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北京大学内的那个小湖为何“未名”,有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未名湖是由冰心命名的。对于那些有心“寻找故事”的人们,那位曾流连于威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校园的作家冰心,那位曾在慰冰湖(Lake Waban)畔写出“你在船上,我在船旁,上有湖天,湖月,中有湖山”的名句的才女,她能为这个不起眼的小湖起上如此别致的名字,或许是件风雅的事情。
未名湖是钱穆命名的,这第二种说法听上去更有根有据些。只是在两岸关系解冻前,钱穆的名字在大陆还属于禁忌,所以这种说法鲜有人提起。据说,钱穆命名“未名湖”的说法出自对岸版本的《师友杂忆》,但如果我们查阅原书,可以看到这种“掌故相闻”的说法依然并不可靠。考究起来,在那篇文章里钱穆只是说他提议给燕京大学的建筑和风景“提名”:“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实由余发之。”也就是说他只是命名(包括未名湖和建筑)一事的发起者,而谁是实际上的命名者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不管谁对谁错,这两种看似近似的说法的内涵却是截然相反的:第一种说法里,“未名湖”是有名字的,它的芳名就是“未名”;而根据第二种说法,这个小湖终究还是没有名字,“未名”大概是留待将来命名。
命名的由来其实事小,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这个形状不甚规则的小湖在当年燕京大学校园规划中的地位?今日鼎鼎大名的未名湖到底是经意设计的结果,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看似琐屑的区分,却有助于人们厘清近代建筑史研究和当下建筑实践的关系——只有跳出静态、二元的风格论,才能在长时间的文化实践中全面地理解“中国建筑现代化”的真正涵义。
今日北京大学的校园原是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帮助教会学校燕京大学规划的。也正是在燕京大学期间,留下了“湖光塔影”的建筑遗产,传至今日成为北大师生引以为豪的校园胜迹,并成为罕见的学校建筑中的历史保护单位。但是,一九一九年左右开始的这段校园规划历史并不仅仅是“有名”而已,它同时也包容着“无名”的含混,使得它在研究近代建筑历史学者那里成了一个棘手的题目。
迄今为止,“主流”的建筑史写作是很在乎一个大写的“意义”的——建筑学院培养的建筑史家的“形成性影响”是建筑设计训练,看重的是“意匠”的整一性和设计者潜在或显在的主体意识,而文科(比如美术史)出身的建筑史家则常为宏大的历史叙事所吸引,这两者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大写的营造“逻辑”的追索;另一方面,建筑技术的累进和社会实践的混杂,又使得建筑历史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偶然性。如果手头史料凑巧——“证据”不多也不少,人情因缘际会——各种关键的“情节”都还凑合,在“北京城”“元代宫殿建筑”这样宏观尺度,或极大时间跨度下,大多是“前现代”的题目里,总还可以罗织出一个有趣的、外行不容易看破的“故事”。可是,如果落实到一个物理观感犹存、人证物证俱在的详细个案,人们就很难摆脱这样的质疑:类似未名湖这样“有名”的例子到底是境由心造,还是强作解人?
以往对于燕京大学校园的评价大多是在宏观层面上展开的,且多集中于它的建筑折中中西的努力,褒之者誉为开一时风气,贬之者谓之不伦不类。但是大家多少忽略了原来建筑实践的上下文:从创作者的角度看,建筑师的设计原则或许从来就和历史写作无关,就像今天大多数在中国从业的洋建筑师想都没想过要通晓中文;从接受者的角度说,一所从无到有的大学的建设远非一蹴而就的“作品”,而是一个累积渐进的“过程”。一方面,来中国淘金的洋人建筑师看重的,是自己的想法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实现,未见得想到自己会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扮演何种角色(这却恰恰是癖好“大写的历史”的研究者抓住不放的出发点);而另一方面,由司徒雷登领军的燕京大学校方,在长达三十年的建校营造中,关心的不仅仅是建筑风格,还面临很多更为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是政治的,经济的,其次才是建筑学的。
