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
著名史学家雷海宗一生执教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南开大学等多所著名学府。他在武汉大学执教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然而，在这一年里，雷海宗在教学和学术上都取得了一定的业绩，为武汉大学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27年，雷海宗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当年返囯后受聘于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他在该校工作了4年，负责学校的西洋史教学工作，担任过史学系主任，创办了《史学》杂志并担任主编，学术上颇有建树，受到时任校长张乃燕的重视，在社会上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不过，同时也有一些因素阻碍他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学校大环境较差，办学经费始终难以完全保障。1929年7、8 月间就曾出现经费危机。1930年曾拖欠教职员工薪俸数月，秋季开学之时，全体教授甚至发表宣言准备罢课。其次，雷海宗的治学思想与中央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们有一些分歧。雷海宗大力引进宣扬文化形态史学理论，着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积弊；
而中央大学的“学衡派”则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还有，史学系在校中地位较低。原系主任陈汉章曾在信中说：“恨校中史学为社会科学院一附属品，不如文学、哲学院之独立。”“史地系附属社会科学院，与政治、法律等系平分，一院中预算已超过多数，当事方有减薪诸说，不如文学院之独立，可以位置名儒。”[1]
1930年下半年，大力支持他的校长张乃燕辞职离去。雷海宗也萌生去意，武汉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此时的武汉大学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新校址选定在武昌城外珞珈山东湖一带，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与此同时，学校大力引进人才，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此时的文学院各系之中，以史学系最为难办。该系刚刚成立一年，正处于求贤若渴阶段。经过在中央大学几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雷海宗已经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和渊博的学识，他完全符合武汉大学教授聘任标准：“一、在学术上有创作或发明者；
二、曾在国立大学或本大学承认之国内外大学担任教授二年以上者。”[2]通过接洽，雷海宗与武汉大学达成一致，原预计到校时间为1931 年1月。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一直推迟到1931 年下半年，雷海宗才正式到武汉大学文学院就职，为史学系与哲学系合聘教授。
进入武汉大学执教后，雷海宗的待遇比较优厚。武汉大学规定：初任教授者自第九级至第五级起薪，第九级的月薪为300元，第五级的月薪为400元。[3]按照这个标准，雷海宗的月薪当在300元到400元之间，较在南京任教时有所增加。而且，武汉大学的校长、各学院院长和系主任多由留学欧美人士担任，对雷海宗这样留学归国的人才也很是重视。这就使雷海宗获得了良好的教学和科研环境。在雷海宗就职的文学院中，下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教育和史学四系。各系成立的时间虽然不同，但是学院的目标始终如一，“它的一个目标是怎样造成专门的学者，同时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通人。许多大学的目的完全在造成通达的人，它的流弊常常是太空泛；
另有许多大学的目的是只在造成专家，它的毛病往往又是太闭塞。本院最大的希望，是要兼采这二种方针的长而避其短，想造成不空泛的通人，不闭塞的专家”[4]。这种办学理念也与雷海宗的教育理念高度契合。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雷海宗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
在武汉大学，雷海宗主讲欧洲通史（二），时间范围是中古时期。该课程顺接史学系第一学年的欧洲通史（一）课程（当时由周谦冲开设），为第二学年的必修课程，每周3学时，时间为1 学年。[5]该课程“讲述欧西民族自罗马帝国灭亡迄法国革命时代政治、社会、经济方面演化之经过，兼及宗教文艺与思潮”[6]，同时为文学院外国文学系二年级选修课程，每周3学时，与心理学、西洋哲学史和教育哲学并列，学生可以任选其中一门课程。
