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美国宾州大学建筑系和美术学院完成学业，经欧洲回国。前者是梁启超的长子，后者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位艺术及建筑史女留学生。家学渊源、秉赋优越、训练精当、风华正茂的两人受聘于中国东北大学，被托创办建筑系。
唤醒安济桥
这时的中国，列强虎视眈眈，内外战事交迫，人民困苦流离。梁思成和林徽因要做的是找寻古建筑，把古代的巨灵一一从荒烟蔓草里唤回来。
有一首歌谣在百姓口中代代传唱，唱出了中国北方古建筑的四样瑰宝：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关于赵州桥又有这样的吟咏：“赵州桥，鲁班爷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聆听歌谣，就用词句作线索，这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已经找到四宝中的第三宝——正定的宋代隆兴寺、第二宝——应县的辽代佛宫寺木塔，接下来持续寻觅的是赵州桥(安济桥)。1933年梁思成来到赵州，经过严密的勘察和丈量，终于认出了那沉睡的美人。
位于河北赵县南门外三公里河上的安济桥，隋代大业年间由匠师李春建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敞肩拱桥。敞肩——不加肩柱而在宽河上拉出桥身，营造术上的高难度可以想象，现今不易，古时更不易。桥身两端各开出近半圆形大小二洞，是它外观上最好看的地方。据文献记载，李春当时为了处理山洪爆发、水位突涨的问题，因而“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同时也想由此减轻桥身重量，节省工料。
专家看精工，普通人看外貌。想必是因为这敞肩和通穴，和只使用了长卷、半圆、抛弧线，使安济桥的身姿看起来是这么舒坦缓和、朴素纯净、灵透典丽。它从两岸跨出一道长虹，在天地间升起五座新月，通过它远望、近望，北方的村庄和林野是那么古拙悠长。世上真是再没有一座桥能够这么雍容、闲静、优美地融入中国的人文地理了。
本来只能在文献中爱慕，现在见到了真身，青年建筑学家和“伟丽惊人”的它面对面了。那真是惊艳倾倒的时刻，后来在考察报告中梁思成记录那一刻的心情“实在赞叹敬仰不能自已”，说它是“一个天才的独创”、“工程技术和艺术形象方面的重大创造”。为美丽的石桥，他反复为文，引起了国际性的重视，现今建筑史写到拱桥一章，免不了都要推举中国安济桥为最古老又最卓越的先例。
五台山寻宝
梁思成和林徽因从来不相信日本人说的，只有在日本才能看到中国唐代建筑，他们坚信在中国的土地上，必定存在未经后代修缮过的唐甚至唐以前的建筑。他们记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写的《敦煌石窟》一书里，复印有两张莫高窟61洞的唐代壁画，画的是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地图，图中标出了各座庙宇的所在和庙名。
这一回他们依靠的是图画，就把五台山的地图作为寻宝图。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和学生莫宗江、纪玉堂一行四人走上了前去五台山的迢迢寻宝路。他们先坐火车到太原，折北坐汽车走了128公里，再换骑驮骡，摇晃颠簸在荒凉险峻的山道上。艰辛地走了两天，当他们在夕阳中看到期待已久的宝寺时，一如后来梁思成在《记五台佛光寺的建筑》中写的：“那真是令人兴奋的时刻!”对古寺来说，却是回气还魂的复活时刻：“隐没千年的东方建筑的经典终于初露雄姿：硕大的斗拱、深远的出檐，都表明这是一座典型的唐代建筑!”
五台山佛光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寺，也是木结构建筑的经典。谁要是来到它的跟前，进入殿堂，都会由衷地生出崇敬和赞美。它的梁架、斗拱、藻井结构特别复杂壮观，在坚硬中透露着柔软，沉重中隐藏着纤巧，纷繁中展列严谨的秩序。学者们说，在现存中国古建筑中，这拱顶结构高达全寺高度的一半，挑扬出的层次最多、距离最远，于是向外提扬起沉重的寺身，一种在控制中激发生命力、古朴中充满灵动的风格，正代表了华夏文化兴盛期的精神。
为了寻找确凿的证据，他们爬梁上栋搜寻测量，梁思成详细记下了当时工作的艰苦：“那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檀条已被蝙蝠盘据，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我们又继续探视，忽然看见梁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样的意外，又使我们惊喜，如获至宝，鼓舞了我们。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
可是获得宝藏的心情是多么的兴奋、多么的急迫：“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
在后来一次勘查龙门石窟以后，林徽因给美国的好友费慰梅写信，写到工作的辛苦和收获的惊喜，两种经验总是交集，曾用“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来描述。1937年初夏的这一个黄昏，在美丽的夕照里叩敲古寺大门的一刻，年轻的建筑考古学者们觉得自己在叩敲的，必定是天堂的门吧!
一生的伴侣
梁思成和林徽因气质、体质类同，训练相等，才性相当，他们并肩齐驱，真是一生一世的伴侣。属于中国第一代专攻艺术及建筑史留学生的他们，从域外学成回国后，带回了一种不同的研习法。他们一方面敬守古法，勤于文献史籍的研读；一方面更注重田野勘查，追究实地、实景、实物，用实证来建立论点脉络。他们为中国营造学建立了科学性的研习基础，注入一股新的生命力，领它进入现代时期。在战争和战争的空隙中，在蝙蝠和臭虫的袭击中，在家务事的打扰中，在病痛中，他们振作精神，做出成绩。他们为持续的战乱、病痛和政治迫害而苦，可是对生命仍旧乐观、对专业仍旧兢业。
梁思成因脊椎宿疾而一边用瓶子撑着下巴以减低疼痛、一边画建筑图。现在看到照片里瘦削的二人在病床边研究国徽设计图时，真是叫人不忍。学中国艺术史的人看了，恐怕还要更多一层惭愧的心情吧?
和同时代的人一样，使命感和危机感促生了他们的热情，产生一种力量，竟让他们超越了环境的恶劣和身体的羸弱。从接下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系时起，他们就以担负中国建筑史的传承为己任，迢迢跋涉过古老的大地，聆听幽魂的呼唤，寻找禁闭的巨灵，让古建筑一一从历史的荒凉中走出。他们寻找的不仅是遗落的古构，更是民族的魂灵。他们让古建筑再现，督促再现的却是民族和艺术的自豪。无论外在环境怎样艰危，内在条件怎样不利，甚至在病榻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们都不曾懈怠。
解放初期，他们参与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的设计，为北京古城的生存而奔走，带病去政治会议上为建筑艺术而争取。眼见不得不拆除老城墙的时候，去和城墙告别。在他们从事的种种工作中，我们看见新与旧的挣扎、纯美和实用的争执、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冲击、民族意识和外来影响的交锋。他们率先呼吁古构维护，率先提出城市规划问题、环保问题。大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开启的论题到现在仍旧适用，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更重要、更急迫。他们身上自然洋溢着一种很中国又很西洋、很古典又很现代、很传统又很前卫、始终是非常当代的气质，以至于21世纪的我们仍旧要为他们着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