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是初春时节，但春寒料峭，五六级的北风仍刮得人身上阵阵寒意。在风格古雅的高碑店民俗文化街上，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的标牌和它那独具一格的大门赫然在目，独秀于两排青灰色的建筑中。
在京城为数众多的博物馆中，姚远利的科举匾额博物馆要算是最有特色的了。博物馆大门是出自明代万历年间江西金溪的一块无字石坊，门楣中间的空白处留下了一个家族无人中得科名的遗憾。依着“文东武西”的格局，大门的两边摆放着乾隆皇帝四公主墓前的两尊翁仲，高大肃穆的石人雕像映衬着古意盎然的透雕门首，在春阳的照射下，为中国千年的科举文化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脚。
“博物馆要起到‘协辅文教’的作用”
从大门到馆内各厅的布局、藏品，姚远利一一细数着他的这些宝贝，以及这些匾额中的典故和文化。在这栋约3000平方米的仿古建筑里，所有的规划、布置都是由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一手操持，他将中国从隋代开始直至清末的千年科举历史、文化以匾额的实物形态展示了出来，再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以及寓于其中的优良的传统道德。
在馆内500多件藏品中，姚远利最引以为傲的是那座元代的“科举门”，那是他的镇馆之宝。
元代在其90多年的统治中，由于吸取宋的教训，重武轻文，又加上是马上民族，科举考试只实行了40余年。比之国内多见的题写“龙门”或“禹门”的石坊，这座直接题写“科举门”的石坊在国内仅此一件，反映了当时处于下九流地位的读书人对科举的热切渴望。
“科举门”的两侧，各悬两块大匾：“协辅文教”和“代起儒风”。姚远利介绍说，这块“协辅文教”牌匾，是清代一位进士出身的官员为一户有钱人家捐资修建的书院题写的表彰匾额。“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博物馆的点题匾，博物馆是干什么的？不就是协辅文教吗？！”
对于弘扬、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姚远利对自己的职责有着充分的意识和体认。
从进门的那一刻起，姚远利一直陪同我参观，为我讲解关于匾额，各厅的布局，藏品的名称、朝代、出处等，巨细无遗。相对于其他几个层次、主题分明的展厅，序厅无疑占着总领全馆的宏观地位。“中国科举简史”板块概述了科举制度从隋代创立、唐代发展、宋代完善、元代衰退、明代中兴到清代盛极而衰的千年发展历程。“清代规定的考试等级、科名层次的展示”部分，姚远利采取了最直观的呈现方式，依层级将一个读书人经由文童、生员（俗名秀才）、贡生、举人直到进士的漫漫艰辛科考路展示出来。从低往高的梯形长列让人一目了然，儿童状元帽、磨破的砚台、细扁担挑起的两箱书和状元帽等实物使人不由得对古代士子青灯黄卷、白首穷经的读书生涯发出无尽的感叹。
在一块图案精美的长方形木雕前，姚远利指着上面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或骑驴骑马、或坐轿步行的进京赶考的士子人像说，“你看，这是城门，他们马上就要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了。”他的语气里充满了对这些读书人、对这些承载着中国科举深远历史和文化的古物的热爱和珍惜。
生员（秀才）厅、举人（文举、武举）厅、进士厅、榜书艺术厅展示的是各级官吏为儒童、秀才、贡生、监生、举人和进士题写的匾额。所有匾额中姚远利最为看重的是明永乐16年江西一位老状元为新科状元题写的“状元及第”匾额，这块匾额已有将近600年的历史。此外，北京的老门，启蒙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官学里文童考秀才的试卷，宫廷抄（朝廷的报纸），官学里存放试卷的屉式箱，考举人的试卷（包括墨卷、誊录卷和刊刻卷）及其上面的誊录人、校对人的签名……所有这些有关读书、科考的实物让人仿佛走进了历史深处。科举匾额博物馆内，还建有贡院号舍仿制品，并张贴有1904年清代大金榜（仿制品），为观众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当年，文榜贴在东长安门（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外的红墙上，武榜在西长安门外的红墙上。我们是想让大家知道什么叫金榜题名，以及贴榜的位置。”
在进士匾额厅，姚远利还专门辟出台湾科举展厅“同根堂”，在他自拟的对联：“同祖同宗同血脉，同质同文同传承”里，我们读到了姚远利对五千年华夏文明孕育下的中华儿女同文同宗同传承的殷殷寄望。
