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兴建的砖木结构阁楼，占地一百多平方米。和所有晚清徽派民居一样，外墙不开窗，日光通过幽深的天井射进前堂和后堂，走进水磨青砖的大门，会明显感觉到阴凉。前堂东屋曾住胡适二哥，西屋是幼年胡适与母亲的卧室，后来成了他和江冬秀的新房。与西屋相连有一间小小的厢房，原本供佣人居住，但胡适母亲把它改作书房，以便时时监督儿子读书。
在胡适记忆中，母亲常常关上房门无声地流泪；他犯了错要教育他时，“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藉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孤儿寡母的喜怒悲欢，都压抑在这间阴暗的西屋里。徽州礼教森严，绩溪处处可见历代留下来的贞节牌坊，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是徽州女人的宿命。冯顺弟二十三岁守寡，守了整整二十三年，空有“太夫人”之名，在家中要看胡适哥嫂的脸色，要维系大家庭的和睦，还要竭力从生活的夹缝中为胡适争取教育经费。胡适怀念母亲时写道：“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徽商家庭的兰香书韵
故居内部装修是在胡传死后完成的，素雅简单，家具用的都是普通木材，今天仍然可以感到，一家之主突然逝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落寞萧索。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与胡适同宗的胡成业告诉笔者，胡家当时家道中落，装修资金紧张，而且胡传本就不喜奢华，生前嘱咐过新屋只需“略事雕刻，以存其朴素”。
“略事雕刻”成就了胡宅的脱俗。徽州人多是因战乱迁来的北方移民，出于安全考虑，住宅外表低调，内部精良，砖雕、石雕、木雕极尽繁复精美之能事，并称徽州三绝。寻常人家用浮雕手法刻复杂的戏曲故事、华丽的仙鹤荷花等，而胡宅十二块落地隔扇门、四块窗棂板上，是平地阴刻的兰草。每一块都只有寥寥数笔，但风神出众，意趣高洁。作者落款“东山老人”，乃上庄徽墨雕刻大师胡国宾。胡国宾专职雕刻墨模，作品“地球墨”曾在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上获金奖。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胡宅门窗饰板上创作了这组千姿百态的艺术品。多年后，已离家的胡适写了一首白话诗，在台湾被改编成脍炙人口的校园歌曲：“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其中也许寄托着胡适的故园之情。
胡传没有给儿子留下一座“豪宅”，但留下了浩瀚的藏书。故居二楼是回字形通转式阁楼，这里原本不住人，只保存胡传的书。我登上去看，空无一物，只有厚厚的尘埃。村里人说，“文革”时，那些书被成捆成捆抛到院子里，一把火烧了三天三夜才烧干净。
胡家本不是书香门第，而是地道的“徽商”。胡适说过，“我家历代都是以经营茶叶贸易为生的，也就是自故乡山区贩茶往上海一带自设的茶叶店中出售。”胡适能够做学问，没有像他哥哥们一样经商，全赖父亲一纸遗嘱：“穈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
出故居向西走，经过好一番曲折，终于找到胡适幼时读书的私塾：来新书屋。现在是民宅，没有挂牌。天井比胡适故居还要狭窄，时值正午，原来作为教室的前堂里也没有多少阳光。胡适在这里读了九年书。刚回上庄时，胡适才三岁半，母亲就让他进私塾，门槛七八寸高，他的小身体根本无法独力跨过。上课时他要被人抱上高凳子，下课自己爬不下来，还得被抱下来。别的学生一年给教书先生两块钱，冯顺弟省吃俭用，第一年就送了六块，以后逐年递增，最多时一年送十二块。她的要求是，先生必须对胡适另眼相待，不仅要教他背书，还要给他讲解古文的意思。几年下来，年长的孩子都远不如他懂得多。
