶为硬山式，红色筒瓦屋面，三叉燕尾脊，脊堵无装饰。东侧外墙为红砖墙，西侧外墙为夯土墙，上部均以红色烟炙砖砌至规尖并开有高窗，其间设二层板瓦鸟踏。内部梁架为搁檩造，梁架上置灯梁，灯梁施彩画装饰，红底。大厅地面斜铺红色方砖，厅中放置供案、八仙桌，以寿屏分隔厅堂与后轩，寿屏上悬挂牌匾“厚德载福”和楹联“万叶荐余庆，千龄光本支”。厅堂两侧有两对柱联：“一脉源流先世泽，满堂酝酿太和春”和“必有丰年人耕禹甸，诒尔多福家戴尧天”。后轩两侧开设寿屏门（后轩门），后墙两侧开设后尾门，现只存东侧后尾门。顶厅也称礼仪厅，处于建筑群中最核心的位置，是进行重要事项的场所，如祭祀祖先、婚丧嫁娶和接待贵宾等。
第三进：中厅（起居厅）。中厅面阔1125cm，进深1010cm。通过后尾门即是深井（天井），两侧榉头经多次修建，已改为石构。厅堂保留清代建筑制式，20世纪90年代进行过简单修葺。大厅屋顶也是硬山式，红色筒瓦屋面，燕尾脊，脊堵无装饰。两侧外墙均由三个部分构成：下部为毛石砌筑，中部为封甓墙面平砌，并有红砖花格窗，上部已坍塌。内部梁架为插梁式木构架，“三通三瓜三架坐梁”式。内檐口用丁头拱出挑，结构简练，制作规整，步口檐处安置有篙尺。厅中保留清代寿屏（太师壁），两侧亦设寿屏门（后轩门），后墙两侧亦设后尾门，现只存西侧后尾门。厅堂东侧的内墙在木框架内做“杆真墙”①。东侧大房曾一度作为当铺，后房也相应地作为储藏间。西侧大房和后房是家眷的主要居室，房间以屋顶小窗取光，室内较暗，是谓“光厅暗房”。大房前有檩步，是梳洗的地方。目前，东侧大房与后房屋面已坍塌，西侧大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翻新时，内墙由木质改为石构。因为长期疏于打扫与整修，中厅已渐渐显露出荒芜迹象，不少墙体陆续剥落，只能从遗留的门窗雕花中想见当时主人的富足生活。
第四进：后厅（私塾厅）。后厅面阔1125cm，进深740cm。通过西侧后尾门，可见深井（天井）与后厅，两侧榉头均被拆除，后厅的屋顶为卷棚顶，屋面左右各三排筒瓦。内部梁架亦为插梁式木构架。两侧外墙亦由三部分构成：下部为毛石砌筑，中部为灰泥砂浆抹面，上部为封甓墙面平砌至规尖，毛石与上部间以板瓦鸟踏分隔，规尖遗有部分素白灰塑。后厅两侧房屋已坍塌，仅厅面保留完整，厅中原供奉魁星爷，现已不见。较有特色的是，后厅利用中厅（起居厅）的后墙作三堵烟炙砖镜面壁，两侧开设拱形门洞，现仅存中部和西面二堵镜面壁和西侧门洞，东面镜面壁和东侧门洞已被拆改为石墙。镜面壁上方有水车堵，水车堵以砖叠涩出挑，正面做出线脚边框，但框内灰塑装饰已残缺。中部镜面壁由烟炙砖拼砌，正中辟一六角形竹节窗，两侧有灰堆（灰塑）对联：“文章传旧业，孝友溯遗风”。“旧业”①“旧业”也指“旧时的宅第”，如唐代孟浩然《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诗曰：“睹兹怀旧业，回策返吾庐。”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刘商》云：“后出为汴州观察判官，辞疾挂印，归旧业。”皆是此义。意为“先人的事业”，即前文所考之“亭业”。西面镜面壁中间有圆形桃花纹样花格窗，四周用砖做成“香线框”，蝙蝠形抹角。西侧门洞下石上砖，圆弧形拱券饰以如意纹样。后厅主要是吴氏家族子弟念书的地方，据《旧闻》记载，这里最早设为家塾，雍正二年（1724），始作为“通津社学”学舍，“择生员学优行端者为社师”，道光朝以后，复为私塾。驻足于此，依稀可见当年场景。
（三）“雍进士第”建筑沿革探析
根据“雍进士第”不同时期的建筑材料分析，其经历了多次修葺改建，建筑沿革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建于明代。断代依据有三：其一是瓦，明代刊刻的《闽部疏》记载：“泉、漳间烧山土为瓦，皆黄色。郡人以海风能飞瓦，奏请用筒瓦。民居皆俨似黄屋，鸱吻异状。官廨、缙绅之居尤不可辨。”②（明）王世懋：《闽部疏》，明万历十三年（1585）宝颜堂订正刊本。因明代的红砖红中带黄，故称“黄色”。