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成立的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比京师大学堂早3年，比清华学堂早16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1896年，中国近代第二所大学——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在上海诞生。这两所大学的创始人，均是晚清著名实业家盛宣怀。盛宣怀作为中国第一代实业救国的教育家，率先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主张，创办两所大学，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堪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人。
奏请成立北洋大学，盛宣怀成为中国近代史首位大学校长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今江苏省常州市)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父亲盛康曾以布政使衔先后出任湖北粮道、盐法道，与李鸿章关系很好。盛康在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这个变局时期，深受当时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十分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盛宣怀成长于这样的家庭，又在童年时代或随父亲仕途而到处游历，或回家乡攻读孔孟之书，很年轻就见多识广，对中国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状况有深切感受。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盛康任湖北粮道。17岁的盛宣怀随祖父母居留湖北达五六年。盛康后任武昌盐法道，他注重经世致用，编辑过《皇朝经世文续编》一书，他经常勉励儿子致力于“有用之学”。1863年，盛宣怀回原籍考试中了秀才。此后，他并未在科举上留心太多，3次参加科考未得中举人之后，他对科举失去兴趣。1870年，盛宣怀人幕李鸿章，走上了“先致巨富，再做大官”的征程。盛宣怀凭着办事一贯的事必躬亲、实事求是、力求实效和精明练达的作风，很快就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1年多之后，其官衔就升至知府、道员。李鸿章对盛宣怀有过评价：“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
作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盛宣怀一生经历传奇，成就不凡，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中国早期工业之父”、“近代中国第一代实业家”。在中国近代史上，盛宣怀曾经开创诸多个“第一”：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卢汉铁路(即京汉铁路，从卢沟桥至汉口)；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等等，创造了中国近代史的奇迹。
盛宣怀把教育视为兴国之本。从19世纪70年代涉足洋务起，盛宣怀逐渐掌控轮船、电报、铁路、银行、纺织等大批洋务企业，成为晚清“习商业、晓官法、熟洋务”的罕见高手。在办理洋务事业中，盛宣怀深感“每逢办理交涉，备尝艰苦”，认识到当时中国最缺乏懂技术、懂外语、懂管理的新式人才，而只会读经史、写八股的学究在洋务事业中根本没有多大用处，传统的教育非革新不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面对惨败的教训，盛宣怀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学堂为先。况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才之盛皆出于学堂”。
盛宣怀决心着手培养新式人才。最初他创办了一些附属于企业的技术训练班式的学堂，在短期内培养了一些具有中等技术水平的技术人员。但这些学堂在学制和课程方面都只重实用，理论和基础知识不够扎实。随着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19世纪90年代初，盛宣怀开始提出要办正规的学堂，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中国近代教育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天津作为洋务运动的起源地，兴建起许多学堂。维新运动之后，天津兴办的新学，已经在各通商口岸中位居第一。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新学中寻求科学救国、事业救国的方法，开始兴办西式学堂，近代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
1892年，盛宣怀出任天津海关道，与当时在天津主持中西书院的美国教育家、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丁家立常研讨办学之事，并着手筹办一所新式学堂。1895年春，盛宣怀将经过详细研究讨论制定的实施计划向李鸿章禀请具奏。9月19日，盛宣怀拟定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递交给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王文韶将盛宣怀的方案改为《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上奏朝廷。