雷海宗讲课不写讲稿，但往往准备一份极其详细的提纲发给学生，供学生作提纲挈领的了解和深入研究的指导。[7]现今武汉大学图书馆珍藏着1931年雷海宗在该校历史系讲授欧洲通史（二）一课的详细铅印提纲。2001年，这份课程提纲加上曾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的季平子先生珍藏的部分手抄提纲，经王敦书先生整理导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西洋文化史纲要》。在提纲当中，雷海宗清晰地展现出他的文化形态史观。他接受了斯宾格勒的理论，认为每个高等文化在诞生前先有酝酿時期，其后分为形成、成长、成熟、大一统和衰亡五个发展阶段。提纲将直到20世纪的西洋文化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西洋文化酝酿时期（公元476—911年）；
西洋文化的形成时期，亦即西洋文化第一期（公元911—1517年）；
西洋文化的成长时期，亦即西洋文化的第二期（公元1517—1815年）；
西洋文化的成熟时期，亦即西洋文化第三期（公元1815年至今）。[8]整部提纲体系完整，层次鲜明，子目详尽细致，覆盖面极广而条理一目了然。内容极其丰富，既有综合比较，又有具体分析，因系提纲而言简意赅，精辟透彻，一语中的。雷海宗打破了国别界限和王朝体系，以全局的眼光将西洋（欧西）文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抓住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和文化思想变迁，从各个方面来考察论述欧西文化的酝酿、形成、成长和发展的各个阶段与变化。在提纲中，雷海宗着重探讨阐发西洋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嬗变发展及各个流派的兴替，19世纪尤详，在当时中国缺乏西洋文化史佳作的背景下，显得难能可贵。在该书每章的后面都附有英文参考书目，里面涵盖了众多学术大家的著作，比如对雷海宗影响至深的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桑代克的《欧洲中世纪史》。这门课程的开设，显示出雷海宗已经初步形成了他的文化形态史观体系，而且有了自己独立的、卓越的创建。提纲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是雷海宗在世界史研究方面留下的宝贵遗产。
作为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雷海宗还承担了哲学教育系二年级的必修课——中国哲学史，每周3个教学时数，并列课程有西洋哲学史、教育心理学等。[9]该课程还是史学系三年级必修课。[10]同时，因为哲学教育系三年级必修课中的教育行政一课1931年当年不开，由雷海宗的中国哲学史代替，每周2个教学时数。[11]该课程亦为文学院三年级学生选修课，每周3个教学时数，与英诗初步、中国通史（三）、本年不开设的史学方法、第二外国语这些课程并列，学生可以任选其中的2门。[12]在雷海宗的执教生涯中，讲授中国哲学史仅见于武汉大学时期，笔者对这部分情况的掌握不是非常清楚。不过，考虑到他在芝加哥大学哲学方面的学习经历以及所获的哲学博士学位，想到他在学术方面的哲学思考，想必这门课程对他而言，绝非是勉为其难，应是驾驭起来游刃有余。
从雷海宗在武汉大学授课的实际情况来看，武汉大学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大学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系而只是少数学系开设通史课程，这与雷海宗培养通才的理念恐怕有一定的差距，也为后来他离开武汉大学而去母校清华大学埋下了伏笔。
执教武汉大学期间，雷海宗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此时，他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向中国史。1931年，雷海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重磅学术文章——《殷周年代考》，刊登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2卷第1期。在这篇文章中，雷海宗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即根据温带人类生理和平均寿命进行研究，辅以《史记·鲁世家》《左传》《孟子》等旁证，推测出周元年应在公元前1030—公元前1020年间，肯定了《竹书记年》一书关于周元年应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他进一步推断，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汤定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雷海宗的这一研究把“中国历史可靠之纪年，由共和元年（前841年）上推至周元（前1027年），甚至商元（前1600年），澄清了这段历史长期以来无年代可考的糊涂观念，对古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13]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历史上首位肯定《竹书记年》关于周元年为公元前1027年说法的历史学家并不是雷海宗，而是梁启超。梁启超于1922年在其《最初可纪之年代》一文中明确提出公元前1027年之说法。不过，梁启超没有像雷海宗一样进行系统的考证，可以说雷海宗是这一时期在此方面的最杰出贡献者。正因如此，雷海宗的门生何炳棣先生提出，应该将《竹书记年》武王伐纣之公元前1027年定为“雷海宗的年代”。