为了解决一个看上去不是“问题”的问题:也即未名湖何以“未名”?我走过了整整十年。从一九九九年专程去耶鲁大学查询美国建筑师墨菲在中国从业的资料算起,《从废园到燕园》这本书断断续续的写作算是够旷日持久了——强调这一时间跨度不是为了自诩厚积薄发,而是付出时间的本身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的收获: 细节,即使十年时间也无法真正深入的细节,为我带来某些经过咀嚼后的得失,可以作为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史写作的一般心得写下。
通过这个研究,我学到的重要一点是(相对准确的)历史事实和(绝对主观的)历史叙事的区别——两者其实都并不容易清晰地界定。北京城的历史保护那桩公案或许是一个可以比较的例子,类似的时间积累和同样的写作卷秩,不同的只是涉及的物理和人事范围相当悬殊。在王军的《城记》那个规模上,北京城五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可以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大众媒体读者“喜闻乐见”的叙事,但我的例子就不太好说了。
在耶鲁大学,我看到有关燕大校园规划和墨菲的档案有整整一屋子,很多貌似琐屑和“无用”的通信是很多只关心图纸和“建筑材料”的研究者未曾动过的——沉入历史细节的汪洋大海中去的结果有时是令人困惑的。其一,它证明了在各种口述资料中充分戏剧化了的“典故”往往是不可靠的,在书写历史的下意识中,即使是当事人对于往事也时常夸大其辞——比如,我了解到,最初墨菲的校园规划其实从未认真考虑“未名湖”的存在,“湖光”、“塔影”或许都是源自偶然;其二,面对“无意义”的困惑多少也揭示了种种当代误读的人际基础,与许多纯文本的历史研究不同,人们对于建造环境的解释,强烈地受到对于建筑形式的“意义”本身看法的先入影响。
图画必有规矩,“建造”也受到工艺条件和约定俗成的“建筑程序”的影响,这是建筑史上“风格”稳定性的来源,或“建筑学”能成为一门学科的前提;可是过滤这种客观基础的社会因素自身却不一定很稳定,尤其是在风俗人情剧烈变化的民国初年;而且,更重要的是,营造和意匠在中国的建造实践中早已存在并且自成体系,而今天的建筑史家用来解剖历史资料的形式方法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他们的言说,不可避免地依赖西方建筑学所创造演化的“平面”、“立面”这套陌生词汇,这就造成了物理现实与书面传统的断裂、实际观感和历史条件的龃龉。
在燕京大学例子中形象地存在着这种断裂和龃龉。“未名湖”不规则的形状基本上来自燕大校址上的旧有地形,但是这种微小的地形起伏在西方人的场地规划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九二○年底,墨菲到达现场勘查时看到的“未名湖”其实只是一个淤积成稻田的洼地,他对此地存在过的、传为清代名臣和旧居的历史园林毫无察觉,甚至对于北京西郊的地质和地理条件也无合理的估计——这多少对后来的施工条件和建筑造价有所影响;按说,承继“废园”而造起一座新的“校园”本是件风雅的事情,但“废园”和“燕园”的基础虽是同一片洼地,两者对于景观营造的文化阐释却有迥异的前提——按照西方规划的传统,在一组或多组建筑之间嵌入错落的水体并不奇怪,但是在如此严整对称的两组建筑(今北大西校门内一组南北对称建筑,今北大静园一组东西对称建筑)的轴线交点附近,布置如此不规则的一个小湖却不同寻常,或者干脆可以说它 “搅乱”了全局;这个小湖的身形非常暧昧,为了便于现代施工,类似尺度的西方景观项目需要对湖岸的形状进行规整,取得可测量和放线的数值,但是未名湖那样的人工水体却基本上只能依赖“手工”维护,这个奇怪的小湖看上去倒更像是“剩下”的天然湖泊,而不像是“规划”出来的。
今天绿柳荫里植被密布的未名湖看来也许没那么奇怪了。如果它确实是“剩下”的,或是像传统中国园林中的那样“随心”布置的,就像燕园北部的朗润园、鸣鹤园或镜春园里的那些真正的“未名”小水塘一样,我们便也无话可说,可是事实是这个小湖确乎是出现在墨菲当年的规划图纸上的,墨线累累,无可怀疑,在一笔一画必求诸于绳矩的西方建筑师笔下,它不可能没有来历,不可能真的是“未名”而无由的。
如我在研究中发现的那样,燕大校方一九二○年秋购进的海淀校址是一个T字形的不规则基地,这是上述两组建筑轴线基本格局的来源,两组对称的建筑填满了校园基地,丝毫没有考虑基地原有地形的特点,更没有小湖可以容身的余地。今天未名湖北岸的四所宏大的“宫殿式”(燕大对于男生宿舍旧瓶新酒式建筑风格的习称)建筑即是东西轴线上的北翼——在墨菲最初的构图中,并非两组四座这样的宿舍就了事,而是最终建成九组十八座!理想的、古典主义的规则布局硬生生切断了原有地形的等高线组,一旦得以实现,废园的山水地貌或将荡然无存。
那么,墨菲的宏大布局为何最终只剩下半边?这个看似“添乱”的小湖又为何起死回生?