’1895年10月12日，光绪皇帝批准了盛宣怀的奏章，下令成立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1912年更名为北洋大学，1913年改称国立北洋大学)，校址在天津大营门外梁家园博文书院(今海河中学一带)。10月2日，也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建校纪念日，盛宣怀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校长。
对北洋大学的办学，盛宣怀亲自制定新式教学制度
北洋大学自创办之始，就仿照美国的大学模式，全面系统地学习西学。例如，除汉文课和部分外语课外，其余所有功课都由外籍教习担任，要求学生外语基础好；教科书使用外文原版，用外语授课；学生实验所用的各种器具、设施都从美国进口等等。在当时，北洋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它的教学计划、讲授内容与方法、教科书、教员配备，成为后来其他各地兴办新式大学的模式。
北洋大学堂从一开始就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学堂分别设头等班(相当于大学)、二等班(相当于大学预科)，学生除学习语言文字外，主要学习理工知识。头等班又分为律例、矿务、制造3个专科，以培养专门人才。1897年，北洋铁路学堂并入北洋大学堂后，又增加了铁路1科。北洋大学堂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理工科大学，于是我国近代第一个设置法科的新式大学，开创了中国近代的法学教育。
从学制来看，北洋大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学制各为4年，一名合格人才要经过8年培养。从专业设置来看，头等学堂分设律例、工程、矿冶和机械4个学科。既有社会科学学科，又有自然科学学科，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从一诞生起，就与国家经济、政治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盛宣怀推崇“以致用为本”的西学，在“经世致用”的思想下敢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樊篱，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制度，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造。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变革传统教学内容，加重西学课程比例。盛宣怀亲自为北洋大学制定课程表：第一年：几何学、三角勾股学、格物学、笔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翻译英文……第四年：金石学、地学、考究兽
禽学、万国公法、理财富国学、作英文论、翻译英文。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以西方语言文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这就在实际上动摇了中学的主体地位，促进了课程的近代化。
第二，采用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和考核制度。新式学堂采用分班教学、分科教学、年级制等西方教学模式和考核淘汰制。“日有课，月有稽，季有试，年终有大考。”“学生未卒业之日，均不应学堂外各项考试。”这就使学生从科举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第三，采用新的管理模式。盛宣怀参照西方，在学校中设置了督办、总理、监院、总教习、提调等人员，参与学校的管理，并增设文秘、会计、图书管理员、校医等。这些教职工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已具现代学校管理模式的雏形。
盛宣怀以“西学体用”为办学方针，由精通洋务的封建官吏主持，聘用了美国著名的教育家丁家立(Charles D.Ten-ney)为总教习。北洋大学堂集中了一批美、英、法、日、俄等国的教师，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办学蓝图，成为当时中国兴办新式大学的模板。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洋大学堂被迫停办，大部分学生赴上海南洋公学就读。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期间，北洋大学堂被德军占领，校舍受损。1903年，丁家立亲赴柏林与德国政府交涉，获5万两海关银的赔偿金，丁家立即以此款修建了北洋大学堂在西沽武库的校舍。丁家立办事认真，治学严谨，有实干精神。北洋大学前校长赵天麟曾忆及这样一件小事：有一个冬夜，学生中有夜间迟睡闲聊的，这事让经常查夜的丁家立得知，立即进入宿舍突查，学生们闻声熄灯上床装睡，丁家立就挨个摸学生的脚，发现足凉的人，即为迟睡者，当场加以训诫。
1906年，丁家立辞去北洋大学堂总教习职，由曾留学英国格林海军军官学校的严复的得意门生王劭廉接任，总教习改称教务提调。这是北洋大学堂治校办学之权由外国人手中归于中国人之始。王劭廉到任后，维持并开创了北洋大学堂的新局面，对北洋大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像后任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所评价的那样：“王氏学问渊博，治校严明，校章所定，贯彻始终，不惟学生敬畏如神明，外籍教授莫不心悦诚服，不稍迟误。北洋功课以森严闻世，望门墙者愈多，良风所播，直迄今兹。”