1932年，雷海宗在《金陵学报》第2卷第1期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孔子以前之哲学》。该文密切关注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参考了域外汉学的新近研究成果，吸取了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方法。文章在开篇的《序》中即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最早以《尚书》和《周易》为基本材料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就是法国学者马斯伯劳（今译为马伯乐），其《中国古代史》是一本空前的杰作。本文得此书暗示帮助很多，特此声明致谢。文章借鉴西方研究方法，开篇即对传统的研究观点予以驳斥：“普通研究中国哲学的，都看孔、老为最早的哲学家，前此毫无哲学思想可言。然而凡稍明哲学进化的人都可看出孔、老的思想是哲学已到成熟时代的思想，在他们背后一定还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决不止是宗教信仰史，乃是真正的思想发达史。很多人以为把殷、周间的宗教信仰作为前题（提），就可解释孔、老思想的构成。岂知这只能解释孔、老思想的一部份（分），且是不重要的一小部份（分）；
其大部份（分）则与宗教信仰并无直接的关系。”[14]文章以《尚书》和《周易》的有关篇章如《周书》《虞书》《彖传》《象传》和《系辞传》为基本材料，从宗教背景、西周时代与哲学之初兴、春秋时代哲学几方面对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哲学进行了考察，得出结论：“春秋时代文化大盛，当时必有许多哲学作品出现，恐怕与王官完全无关的独立思想家一定也有。但存至今日的只有王官（史筮）所传留的一点材料，这是原有材料的百分之几，我们完全无从推考。至于私人的作品就完全丧失了，我们今日连一个哲学家的姓名都不知道。”“孔、老并非突然出现的，古今并没有一个毫无思想渊源的大哲学家。”“孔、老的思想决不是文化初开时代的幼稚思想，必有思想渊源。孔子是史官思想的承接者，所以他言必称尧、舜（《虞书》）、周公（《周书》）。他是专注意治国之道的，与《尚书》的作者一样。老子或《老子》作者是筮人思想的承继者，他是偏重玄学的。后日中国哲学界最占势力的儒道二家是直接由孔子与老子传下来的，间接由无数无名的史官与筮人传下来的”。[15]
在进行教学和学术工作的同时，雷海宗对青年学子非常关心，经常给予热心帮助。1928年秋入学的曹绍濂，为了出国留学积累资金，于1931年时开始翻译《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史》（上册）一书。该书为美国学者海斯所著，30余万字。在翻译过程中，他常常因为遇到一些疑难问题而向雷海宗请教，自己感觉受益良多。[16]次年曹绍濂又译出了该书的下卷，于1935年出版。该书引起了较好的社会反响，被各重点大学历史系列入必读书目。[17]曹绍濂后成为中国有名的美国史专家，这一定程度上源于雷海宗的热情帮助。1931年，张景钺的一个亲戚、清华二年级学生徐仁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学业难以为继。徐仁回老家的时候，路过雷海宗家。雷海宗急人之困，答應帮助徐仁上学，每月寄给徐仁30元钱，保证徐仁顺利完成了大三和大四的学业。徐仁工作以后，全部归还了这些款项，心里非常感激雷海宗的扶危济困之举。[18]徐仁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植物形态学家、植物解剖学家、古植物学家。
在武汉大学的一年，是雷海宗教学和学术生涯的一个中继阶段。在此时期，他继续耕耘，不断探索，为以后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 释：
[1]钱英才：《国学大师陈汉章》，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95页。
[2]《本大学教员聘任规则》，《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二十年度》，1932年，第159页。
[3]同1，第160页。
[4]《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二十年度》，1932年，第1页。
[5]同4，第33-34页。
[6]同4，第15页。
[7]王敦书：《导读》，《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8]同7，第16页。
[9]同4，第38页。
[10]同4，第35页。
[11]同4，第40页。
[12]同4，第27页。
[13]侯云灏：《雷海宗主要学术贡献述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第208页。
[14]雷海宗：《孔子以前之哲学》，《金陵学报》第2卷第1期，1931年，第1页。
[15]同14，第18-19页。
[16]《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02页。
[17]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1980-2000）》第8卷，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223页。
[18]徐仁：《徐仁著作选集》，地震出版社，2000年，第314页。
（作者为河北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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