这个故事要从燕大规划的方式说起。在今天高校“大跃进”的新校园建设热潮中,一所新的校园往往是在一片白地上由规划师的大笔一次绘就,但美国私立大学的事业则不一定有这么顺利——它需要两个条件:前途和“钱”途。当年在华北的美国教会决议成立燕京大学,其振兴在华传教事业的决心是历史的必然,而燕大获得海淀的校址则是偶然,这种矛盾可以用司徒雷登第一次看到燕大校址时的描述来概括:“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动人的、如画的理想是在远方的视野中,在那里“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使得落后的国度一跃成了一个“可敬的古老文明”,美国人在二十世纪初接了法国人美好东方想象的班;可是,另一方面,脚下的一片荒地上什么都没有,要说服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学校董事和投资人慷慨解囊,非要有种不同一般的,甚至是有所夸大的愿景,这种愿景成了在中国发展的洋建筑师的难得机遇。建筑师不能不把规划和建筑这两种不同尺度、不同时间跨度的工作搅和到一起。为了使得美国的捐款人们可以信服,他们参与奉献的事业不是筚路蓝缕、风险重重,而是锦上添花,渐入佳境,建筑师需要首先渲染出的不是一座或几座校舍,而是这些建筑赖以生存的整个校园,就仿佛它已经落成一般。
可墨菲勾画格外宏大的愿景的热心并非总是为燕大着想,也不一定是如有的建筑史家想象的那样,出于他“复兴中国建筑”的考量。用燕大校方负责基建事务的另一位“建筑师”约翰·翟伯(John M. Gibb)的话来形容,“墨菲先生是一个绝佳的推销商,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工作者”,造价异乎寻常昂贵的第一组校园建筑在燕大校方看来有可能是毫无必要的,在客户对控制规划远景和营建规模并无经验时,鼓噪大规模的建设显然有助于建筑师收取设计费(同时,在上海设有办事处的墨菲事务所对现场施工监理的责任则一味推脱)。在建校伊始,燕大校方急于建起基本的办公楼、教学楼和宿舍楼,以利于一九二四年由城内迁入(实际一九二六年初迁校),对于墨菲的设计几乎是全盘接受了;但是燕大校方并不是“一群笨客户”,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墨菲最初规划的脱离实际,接下来的设计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宏大的建筑规划很快缩了水,不但墨菲竭力鼓吹的更多男生宿舍再未建成,随后建起的卷棚民居式的女生宿舍的人均建筑费用也显著地低于宫殿式的男生宿舍——但它们本身的风格差异并不能使人了解这背后的原因。
显然,按营造过程中出现的“意外”的重要性推断,导致这个小湖得以保留的一系列因素的合理排列应该是:一、因为成本问题,燕大取消了与已建成男生宿舍对称布置的未名湖南岸的建筑群落,使得墨菲严整的古典主义构图落了空;二、其他一系列实际因素(比如二十年代中国学生中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燕大决心选择另一种更不声张的和更因地制宜的规划方向;三、燕大校址的用地规模已经足以满足当时的发展需要,这样原计划中的填湖就不再必要(墨菲本人也证实了,新募得的一笔款项使校方有能力购买更多的闲地用于不同用途的营造)……
这无趣的几点分析,难道真的就是“未名湖”的来历吗?限于篇幅在这里我无法交代更多的细节,以上的分析不免予人简单化的印象。可是,向更多的“事实”中迤逦而去的目的地,或许将是更使人沮丧的是有“事实”却无“道理”的历史偶然性的汪洋大海——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传统建筑史家习惯的“风格论”、“创作论”甚至“营造体系论”,在这种唯利益是瞻、有点过于实事求是的动态实践中都派不上什么用场。但是,“燕园”的例子里有意思的并不在于墨菲那时而牛头不对马嘴的“中国风格”,也不在于那对时人而言八竿子也打不着的旧日园林,而是这所新的校园自建成时起就是一个积极使用着的场所,它的独特功能才是自己空间逻辑演进的来源。这种演进只需举一个例子就可形象地予以说明:燕大校园原本是没有围墙的,即令他们购得地产的周边有零落的屏障,美国传教士们也认为无关事体,可是这座本该向四周开放的校园竟逐渐地变成了一座封闭着的象牙塔——直接原因,当然是一九二六年间的直奉战争引发的战乱,可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间陆续发生的事情无法再让人们忽略“校园”二字的含义了。在燕大海淀校址上诱发了新一轮“园林”热的,不仅仅是燕大历史学家洪业对于旧日园林的再发现,还有燕大的中外教职员工从不同角度将“中国园林”和中国智识阶层联系起来的努力;活生生的“燕园”氛围并不仅仅见于建筑风格和景观营造,它还发生在这所基督教大学大力提倡的宗教生活里,点滴积累于时代风云中一片孤岛上的个人理想中。