1899年，北洋大学堂第一届学员毕业了。翌年元月，学堂颁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大学文凭。由于成绩最优，法律专业的王宠惠成为“钦字第壹号”文凭获得者。1905年，王宠惠获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王宠惠出任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
资送头等学堂毕业生出国留学，是北洋大学堂创办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899年第一届毕业生原拟派赴美国留学，因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未能成行。1901年，盛宣怀通过南洋公学资送北洋大学堂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这是中国首批大学出国留学生，是中国高等学校留学教育之始。
1951年9月，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定名为“天津大学”。作为北洋大学的创始人，盛宣怀受到天津大学师生的纪念。
创办南洋公学，盛宣怀成为“交通大学的创始人”
1896年，盛宣怀的事业重心南移上海。这年，时任太常寺少卿的盛宣怀上奏朝廷，呈请在上海设立“专学政治家之学”的南洋公学，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
对于“南洋公学”的名称，盛宣怀有具体解释。他上奏清廷说：“西国以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今上海学堂之设，学费皆招商、电报两局众商所捐，故定名曰‘南洋公学’。”南洋公学的经费由盛宣怀主管的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两家捐助，每年10万两银子，这也是向外国学来的。当时西欧一些国家学校的经费就是半由商人资助(公助)、半由官方付给(官捐)，统称“公学”。当时我国海岸线的划分，黄海、渤海称为“北洋”，而长江口以南(东海在内)直到福建、广东、台湾称为“南洋”，所以盛宣怀在上海新办的学堂称为“南洋公学”。
盛宣怀期望把南洋公学办成培养内政、外交、理财三事之教授的正规大学。南洋公学的宗旨为：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底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盛宣怀看到洋务派开办的各类学堂，培养的学生只能满足洋务运动技术层面的人才需求，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的知识结构，也不可能培养具有新式管理理念和管理能力的人才。南洋公学的创办，已经超越了实业的视野，考虑了满足晚清朝廷更广层面、更高层次的人才需求。白毓琨、劭力子、黄炎培、蔡元培、章宗祥等著名人士，都曾在南洋公学学习过。
南洋公学诞生后，盛宣怀亲自担任公学督办。聘请他的同乡何嗣煜担任总理(校长)，又聘美国传教士、前南京汇文书院(后改名为金陵大学)院长福开森担任监院(西文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还任用了前“梅溪书院”负责人张焕纶为总教习(中文教务长)。从1896年至1905年，盛宣怀一直任南洋公学督办。在此10年间，他是公学校务的最高决策者、最高主管人。10年里，公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低到高，走过了一条巩固、发展、壮大之路。所有这一切，都与创始人盛宣怀苦心经营、执著追求密不可分。
盛宣怀深知，当时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是新式的高级人才，包括高级管理人才与高级技术人才。而新式的高级人才需要新式的高级学校来培养。但是，即使开办了新式的高等学校，如果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新式中小学，高等学校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时中国的社会中，旧式书院和乡塾、私塾遍布各地，新式的中小学堂凤毛麟角。盛宣怀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在创办南洋公学时就采用了分层设学、自成体系的办法，首立四院，实行新式教育。盛宣怀十分重视基础，把师范和小学放在学堂的首要地位，认识到“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先务中之先务”。1897年，南洋公学首先招收师范生，设立师范院(师范学堂)。
南洋公学是我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它加速了延续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对学校教育统治的灭亡，为1902年、1903年清廷两次学制的颁布提供了普通教育未来发展的成功实例。
盛宣怀对南洋公学教习的待遇是优厚的，平均每月支付给总理、监院、总教习、教习及各司事等的薪金逐年增长，到1902年达到2368两银子之多。洋员的薪水明显高于中国教习，如福开森每月工资350两银子，公学总理何嗣煜每月工资100两银子。盛宣怀