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雍进士第”中厅与后厅的屋顶用瓦与明代“大宗伯第”（明代礼部尚书陈经邦府第，位于莆田市荔城区大路街593 弄3 号）高度一致。其二是墙砖，顶厅东侧外墙遗存的古甓墙面，由粗甓砖竖立平砌，粗甓砖规格为长26m 宽20m 厚6m，其做工迥异于后来清代典型的封甓墙面（一竖一倒，一竖由甓砖完成，一倒由徐兴砖完成），如蔡氏古民居、杨阿苗故居等，与同处洛阳街的清代王氏祖厝（古井亭巷36 号）也判然有别。经过比对，这些红砖与厦门海沧文圃山发现的明代古墓红砖高度相似。其三是夯土墙，通过仔细辨别，笔者发现顶厅西侧遗留的夯土墙与明代惠安刘望海故居（惠安中山北街团结巷27号）的夯土墙如出一辙，应是同一时期的建筑工艺。此外，宅第西侧巷道还放置一尊明代石狮（图五），据吴氏后裔所述，此乃镇宅之物，自古相沿至今，这亦可作为一个旁证。经过综合研判，“雍进士第”始建于明代。
第二阶段：除了上述屋瓦和部分墙面是明代建筑遗存外，“雍进士第”主体建筑合乎清代闽南传统官式宅第的布局和制式，但又不乏空间营造上的个性化创造，如第三进中厅（起居厅）的边门辟得较大（高212cm，宽90cm），有别于传统特征（如洛安村滨景西路232号张氏祖厝边门高190cm，宽68cm），这主要是为方便经商考虑。据《旧闻》记载，吴氏二房先祖在清代从事典当生意，商号“庆安”，因而将大房改建为当铺，称“庆安铺”。出土墓文中有“庆安私第”，与此记载相吻合。今天“雍进士第”的规模和格局，正是在清代奠定的基础。
图五“雍进士第”内的明代石狮
第三阶段：民国时期，泉州洛阳街兴建红砖骑楼①详见吴峻峰：《洛阳街的红砖骑楼》，《闽南》2017年第6期。，沿街统一规划设计，拆除两侧旧房，路面拓宽至9m。“雍进士第”的门厅也被迫拆改，退收出连续的柱廊空间，再隔成店铺面向走廊，铺面采用可拆卸的竖板门。如此，外廊空间柱架结构已打破了传统官式宅第立面的封闭性，“雍进士第”门厅的规制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第四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住房紧张，门厅在原柱廊空间和店面的基础上再行改建为石构二层建筑，内部设置楼梯，走廊也被封堵占用，“雍进士第”门厅已荡然无存。不可讳认，此与传统建筑制式相去甚远。第一进深井（天井）采光与通风效果变差，空间尺度也远逊于之前的格局。再后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部分吴氏后裔陆续从“雍进士第”中搬出，宅第常年风吹雨淋，缺乏有效维护，以致中厅与后厅受损较为严重。
概而言之，“雍进士第”乃明代肇建，清成格局，民国拆改，近年渐损。
“雍进士第”是明清时期泉州洛阳街的绅士宅第，根据建筑遗存清晰可见四进院落：第一进门厅已被改易，第二进顶厅（礼仪厅）、第三进中厅（起居厅）保存相对完整，第四进后厅（私塾厅）部分坍塌。在闽南地区，临街的房屋往往用地紧张，面宽有限，大多以单开间的“手巾寮”②曹春平：《闽南传统建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页。为主，在寸土寸金的交通要道洛阳街，能有三开间的府第建筑至为难得。“雍进士第”有“绅”“商”兼具的建筑特色，从某个视角得以窥见清代绅士的生活面貌，为研究闽南儒商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这座宅第是洛阳街仅存的三开四进合院建筑，（图六、图七）在泉州地区亦不多见。它既是吴氏家族变迁与家学历史的见证，也是泉州洛阳地域性格的体现，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的物质载体。可惜其因年久失修、风雨侵蚀及现代民间不科学的人为改造，已渐荒废，不免令人扼腕，故亟待科学修缮，合力保护。
图六“雍进士第”复原图
图七“雍进士第”平面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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