姚远利知道，他这个博物馆的藏品比起那些青铜器或古代家具，算不上什么价值连城的东西，但在他眼里，这些匾额的贵重在于它们的文化价值。“总体上它是一种文化，胜过每一件实物，比那些名贵的藏品要更珍贵更值钱。”
倡议创建匾额学
一个偶然的机会，以收藏瓷砚和古雕砚而知名的姚远利买到了一块匾（科举考试废除后宣统元年(1909年)主持孝廉方正制科考试的官员黎殿元所立的“选举孝廉方正”匾），从这第一方匾开始，姚远利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藏和古代科举有关的匾额。10年的艰辛收藏路，姚远利从未有过犹豫和后退的想法。说起收藏兴趣和重点的转变，他说是在对砚和匾额进行比较之后做出的：“也许它们的价格差不多，甚至匾更便宜一些，但它的文化含量要高多了。”砚再好也只是属于文房把玩的东西，而牌匾自秦代出现以来，历经200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坐标，其中凝聚了中国的传统道德和文化。
除了其文化内涵，姚远利还特别看重科举匾额作为史证的功能和作用。这些他在“科举匾额的五大看点”中谈得很全面，很清晰：一看科名；二看题匾人；三看书法；四看国学；五看制匾工艺。科举是历代朝廷选拔文武官员的制度，这些材质、外形、内容各异的匾额可说是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物和见证，“是浓缩的四书五经”。
匾额的产生是社会进步、文字及文化发展的结果。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为它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它的出现，本身就是治理国家的一种行政行为，后来延伸出宣扬教化的功用，在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官方和民间两大体系。作为官方匾额，它体现的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而民间匾额，在标识名称的同时也在宣扬教化。
令姚远利痛心和难过的是，由于很多国家所属博物馆无专项收藏或根本没有匾额收藏，因此古代匾额这一艺术品一直没能引起各界专家学者的关注，理论研究方面几乎一片空白。就连它们的功用、文化属性这一最根本的问题都是人言人殊，加之于匾额的误解非常多。在他古色古香的办公室里，姚远利一面和我谈着这些话题，一面起身找出两本书来给我看。故宫编写的《中国宫廷匾联》将其定位为“附属于宫殿建筑室内外装饰品的一种”。在《中国门文化》一书里，作者将门上的匾额定义为“建筑物的文字点缀”。对这些对匾额的误解，姚远利感到愤慨：“匾额不是装饰品，虽然它起到了装饰作用。故宫要是把匾额摘了还有文化吗？难道天安门、午门、太和殿的匾额仅仅是装饰品？而且仅供欣赏玩味？！”
鉴于这种定位错误对文化官员和老百姓的误导，近年来姚远利积极呼吁创建中国古代匾额学，并花费大量精力和心血研究匾额学。在《开启匾额文化之门，倡议创建匾额学》一文中他谈道：“之所以倡议创建‘匾额学’，是由古代匾额特有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及其所历经的朝代、涉及的诸多学科和工艺所决定的……在时间跨度上，从匾额出现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秦之后所有的王朝，而且我们今天还在沿用着；在地理上覆盖了全国的宫殿、城池、陵园、边关隘上、街道里坊、乡镇村庄、高山大川、河流桥梁；在政治上，涉及了封建社会的诸多典章制度，包括科举制度；在学科上，涉及历史学、政治学、哲学、地名学、文学、美学、建筑学、佛学等诸多学科；在书法上，几乎汇集了所有朝代的书法大家的作品，留下了各家珍贵的书体；在工艺上，涉及金属类金银铜铁的铸造，炉窑的烧制瓷、玻璃、陶等，砖雕、石雕、木雕、篆刻、彩绘漆饰等多项工艺。”
如此大的历史跨度、如此多的学科门类和如此广博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且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调查研究并寻找资料，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姚远利真诚地希望专家学者们对这门学科重视起来，希望他们参与到匾额学的研究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其系统化、理论化，真正成为一门学问。他为此做过很多努力，和一些研究部门及大学联系过，但令他遗憾的是，应者寥寥。