对任教多年的教习还给予出国进修的机会，对工作辛劳，教学达5至8年以上的教师进行表彰。此外，盛宣怀十分优待师范生。师范院学生入学后，食宿杂费均由学校供给，每月按层格发给津贴，学习成绩优良者还有奖学金。师范生作兼职教员者每月另给薪金银40两等。这些措施有利于培养和稳定师资，促进了公学教学质量的提高。盛宣怀在给清廷上奏时，自豪地称公学培养的学生在“国内外享有声誉”。
盛宣怀在南洋公学教学和管理的各个方面，都注重高标准，严要求。无论是招生考试，还是学籍管理；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实验实习；无论是升级留级，还是留学出洋；无论是操行评定，还是体育锻炼；无论是学生学习，还是老师授课……一律严字当头。严格要求。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院首次招生，应试者数千人，录取40名，可谓百里挑一，优中选优。招生考试难，入学读书要求更严。南洋公学有一整套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倘若学生读书不努力、不长进，就会被淘汰。当时南洋公学的学科之多、功课之深，在国内屈指可数。对一些天性顽皮不听训导的学生，教师常把他们个别传唤到办公室，视其过错严重程度，根据校纪校规分别予以处罚。
南洋公学作为我国近代第二所大学，在高等教育史上留下许多开创之举：首立师范院，初步奠定了我国近代师范的雏形；拟定《南洋公学章程》，采用分年级按班级授课制，为我国教育有系统、有组织之肇始；师范生自编的《蒙学课本》，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本近代教科书。今天看来这些举措好似平常，但是当时旧学私塾遍地，科举一统天下，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为实现他的抱负与梦想，需要付出的恐怕不仅仅是艰辛。为了纪念这位创始人，1926年校园内曾经塑有他的全身铜像，可惜抗战时被毁。现在徐汇校区新上院底楼大厅，盛宣怀铜像巍然屹立，上面刻着“交通大学创始人盛宣怀”。
如今的“交大”是国内的著名大学，但是在其初创时期却是风雨飘摇，几遭夭折之危。1903年，盛宣怀因父亲去世而在家守孝，招商局和电报局大权被袁世凯掌握。袁世凯借学潮口实主张南洋公学停办，拒绝给公学提供经费。盛宣怀为此心急如焚，据理力争，在对学部大臣张百熙申诉时，他坦陈自己的心声：“弟学识谫陋，何足以言兴学，惟办事必需人材，成材必由学校，故不惜延访通人，创开风气，而自忘其才力之不及，始终不肯退步。”在公学生死存亡的关头，盛宣怀的“始终不肯退步”，使公学的香火得以传承不辍。
作为南洋公学的掌舵人，南洋公学与政府社会各界的对外联络、办学决策的细节多集中在盛宣怀处。据盛宣怀档案记载，留美学生王宠惠等4人给盛宣怀写信哭诉，集体要求转学。原来，他们被留学监督傅兰雅安排在加州的伯克利大学。在王宠惠等人的笔下，昔日的伯克利与今天大不一样：“卜忌利(按：即伯克利)大学堂创办伊始，学科多未完备，与美国东方各省所设立诸学堂其程度相去甚远，盖卜忌利大学为美国西鄙僻处一隅，诚如甘陕之于中国，不问而知其非求学之地矣。”盛宣怀接到信后，同意他们转学，王宠惠转到耶鲁大学，成为我国在美国获得的“民法学博士”第一人，后成为中国民国首任外交部长。
1912年，南洋公学改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及北平邮电学校合并成为“交通大学”，分别称各校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唐山学校及北京学校。
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去世之后，其10多万卷的藏书被民国政府一分为三，分别给
南洋公学特班生成绩表了圣约翰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藏书被调拨给了安徽大学、华东师大、山西农大。盛宣怀与朋友来往的600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学所收藏。
致力于师范教育，盛宣怀不愧为“中国师范教育先驱与奠基人”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教育，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就产生了学校，有了专门的教师，但培养教师的师范教育却是近代社会才开始有的。盛宣怀认为，“师道立则善人多，故西国学堂，必探源于师范”。
1897年4月8日，南洋公学师范院在租借的上海徐家汇民房中正式开学上课，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师范学校，标志着我国师范教育的从无到有，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按照盛宣怀的设想，南洋公学在开办师范院的同时，仿效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校的做法，开设了外院。挑选十岁至十七八岁学生120名，令师范生分班教之。希望一年后，师范生边学边教，学问和操行都有长进，而本来只读四书五经，不懂西学的外院生也打下了基础，继而再陆续开办中院(中学)、上院(大学)。从培养老师到教小学生，小学生再升入中学，中学生再升入大学。这样，就初步解决了高层次教育的先进性与低层次教育的落后性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培育出懂得西文西艺新型人才的最终目的。
由于师范为教育之本，南洋公学师范生又是日后办学的生力军，其地位相当重要。因此盛宣怀对师范生寄予了很大希望，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下，盛宣怀为师范院制定了“明体达用，勤学善诲”的培养目标。