十二岁时，乡村私塾已经不能满足胡适的知识需求，在母亲极力争取下，二哥同意供他去上海读书。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这句悲壮的俗语说的是徽州多山少田，男子到了十三四岁必须到外面的世界自己闯荡。1904年春天，胡适离家。在上海，他读了《天演论》，茅塞顿开，为自己取了表字：适之，寓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1910年，他考取官费留学赴美深造，报名时用了“胡适”这个名字。徽州乡下少年胡嗣穈，成为胡适，并即将成为那个改变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巨人。
忠孝牌坊下的旧式婚姻
不管走得多远，胡适注定要回到上庄老宅，去完成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使命：迎娶江冬秀——他从未谋面的未婚妻。十二岁离家去上海之前，母亲就为他订下这门亲。1917年12月30日，胡适阴历二十六岁生日这天，在上庄家中的前堂里，刚回国不久的胡适与江冬秀完成结婚典礼。北大教授娶小脚文盲太太，这桩不般配婚姻，一直是令人惊奇并有些惋惜的“怪事”，但在母亲和乡民看来，江村江氏是名门旺族，与上庄胡氏门当户对，他们是天造地设的良缘。
婚姻是母亲包办的，婚礼却是胡博士自创的。他穿黑色西装礼服，戴黑礼帽，脚穿黑皮鞋；江冬秀穿黑花缎棉袄，绣花大红缎子鞋。结婚证书放在前堂条案上，在证婚人引领下，一对中西合璧的夫妻，在证书上签字盖章，互相交换金戒指。这些仪式都是上庄从未有过的。胡适事先声明“六不”原则：“不拜天地，不拜高堂，不拜祠堂，不相拜，不收礼，不放炮”。
最终，拜高堂和夫妻相拜，以鞠躬代替。母亲同意不拜天地和不收礼，但坚决反对不拜祠堂数典忘祖，争执了好几天，胡适遵从了她的意愿。爆竹也还是在家门口点燃了，老人家爱热闹，图个喜庆。亲戚们知道胡适不收礼，就送来对联和字画表示祝贺。现在有几副对联就挂在故居后堂两侧的墙壁上。 故居管理员说，“文革”时期，胡家人把这些条幅都藏在天花板夹层，以免被烧毁，后来就渐渐遗忘了。九十年代故居改造为纪念馆，天花板漏雨整修，这些新婚礼物才重见天日。
前堂西屋原本是少年胡适与母亲的卧房，婚礼后这里成了胡适与江冬秀的新房，母亲搬进后堂西屋。新房现仍保留当年的婚床和梳妆台，都是传统样式。胡适只在这儿陪新娘住了二十多天，北大催他回校上课，他一人独自返京。母亲很喜欢江冬秀这个泼辣能干会做饭的儿媳妇，胡适让她在家里又住了半年，代自己尽一尽孝道。胡适这一走，与母亲永远告别了。1918年11月24日，胡适接到母亲病逝的电报，第二天就带着怀孕的江冬秀启程奔丧，那是他最后一次回上庄。
胡适曾多次写到母亲对自己一生的重大影响，研究他的人认为，他愿意屈从于包办婚姻，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母亲的孝敬。徽州是程朱理学故乡，今天，仅从乡间林立的牌坊，就可以看出古徽州是多么推崇忠孝节义、三纲五常。徽州民居的布局装饰也充分体现着伦理文化。胡适故居的前堂后堂都挂满字画和条幅，神案上摆着胡适照片，这并不是纪念馆的刻意布置。笔者走访了上庄周边几个古村落的民宅，一进门，首先看到厅堂上挂的先人遗像和家传字画，敬祖之意家家皆然。一方水土造就了胡适与生俱来的传统责任感，他不能违背母亲的心愿，也不能抛弃在老家等了他十三年才结婚的发妻。
胡适心中毕竟潜藏着丰富的情感，一生留下不少韵事传说。在绩溪，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与徽州才女曹诚英的半生缘。曹诚英是胡适的远房表妹，1917年，胡适婚礼上，她是伴娘之一，当时年仅十五岁，叫胡适为“穈哥”。1923年，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与曹诚英重逢，她刚刚结束了在老家的包办婚姻，正在浙江女子师范读书。以后胡适一有空就来杭州，每次都约曹诚英相聚，他们精神契合，互生情愫。不久胡适壮胆向江冬秀提出离婚，刚烈的江冬秀当场拉来两个幼子，抄起菜刀说：“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掉！”吓得胡适再也不敢开口。