但姚远利从不气馁，也从未放弃努力。今年的“两会”期间，他托一位是政协委员的朋友替他呈上3份提案，就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国家机关等的匾额统一、规范现有标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姚远利在研究古代匾额的同时，还有着建立新时期匾额文化的雄心壮志。
“野花”之喻
——民间博物馆的生存困境
今年63岁的姚远利看上去显得有些苍老和疲惫。之前为采访联系时，电话里听得出他的黯然和颓唐：“你先来看看吧，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值得报道。”在科举匾额博物馆一年前试营业的一段时间里，曾有大量的观众前来参观，包括外国友人、政府官员、寻常百姓等各种不同的群体。然而，交通不便等众多因素使得姚远利原先对于博物馆的经营期望全部落空。算下来，他一年花在相关运营上的费用至少在60万元左右，但收入甚微，姚远利是在勉力支撑。我去的那天，整条民俗街上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没有一个观众，因为要带我参观，姚远利特意嘱咐工人将馆内的灯打开。
“我搞了一个小企业，但这些年的积蓄已经花光了。我现在仍在做，但不敢大动，要想它更完善，有更多的藏品，现在确实有困难。”在现有文化体制下，缺乏政府经济支持和政策优惠的民营博物馆大都处境艰难，姚远利现在面临的最大困境同样是资金问题。“别说我没钱，就是有钱，这样无限度地往里投，我也搭不起。”尽管如此，姚远利对博物馆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他给自己的时限是明年年底，他希望到那时能够实现收支平衡。“但如果到时不能做到这点，我就马上关门。我没必要顾及面子。”
序厅后面的院落里，三五名工人正在整理、修缮水池上的石板路，铁质工具撞击时发出的尖厉声音伴随着寒风的呼呼声，一直飘荡在耳边。因为很快将有一批学生和一些机关老干部局的人来参观，工人们在为他们的来访做准备。
姚远利将科举匾额博物馆的受众定位在大、中学生，但实际上它所面向的受众面要更广。广大的受众面和“协辅文教”的公益目的激励着他要在当前民营博物馆半死不活的状态中做出一个好的榜样来，自负盈亏，实现良性循环。姚远利算了一笔账给我听：门票收入和纪念品（匾额拓片）的销售，再加上一些其他渠道的开拓，经营得好的话，收支可以达到基本平衡。
虽然姚远利的特色专题博物馆声名远播（最近的例子是数日前上海普陀区区长特意赶来看1876年的《申报》，上面公布了当年顺天府乡试的举人名录），他对于以后的经营预期也还乐观，但在办馆之初却是有过矛盾和犹豫的。当时除了经营的压力之外，按照国家现有的有关博物馆管理办法，一旦博物馆关门，博物馆的建筑、藏品将不归个人所有的条款也使他大为踌躇。“当然我可以将这些藏品无偿捐献给国家，但这种做法不符合物权法，没有道理。我拿自己的钱办公益事业，结果一切都归国家了？！”对于这个问题，姚远利感到有些茫然和困惑。
作为一个有守有为的文化人，姚远利对于现在打着博物馆的幌子来运作文化公司的现象也持批判态度。在吃喝玩乐的场所中间，博物馆充其量只是一个点缀而已。在急功近利心理的驱使下，文化领域出现了一切都往产业化看齐、发展的趋向，这种做法往往会导致一些不具备产业化潜能的文化遗存加速衰落和死亡。姚远利并不认为自己的这些匾额能够发展成为“产业”，“我没有什么崇高的文化理想，我做这些，首先是出于兴趣，从爱好到收藏到一定规模，而且确确实实感到传统文化的缺失和断层，应该在不那么急功近利的情况下保存一块净土。”平实的语言里饱含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守护和无限热爱。
姚远利向我说起这么一个比喻：民营博物馆就像野花，开得好的时候，很多人会来闻一闻，看一看：“哦，真好！”可当它缺肥缺水快死掉的时候就无人过问了。他真诚地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对那些难以产业化的博物馆从文化保护的角度加以扶持，当然，他也说了：“我绝没有躺在政府怀里的想法，我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博物馆经营好，靠它自身的能力实现良性循环。”
采访结束离开时，姚远利一直送我到大门口，直到我上了车，他还立在风中频频挥手。夕阳中明代无字石坊和姚远利高大的身影斜斜地映在干净整洁的地面上，在暮色中显得异样的柔和。他说等开春以后，大批的参观者来了，再加上这条街上其他的一些经营也开始了的时候，他要搞一个隆重的开馆仪式，好好地庆祝一下。我衷心地祝愿这朵美丽的“野花”在春天里开得愈加绚丽和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