1897年3月，南洋公学师范院在盛宣怀的主持下举行第一次招生考试。各省纷纷前来应试者数千人，多数是贫寒子弟和愿舍弃科举仕途的有志之士。经过严格挑选，第一批次录取师范生40名，都是20岁至35岁的青年，其中很多是举人、廪生和贡生，生源素质很高。鉴于当时入学的学生中文程度都比较高，因此师范院不开设国语课，任其选“经史子集”自行研究，由中文总教习负责指导。南洋公学师范院的课程分数学、格致2门。数学要学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勾股六术等；格致以物理、化学为主，既要上理论课，又要做实验。此外还要学科学教育、动植物学、生理学、矿学、地理学以及外语(英文、日文，以后还有法文，由学生挑选1门，边学边作翻译)等。
公学给师范生的待遇是十分优厚的。师范生入学后，食宿杂费均由学校供给，每月还按层格发给津贴，一层格每月津贴银6两，进一层加银1两，加到10两为止。另外，对学习成绩优良者还有奖学金。此外，师范生作兼职教员者每月另给薪金银40两。
为摆脱封建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束缚，使学生能专心于新学，1898年5月，盛宣怀特地向清廷奏陈：“南洋公学内师范院诸生多系举贡生监，而廪增附生为犹多”，如“学官弟子例有岁科两试，若于试期相率而去”，不仅造成“师范院学堂几空”，“外院生教课乏人”，而且会使“中西各课一暴十寒”，这样，学生们将“卒业何日”。要求清廷此后
“新设各学堂书院内学生，凡系廪增附生一体免预岁科两试，使得专精所学”。
一个月后，光绪皇帝即发布了“石朱批着照所请礼部知道钦此”的谕令，批准了盛宣怀的奏章。此后，公学每年照会学生所在的乡、县、省，开出“各生姓名、年籍及入学捐监年份，造具清册，呈请鉴核，分咨录送乡试须至册者”。已经出洋留学的，也照例送各省、县、乡试备案。这对当时的科举制来说，无疑是一种微小的变革。它也对加快废除封建科举制度步伐，促进中国近代新学制的颁布和推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03年，南洋公学师范院停办，前后总共7年，培养学生71人，其中包括吴稚晖、钮永建、白毓(雅雨)、章宗祥等著名人物。南洋公学师范院虽时间不长，但却初步具备了近代师范教育的雏形，揭开了我国师范教育的序幕。对于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来说，南洋公学师范院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高等师范学校，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的开始，是中国师范教育的发源地，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谱写了中国有史以来教育的新篇章。同时，它的创办也为以后的师范学校的成立树立了典范。继南洋公学师范院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湖北师范学堂、直隶保定师范学堂、张謇的通州师范等官办和民办师范学校相继建起。因此，盛宣怀被誉为“中国师范教育的先驱与奠基人”，实属当之无愧。
1905年春，盛宣怀辞去由南洋公学更名的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督办一职，宣布他在学校权力的结束，但依然致力于学校的巩固和发展。如在1911年盛对电机专业毕业生的出国留学事宜，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并根据发展航海贸易的需要积极支持唐文治创办商船学校，培养航海人才。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病逝。
北洋大学和南洋公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们不仅培养出了如蔡锷、邵力子、黄炎培、王宠惠等近现代史上的人才，而且在管理模式、学科体系建设等方面对其他学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北洋大学，由于它是中国第一所比较正规的大学，因此成为当时各省仿办的范本。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曾来电问询：“闻公在津新设学堂，章程甚佳，即祈钞示全卷，以便将来仿办。”
盛宣怀在上奏朝廷的奏章中，经常在其署名后加盖“实事求是”的图章。这一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关键词，竟然也被盛宣怀奉为圭臬。无疑，办实事，求实业，是盛宣怀一生的写照，在推动中国近代教育进程中，他也着力于实践这一方向。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封建官僚，盛宣怀极力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因此，他在办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重视传统文化和忠君思想，希图通过固定的经学和修身等课程向学生灌输封建道德与伦理纲常，用“内学”来教育陶冶学生，使学生通晓中国传统的经史大义。对违反的学生采取严厉手段，“教习稍染习气，学生稍秩范围者，立即辞退，从不瞻循迁就”。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他对中国教育迈向近代化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盛宣怀对于兴办教育是很有毅力的。他曾说：“人笑我收效不能速，十年树人，视十年若远，若不树之，并无此十年矣!”正由于盛宣怀在创办教育上超出了他的“前人”，对近代中国教育进行了一次顺应历史潮流的创新，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应有的地位，堪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