曹诚英黯然退出，在哥哥和胡适的帮助下，到胡适的母校——康奈儿大学农学院学习，回国后成为农学界知名学者。她一生再没有结婚，1973年病逝于上海，遗嘱葬在老家旺川的公路边。上庄镇旺川村，与胡适家所在的上庄村仅几公里，徒步可抵。我在去往上庄村的路上“偶遇”了曹诚英墓。坟墓紧紧挨着路边，就像一座住宅一样，若无其事地夹在民居和玉米地之间。她没有解释过为什么要葬在这里。村民都绘声绘色地说，她守在路旁，是为了与魂归故里的胡适重逢。胡适与曹诚英分手后写过许多情诗，有一首很适合此情此景：“两鬓疏疏白发，担不了相思新债。低声下气去求她，求她扔了我。她说，我唱我的歌，管你和也不和！”
乡土宗族的荣辱牵挂
关于胡适的“八卦”散叶，在上庄遇到的村民，几乎都能讲上几段。徽州极重乡土与宗族观念，胡适说过“我们的村落习于聚族而居”。上庄镇除胡姓聚居的上庄村，还有汪姓余川村，石姓棋盘村，曹姓旺川村。当地人对于本乡历代名人如数家珍，供奉先贤的祠堂，是村中最高贵神圣的地方。
上庄胡氏宗祠与胡适渊源极深。1865至1876年，他的父亲胡传花了十一年时间，主持宗祠重建工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带头募款，成立“毓英小学”，以祠堂为基础建立校舍。老家在旺川村的曹中告诉笔者，从民国时期开始，徽州祠堂大多兼作小学教室，如果拆毁了，学生就没地方上课，正因如此，祠堂才在政治运动中幸存。
1952年秋，毓英小学收归公办，改名为上庄小学。曹中生于1962年，“文革”时他就在上庄小学读书，当时胡氏宗祠虽未拆毁，但祠内文物遭到严重破坏。宗祠中原本挂着一块匾额，是1941年胡适五十岁生日时，绩溪县县长朱亚云联合乡绅所授，大红底色，上书金字“持节宣威”，褒奖他担任驻美大使为中国抗日争取美援。“文革”中这块匾额被当作废木板抛弃，上庄小学一名教师将它捡回家顶在天花板上挡雨。九十年代，匾额被人发现并送到胡适故居，现在它悬挂于故居后堂正中。
可惜的是，胡氏宗祠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年久失修，作为危房被拆除。现在原址建起现代化的教学楼，其中一座名为“适之综合楼”。研究胡适的胡成业多年来致力于让上庄小学的孩子们了解胡适，为他们编写了课外读本《胡适格言》。曹中说，他读小学的时候，胡适是“反动文人”，他们在课堂上不仅要批林批孔，还要批胡。今天，老家人对胡适终于又重新建立起认同感和自豪感。胡适的故居在土改中被分给多户人家居住，1997年由政府出面收回，1998年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散旧物也陆续归位。
胡适对家乡的感情持续始终。梁实秋写《胡适先生二三事》，提到在上海时，胡适举办家宴，让夫人江冬秀端上了她的拿手菜：“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一尺，热腾腾地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最底下是萝卜白菜。胡先生详细介绍这一品锅，告诉我们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饭菜、汤，都在其中矣。”从上海到北京，再到美国、台湾，胡适邀老友聚会，总要隆重地端上“一品锅”。
去年此时，笔者走进台北南郊的胡适故居，那是他人生驿站的终点。一座西式小院，室内沙发、书柜，连同他用了一半的润肤霜，都是洋的，与他少年时代的徽州阁楼，似乎建立不起一点联系。但是，在那间屋子里的胡适，夜晚会操着绩溪乡音读古诗；在台北大街上听到徽州口音的人，他就忍不住上前多聊几句。1953年，绩溪旅台同乡会邀胡适聚会，席间请他题字，他写下“努力做徽骆驼”，这幅字现在悬挂于上庄故居中。徽骆驼比喻徽州人任劳任怨、跋涉不止，这是胡适对自己人生的定位。
（感谢绩溪章益军、宣城耿朔给予笔者的大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