事实上,燕大在海淀建校的时候,“校园”这两个字还未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见诸记载的,常常只是“校舍”、“校址”——原因是无论“园林”还是旧的“高等”教育,它们的性质都是私有的,公共教育和开放空间的结合只能发生在现代社会,而既有公共生活又像世外桃源,既貌似古色古香,又浸透着洋人气味,这样的“燕园”注定了只能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只能发生在由美国旗保护和高额学费支撑着的古都西郊的一隅,只能发生在一群由宗教团契和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年轻人中间。
比较有意思的东西依然还是这个未可有名,甚至一度也可有可无的“未名湖”。这个没有谜底的故事,起到了有效连接两种不同层面建筑实践——生产和阐释——的作用,而向历史学家兜售“适应性的中国建筑复兴”理论的建筑师墨菲,不过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说书人之一。这个故事的开始颇为惨淡无绪,但结局却是洋洋洒洒。想当年,小湖的形状部分地来自于前清的皇家苑囿——圆明园,可是燕大在海淀建校的时候,旧日湖山已经沦落成了一片水田,看不出往日光景,对洋人建筑师再无启发了。时至今日,无名的“未名湖”却有着充分的文化和现实意义:往虚的方面说来它是“精神的净土”,是中国当代文化状态的某种象征物;往实的方面说,在优势区位的中关村闹市旁,这片小湖的周边成了罕见的一块低密度地区,而且或将永远如此下去。
如果没有最初的那个看似无厘头的动议,这样的意义不会产生;但没有对于寻求意义癖好的暂时搁置,这样的意义也可能在最初的碰撞中就消磨殆尽。
无论未名湖的由来如何,在保存它自己的过程中,这小湖“未始有名”的暧昧确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或许最好地定义了一种跨文化实践的模式,虽然无从定义而难免含混,但“未名”却提供了一个富有包容性的阐释框架——触一发而动全身,规划意向中一个意义不甚明确的,甚至是有点“多余”的更动,带动了建筑营造本身的积极变化——这使得我们不禁想起一道经典的智力题:十七头牛分给三个儿子,老大得总数的二分之一,老二得总数的三分之一,老三得总数的九分之一,既然不能整除又不能杀牛取肉,该如何分呢?——答案是借一头牛。类似的,规整的校园内本无建设“园林”的意向,在当时的寻找故事的冲动中这本是个无害也无用的念头:燕大校方和墨菲都不会真正清楚,如何把“中国式”的造景理念施之于燕京大学规划,他们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宽容它的无意义,将这个形状不甚周整,意义不太明确的小湖藏头护尾,搁在后来堆砌的一列土山背后,与土山东面南面整饬的古典主义布局互不相扰;但是,围绕着保留这个池塘的动议,这个可有可无的小湖却激发了一系列巨大而有分歧的兴趣,最终导致了一个更加“中国”,却不复传统的新“燕园”的诞生。
未名湖也就是那道智力题里“借”来的“牛”。
未名湖的“未名”本是与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叙事相矛盾的,总结起来,“未名”之所以未名有三点显著的原因:其一是因为社会实践的复杂性常常导致规划是“拼合”的而非“集成”的,这一点在各种社会情境下都会发生;其次,是因为在规划中浮现的古今、中西这两组矛盾的彼此交错导致了一种动态的、起伏的,甚至是螺旋形的规划模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难以分出前后和高下;最终,是一个多少有点哲学意味的原因,就是在类似规划这样复杂的社会实践中,“中观”其实是一种最优的解决方案,“未名”所代表的“空”在西方规划中是非常罕见的,但是“空”不是“没有”,相反,它是用“是遮非表”回避现实中的各种矛盾表述来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自然,最后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说是自觉的演进,而只能解释成在特殊状况下产生的特殊结果,但它因此也是难能可贵和启人深思的。
从“废园”到“燕园”所隐约暗示的新规划模式,其实并不是现有规划体制所乐于讨论的东西,由于它所需要的社会实践和行业条件很难一蹴而就,而很可能是下面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一百年的中国才能到达的境地。但是,做不到并不就等于不说,本来,我们今天建筑实践的特殊性,便在于它的文化图像和社会情境间的互相脱离,或“故事”与“历史”的互相脱离,这种脱离或许是世界上其他建筑实践的现代性演进中不曾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不仅有新和旧的问题,还有中和西的问题,现在这两组矛盾混融在一起到达的复杂程度,使得任何一种想要严肃地讨论当代中国问题的著作都不得不重新发明,或回到过去以重新厘清自己的理论起点。
(《从废园到燕园》,唐克扬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